敬神与造神
朱熹说，新安等地的风俗，特别崇尚鬼神，人们朝朝夕夕都如同生活在鬼窟里。出门稍远，便先进神庙作一番祈祷，而后才敢行动。士大夫路过此处，也要写上名刺，自称门生某某，进到神庙中谒拜。（《朱子语类》）其实，何止新安一带如此，那个时代，几乎每个角落，绝大部分人，包括上层下层，都沉浸在神道信仰之中。岭南、巴峡地区，甚至杀人祭神鬼，谓之“采牲”。（《宋会要辑稿》）人成了鬼神的下饭菜。
我国古代，人们把宇宙分为三个层次：上层，是天帝神灵所在的天堂，包括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中层，是活着的人们奔竞其间的人世间，又叫阳间；下层，就是幽冥的鬼域——地狱，又叫阴间。另外还有游离于这三个层次之外的妖魔、野鬼，他们既未升天，也没有下地狱，但又不属人世间，只是经常在人间闹些别扭，甚至造成一些危害。人世间，除了皇帝至尊、黑包公一类特殊人物，以及某些职业法师，能够对鬼神世界有所干预以外，一般的人们在鬼神面前都是弱者。相反，鬼神们时时刻刻驾驭和捉弄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于是，信神、敬神、怕鬼、避鬼，便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标榜看破红尘的佛门弟子，常常在山村中修盖庙宇，占尽了名山大川。然而，信仰必须附丽于人，没有人谈什么信仰？因此，信仰总是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神道信仰中心。
神庙是鬼神接受人们膜拜的正规场所，神庙的数量与规模，就是神道信仰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州常熟县城内有祀庙7所、佛寺4所、道观4所，共计有15所神庙。（《琴川志》）秀州海盐县澉浦镇内外的神庙共计13所。（《澉水志》）南宋建康城内及近郊，除了社坛以外，有祀庙20所、道观3所（大量道观建于茅山）、佛寺27所，总计50所。（《景定建康志》）
南宋时期最大的宗教中心自然要算临安，其神庙之多，远远超出其他城市，根据《咸淳临安志》与《梦粱录》统计，南宋后期，临安城内外的神庙数量如下：
佛教寺院，447所；尼院，31所；庵，13所。
道教宫观，24所；女冠宫，9所；道堂，32所。
此外，还有皇帝御用的大寺观10所。
其他神祠：土神祠5所；山川诸神祠，16所；节义祠，6所；仕贤祠，47所；古神祠，10所；土俗诸祠，31所；东京旧祠，6所；外郡行祠，22所。
临安所有神庙总数共计709所。
一般来说，这些神庙都是被官府认可的。至于未被官府承认的民间私建所谓“淫祠”，为数也不少。徽宗政和元年（1111），在开封府境内被取缔的“淫祠”就达1038所。（《文献通考》）
从上面列举的神庙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广泛地流行着三个神道系统：一是多元而庞杂的神祀，二是佛教，三是道教。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基本上推行佛教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如唐朝21个皇帝，只有武宗李炎进行过大规模的反佛教活动。后周世宗柴荣对佛教也不大客气，赵匡胤接手后，又大力推崇佛教，两宋三百多年，只有徽宗曾短暂地抑佛，“崇宁以来，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先以崇夏寺地为殿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为五寺三监”（《夷坚志》）。
三个神道系统之间相互竞争排斥，也相互渗透融合。五花八门的祀神体系，民族色彩极浓，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却像杂花野草，顽强地扎根于民众的信仰之中。至于佛道之间，从总体看，佛教的社会影响大于道教，佛教的神庙更多，僧尼数量也大大超过道士道姑。北宋真宗时佛教最盛。仁宗时，“民去为僧者众”（《宋史》）。全国有和尚397615人，尼姑61239人，其中东京开封僧尼共22941人。全国道士只有19606人，道姑731人。（《宋会要辑稿》）
北宋东京最有名的佛教寺院是州桥前东街信陵坊的大相国寺。这里原是战国时期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故宅，北齐文宣帝在此建成“大建国寺”。后遭战火，唐朝初年一度成为官僚园宅，以后又建为佛寺。唐太宗的孙子睿宗李旦，以相王身份即皇帝位，为了纪念这个龙飞九五的巨变，李旦下诏将大建国寺改为“大相国寺”，意即相王之国寺。北宋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御笔题了“大相国寺”的牌额。宋朝人简称为“相蓝”。蓝，或伽蓝，指和尚居住的园庭。
北宋佚名《如来说法图》
根据一般惯例，神庙称“大”者，是因为其政治地位、宗教地位很高，或者规模宏大。大相国寺具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就其规模而言，北宋时期屡经增修，体制大备，“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剞劂之妙，丹青之英”，都首屈一指。从至道元年（995）开始，大相国寺重修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扩大修缮的“殿庭门廊楼阁凡四百五十五区”（《玉海》）。后来又陆续增修，设置更为丰富。
大相国寺坐北朝南，大山门正对州桥东边通向宋门的御道。汴河在此经过，河上有一座大平桥，叫延安桥，俗称相国寺桥，南通保康门，构造相当宏丽，可与州桥媲美。寺门前有一对硕大的石狮，东西两侧耸立着两座三丈多高的石塔，与大桥相映，显得气势更加宏伟。山门五间，其中三间开为双扇大门，所以山门又叫“三门”；另两间对称站立四个张牙怒目的金刚力士，一般的寺院只有两个这种守门神，而大相国寺却加派了一倍。更为气派的是，山门楼阁上布列了五百尊金铜铸造的罗汉。据说，这些罗汉是跟随释迦牟尼听法传道的五百弟子，是佛祖的嫡系。在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例如，传说北宋神宗皇帝设斋求雨，十分虔敬，有天晚上梦见一个和尚乘马飞驰于空中，口吐云雾，醒来后，果然听到屋外急雨大作。第二天皇帝马上派内侍去寻访这个和尚。就在大相国寺山门楼上这五百罗汉中，内侍发现第十三位尊者颇像皇帝所说的那个和尚，立即迎入皇宫。神宗一看，果然就是梦中所见的那位！
走进山门，便是一个宽大的庭院。左右两个井亭，是唐朝留下来的建筑，极为工巧。庭院两侧，有宽大的廊庑。正北面是一座高大的神殿，叫前殿、引殿，也叫天王殿。大相国寺的天王殿与一般寺庙不同，其主角就是“四大天王”。
现代佛庙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形象：东方持国天王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右手绕一蛇，北方多闻天王左手持银鼠，右手持伞。其实这些形象是元朝以后塑造的，宋朝以前，他们却是另一番打扮：东方天王左手把刀，右手持鞘；南方天王持剑，与元朝以后相同；西方天王左手持鞘，右手把赤壶；北方天王左手执矛，右手擎塔。在唐朝，北方天王是最受爱戴的，因为他不仅是一名大将，而且还是佛门中的财神，信徒们在钱财方面有所求，往往要向他磕头，加之吉祥天女是他的眷属，哪吒是他的儿子，名气便更大。到了宋朝，北方天王享受的荣誉有所分割，他本身的形象也被分割，托塔天王李靖就是从他那里分割出来的，哪吒也跟着姓李了。
前殿之后，又是一个宽大庭院，正北面就是相国寺的主殿，通常叫“大雄宝殿”，又叫大殿、佛殿。这座主殿横跨九间，高广异常，结构奇绝，雕镂穷极华侈。大殿内悬挂着许多巨幅的宝幢与胜幡，红色的大幔帐更显得气派，香炉、烛台、吊灯等十分华美。屋顶一色的琉璃瓦，屋脊高达五尺，脊上的走兽有一丈多高。
宋朝佛寺的佛殿供奉的主要神像，有的是三个，叫三佛同殿。但三佛所指又有差别，位置的排列也不尽相同。有的以释迦牟尼为核心，弥勒佛与阿弥陀佛居于左右，或者用药师佛代替阿弥陀佛。有的以释迦牟尼居中，迦叶与阿难为辅。还有一种布局是以弥勒佛为主尊，释迦与弥陀居于左右。大相国寺大殿的主神配置，情况不大清楚，有的材料只强调了弥勒佛。《瓮牖闲评》提到“大相国寺碑”，称寺里有十绝，其中之一就是大殿中的“弥勒圣容”。
南宋刘松年《罗汉图》
佛殿之后是三层楼的“资圣阁”。在当时人的眼里，它已参入云霄，十分高峻。在这里又安置了五百尊罗汉。据说宋太祖征讨南唐时，行营先锋使曹翰攻陷金陵，在城里抢劫了大量金帛，装了一百多只船。这样庞大的船队太张扬，为了掩盖，曹翰便扬言调船队去搬运江西庐山东林寺的五百尊罗汉。后来果然把罗汉抢到手，每只船上装载若干尊作为掩护，罗汉们终于帮他把财物押运了回来。（《宋史》）所以当时有人叫“押纲罗汉”。到了东京，皇帝下诏把罗汉赐给了相国寺。（《苕溪渔隐丛话》）
此外，相国寺里还有宝奎殿、藏经阁、仁济殿、法华院以及两座琉璃高塔等重要建筑。两厢还有64个僧院。神宗时，为了防火，进行整顿改建，合并为“八禅二律”。东边四个僧院以惠林为首，西边四个僧院以智海为魁。
在北宋一朝，大相国寺号称“皇家寺”，各院的住持都由皇帝任命，住持们辞职都得经皇帝允许。皇帝们也多次到这个寺庙来进行各种活动，观赏、巡幸、祈报、恭谢、宴享等。仅仅是巡幸考察，宋太祖前后5次，太宗3次，真宗11次，仁宗4次，神宗6次，哲宗6次。有关皇帝们到大相国寺来祈雨、祈雪的活动也有不少记载。一到皇帝以及垂帘听政的太后的生日圣诞，便派文武百官到大相国寺去行香祝寿，并且在那里赐宴群臣，有时皇帝本人也去烧香，参与庆祝。
除此以外，常常还有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也在相国寺内举行。例如君主疾病的祈祷，外使的烧香，重臣的追荐，君主忌日的纪念。凡登第中进士者，也都要在相国寺与兴国寺刻石题名。
通过这些活动，大相国寺的身价自然大增。皇帝要利用神灵，神灵更需要利用皇帝。有一次，宋太祖来到相国寺佛殿烧香，他问相国寺的大和尚赞宁，自己该不该对佛像下拜。赞宁回奏“不拜”。赵匡胤问：“为何不拜？”赞宁说：“皇帝陛下是现在的佛，不必拜过去的佛。”（《归田录》）这个大和尚向皇帝献媚，生动地表现了佛门需要依赖皇家抬举的世俗心理。
神本来就是人塑造的。当人们无法认识自我的时候，就把生命财产的保障、理想的追求、美好的期望乃至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心理上的安慰都寄托于外在力量的庇护与恩赏。而这种外在力量，往往就是人们自己塑造的神，包括风师雨伯、山鬼水母这些自然神，更包括佛祖玉皇、关帝岳王这些人物神。
“佛”字的本义是觉悟，就是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有所觉悟。人们信佛就是希望得到这个觉悟。如何得到它？和尚们都在寻找成佛的最佳方法，于是形成了许多派别。两宋时期，禅宗这个派系取得主导地位，大相国寺就属于禅宗。
禅宗主张通过“坐禅”的方法达到成佛的目标。所谓“禅”，梵语叫“禅那”，意为静思。禅宗创始于南北朝的天竺和尚菩提达摩。到了唐朝前期，禅宗的袈裟传到慧能，由于师兄弟之间的争斗，慧能在北方无法立足，逃到南方，创立了禅宗的南宗。他们进一步提出“净心自悟”的主张。所谓净心，就是断绝一切妄念，自性自悟。谁能够净心自悟，顿时就可以成佛。他们还主张在家里也可以修行，不是非进寺庙不可。这种简易的修炼方法，既可以省去信仰者的许多麻烦，又可以超越寺庙容量的局限，对上层有吸引力，更受中下层欢迎，因而传布很广。这是南宗最大的成功之所在。
宋朝官方对于佛教的利用价值是十分清楚的。赵普曾称赞宋太宗说：“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圣智高远，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遵尧录》）所谓修心，无非是把群众的注意力从对现实不满引向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
从佛教寺庙的制度看，宋朝官府也推行僧官制。设左右街僧录、副僧录等僧官。开宝寺为右街，相国寺为左街。前面提到的大和尚赞宁，真宗时就担任过左街僧录。
在寺院内部，禅林（又叫“丛林”）制度基本上完备。建方丈、法堂、僧舍和寮舍，以住持居于方丈，因而称其为“方丈”，或者叫“堂头和尚”。寺庙中一般分为东西两序。大相国寺就以惠林禅院领东序，智海禅院领西序。东序的职事有监院（俗称当家和尚）、副寺（知库）、维那、悦众、侍者、庄主等。西序有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知藏、藏主、知客、寮元等。此外还有饭头、菜头、火头、水头、碗头、钟头、鼓头、门头、园头、浴头、圊头（净头）、塔头、树头、柴头、磨头、茶头、炭头、炉头、锅头、桶头、灯头、巡山、夜巡、香灯、司水、照客、听用等职事人员。如此细密的分工，说明这个皇家寺院的僧众为数不少。
大相国寺出了一些有名的高僧。北宋早期的赞宁，不仅政治上有地位，更重要的是他“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湘山野录》），而且长于口辩，纵横捭阖，人莫能屈，深受士大夫钦仰。
另一位高僧秘演，被誉为山东诗僧，与石曼卿、尹洙、穆修之辈交游。欧阳修说，秘演与石曼卿“皆奇男子也”。
北宋后期，宗本禅师很有声望，神宗皇帝认为他是“僧中之宝”。他是个恪守清规的虔诚和尚。传说宗本刚到京城，有一贵戚想试试他的操守，便安排了一名妓女陪他就寝。宗本登榻以后，鼻息如雷。“其倡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见古佛。”（《中吴纪闻》）
好几十万的佛教徒队伍，都来自蝇蝇逐利的世俗社会，寺庙经常要与俗家男女打交道，特别是宋朝那些身居闹市的寺庙，更难抵御金钱与美色的诱惑。
相国寺星辰院有个和尚叫澄晖，竟然以艳娼为妻。（《清异录》）又如婺州有僧最爱吃猪头，一顿可以吃掉几个猪头，俗号“猪头和尚”。（《泊宅篇》）《夷坚志》记载，京城里有个和尚叫仁简，做水陆道场的水平很高，因此积蓄不少，而且他素来就不守戒律，不仅饮酒吃肉，并且是“靡所不为”。宋朝的广东更是风俗大异，和尚公开成家娶妻十分普遍，许多妇女也乐于嫁给这些比丘。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座，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鸡肋编》）
虽然在社会影响方面，道教不如佛教，但是自从唐高祖大力推崇道教以后，到了北宋，道教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道教创立于东汉中期，并不是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但是它把道家学说的哲学范畴“道”改造为神，又利用了道家学说中的某些神秘思想，虚构了一个包罗天神地祇人鬼体系完整的“十州三岛”“洞天福地”的神仙世界。它鼓吹的是“得道成仙”，与佛教鼓吹的“脱离苦海”寻找极乐世界如出一辙。所以宋真宗说：“三教（指儒、佛、道）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所谓劝人为善，首先就是劝人对封建统治不要诉诸暴力，安贫乐道。
在北宋，官府对于道教的热情超过了佛教。真宗时，创造了一个所谓赵家始祖赵玄朗来担任道教尊神，下诏封赠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徽宗曾延揽了大量的山林道士，如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被封为“虚靖先生”，方士王老志赐号“洞微先生”，嵩山道人王仔昔封号“通妙先生”。特别是重用林灵素，这名温州道士家世寒微，曾乞食于江淮诸寺，后来奔走东京，住在东太一宫。据说有天晚上徽宗梦见东华帝君召他去游神霄宫，醒来后派遣道录徐知常查访，恰好碰上了林灵素。这名落魄道士经常谈神霄之事，并在壁上题了一些“神霄诗”，与徽宗之梦巧合。于是召进宫里，徽宗与他问对，龙心大悦，便封他为“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他金牌，随时可以入宫。在林灵素的蛊惑之下，赵佶更加陷入了道教的迷宫，他宣称自己就是神霄帝君下凡，甚至正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中央王朝的君主亲自兼任一个宗教的第一号长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
道教为什么比佛教更受皇帝们器重？因为西晋葛洪在构建道教的理论体系时，就把儒家的“纲常名教”糅合进来，直接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这比佛教更适合帝王的口味。不过，老百姓与帝王的口味颇不一样，他们倒是更容易接受那种跳出苦海的佛门说教。
道教红火，对京城的生活影响很大，京城内外有几座威名赫赫的道教宫观，政治地位很高，景灵宫是其中的佼佼者。
南宋刘松年《松荫谈道图》
景灵宫最初是真宗皇帝为了安顿“圣祖保生大帝”而在曲阜建造的。可是“圣祖”离当皇帝的子孙太远，于是不得不到东京来立个门户，就在御街北段建造了一个景灵宫，后来在街那边又建造一个，东西景灵宫隔街相对。仁宗时，在景灵宫里建造了真宗皇帝的神御殿。之后如法炮制，新皇帝都替死了的先皇帝在景灵宫建造神御殿。其实，当时在其他一些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中也有这种建设。神宗时，进行了一番整顿，其他寺院宫观的神御统统撤销，只在景灵宫里供奉先皇帝及其皇后的神位，并且把太祖、太宗的神位补上。这样一来，景灵宫就成了第二个太庙。尽管如此，它还是道教庙宇，由道士主持宫事。
正式的太庙只供神主牌位，而景灵宫供奉的是塑像，瞻仰的可观性自然很强。南宋临安同样建造了景灵宫，也同样供奉先皇的神像。于是每年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就来景灵宫举行祭祀。这属于宗庙之礼，在位的皇帝都必须亲自参加。皇帝一来，其家属包括六宫后妃和王子王孙，还有文武百官，自然也跟着来。如此众多的贵人巨宦出动，阵势一定不小。
皇帝皇后去世的日子叫国忌，碰上这种日子，文武百官、后妃王子也要分批到景灵宫行香。此外，每次任命新的宰相，也必须进景灵宫向圣祖保生大帝叩谢。各地新到任的官吏，一般也要到所在城市的道教庙宇天庆观行礼。
北宋东京城里，出皇城宣德门到景灵宫不过一里半里，颇为近便。南宋临安便不一样了：南宋的皇宫在临安城的最南部，景灵宫却在城的西北角，由韩世忠儿子献出的住宅将就改建而成，与皇宫相距有七八里之遥。“四孟驾出”，先一天就拨出6200名军兵，安排在各条街道警戒。第二天，皇帝大驾出动，队伍的序列有98组，起码有三四千人。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过大街，简直要地动山摇了。老百姓必须远远回避，沿途的诸司百官却必须扎结彩门，跪拜迎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宣传，皇权与神权紧密地拥抱在一起。
此外，诸如太一宫、玉清昭应宫、上清宫、太清观以及万寿观等，都是高级的道教庙宇，它们对皇家的生活也有重大影响。
两宋三百多年，造神运动一直搞得热火朝天，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多元的祀神系统。人们在不断地造神，而宋政府对于那些被它认可的祀庙一律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宋史》）。熙宁年间，采纳太常博士王古的建议，凡属诸神祀没有爵位的，都赐给庙额。已经赐过庙额的，加给爵位。最初封侯，然后可以封公爵，最高的可以封王。其神在生前有爵位的，依其原有爵位。妇人之神，可以封为夫人，高的封为妃。至于封号，最初用二字，再次加号可达四个字。（《宋史》）通过这些封赐，给予神祇们各种名分，从而对这些民间的信仰加以控制。
所有的皇帝都是热衷于造神的，宋真宗赵恒表现得尤为突出。
表面上看，赵恒远没有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那种开创基业的雄风，实际上，他也并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前两个皇帝主要是打江山，草创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王朝，那么，从真宗开始，就应当考虑如何保成守业，维持赵家王朝的基业。为此，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不惜用重金向北边的辽王朝购买了边境的和平，这一点不容易被人们理解，总以为这是宋王朝孱弱的罪恶之源；二是花费大气力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两条正是保证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战略性决策。他不仅继续推行崇儒政策，大力推崇释氏，醉心于道教的建设，而且更积极鼓吹多元的祀神系统，最轰动的事件是去泰山封禅。这个活动是在对辽战事失利以后进行的，有遮羞、转移视线的作用，但从长远考虑，还是着意于用神权来为皇权护法。
在宋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五位皇帝上过泰山祭天。就连唐太宗那样的君主，也不敢轻易去获得这种“受命于天”的最高褒赏。赵恒是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干这桩大事的君王。为此，他串通参知政事王钦若、知枢密院事陈尧叟与宰相王旦等，搜索枯肠制造了一系列舆论，先后搞了三次天书下降的宣传。
仅举第三次为例。一幅用黄绸子写着赵恒名字的天书，居然飘落在泰山垂刀山的一棵树上，被一个樵夫发现，立即报官，小官立即报大官，地方立即报中央，中央又立即派专使驱往泰山取下天书，然后又飞骑捧天书送入东京。这一来一往、一去一返地接送天书，轰动效应就产生了。
为了配合宣传，在天书第三次下降之前，赵恒还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有个穿红衣的神人，曾下降皇宫前来告诉他，天书将降。
各地又陆续地飞驰献上灵芝、嘉禾、瑞木，报告各种祥瑞的出现，气氛十分热烈。加之由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僧道门人、藩夷使节及庶民百姓的代表，共24000多人联名上书，强烈要求皇帝上泰山，造成了民意难违的假象。
宋真宗像
经过九个多月准备，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初，赵恒终于率队伍浩浩荡荡从东京到泰山“为民祈福”。十月下旬，他登上泰山祭昊天上帝，并封赠了东岳大帝等一些神祇，盘桓六七天。十一月初又专程前往曲阜进谒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大力表彰孔门，赏赐孔家后裔。这次封禅真是一箭多雕，既昌隆了道教，又替儒家抬了轿子，更重要的是，充分证明了赵家王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
五岳山神在宋朝很受重视。真宗去泰山封禅，就对东岳的岳神大加褒奖。唐玄宗登泰山，给东岳神的封号只是“天齐王”，真宗则封岳神为“天齐仁圣帝”。这么一来，其他四岳之神也捡了便宜，都成了圣帝。五岳神的形象是逐步完善的，宋朝的粉饰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从此，五岳圣帝变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偶像。
南西北中四岳，一般只在其所在区域的城市里建庙。而东岳庙则在全国许多城市中出现，香火很旺。南宋临安城内外就有三座东岳行宫：一在城中央吴山；一在城西三天竺附近的西溪法华山，叫新岳庙；另一座在汤镇的顺济宫之侧。《梦粱录》说还有两座东岳庙，一在临平，一在昙山。“五岳”既是祀庙，又是道教神庙，这表现了两种神道的融合。
宋朝造神运动，与城市生活更密切的是城隍神的普及。城隍神者，城市的守护神也。“城隍为一城境土最尊之神。”（《宝庆四明志》）这种神祇，至少在三国东吴时期就出现了，不过，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在南方的小部分城市中开始崭露头角。
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李德裕在成都修建了城隍庙。李白作的《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也谈到城隍庙的祭祀。杜牧为黄州刺史、韩愈为潮州刺史、麹信陵为舒州望江令之时，都有过城隍之祭。
到了宋朝，随着城镇的蓬勃发展，城市生活空前活跃，城市保护神便也应运而起，“今其祠几遍天下”。（《宾退录》）有的城市建其专庙，也有些地方将其附设于其他庙宇。选择哪一路神仙来担任城市的守护神，当时政府没有做统一规定，各个城市可以自行决定。不过许多城市都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挑选的是历史上已有声望的人。像镇江、庆元（北宋为明州）、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安南诸郡以及华亭、芜湖两县选的都是纪信（汉高祖刘邦的将军，被项羽烧死）；隆兴、赣州、袁州、江州、吉州、建昌、临江、南康等地选了灌婴（汉初大将）；福州、江阴选了周苛（刘邦的御史大夫，被项羽烹死）；真州、六合尊英布（汉初大将）；和州尊范增（项羽的谋士）；襄阳的谷城尊奉的是萧何（刘邦的宰相）。也有一些城市以当代人作为城隍，如南宋淳熙年间，李异为龙舒长官，有德于民，他死后，当地人把他当成城隍之神。各地城隍的封爵也不同。如临安的城隍，南宋初封为保顺通惠侯，南宋末为显正康济王；台州的封为顺利显应王；吉州的为威显英烈侯。（《宾退录》）
造神最自由最方便的是造那些没有一定型号的神，如节义祠、仕贤祠以及土俗祠等，这是中国多神教中极多彩的部分。当然，为其立祠，成为一个受人跪拜的神，总得有一定的表现。按当时约定俗成的标准有五条：一是有恩惠施于民者；二是为国为民捐躯者；三是对国家有大贡献者；四是在抵御寇患中立功者；五是抗御自然灾害中表现突出者。
根据这些标准，所立之神，不少是上层人物。如南宋建康就有吴大帝庙、晋元帝庙、晋谢将军庙、伍相（伍子胥）庙、南唐李主庙等。（《景定建康志》）关羽在宋朝也被作为神祀奉，宣和年间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孝宗时加封英济王。宋朝上层人物被立祀庙的有：何承矩、李允则、曹琦、李继和等，有功于一方；韩琦、范仲淹、孙冕等，有惠政；王承伟、张夏，于兴修水利有功；曹觐、赵师旦、苏缄、董元亨、马遂，死于乱贼；王韶、李宪、刘沪、郭成、折御卿、王吉等，皆有功业。此外，寇準死于雷州，人们怜其忠而立庙；中山一带为赵普立庙；南宋孝宗封岳飞为岳武穆，在杭州栖霞岭为其立庙；在杭州西湖苏堤上，有三个“三贤堂”，供奉的三位贤人除唐朝白居易以外，还有林和靖与苏东坡两位宋朝名士。
神是神圣的，但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佛教不是宣扬人人皆可成佛吗？道教也宣扬有志者可以成仙，就连理学家也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只有这样，才对广大群众有较大的诱惑力。为了使老百姓尊奉神，就要使他们也怀有可以成神的一线希望，哪怕极其渺茫。临安城里盐桥有个广福庙，供的神姓蒋，就是个地道的老百姓。他是杭州本城人，生于南宋建炎时期，一生乐于行善，每年秋天买粮食储存，当米价腾升的时候，他按收购的原价出售；灾荒之年，就无偿地施舍给饥民。他临死时，还规劝两个弟弟像他那样力行好事。为了感激他的恩德，市民们为其立祠，行香求卜的又多灵验，于是信徒接踵而来，门庭若市。（《梦粱录》）
临安城钱塘门外保俶塔下有个显功庙，其神叫岳仲琚，本是临安府的一名小吏。建炎初年，金军侵入本地，他卖掉家产募勇士三百人抗金，并且为国捐躯。活着的人便为他立庙。
前面说到的立祀标准只是一种不成文的共识，实践中有较大的灵活性。例如，严州城辑睦坊北有个招商神祠（《景定严州续志》），反映市民希望发展商品经济的意愿相当强烈。严州城郊还有个仁安灵应王庙，其神叫邵仁详。他为人倨傲，对官府中人更是如此，有一次去拜会县令，县太爷怪他傲慢无礼，大发淫威，竟然把他鞭笞致死。他临死时对人说：“我三天之内一定要报这个仇。”到了第三天，果然雷雨交加，一条数十丈长的大白蛇来到县衙，县令立即被吓死。人们又听见空中有人喊道：“立庙祭我，我当造福于你们。”于是人们为他造庙。这个故事多半是后人杜撰的。（《淳熙严州图经》）
被政府取缔的“淫祀”，许多就是这类由老百姓塑造的神灵。尤其是那些在民间秘密流传的下层宗教，根据民众的选择来造神，就更为平常了。
除了神庙以外，还有许多祭祀神鬼的活动是在人们的家里进行的。
南宋刘松年《天女献花图》
同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神祇中，常见的有门神、财神、灶神、中霤之神（即后来的土地公婆），此外还有厕神。
在宋朝城市居民的心目中，最会捉鬼的门神是钟馗。唐朝吴道子画的《钟馗捉鬼图》影响很大，宋神宗曾经下令雕版印刷，赐给亲近大臣。宋朝大画家李公麟、马麟等也绘了不少钟馗的画。有些话本、杂剧也写了钟馗捉鬼、钟馗嫁妹的故事，钟馗名声大噪，于是许多人家就请他来担任守护门神。后来历史上有一些著名人物也被人们选为门神，如刺秦王的荆轲，唐太宗的两名得力大将秦琼与尉迟恭，刘备的两位将军赵云与马超。杨六郎的两员大将孟良与焦赞为人憨厚，人们一般推举他们站在牛马猪羊圈门口守护牲畜。不过，这些门神的出现大多是明清以后的事了。
宋朝人十分重视灶神。《吕氏春秋》说，祝融死后为火神，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干脆说他是灶神。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就把灶神换了，说灶神叫张隗，长得像个美女。灶神充当的是特派员角色，其主要任务是对人们的家庭生活进行监视，每个月都要上天去汇报人们的过错。犯大错，可能受到剥夺三百日阳寿的处罚；犯小错，也要剥夺一百日阳寿。
到了宋朝，频频上天去打小报告的灶神已不大讨人喜欢，灶神也似乎有点疲沓，不再月月都上天去参加碰头会，但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天上去汇报一次，那是躲不掉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原则也开始为灶神所接受。所以家家户户赶在灶神上天之前，有的烧纸钱，贴灶马于灶上，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东京梦华录》）更多的人家则摆上酒肉供果祭祀，敬献他一些好吃的，无非是要堵住他的嘴。南宋孝宗时，范成大写过一篇《祭灶词》，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生活：“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门神与灶神，自先秦以来就有，但是这两种神祇在宋朝城市居民家庭中的存在与变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需要加强安全感。所谓防止恶鬼的侵扰，实际上也是祈望防止人世间恶鬼的侵犯。宋朝家庭更认真地选择门神，是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一种心理折射。第二是神灵的监视稍有放松。毫无疑问，当时人们在神灵面前还没有独立的人格。但是，人们对灶神过多的监视与汇报已经有了怨言，灶神也不得不把工作搞得简单一点。其实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对宽松环境的一种客观要求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