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愉的节日
繁忙的城市生活像是绷紧了的弦，然而，每个时代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它总是需要一定节奏的松弛。除了日常的游乐观赏，节日，尤其是全民性的节日，便成了调节繁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特殊机制。
宋朝城市的节日依然离不开农业生产的节奏，但它毕竟鲜明地反映了市井生活的情致。一方面，在这里强烈地表现了封建等级的反差，士大夫与平民，富室与穷户，在节日的占有与消费上，对比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大密度的城市人口相当普遍地生活在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市场竞争，既互相排斥，又互通有无，彼此沟通关联，因此容易浮泛着一些融通的情绪与意趣。在节日里，这种情趣便更容易受到感染，得到发挥。
松弛与融通，使节日常常分泌着高浓度的欢乐与欣笑。
宋朝是个大量生产和加工节日的时代。旧的节日，它继承着，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补；新的节日，又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从节日的性质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时序性的，二是宗教性的，三是政治性的。这些节日汇集在一起，密密麻麻，把城市生活装点得十分多彩、华美和热烈。
按先后次序排列，时序性的节日主要有这些：
元旦。又叫年节，正月初一。
立春。官府与市井都有献春牛与卖春牛的活动。皇宫之内也有献春牛之举，还塑制小春牛数十只，分送殿阁。这是春耕准备的象征性活动。
元宵节。正月十五，欢腾大节。
花朝节。二月十五，江浙一带流行。这一天，官僚与市民纷纷出城游赏，或者在各寺庙做道场。某些园圃中，有书画、玩器、花冠等物的买卖，还有荡秋千、斗鸡、踢球等娱乐活动。
上巳节。三月初三，上巳日。上古时人们去郊外洗濯、求偶、野合求子。宋朝，城市居民出城郊游，踏青娱乐。
清明节。冬至后第105天，为寒食节。禁烟火，家家门上插柳条，户户吃冷食。皇宫中叫小宦官钻木取火，先得火者，赏金碗一只、绢三匹。寒食后一到两日，即为清明节。从寒食到清明，官衙前后放假七天。城市居民纷纷出城扫墓。四野为市，歌儿舞女遍布园亭，寻花探胜极意纵游，买卖人、赶趁人也去赶热闹。杭州西湖还有龙舟观赏。这个节日，与其说是祭慰死者，不如说是生者广泛开展郊游活动。“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鸡肋编》）
端午节。宋朝把端午（初五）作为一个专称送给了五月初五，而且立为节。街市中，从初一就开始买卖桃、柳、葵叶、蒲叶、艾叶，家家户户将它们陈设于门首，驱瘟避邪，普遍吃粽子与五色汤丸。两湖、四川、两广、两江、闽浙一带的城市举行龙舟竞赛。这一天又是马的本命日，上层人家给马匹配上华丽鞍辔，在鬃尾上装饰五彩，于四处道路上遛放，夸耀主家气派。
七夕。北宋初，定为七月初六，太平兴国三年改为七月初七。街市上卖磨喝乐（小土偶）、双头莲。富贵之家在庭院中结彩楼，谓之“乞巧楼”。夜里，女孩们焚香列拜，望月穿针。两浙一带，就是小家子也买鹅鸭等食物，聚饮于门首，叫“吃巧”。
中秋节。八月十五。富贵人家登高楼，临水轩，设华宴，陈歌舞，竟夕玩月。一般市民也在家里或者去酒楼饮酒赏月。市井间玩月嬉游，通宵达旦。
北宋刘宗古《瑶台步月图》
重阳节。九月初九。这一天，上层人家以赏菊为乐，一般市民也买一两株菊花赏玩。居民们还彼此馈送糖面蒸糕——重阳糕，表示庆贺。不少人去郊外登高饮酒赋诗。
十月节。江浙一带，百花小开，谓之“小春”。城中士庶皆去郊外扫松，扫祭坟茔。北方城市居民也有出城飨坟的活动。
冬至。十一月。市井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往来庆贺，有如年节。岳祠城隍诸庙，香火更旺。遇上大年，皇帝亲自出城举行南郊礼，气势宏大。
除夕。或叫除夜。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又叫“交年”。不论穷富，皆敬灶神。贫者三五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表示驱祟，敲锣击鼓，沿街乞讨，谓之“打夜胡”。三十日为大节夜。家家户户洒扫门庭，换门神，钉桃符，祭祀祖宗，迎神供物，以祈新年安乐。皇宫里由皇城司的亲事官、诸班禁卫装扮镇殿将军、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神尉、土地、灶君等，用上千人的化装游行队伍把鬼祟赶出去，一直赶出城外，谓之“埋祟”。市井间爆竹声不断，家家户户祭祖先，围炉团坐，酌酒唱歌，谓之“守岁”。
城市中的时序性节日，有的直接体现时令，如立春、清明、中秋、立冬、冬至；有的脱胎于宗教祭祀，如元宵、春社、花朝、上巳、中元节、秋社；有的主要体现节奏的调整，如年节、端午、七夕、重九、十月小春。这些时序性节日，虽然其价值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娱悦身心，求得心灵的慰藉，节日的娱乐性逐渐加强。
纯宗教性节日在宋朝城市生活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道教以及多元的祠神系统都互相竞争，各自提出许多神灵的纪念日作为宣传手段。而且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这个社会背景，宗教性节日的商业化与娱乐化的趋向十分鲜明。
在宋朝的节日序列中，还穿插着一些政治性的节日。这些节日主要是皇帝与几位有影响的垂帘太后的生日，称为圣节。当他们去世以后，这些节日也就自然消失。此外，还有几个政治性节日：
天庆节 正月初三，真宗时天书下降纪念日。
开基节 正月初四，太祖登基纪念日。
天祯节 四月初一，真宗时天书下降纪念日。（后改为天祺节。）
天贶节 六月初六，真宗时天书下降纪念日。
先天节 七月初一，轩辕黄帝下降日。
天应节 十一月初五，徽宗见天帝降临纪念日。
设立皇帝、太后的诞日圣节，很明显是为了塑造皇家权威。其他政治纪念日同样也表现了这种功利性。宋真宗制造的所谓天书下降与宋徽宗制造的天帝降临，都不过是利用子虚乌有的天意来为赵宋皇统贴金。可是在那个时代，一般人都对天怀有不敢亵渎的恐惧感，因此，这些伎俩能起相当大的欺骗作用。不过，畏惧归畏惧，热情毕竟难以调动起来，所以，政治性节日一般只限于官府中人，广大的居民不直接参与。
农历正月初一，一岁之首，称为元日、元旦、元辰或者端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年节。
跨入新岁，人们自然翘首而望，对新的年岁寄予许多美好的期望。失意的人们希望新岁能够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彻底摆脱缠身的晦气。得意的人们希望更上一层楼，拥有更多幸运。一般的人家总是希望全家康乐，个个平安。这些期望又常常是通过祈祷、祝贺与欢庆等热烈的活动来表达的。
皇宫里的年节是最为气派的。如南宋临安，元日清晓，晨光熹微，人们便簇拥着皇帝到福宁殿龙墀与圣堂烧香。这一次他不是替自己和家属祈祷，而是以皇帝的名义为社稷、苍生祈求新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随后，皇帝一行又前呼后拥去到天章阁神御殿。在这里，当朝的天子只是作为赵宋皇族的一名子裔，带着对先人的缅怀与敬仰，向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敬酌献礼。
之后，皇帝回到福宁殿，以家长的身份接受嫔妃、皇子、公主的拜贺。我国古代最推重天伦之乐，节日的团聚便是这种乐趣的充分体现。皇帝在这里得到的快慰，也许比金銮殿上的朝拜得到的更加甜美。
最隆重的年节大礼，还是在大庆殿举行。
北宋末年，这一天在大庆殿前前后后执掌黄麾大仗的卫士就有5020人，其气势之磅礴不言而喻。
宰相率文武百官穿戴整齐，天没亮就在宫门外等候。诸国使臣也相继到来。宫门开启之后，庞大的朝觐队伍按品次高低由东阁门司、御史台和太常寺三个部门的官吏分别引领到大庆殿下。而后又经过严格调度，将官员们安排到位。
皇帝出场，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他今天是否多了一丝节日的笑意，下面谁也看不清。他郑重地登上宝座，一幕幕庄严的朝拜剧就在雅乐声中表演开来。
首先是亲王、宰相率文武百官参拜，山呼雷动，匍匐叩头。其次是各州奏进官吏抬来方物土产祝节，也相继上殿跪拜叩头，高呼万岁。碰上大比之年，京城里来了大量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他们派各路的解元作为代表，也上殿来向皇帝贺节。
接着，诸国使臣入贺。北宋时，大辽、西夏、回纥、于阗、大理、高丽、三佛齐、真腊、大食等国的使臣，也一起上前献礼祝节。
皇宫里的这场庆典颇不轻松，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臣，即使在家里先喝了一大碗参汤，经过几个时辰的折腾，恐怕也有些腿软气喘支撑不住了。幸亏，在大礼之后，马上给文武百官赏了一顿美餐。
皇帝与大臣们的朝会大宴，绝不是寻常百姓家那种无拘无束的聚会。喝酒吃菜，程式烦琐得很。皇帝升座，百官们要给皇帝行礼上寿。皇帝举酒一、二、三、四、五盏，百官们也要举酒一、二、三、四、五盏。每举一盏都有不同的乐曲伴奏和演唱，与其说在欢聚，不如说在完成一种政治仪式。不过，君臣们至少不必为军国大事而大费唇舌，这是一种十分拘谨的休息。
能给这场高级庆典活动增添一点轻松情绪的是初二的活动。这一天宴飨外国使节。使臣们在大相国寺烧香之后，还要到南御花园射箭。宋政府也要选派一些臣僚伴射。这可成了一场特殊的国际性的体育竞赛。在古代，这是罕有的体育盛事。
对一般的外交活动，市民们没有多大兴趣。可是，穿插了射箭比赛，便激发了市民们的民族情感。如果宋王朝的伴射官员们表现出色，比赛胜利，他们便成了民族的骄傲。当他们穿过街市，市民们便自发地围聚起来，观者如潮，人们高呼口号，向英雄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这里，人们的欢乐愉悦超出了个人、家庭的范围，属于高层次的精神共振。
年节属于整个社会，市井间节日的气氛远比皇宫里显得轻松欢快。人们在家里敬祀了祖先，或者去神庙表示一番虔敬之后，就开展了真诚的、热烈的相互拜贺的礼仪活动。接连几天，无论贫富，人们都换上新的或者洁净的衣服，走街串巷，访亲问友，贺年拜节。这个时刻，人们都忘记了怨恨与不和，也忘却了困苦与惆怅，四处洋溢着融和与欢洽。
统治者需要节日，需要社会的祥和与安定。老百姓更需要节日，需要心灵上的沟通与感情上的联结。宋朝城市没有现代城市中高楼文化那种冷漠，市民们走向街市，走向酒楼茶肆，以获得彼此间的交流与疏通。节日给市民提供的不仅是“生物钟”调整的时机，而且也给“感情结”调整的机会。
在东京城里，马行街、潘楼街、宋门外、西边梁门外、北边封丘门外以及州桥以南一带，许多铺户都结扎彩棚，悬挂华灯旗帜，四处都是大红、橘红、金黄。那些出卖珠翠、衣服、头面首饰、花朵、领抹、靴鞋与玩好的店铺，大年节也开门为顾客服务。叫卖食物、动使、果品、柴炭的商贩更不会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兴旺生意。瓦子勾栏也热闹非凡，到了晚上，一些贵豪富家的妇女入饮食店宴饮，入勾栏看戏，甚至入赌场下赌，习以成风，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种风气对于传统的习俗和观念确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北宋佚名《番骑图》（局部）
烧香，拜节，游玩，观赏，至少连续三天，人们的情绪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其实，正月里的欢腾，高潮还在元宵佳节，这才是一个令人如醉如痴的狂欢日子。
正月十五日，称为上元。夜里，家家户户都要把灯火点得通亮，因此叫元宵灯节。这个节日由来已久，先秦时代已经有了影子。汉朝人又把这一天说成是太阳神即太一神的生日。后来道教又说成是天官大帝的诞辰，唐朝推崇道教，元宵节就正式确定下来。但从宋朝开始，元宵节才受到高度重视。一是因为宋王朝进一步崇尚道教；二是城市坊墙被推倒，市民联系加强，全民性的节日更有活力。
中国南部的广州，元宵这天杂处着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四方而来的游手闲民也很多，治安情况比较复杂，可是依然搞得十分隆重。仁宗康定年间，段少连知广州，他在元宵节组织了大型的灯火晚会，聚观者数以万计。突然有人报告，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着火，僚属们惊恐万状，劝段大人立即停止晚会，以免酿成大祸。段少连却说：“不行，晚会不能停！救火的事，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晚会没有停辍，人们十分佩服段大人临事不乱的镇定。观众正沉浸在节日的欢愉之中，一宣布停止，不仅可能造成巨大混乱，还将伤害群众的情感，可见欢腾的大节日对群众的生活是何等重要。
最热闹的自然是京城里的上元灯节。
北宋初期，皇城南面宣德门前的广场上和皇城东面东华门前都张灯陈乐。皇帝登宣德门城楼，或东华门城楼，或东西角楼，饮酒观灯，四夷蕃客依次把本国的歌舞献于楼下以助喜庆。不过，碰上用兵年月，出现灾荒，或遇大臣丧事，都取消灯节活动。北宋末年，社会比较富足，又有一个爱逞风流的皇帝，元宵灯节越闹越大。
宣德门前广场是元宵灯节的中心。
广场南面缚扎了大山棚，横列三张大彩门。中门叫都门道，左右称为禁卫之门，并且横列金字大牌——“宣和与民同乐”。山棚上结彩扎灯，并且画了许多仙人故事。
彩棚左右两边扎了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两个硕大的偶像，分别骑着狮子与白象。两菩萨的手可以摇动，五个手指头竟然汩汩流出清水。此外还扎了两条巨龙，裹青布，龙身里密密麻麻地藏着几万盏烛灯，临夜，灯光亮起，两条通明的巨龙仿佛在星空中飞动。
从灯山到皇城宣德门之间，长达百余丈，周围用棘刺围起来，称为“棘盆”，广场中设置两根高达数十丈的长竿，竿上悬挂纸扎的百戏人物，随风飘动，宛若飞仙。广场内设置了乐棚，扎了露天舞台，以便百戏表演。广场四周都有灯烛照明，东西南北不下十万盏。
除了宣德门广场以外，大相国寺也很热闹，在佛殿之前也设乐棚，由诸军作乐。两廊中还挂有牌灯，有的灯上写道：“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有的写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寺内九子母殿，东西塔院以及惠林、智海等禅院，也都竞陈灯烛，光彩争华。此外，像开宝寺、景德寺都有乐棚，燃灯作乐。许多大酒店茶肆、香药铺席，也竞相挂出新奇灯盏，花样百出，使游人流连驻足。莲花王家香铺的灯火，不仅灯光形状最为新颖，而且还延请一些和尚道士打花钹、弄椎鼓，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
说到灯品的新奇，不能不提到南宋临安的元宵灯。街市上挂出的有琉璃灯、福州灯、苏州玉棚灯、珠子灯、罗家万眼灯、沙戏灯、马骑灯、大铁灯、象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灯等等。
东京城内外二十来个城门口，官府也都设置乐棚组织演出。许多街巷口子也安排了影戏棚子，引来了许多孩子和老者。
俞文豹《清夜录》说：“宣和七年，预借元宵，时有谑词云：……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来到，只恐后月，阴晴未保。”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徽宗确实在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近臣。（《挥麈后录》）可见，北宋末年，东京城里的元宵灯节，等不到正月十五早就“预借”了。其实，南宋临安准备得更早，“自去岁九月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武林旧事》）。
元宵正式开幕是正月十四，闭幕是十八日或十九日晚。这几天几乎是倾城出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欢乐中陶醉了。
北宋末年，风流皇帝赵佶最爱热闹。正月十四日，他就率领宰相执政、亲王宗室一大班人马军兵去御街南段的五岳观敬香，直到晚上才返回皇宫。一路上，仅仅是仪仗队里红纱贴金的灯笼就有两百对，还有大量的琉璃玉柱掌扇灯、红纱珠络灯，仿佛几条红色的、金色的、玉色的火龙在游弋。实际上，这是一个高级的提灯游行，也可以说是元宵灯节的正式开幕。
皇帝一行回到宣德门广场，已是华灯大放，异彩纷呈。皇帝便绕“棘盆”一周，仔细观赏今年扎出的新样花灯。在这里顺便插一句，南宋临安鳌山上，山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最醒目的是以五色玉栅簇拥着的“皇帝万岁”四个大字。（《武林旧事》）
十五日，徽宗皇帝又带领大群随从去上清宫向神表示敬意，直到晚上才返回皇宫。
十六日晚，便是东京元宵灯节的高潮。皇帝上宣德门城楼赏灯。城楼上也是一片灯海。辇毂之下的平民百姓，居然能够远远观瞻到这位超等太平天子的龙影。他如此风采奕奕，与民同乐。感情丰富的人们，多半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宣德门城墙下，左阙之下，是以郓王为首的诸宗室幕帐看台，右阙之下，是以太师蔡京为首的诸大臣幕帐看台。城楼上，常常有“金凤”飞到各个幕帐，送去皇帝对臣僚们的关怀与慷慨的恩赏。
兴之所至，皇帝也可能邀请个别老臣上城楼就座。太宗至道元年（995），赵光义就召请退休的宰相李昉上城楼，在御榻之侧赐座，这可是超级的恩宠。
宋朝的皇帝大多是文化人，臣僚们也多是进士出身。上元之夜，如此良辰美景，自然要触发他们的诗兴。雍熙二年（985）元宵之夜，君臣正在观灯，竟然瑞雪纷飞，于是赵光义与宰相宋琪等立即以“观灯夜瑞雪满皇州”为题，互相唱和。徽宗大观初年收复了湟鄯，观灯之夜，赵佶便作诗以示欢庆，其颔联：“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要群臣唱和。开封府尹宋乔年不会作诗，便秘密求助于幕僚周子雍，得诗句：“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大为时辈称道。（《容斋四笔》）
每当臣僚们获得皇帝的恩赏，各幕帐中的家伎乐队便竞相演奏最新的流行乐曲，与山棚露台上的演奏演唱相呼应，整个广场沉浸在鼎沸的欢歌喜曲之中。
灯山上，站立于山棚两厢歌唱的，是挑选出来的大批伎女。“棘盆”之中则集中了东京城著名的杂技艺人，由他们表演飞丸、走索、上竿、掷剑之类的高级杂耍，使观者眼花缭乱，真是“金翠光中实焰繁，山楼高下鼓声喧。两军伎女轻如鹘，百尺竿头电线翻”。
在南宋临安，这一夜也组织了大量艺人，编成数十支舞队，进行化装游行表演。表演者与观者打成一片，尽情狂欢。
除了宣德门等几处观赏点以外，东京的大街小巷畅通无阻，四处灯火通明。高墙深院里丝竹笙簧不断，许多中小家庭里也荡漾着笑语欢歌。
街巷中还有不少卖夜宵的，花色繁多，香味扑鼻。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小贩在他们背负着的小竹架上悬挂着许多精致的小灯笼，敲着小鼓，踏着舞步，转着圈圈向前走。这种被称为“打旋罗”的推销员之舞，可谓东京街头的一大独特景观。
宋朝不眠的元宵灯节，延续时日之长，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唐朝。虽然，皇帝、宗室、高官大宦、富户豪商在节日的活动中依然处于显眼的地位，权势、财势仍然支撑他们高人一等，但是参与节日活动的，更多的是中下层平民。在宣德门广场，在大相国寺，在街头巷尾，围观的、流动的、嬉闹的、呐喊的，主要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演出的艺人们，扎山棚彩门的工役们，制作花灯飞龙白象的工匠们，他们的服务，他们的成果，实际上也主要面向了成千上万普通的观赏者。正是无数的中下层居民的参与，才使得这个节日热气腾腾。
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在节日的狂欢之中，中下层平民得到的不只是一种生理上的松弛与精神上的快慰，而且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这才是宋朝节日最宝贵的社会价值。
皇帝直接参与节日的一些大型活动，与民同乐，这是宋朝城市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风尚。
在节日里，皇帝大张旗鼓地去神庙敬香，与其说是皇帝去景仰神灵，不如说这是一种宣传神道与皇权的特殊手段，实质上这是给子民做个榜样，要求大家更加虔诚地敬奉神灵。其实神道并不能驾驭皇帝，而是皇帝驾驭神道。皇帝去神庙观瞻，无非是想利用神祇们来巩固他的权力。
至于皇帝与民同乐，这是宋朝统治者高明于其他许多朝代的帝王们的地方。皇帝虽然高踞于城楼之上，但毕竟与千千万万的臣民同观一场灯，同看一场表演，共同享受节日的欢愉。在这里，皇帝没有高深莫测的神秘，没有雷霆压顶的威厉，而是一个与万民同赏花灯的看客。比之于驰驱东西南北、四处刻碑勒石自吹自擂的秦始皇，比之于挽数千艘船只、多次游幸江都大摆威风的隋炀帝，宋朝皇帝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确实要可爱得多，亲切得多。
在两性社交幽闭的古代社会，节日，常常为执着地追求个人幸福的男女们提供特殊的机遇与方便。无论是清明扫墓，重九登高，池园的游赏，庙会的礼拜，乃至像灯节里的人潮，都会出现许多情爱的碰撞、吸引与结合。
明人冯梦龙编辑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故事，这是宋人流传下来的一篇小说，它是根据《夷坚志》中《鄂州南市女》敷演加工而成的，故事写的是东京樊楼大酒店店主的弟弟范二郎与少女周胜仙的一段爱情悲剧。
踏青时节，皇家花园金明池开放一个月，范、周二位多情种子在此邂逅。多么难逢的机会。可是范二郎并没有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揪住这个机遇，倒是聪明的周胜仙随机应变，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又狡诈的行动。
她对卖糖水的小贩说：“倒一盏甜蜜蜜的糖水来！”
南宋佚名《春游晚归图》
小贩高高兴兴地用铜制杯子装满糖水送上。谁知周小姐喝了一口，就把铜杯往地下一摔，大声斥责：“好，好！你这个卖糖水的却来暗算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卖糖水的一下蒙了头，不知所措。周小姐高声数落：“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今年十八岁，从来没有吃过人家的暗算，今天你看着我是个不曾出嫁的女孩儿，就来暗算我！真是可恶！”
卖糖水的惶恐地说：“告小娘子，小的怎敢暗算你？”
周胜仙说：“盏子里有根草。”
卖糖水的小声说：“有根草，也说不上要暗算你呀，小娘子！”“你想卡我的喉咙啊！告诉你，只恨我爹爹不在家，否则，要跟你打官司。”卖糖水的实在摸不着头脑，范二郎可是心花怒放，那女子不是借题做自我介绍吗？他心头一亮，来个如法炮制。他也叫了一盏糖水，也斥责了卖糖水的小贩，借机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还加上了个人的爱好、特长。效果还不错。
这种生活画面，多少被说话艺人进行了艺术夸饰。但是借着某些掩饰来传达自己的情意，正是那个时代生活环境的产物，因此在本质上，它并没有失真。
《古今小说》中收载的《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则更加典型。
张舜美是越州的一个书生，在元宵之夜观灯，看见一个丫环提着一盏彩鸾灯，后面跟着美女刘素香。张生一眼就迷上了这位美女，紧追不舍。而刘素香也有意于他，便丢下一块花帕，约他次日去七官巷家中相会。第二天，张生及时赶去，双双堕入情海，决心一起出逃去镇江，结百年之好。谁知两人在拥挤的闹市中被挤散。张生找遍所有街巷，最后在新码头上看见一只绣鞋，仔细一看正是刘素香所有。后听街坊说，七官巷刘家小娘子落水溺死。
被艺人们传播的这些动人故事，只是对千千万万真实事例的提炼加工，可见发生在宋朝城市节日里的爱情故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节日里发生的故事也不见得件件都是美事。
有个叫龚球的，是个落拓的官家子弟，他从外地回到东京，元宵之夜，见到一辆青毡车，帘子掀开，露出半张粉脸，于是他紧紧跟住这辆车子，走了很久很久。到了一个十字街口，车上跳下一个女子，提着一个青布囊，向龚球示意，而后飞快地走向一条小街。龚球赶紧追上去。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女子停下来对龚球说：“我是李太保家的婢女，卖身之期已经满了。但是，他们不仅不放我，反而加重了我的苦差。今天晚上我趁机逃走，如果你能收容我，我愿服侍你一辈子。”龚球大喜，立即答应了。那女子便把青布囊交给他，双双携手而行。
走到一条小巷前，龚球对那女子说：“我家就住在巷子里，你先坐在巷口等一等，我先回家禀报家人，再来接你入门。”女子觉得这话在理，何况已经到了家门口，近在咫尺，便对龚球说：“快去快回！”龚球这个瘪三提着布囊从小巷子转到另一条街上，打开布囊一看，天哪，满袋子珍珠！他便三步两脚一溜烟跑了。那名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子左等右等，等到夜深，最后被巡街的市吏收留，卷囊私逃之事败露，她遭到鞭笞拷打，终于死在狱中。（《青琐高议》）
这种悲剧当然不是节日本身造成的。在宋朝城市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都在发展，因此，行骗与被骗、善良与邪恶在这里碰撞是极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