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的嚣狂
秦桧专政时期，临安城里出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奇事。有个窃贼每每在他作案的人家中，于门壁上写上“我来也”三个大字。这可把临安府的手脚搅乱了，虽然布下密网，但是久久不能破案。
一天深夜，街坊巡检胥吏抓了一个窃贼，都说他就是“我来也”。于是立即送往刑事部门审讯，府尹大人也亲自过问这桩要案。但并无赃证，窃贼本人也矢口否认，只得把他收押在监，待细细查审。
进了牢狱的窃贼悄悄地对一个狱卒说：“我固然是个贼，但不是‘我来也’。一下子也说不清，脱不了身，就拜托大哥你多多关照。小弟有些银子藏在宝叔塔上的某层某处，你可以去取着用了。”
狱卒说：“塔上人来人往，你这不是叫我去找死？”
窃贼说：“这个你放心。那寺庙里敬佛作缘事不多。你去点一晚的塔灯，整夜地在塔里盘旋，就可以乘机取到银子。”
果然，狱卒按他的主意行事，取了银子，十分高兴，便秘密地给窃贼送酒送肉，彼此满意。
过了几天，窃贼又对狱卒说：“我还有一坛子首饰珠宝放在侍郎桥下某处水里，你再去取了。”
狱卒又问：“那是热闹地方，如何取？”
窃贼告诉他：“叫你家里人用箩筐装些衣服到桥下去洗濯，取了坛子放在箩筐里，盖上衣服便可。”
狱卒按照他的办法，果然又得了不少珠宝金银，连眼睛都看花了，于是对窃贼越发恭敬了。
有一天深夜二更，窃贼忽然对狱卒说：“小弟想要出狱办点事，四更以前一定赶回来，绝不连累你。”
狱卒吓坏了，说：“这可使不得！”
窃贼说：“我说不连累你，就一定做到。再说，即使我不再回狱来，你顶多获个流配之罪，小弟送给你的黄白货也足够你全家受用一辈子。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请求，到时候只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狱卒坐了一屁股屎，无可奈何，只得替他开了枷锁放他出狱。这一夜，狱卒不敢合眼，既烦躁恼火，又心惊胆战。不到四更，只听到瓦檐响动，随即，窃贼纵身轻轻跳下。狱卒大喜，重新给他戴上枷锁。
第二天一早，又有人来官府报案，说昨夜三更，某某街上张府失窃，大门上又写上“我来也”。素来以判案清明而称著的临安府尹赵师
听说“我来也”又在作案，不由抚案而叹，说：“我差一点误判了这桩案子！怪不得那个被关押的窃贼矢口否认自己是‘我来也’，他的确不是！”于是以犯夜之罪打了窃贼一顿棍子，把他驱逐了事。（《谐史》）
看来，这个窃贼飞檐走壁的身手、解困脱身的计谋都是一流的。宋朝城市中，“我来也”一级的高级窃贼是个别的，但是，积淀于黑道上的各种社会沉渣颇为不少。
宋朝城市的黑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恶性社会，它的大多数成员是从各个阶层中被挤压、被筛漏出来的贫者和恶者。有的的确是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有的则是好逸恶劳，贪婪成性而走上罪恶道路。
商品经济的发展，无情的竞争，又使一些失败者、失意者从正道上滑落下来。成千上万破损的、扭曲的乃至充满血污的灵魂混杂搅和在一起，社会就难以安宁了。
宋朝城市中最常见的黑道活动自然还是偷窃。有的穿户凿墙，勾檐跳垣，像“我来也”一样，干些大买卖。也有一些剪衣探囊、捉鸡盗猫的小偷。在临安，这类小偷叫“觅贴儿”。临安和宁门口的野味店，实际上就是以小偷们偷来的猫犬之类充当野味。（《桯史》）成都府使用交子最早，人们喜欢把交子藏于腰间，手脚麻利的小偷“善以小刃取之于稠人中如己物”（《二程文集》）。
偷窃，是宋朝的一个社会性隐患。除了经过长期训练的高级窃贼以外，一般小偷从事的是小出手的扒窃，并不需要太多的训练，而且作案迅速，容易得手，可以轻松得到一定的财物。加之个案的破坏性又常常不足以引起较大的震动，于是，吸引了较多的小蛀虫投入了这种无本生意。
当年，城市间的黑道活动主要有五类。第一类，行窃；第二类，诈骗，临安叫行骗的歹徒为“白日贼”；第三类，抢劫，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第四类，开黑店，谋财害命；第五类，强霸勒索，为害地方。
虽然某些歹徒在作案过程中兼施多种手段，但多数黑道人物只专一道。有的善骗，有的善偷，有的主要从事劫杀。黑道活动的分工，充分反映了黑社会也在竞争中发展。
偷窃毕竟要背着人干，一来是为了减少失主的抗争，二来也想躲避刑法与舆论的制裁。而抢劫则不同，强盗们迷信暴力，威逼着被劫对象不敢反抗，或者灭了口，彻底消除了对象的反抗。强盗们的杀人手段往往是十分残忍的。当年有个叫黄麻胡的强盗心肠极为狠毒，他常常叫那些被劫的对象自己挖个土坑，然后把他们倒着活埋，让双脚留在坑外，他以看那些被埋者的双脚抖动为乐。（《孙公谈圃》）
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很容易引起社会的震怒，因此，强盗们不敢轻易地在官府统治实力比较强的城镇中公开行事。而有一定伪装的黑店却较容易躲过常人的眼睛。因此，谋财害命的狼窟不仅存在于地广人稀的村野之中，就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里也是有的，甚至连大宋天子的眼皮底下也有黑店杀人之事发生。
宣和年间，一个外地官员来到东京参选，要去吏部陈状。可是这一天他起得太早，街上行人寥落，尚书省大门未开，于是他走进了街边的一家茶坊。茶坊之内，又经营澡堂。
他坐在茶厅里，叫了杯茶。突然，这个官员的颈上被皮条套住勒紧，顷刻之间就不省人事了。他被拖进澡堂的帘子后面，气息顿绝。
《清明上河图》中的茶坊与小食店
站在旁边的歹徒们高兴地说：“姑且不说他这身值钱的皮裘，就这胖子的一身肉也值不少钱。”
离天亮还早，歹徒们没有立即把他开膛破肚，便又转到外厅去了。过了一阵，皮带松散，这个官员竟奇迹般苏醒过来。他一时还不敢乱动，正在犹豫之间，忽然听见街上吆喝，兵卒们在为开封府尹开路。他立即爬起来奔出大门，站在街上连声大叫：“杀人！杀人！”澡堂里的歹徒们万万没想到这“死了”的胖子还能跑出大门，他们故作镇定地说：“这位官人得了疯病啦！”
不久，大尹乘马而来，遭难的官员在马前投诉了被害之事。大尹立即叫缉捕盗贼的兵卒冲进茶坊搜查，掀开澡堂里的木板一看，里面还有三具尸体尚未僵冷，原来都是昨天夜里杀害的。于是大尹把这一家恶贼全部抓住，依法处置了。据说，他们往常杀害的客人，其人肉都被一些恶少年买去。（《夷坚志补》）
宋朝城市中，强盗竟敢如此猖狂，可见黑势力已成了一定气候。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合法的掠夺、受特权保护的掠夺以及诡秘的强暴的掠夺，都会不可遏阻地发展。
诈骗，既要公开行事又要蒙上一层伪装，既要使你落入圈套又要使你放下戒备，待到被骗者清醒时，早已落花流水东去也，甚至弄得你有苦难言。歹徒们在这里玩弄的就是一个“诈”字。《晋书》说：“背信藏巧谓之诈。”诈者，就是运用奸巧使人上当。
骗局有大小，手段有高低。
有一个年轻人在街上遇到一个老妇人，她抱着家织的一两匹绢，正要出卖。年轻人说愿意出高价收买，便把她引到一个茶坊厅堂坐下，对老妇说：“您老先在这里等着，我叫老娘来做这笔生意。”
不久，这个年轻人又出高价要收买另一个老太婆的家织绢，也把她引到茶坊来，叫她在茶坊外边等着。他指着厅堂里坐着的那个老妇人对这个老太婆说：“那位就是我的老母，钱在她那里，我把你的绢送进去给她看，马上送钱出来。”
他抱着绢匹进了厅堂，便附耳对老妇人说：“外面等着的那位婆婆就是我的老娘，我拿了你的绢去取钱。”于是把这个老妇人的绢也抱走了。眨眼之间，这个年轻人就在闹哄哄的茶坊之中消失了。（《随隐漫录》）
有的骗局隐藏的奸巧就高明得多，连一些阅历相当丰富的人也不容易识破其机关。
有一位士大夫从外地来到临安等候调官，所住的旅店前厅铺面上是个茶馆。候官期间无事可干，他就坐在茶桌旁观看街景消遣。
茶坊对面有个染坊，染坊临街高挂着许多染色布匹，只见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在染铺前东张西望，转来转去。突然其中一人走进茶坊来，悄悄地对那名官员说：“我们要弄走那几匹晒着的染布，请官爷留情，好歹别作声。”那官员说：“这事与我何干？我不会饶舌的。”他心里想，这几匹布挂在大庭广众之中，窃贼们有什么高招可以偷到手呢？这倒要看个稀奇，于是他坐着不动。
只见这几个人不时地在街上晃过，或左或右。后来，这些人慢慢地走得稀疏了，到了黄昏时分，这些人都不见了。
官员笑道：“这些家伙也不是什么高手，原来都是些草包，只不过是说些大话。”他坐了大半天，也感到乏了，便走回住房去，准备吃饭。推开房门，天哪，他所带的行李被偷得一干二净！（《梁溪漫志》）
草包者，正是这个“人上人”自己！骗子们是个团伙，其手段比诈骗两个老妇人的小骗子略高一筹。他们充分地调动了这个官员的好奇心理，声东击西，十分从容地达到了目的。
至于“美人局”“柜房赌局”的诈骗形式，就更让人难防。
北宋宣和年间，东京城里发生过一桩高级的诈骗案。
一个姓沈的将仕郎，姑苏人，也来东京调官。此人十分富有，随身带了大量的硬通货。他正当壮年，有钱有闲，便打算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美美地过几天舒心日子。
就在下榻的客店近处，他交识了郑生、李生两名士子，三人意气相投，过往甚密，半年里，常一同出入歌楼酒场、青楼妓馆。
某天，三人相约出城游玩，路过一个水池子，几个养马人正在洗刷马匹，见了三名士子，恭敬异常地打招呼。沈十分诧异。郑、李解释说：“这几个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朝议大夫王公的仆隶。”
李生对沈将仕郎说：“我们与其信步浪游，泛泛然没有目标，何不骑上王公之马去拜访一下那位老大人呢？王公曾经主持一个大郡之政，门第殷实，榻前姬妾成群，他本人又喜好宾客。”
沈将仕郎听说有这等高雅去处，哪能不动心？加之郑生也在一旁撺掇，沈将仕郎便拍手赞成。于是他们便要了马，三人并辔而行，转了两个坊曲，来到一座大门前。门内，宅宇华丽深邃。
李先入，报曰：“主人闻有客，喜甚，但久病倦懒，不能具冠带，愿许便服相延。”
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中的庄院
已而主人出，乃一衰翁也。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态殊甚。揖坐东轩，命设席，杯盘肴馔，咄嗟而办，虽不甚腆饫，皆雅洁适口。小童酌酒过三行，翁忽嗽且喘，喉间痰声如曳锯不可枝梧，起谢曰：“体中不佳，而上客惠顾，弗能尽宾主礼，奈何！顾郑生代居东道，幸随意剧饮。仆姑小歇，煮药并服，少定复出矣。”沈大失望，而兴亦阑矣。
傍晚，沈、郑、李于后园中漫步，忽然听到内堂喧笑，并有投掷骰子之声。沈将仕郎从屏风缝隙中窥视，只见明烛高照，堂中摆了一张大案桌，七八个美女环立聚赌。
李生径直走入内堂。美女们说：“李秀才，你又来这里厮混啦！”李生便与她们搅在一起，且掷且笑。
沈将仕郎在门外看了，神魂颠倒，顿足说：“真是神仙境界，怎样才能使我也参与这个胜会呢？”
郑生说：“这些美女都是王公侍儿，王老大人刚刚入寝内休息，恐怕她们很难接待你，不像我与李生跟她们惯熟无间。”
沈将仕郎便央求郑生说：“小弟随身箧子中还有些茶引（当时的一种有价证券），你进去替我说说，也让小弟得一阵子快活，就心满意足了。”
郑生迟疑了一阵，便进入内堂，侦伺了许久，终于把馋液欲滴的沈某带到赌局之前。
众女咄曰：“何处儿郎，突然到此？”郑曰：“吾友也，知今宵良会，愿拭耳目。”姬曰：“汝得无引狂子来诱我耶？”
一个美女给沈某满满地倒了一杯酒，将仕郎一口饮干，美女惊诧说：“俊人也。”她便叫小丫环去伺候王老大人歇息，有什么动静，立即来报。
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辄胜，须臾得千缗。诸姬钗珥首饰，为之一空。
郑生推推将仕郎的肘腕说：“你赢了这么多，可以收场了。”可是，已经陶醉的沈某，其心思并不全在几个钱上，便不住地要酒喝。
有一姬最少艾，败得多，愠而起，挟空樽置前，曰：“只作孤注一决，此主人物也，幸而胜固善，脱有不如意，明日当遭鞭棰，势不得不然！”同席争劝止，皆不听。
沈将仕郎将骰子一掷，骰子跳了几跳，停了下来，这回可是将仕郎输了。年轻的美姬把那“空樽”往桌上一倒，满桌子的金钗珠玉，估其价，值三千贯。沈将仕郎把所赢的全部赔上，又从腰间取出茶引赔上，所剩无几了。他正准备再决胜负，突然听到王朝议大声咳嗽，急着要唾壶，众美姬立即把客人推出内堂。三人回到之前喝酒的地方，王公派人来向他们表示敬意，相约过几天再来做客。
沈归邸，卧不交睫，鸡鸣而起，欲寻盟再往。再召二子，云已出。候之至午，杳不至，遽走王氏宅，审之，空屋无人。询旁舍居者，云：“素无王朝议者，畴昔之夜，有恶少年数辈偕平康诸姬饮博于此耳。”
到这个时候，沈将仕郎才明白自己堕入了一个蓄谋已久的圈套，可是钱囊已经告竭。（《宋艳》）
这种骗局编织得十分精巧，花费的时间，参与的人员，扮演的角色，选择的环境，表演的细节，以及整个骗局的缜密构思，远非一般诈骗可比。可见黑道上已经接纳了一些智慧头脑。像以士子面貌出现的郑生、李生，大概就是从科举场屋中筛选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骗局的主谋。半年的交游乃至这次郊外诈骗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都牢牢地控制着“猎物”。他们不仅摸清了沈将仕郎的经济状况，而且摸透了他的心理轨迹，设置的圈套是那样丝丝入扣。
宋朝黑道作案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人力物力调动方面有了较大的规模。郑生们的骗局，就有十多个同谋参与，包括扮演马夫、退休官员及其美妾、小丫环者，动用了马匹、器具以及大量的珠宝钗钿。虽然这可能是临时凑合的班子，却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技巧纯熟，如赌局上的输赢，叫输就输，叫赢就赢，恰到好处。这些绝不是一般小骗子所能做到的。
由此看来，宋朝黑道的作案水平，从一个阴暗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上升。
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把危害本王朝统治秩序的人视为盗贼，这里夹杂着集团偏见、阶级偏见。宋王朝同样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说成是盗寇暴乱。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领导的那些著名的农民起义自不必说，许多小规模的、零星的抗争，甚至一些政治意识模糊的民间结社也都被说成是大逆不道。
北宋中期，京畿东西、河北一带，所谓妖教炽盛，如“里俗经社”之类，在各州县市井间、军营，乃至乡村，无不风靡。在某种宗教的外衣之下，老百姓聚集起来了，就在东京城里，也闹起了这种“经社”。
京城中有游惰不逞之辈李清等，私自集结二三百人，夜聚晓散，以诵佛为号，民间曰经社。（《赵清献公集》）
北宋末年，在扬州，有一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州官）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宋史》）可见这一类民间秘密结社已成风气。
所谓盗贼，应该是指那些用卑劣、残暴手段危害社会、危害人们正常生活的黑恶势力，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常常是杂芜纷乱的。
真宗时期，东京城里董德昌、董利用父子勾结皇城司巡察亲事卒，伺人阴事，诈取钱财。市井的老百姓都怕了他们，称他们父子为“大虫”“小虫”。（《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京城里河渠不少，两岸又有不少隐蔽之处，一些亡命歹徒藏匿其间，称之为“无忧洞”。歹徒们劫盗一些妇女，也藏匿其间，谓之“鬼樊楼”。
《续湘山野录》中记载，张秉出守冀州之时，一个巨盗劫了一家百姓的钱物，而且趁机强奸了这户人家未出嫁的女儿。
这些“大虫”“小虫”，这些“无忧洞”里的匪类，他们卑劣凶残的行径，不仅危害了一些家庭、一些妇女，而且严重降低了市井的安全感。
丑恶总是与美善相对立而存在的。阶级社会中丑恶的一面，包括王侯财主的凶残与贪婪以及黑恶势力的诡秘与狠毒，总会不可遏制地滋蔓。
黑道的嚣狂，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宋时期的城市生活正在商品细胞的裂殖中获得发展，但也生出了不少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