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的博弈
围绕在赵氏皇族周围，东京城里还居住着一群谋士与官僚。他们不仅傲居于坊巷街曲，在城市生活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同时他们的生活与角逐又关系到宋王朝的命运。
北宋初年，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是赵普。他并非赵匡胤宗族，原是幽州人，随父辈徙居洛阳，在后周担任下级官职。一次特殊的机遇，他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后周高级将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匡胤也十分欣赏他的才智。后来赵匡胤移镇宋州，便辟赵普为高级幕僚，担任书记。陈桥兵变，赵普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从而也成了北宋的开国元勋。
太祖初登基时，他的老母杜太后说：“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可见赵普与赵匡胤一家的亲密关系。乾德二年（964）赵普拜为宰相。
但是，御史中丞雷德让弹劾赵普，说他擅自买了别人的屋宅，而且聚敛财货。赵匡胤大发脾气说：“鼎铛尚且有耳！你不知道赵普是我的左右手吗？”于是命令卫士拖着这个不知趣的御史中丞在大厅里转了好几圈。（《邵氏闻见录》）
赵普是赵匡胤的头号智囊，“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宋大诏令集》），许多重大决策都闪烁着赵普的智慧之光。
赵匡胤向赵普请教：“为什么唐季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战乱不已？有什么办法使天下息兵，使国运久长？”赵普说：“社会纷乱，主要是地方节镇的权势太大，君弱臣强。如今要想长治久安，别无奇策，只有削弱他们的实权，经济上控制他们的收入，军事上收缴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太平了。”话还没有说完，太祖说：“卿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明白。”
赵匡胤似乎明白了，但具体行动起来，又还不太明白。他多次提出要让符彦卿担任禁军统帅。符彦卿何许人也？自后唐起他就军武有名，统带羽林军。后晋时封祁国公、同平章事，后汉时封魏国公，兼中书令。后周时封淮阳王、卫王、魏王。北宋开国，又加封他为守太师，并统率军队。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能再委以兵权。赵匡胤不接受这个意见，而且颁发了符彦卿统率军队的命令。不过，这个命令又落到了赵普手中，他揣在怀里去见赵匡胤。皇帝问：“又是为符彦卿的事情而来？”赵普说：“不是。”
因别以事奏，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赵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涑水记闻》）
元胡廷晖《宋太祖蹴鞠图》
石守信、王审琦等，是赵匡胤的老部下，又在陈桥兵变中立了大功，于是由他们统率禁军。赵普多次建议调换他们的职务。太祖说：“他们绝对不会叛变，卿何必担忧？”赵普说：“臣也不担心他们本人叛变。然而仔细观察这几位，皆非统御之才，恐怕很难驾驭其部下，万一其部属作乱，他们也就身不由己了。”在赵普的反复启发下，赵匡胤终于下决心收缴兵权。于是，富有戏剧性而又富有人情味的著名一幕——“杯酒释兵权”上演了。在十分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赵匡胤剥夺了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大将的兵权。
不让符彦卿统兵，收缴石守信等兵权，属于同一个思路，也就是赵普建议推行的“强干弱枝”方针的先导。“强干弱枝”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政局平衡的十分高明的手段。当然，收缴大将兵权只是治标之法，要在制度上进行保证，还必须在政治结构上进行变革。
赵普建议：“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国老谈苑》）而后在各州设立通判一职，牵制知州的权限。
在中央，突出地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般情况下，设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名，次相参知政事两名，又把管军政的枢密使、枢密副使也列为副相。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立为“二府”。北宋前期还把管财政的三司使也提升到副相的地位，谓之“计相”。于是，在皇帝之下，行政首脑部门成了一个群体。以宋太宗在位22年为例，前后任宰相9人，参知政事23人，枢密使4人，知枢密院事3人，枢密副使12人，同知枢密院事7人，签书枢密院事5人，三司使22人，总共85人。（《宋会要辑稿》）这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可能全盘驾驭军国大政。
精锐的禁军指挥系统中，又将侍卫亲军司再度分割为二： 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这两司与殿前司处于同一级别，形成三衙鼎立之势。“三衙”的将领都不能调动军队，能调动军队的枢密院长官又不能带兵。征战时，军事统帅临时任命，战事结束，统率权也就了结。在制度上，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于是，任何一个军事首领也不可能左右国家的军事大权。
战火纷飞、国家破碎的历史教训，使戎马半生的赵匡胤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他决心扭正这历史的歪斜，大力提倡文治。实际上，这是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寻找政治稳定的办法。
赵匡胤公开提出，宰相要用读书人。触发他这个念头的原因有几种记载。《圣政录》《归田录》说，太祖用第一个年号“建隆”不到四年，又要改年号。他提出新年号必须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的宰相范质等人便提出了“乾德”二字。用了两年，赵匡胤在后宫看到一面铜镜上有“乾德四年”字样，很吃惊，便找翰林学士窦仪（一说是陶穀）询问。学士说：“蜀主曾用过‘乾德’年号。”赵匡胤大发感慨：“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沂公笔录》却说，翰林学士卢多逊升太仆卿，备顾问，有关祭祀、仪仗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奏对敏捷而又详尽。赵匡胤便对左右的人说：“宰相要用儒者。”
这只不过是一种信号，说明赵匡胤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赵普虽是文官出身，但较早就混迹于官场，没有系统地读过多少书，赵匡胤便劝他多读点书。对于那些行伍出身的军事大将，赵匡胤也再三叫他们读经书，他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涑水记闻》）
为了形成重文的风尚，除了大力推行各种尊孔孟的崇儒措施，鼓励兴办教育，积极推行科举考试以外，几乎每个皇帝都身体力行，认真读书。
赵匡胤晚年好读书。赵光义更是个发愤读书的皇帝。“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宋朝事实类苑》引《国朝事实》）。赵光义在皇宫内修建清心殿，藏了不少图书，办公之余就来这里读书。他对宰相说：“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以后每天送三卷来，朕当亲览。”宋琪曰：“陛下爱好历史，以观书为乐，这是大好事。不过每天读三卷，恐怕过于疲倦，伤害龙体。”太宗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此书一千卷，朕准备花一年时间读完，想起那些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也就觉得不难了。”（《宋朝事实类苑》引《帝学》）
赵光义读书确是认真的，并能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他读了《老子》一书，就能从治国之术去理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深刻哲理，懂得做天子的容忍大度。
真宗赵恒也是个爱读书的皇帝。他说过：“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文史、政事之外，无他玩好。”（《宋朝事实类苑》引《帝学》）
英宗赵曙也是“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宋史》）。
神宗赵顼当太子时就十分好学，有次听先生讲课，反复问难研讨，到了中午，内侍说：“恐怕肚子饿了吧，应该吃饭了。”赵顼说：“听讲正有兴味，哪里会感觉肚子饥饿。”（《宋朝事实类苑》引《元丰宝训》）
南宋刘松年《山馆读书图》
宋朝皇帝们不仅爱读书，而且大多从事诗歌创作、撰写文章，有的还酷爱书画与琴棋文艺。
宋太宗书《登黄鹤楼》局部
赵光义是个多面手。他擅长调琴，还制作过九弦琴、七弦琴等乐器；他在棋艺上也有相当的造诣，亲自设计了“独飞天鹅势”“对面千里势”和“大海取明珠势”等棋局，一些专业棋手也为他所败。在书法上，草、隶、行、八分（近似隶书）、篆、飞白（多枯笔）等六体都有相当水平，草书尤为精工。（《杨文公谈苑》）雍熙三年（986），太宗赐宰相李昉等飞白体字幅。他说：“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真草，近有学飞白。”（《太平治迹统类》）至于诗歌方面，他写作甚勤。遇到祈雪、降雪、降雨、赏花、垂钓、观射、修水利、进士登第，或者中秋玩月等机会，他都要赋诗以抒情怀，并且常常要臣僚唱和。后来有人收集他的诗作，编为三十卷。（《宋史》）臣僚中诗歌写得好的，他特别垂顾。如杨徽之有诗名，赵光义就专门索取他的诗作数百首，读了之后，十分称赏。
真宗赵恒的诗歌创作更为丰富。每看完一种书，就赋诗若干篇。（《青箱杂记》）《玉海》载，真宗御集三百卷，其中《诗》三十七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
仁宗赵祯也有不少诗文。其百卷的御集，就以《诗》二卷置于首位，其次是《乐章》二卷。李延臣说，他在南海琼州街市上看到有位少数民族的兄弟在出卖一副锦背韝，其上织成一联诗句：“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这两句诗就是摘自仁宗赐进士的诗篇。（《庚溪诗话》）可见皇帝的诗流传甚远。赵祯的飞白体书法也有一定水平，更爱写字送给臣下。张士逊退休，赵祯赐予飞白书“千岁”二字。张士逊修建“千岁堂” 来供奉这两个字，以示隆重。（《宋史》）对皇帝的作品大加称颂膜拜，不免夹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宋朝帝王的作品中，也确实有一些佳作。
宋徽宗赵佶开创的“瘦金体”独成一家，可谓书艺之奇葩。元朝大书法家赵孟兆页评论说：“所谓瘦金体，天骨遒美，逸趣蔼然。细玩之，信不在李重光下，诚足珍矣。”（《古今图书集成》）赵孟兆页以为赵佶的字不在南唐李后主之下，这个评价是准确的。至于徽宗的绘画，更留下许多传世的珍品。
北宋赵佶《题李白上阳台帖》
与东汉灵帝、陈后主、隋炀帝以及南唐中主、后主个人倾心于文学艺术不同，宋朝帝王认真读书学习、爱好文学艺术，已形成普遍遵循的传统。实际上，这是一种推行“右文”方针的政治需要。隋炀帝也爱好诗文，但他妄自尊大，更不希望臣下的文章诗作出其右。薛道衡死了，他反而高兴得很，说：“谁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呢？”写过“庭草无人随意绿”这种佳句的王胄死了，他也感到颇为惬意。这种狭隘嫉妒的心理，与宋朝帝王们大力提倡读书、旌奖臣下优学的风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皇帝多优文事，兼长书画，每每新皇除位，便立一阁，贮藏其著作。真宗设龙图阁，仁宗置天章阁，英宗置宝文阁，神宗置显谟阁，哲宗置徽猷阁，徽宗置敷文阁。各阁都设置学士、直学士、直阁、待制。如龙图阁学士，当时谓之“大龙”；龙图阁直学士，谓之“小龙”；直龙图阁，谓之“假龙”；有得直阁之后，一直没有升迁而死者，谓之“死龙”。这些诸阁学士，本为侍从官名，后来，把它们作为一种贴职，各路的帅臣、监司官有劳绩的，可以加上这些贴职。
北宋赵佶《瑞鹤图》（局部）
正是在“右文”“崇儒”的方针指导下，北宋帝王相继组织人力，整理编撰了一些大型文献和重要的史著方志。
太平兴国二年（977）开始，太宗命李昉等搜集历代野史、小说、遗文编成《太平广记》五百卷。
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又命李昉等组织人力，整理葺删前代文献，编撰《太平总类》一千卷，又叫《太平类编》。因为每天要呈进三卷给太宗御览，便改为《太平御览》。
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命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检阅前代文章，精加诠释，编成《文苑英华》一千卷。
《太平御览》刻本内页
景德二年（1005），真宗令王钦若、杨亿主持编修历代君臣事迹，撰成《册府元龟》一千卷，九百多万字，规模宏大。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太平兴国年间，乐史修撰巨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还有巨型医书《医方》一千卷，后来又出现了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
前四部书，为宋朝著名的四大类书。加上其他巨制鸿篇的出现，鲜明地表现了当年推行文治的赫赫声势。
与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相配合，这些重文的行动与措施，稳定了宋王朝统治，不仅抑制了军事割据的死灰复燃，更深层的意义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北宋末年，蔡京、王黼等“六贼”祸国殃民，罪不容诛。女真贵族的大军直逼东京城下，钦宗赵恒即位。在群情激愤之下，皇帝不得不下令杀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赵良嗣等人。但是对杀人这件事，朝廷一直遮遮掩掩，似乎忌讳很深。
为什么会这样呢？
《避暑漫钞》载，赵匡胤接皇帝位，三年之后，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的黄幔覆盖，门钥封闭甚严。规定每年四享或新天子继位，参拜太庙之后，都要来此恭读誓碑。皇帝来到寝殿夹室，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陪从，其余群臣都远远站在庭中，不准靠近。皇帝进入室内，小黄门焚香明烛，揭开帐幔，立即退到阶下，皇帝到碑前，跪着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十分神秘。碑上究竟写了什么，臣僚都不得而知。直到靖康之变后，人们才得以进入夹室。原来室中立有一块高七八尺，阔四尺多的石碑，上面刻着三行字，一行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一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行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杀大臣及言事之人，而且要求皇帝恪守这个祖训，这是十分明智的政治手腕。除了前面提到的某些特殊情境下的例外，两宋三百多年基本上坚守了这个约规。仅从言路开放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绝后的开明政策。封建时代，谁要想批评皇帝，就叫“捋虎须，逆龙鳞”，危险之至。能带着棺材上金銮殿进行死谏的勇士，毕竟极少。如果能使大臣秉忠心说话，无杀头之忧，这就解除了束缚言论的最大绳索，形成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正是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朝的“葫芦”宰相大为减少。
赵匡胤知遇赵普，而赵普对赵匡胤赤诚相报。然而一个专制君主要经常地、长期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确是很不容易的。赵匡胤对赵普的意见也难免有听不进去的时候，可是赵普也倔强得很。有时，赵匡胤发脾气把赵普的奏章拂至地上，赵普却慢慢地拾起来，掸掉灰尘再次呈上；赵匡胤又拂之于地，赵普又拾起来，掸掉灰尘呈上。一而再，再而三，直到赵匡胤接受为止。（《国老谈苑》）
有位官员立了功，按规章制度必须升官，可是赵匡胤素来厌恶其人，不予提升。赵普坚决请求按制度办事，太祖发脾气说：“朕就是不给他升官，能奈我何？”赵普说：“刑，用来惩恶；赏，用来酬功。这是古今之通理。刑与赏，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个人的刑赏，岂能够以陛下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赵匡胤大怒，拂袖而去。赵普追在他屁股后面，跟着前往后宫，站在后宫门外，久久不离去。最后赵匡胤终于息怒冷静下来，接受这位骨鲠之臣的意见。（《涑水记闻》）
也许，读者认为赵匡胤与赵普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赵普才敢如此放肆。不错，个人关系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大胆向皇帝表示不同意见的，并非只有赵普。例如南宋光宗赵惇要诏用姜特立，宰相留正反对，赵惇坚持己见，留正便进行罢工，僵持五个月，赵惇只得妥协。（《宋宰辅编年录》）
哲宗时，宣仁太后要苛责谏官贾易，宰相吕公著不同意。太后态度强硬，吕公著也不屈服，并说：“不先赶我下台，对贾易的处分就行不了。”最后太后也只得妥协。（《宋宰辅编年录》）
在宋朝，不仅宰相敢于顶撞上尊，而且谏议成风，并逐渐完善了监察与谏议制度。门下省、中书省设置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专职谏官，后来又设立谏院，作为谏官的办事机构。它与以御史台为龙头的监察系统交相辉映，不仅评议抨击朝政的疏阙与失误，绳纠甚至弹劾宰相及以下的官僚，而且也对皇帝进行规谏讽喻。有次，在皇宫内做道场，仁宗赵祯亲临观看，赐和尚每人一匹紫罗。和尚致谢，仁宗说：“来日出东华门，把紫罗揣在怀里，勿令别人看见。否则台谏便有人上书议论了。”（《邵氏闻见录》）
最有名的事件，是包拯抵制仁宗对张尧佐的任命。张尧佐是张皇后的族叔，由于这个关系，仁宗拟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论反对，搁延下来。过了一阵，禁不住“枕边风”一刮，仁宗便想重申前命。一天，仁宗将上朝，张皇后送他到殿门口，抚着皇帝的背说：“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一事。”仁宗说：“得得！”上朝以后，便再次降旨，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臣中的包拯站出来极力反对，他离仁宗很近，慷慨激昂，唾沫飞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只好作罢。回到后宫，仁宗举袖拭面，对张皇后说：“刚才殿丞向前说话，唾沫直飞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包拯当御史吗？”（《曲洧旧闻》）
台谏制度本来是皇帝用来钳制臣僚的工具，可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背离初衷。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宋朝的台谏制度反过来对皇帝的活动与意愿进行了约束。
两宋三百多年间，各个时期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具体状况会有差别，皇帝与宰相们对台谏的争夺与利用，也出现过复杂的、微妙的关系，某些时候皇帝以台谏为御用工具，严格驾驭宰相，只要谏官进行抨击，宰相们往往自动打辞职报告。某些时候，谏官们又依附于资深权大的宰相，成为宰相上下其手的工具，甚至出现这种情况：“台谏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攻及上身者，犹能旷度有容；议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测。”（《续宋宰辅编年录》）
宋王朝的秘书班子，分两个摊子：一在翰林学士院，凡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者，起草制、诰、诏、令、赦书、德音等，称内制；二在中书省，由其他官衔加知制诰者，起草有关文书，称外制。内制、外制合称“二制”。内制往往先由皇帝面授基本旨意，或者先书面写下旨意，交翰林学士院，锁院门，起草正式文书。外制先由上面送来“词头”，中书舍人再起草正式文书，但是秘书班子觉得有关问题处置不得当，有权拒绝起草，退还“词头”。例如仁宗征聘皇后，四川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时，章献太后一见，认为她妖艳太盛，恐怕不利于年轻的皇帝，便把她嫁给了侄儿从德。仁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一直不痛快。不久，从德死了，仁宗很想看看那位令人神往的美女，便写手令，加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进入皇宫。当时，富弼任知制诰，接到皇帝写来的“词头”以后，认为很不合适，拒绝起草，封还“词头”。由于富弼态度十分坚决，仁宗也只好放弃这个念头。
在封建时代，要求某一种制度完全无偏差地运转，绝对办不到。宋朝的台谏制度同样如此，但它们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十分明显，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宋朝的君主与官僚的恶性争斗，出现了相对的言论开放的风气，对于宋王朝全面性的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东京宣德门左右两侧，有两个特殊的衙门：一个是隶属于谏议大夫的登闻检院，一个是隶属于司谏、正言的登闻鼓院。一般文武官员和老百姓议论朝政得失，涉及军情机密、公私利害，呈献奇方异术，或者陈诉冤情，等等，无法由通进司向皇帝呈进的，可以先上登闻鼓院呈进；如果鼓院不受理，再上检院投陈。
这两个衙门规模不大，地位也不高，却是皇帝了解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文献上有关敲登闻鼓的记载不少。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九月，接连两天有人敲鼓。己酉日，故翰林学士梁颢的儿子梁适敲鼓，自陈父兄沦灭情况，皇帝特别录用他为秘书省正字。第二天，同谷县主簿李士程敲鼓，呈军机秘密大事，因所言狂悖，责授惠州司户参军。（《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宋初年，出过一桩趣事。东京市井间一个市民走失了一头猪，他投诉无门，便跑到登闻鼓院敲起大鼓来，这桩小事居然也上报皇帝。赵匡胤听了，竟十分高兴，给赵普下了个手诏：“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麈史》）
赵匡胤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不过，市民丢了猪竟然可以向皇帝投诉，这恐怕是前朝所无、后朝难见的喜剧性政治新闻，也确实说明当时的政治空气比较宽和。
皇帝通过登闻鼓院，自然可以了解官僚队伍中的一些情况。前面谈到，赵匡胤十分倚重赵普，不过，体现在他们之间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再深厚的私人交情也消融不了权力之间的摩擦。翰林学士卢多逊便多次在赵匡胤面前揭赵普的短。赵普老是顶撞赵匡胤，皇帝对赵普也渐渐地由不满到怨恨。刚好雷有邻敲登闻鼓告发宰相政事堂堂后官胡赞、李可度等受贿枉法。王洞贿赂李可度，赵孚授西川官又称病不去上任，而这些官员又正是赵普庇护的。赵匡胤一听大为恼怒，下令把这几个堂后官交御史台审问惩处，同时把几位参知政事的地位抬高，让他们与宰相赵普一起掌印、押班、奏事，实际上是把赵普的权力加以分割。不久，干脆撤了赵普宰相之职，放他到地方上去做官。
与不杀大臣的政策相配合的是，朝中被贬、被降或者需要调动的官员，常常下放到各州县去做官，但也有重新调回京城的可能。能上能下、能出能进形成了一种风气。如王禹偁，文坛上颇负盛名，太宗闻其名，端拱初年，提拔来京城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王禹偁替徐铉抱不平，贬商州团练副使；几年之后，又召回京城，复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不久坐谤讪之罪，又贬出朝廷，去滁州、扬州任知州；真宗接位，再次召回京城，再次任知制诰；咸平初年，又被赶出朝廷，出知黄州、蕲州。三进三出，三上三下。（《宋史》）北宋时期，三上三下、前后三次拜相的有六人：赵普、吕蒙正、吕夷简、张齐贤、文彦博、蔡京。同样，地方官也经常调动，从这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任期一般不超过四年，有的不到一年。
根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宋太宗一朝，22年之间，升州城里换了13位知州，任期最长的3年5个月，最短的3个月，平均每任大约1年9个月。这个情况在两宋时期具有代表性，普遍如此。
走马灯似的更换任官，其主要用意在于防止拉帮结派，杜绝地方势力的坐大。官员流动加快，消极的一面，是不利于深入考察，难以有长远的建树，短期行为较多。积极的一面，是可以防止官员死守一隅，形成惰性作风、拖拉作风、保守作风以及裙带作风。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官员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在社会上形成了可上可下的观念，许多官员的调动是他们自己主动请求的。即使许多官员被贬谪，也并非一棍子打死，常常还有东山再起之望。于是在官僚队伍中，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平衡，形成政治上的稳定。这就叫动中求静。另外，两宋王朝的许多皇帝，还深知在用人上兼容并包的奥妙。让臣僚们互相牵制，他既可以不必担心某种势力的坐大，又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对于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平衡游戏。至于昏庸的皇帝，就难以驾驭这种双马车，只好听任臣僚们捉弄他了。
与唐朝的情况不大一样，两宋时的皇位传递虽然出现过一些微微颤动，但是没有发生皇族内部大动干戈的仇杀。除了民族斗争给宋王朝造成的动荡和威胁以外，宋政权内的政治斗争一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既没有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那种大规模内战，也没有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王朝遭遇的毁灭性的农民大起义，总体来看，政局比较平稳。
赵匡胤要“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赵光义也说他孜孜求治所希望的“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宋朝事实类苑》）可见追求“运祚久永”，是赵氏兄弟及其后继者的工作主题。不可否认，赵宋统治集团善于组织各种高超的政治游戏，获得了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