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之风
真宗年间，以诗酒逞豪的石曼卿在东京做官时住在蔡河下曲。邻近有一户大财主，高墙大院之内，天天传出悦耳的歌声与钟磬之声，几十个仆人常常在石曼卿门前招摇而过。容易冲动的石大人实在按捺不住，便拦住其中一名奴仆打听：“你家主子何许人？”
对曰：“敝家主人姓李，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里侍妾曳罗绮者数十人。”
石曼卿一听如此奢华，不免心动，就对那名奴仆说：“我想见见你家主子。”
奴仆回答：“敝家郎君素来不结交士大夫。不过，他喜欢喝酒，而且早已听说石大人很能喝酒，郎君似乎也有会见大人的意思。等小的回去禀报一声，请大人等候消息吧！”
一日，财主果然派人来延请石大人，石曼卿立即戴上帽子去见他。石曼卿坐于大堂上，等了老半天，年轻的主人方才出来。他戴的是头巾，腰上系一条勒帛，不具衣冠，更不行拱揖之礼，十分随便。
接着，他把石曼卿带到一幢豪华馆舍，那里丝帷锦帐重重，陈设光鲜明耀，极尽纷华富丽。宾主对坐了一阵，进来两名俏丽的侍女，她们每人持一个小木盘，走至石曼卿之前。每个盘中都有许多块红色牙牌。其中一个盘子里写的是酒名，要石曼卿选择一个牌具。另一个盘子里写的是菜肴与点心，要石曼卿各选五样。
两名侍女退去不久，进来了十多名歌妓侍妾，有的端着果品酒菜，有的拿着乐器。论穿着，论容貌，个个都是上上品色。
轻柔的笙管之声与绵绵的歌声，缓缓飘动。“一妓酌酒以进酒罢，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
所谓“软盘酒”，就是使女们手捧酒食果肴盘子之意。这种饮酒方式虽然香艳，是一种极为高雅的行为，但太不自在。“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墨客挥犀》）
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中的大户人家
酒宴就此匆匆结束，对于最爱豪饮的石曼卿来说，肯定喝得不过瘾。不过，到底见识了这位财主“懵然愚痴”的情状。
这种财主，当时人称为“钱痴”。其实，此人是否真的懵然愚痴？未必！恐怕只是对士大夫和他们那套礼节表示冷漠与轻慢。他信奉的并不是商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是比干、范蠡和赵公明这些财神爷爷。过后，石曼卿派人下书，表示郑重通问，那财主却闭门不再接纳，可见，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这种“钱痴”，就是宋朝城市中新出现的富有者。
城市，是层出不穷的社会职业的摇篮。随着商潮的蔓延，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可供选择的职业也就逐步地丰富起来。一些新的行业产生，一些传统行业被改造，而这一切总是滥觞于城市。
在宋朝城市中，除了贵族、官僚、胥吏、地主、僧道、军兵、仆役、学生、商贾与工匠这些传统的社会职业以外，一些前所未有的职业出现了，一些过去偶见的职业也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从业人群。
有三个方面的新型职业值得注意：
第一，商业方面，出现了腰缠万贯的酒店茶坊大老板，从事兑换以及做证券生意的金银交引铺店主，资财丰饶的承包商，承包税收的揽户，商业仓库货栈的经营者。这些人多半是富裕之家。此外，还出现了在买与卖之间渔利的牙侩群，雇佣劳动中介的行老，还有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动摊贩。
第二，文化教育方面，出现了被科举考试淘汰的小学教师，替人帮闲混饭的穷知识分子，投身于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先生，把观众弄得神魂颠倒的各色艺人以及从方士演化而来的占卜术士。
第三，其他下层，如为顾客服务的各种雇工与帮闲，佐酒助乐的应召女郎，提供性服务的青楼市妓，还有拦街虎、白日贼等偷盗拐骗的黑势力，等等。
这些人物在市井间奔竞钻营，寻觅自己的生存位置和出路。又正是他们，牵动着所有的城市居民，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像一群又一群追逐不休的蜂蝶，把整个城市搅得春意盎然。
从管理的角度考虑，宋朝官府承袭唐制，把城市居民自成系统地编制起来，称为“坊郭户”。这与秦汉以来的“市籍” 大有差别。市籍只是工商人户，坊郭户却包括了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
与农村户口不同，坊郭户一般按产业多寡分成十等。在较大的城市里，前五等称为上户，后五等称为下户。由于官僚贵族另立官户簿籍，不在坊郭户之列，因此，上户主要是指大商人、大手工业主、大房主、大高利贷者、住在城里的大地主以及其他富豪。下户主要是中小商人、商贩、手工业者、工匠、文化艺术人员以及其他城市贫民。
有关划分等级的财产标准，各个地区并不一致。像南宋福建漳州的标准是，产钱在七百贯以上者就列为上户，铺前积货七百缗以上者就称为巨商贾户。（《北溪大全集》）在陕西，同一个等级的上户又加以区别，家产一倍以上的叫富强户，三倍以上的叫高强户，五倍以上的叫极高强户。（《河南先生文集》）像兴仁府的万延嗣，有家业钱一十四万二千贯，被列为无比高强户。（《宋会要辑稿》）
上户，加上官户，属于城市上层，在整个城市居民中只是少数，但他们却是城市生活的主宰。他们垄断着政治权力，控制着经济命脉，大部分社会财富落入了他们手中。曾为真宗所倚重的王旦做了十多年宰相，对东京城里上层社会的家底了如指掌。有一天他在朝中讨论金银价格上涨的问题时对皇帝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拥有巨大财富的豪商四处皆有。南宋建康城里，以房屋出租的大户，最少的每天也有二三十贯钱的收入，一年到头，可以赚钱上万贯。开解库（当铺）的大户，其家业竟有高达数十万贯者。（《景定建康志》）鄂州富商武邦宁做缣帛生意，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夷坚志》）
这些无比高强户，乃至于超级的无比高强户，其经济实力之强，确实惊人耳目。
市场上大量的商品是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竹木铜铁丝棉麻。吃得粗饱，穿得身暖，这是最起码的消费。可是，如果充斥于市场的商品统统都是满足生存需求的消费品，那就说明社会再生产只是一种低水平重复，人类社会就将长期徘徊在垂髫的幼年时代了。
北宋佚名《人物图》
宋朝市场上，特别是在高一级的市场上，享受性与发展性的消费已经颇为丰富。发展性消费包括智力投资、社会福利投资、扩大再生产投资等等。享受性消费也有不同层次。层次较低的好酒好菜，以及比较好的头面首饰的消费，范围比较广阔。而高层次的享受性消费，主要的需求者还是城市上层，如石曼卿会见的那位财主，光是几十个姬妾使女的梳妆打扮，就需要一大堆高级消费品。
其实，这个“钱痴”还算不上是最富有的财主。有的大官僚、大贵族，乃至一些大商贾的生活，更为豪侈。像南宋高宗时的王继先，是一个攀附秦桧得宠于赵构的暴发户。他在临安城里广造第宅，出租收钱。蒲桥之旁是条古运河，王继先为了扩展住宅基地，把古运河填上土，“其宅周回侵占居民数百家及官街二条。见今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三朝北盟会编》）。
王继先的“快乐仙宫”并不止一处。他在湖州另建了一栋别馆，完工之日，从临安载了二十万贯现钱前往举行“剪彩” 仪式，大摆筵席，谓之“镇宅钱”。仅此一端，就可以想见这另一个“快乐仙宫”的奢华了。
宋朝的帝王家也与市场有不解之缘，他们享用的相当一部分高级消费品就是通过购买获得的。
高宗赵构退位以后，特别喜欢收集珍奇玩好。孝宗为了讨这位养父的欢心，派人在民间广泛搜求。临安市场上来了一名北方商人，通过太监这条内线，把一条通犀腰带“进献”给皇帝。这条腰带连接十三銙，带上还镂刻着一个扶杖的寿星老翁。孝宗得了，十分高兴，准备作为元旦大节送给赵构的礼物。这种所谓“进献”并不是无偿的奉献，实际上就是送上门的一笔买卖。那商人开了个价，要十万贯，孝宗也不嫌贵，成交。后来，由于一名太监向商人索贿而不得，从中挑拨，说寿星扶杖太短，是个不祥之物，最终退货。（《桯史》）这笔买卖虽然没有做成，但可以看出这种高级享受性消费品的交易，其金额是极为惊人的，一条腰带的价格，相当于漳州上户起点钱七百贯的一百四十多倍。
南宋佚名《松荫庭院》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朝的高消费风气越来越浓烈，占有高级消费品的居民慢慢地超出了高官豪富的范围。在南宋理宗朝颇有名望的王迈说了一段话，十分真切地反映了这种高消费热。他说：“士夫一饮之费，至糜十金之产，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臞轩集》）
中产之家也要购买上十万钱的首饰，不说是打肿脸充胖子，至少也算是“超前消费”了。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南宋后期才有，追求奢华富丽，北宋时早已成风。徽宗大观四年（1110）闰八月，给事中蔡薿在奏章中写道：“臣观辇毂之下，士庶之间，侈靡之风曾未少革。”（《宋会要辑稿》）
商潮腾涌之时，总是广泛地把人们提高消费水平的欲望鼓动起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宋朝高级商品市场中，名气最大的是北宋东京潘楼街的“界身”。这个金银彩帛市场店铺门面宽阔，房屋高大雄壮，森然耸立，买卖做得很大，“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
除了权力与土地以外，最富有魅力的莫过于黄金与美女，“金屋藏娇”这个典故就高度地概括了这两者的价值。其实在许多人的眼里，黄金价最高，有了黄金就可以得到美女，乃至可以得到其他一切，包括权力与土地。所以，在宋朝市场上，黄金成了人们炫耀自己的手段。
头面首饰、服装、建筑、车轿，采用黄金装点涂饰，蔚然成风。泉、福二州妇人的轿子，用的便是金漆。（《鸡肋编》）散布在东京城内外的黄金店铺，数量非常可观，专门打造金箔、铺翠销金的店子就有好几百家，往来贩卖这些黄金装饰物品的商贩，往往至数千人。（《宋会要辑稿》）吃黄金饭的商贾队伍如此庞大，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珠玉同样是人们所崇尚的高贵物品。唐朝皮日休说：“物至贵者，曰金玉焉。”《管子》说：“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有些珠宝玉石价值确实胜过黄金。
北宋末年，宋徽宗举行大宴，他拿出一套高级的玉制酒器对蔡京说：“朕很喜欢这套器具，只是担心群下们议论，认为过于奢华。”（《宋史》）一个最爱奢华的皇帝，竟然担心这套酒器引起非议，可见其物之华贵绝非一般。徽宗还有个骆驼形状的玉制酒器，可贮酒数斗，另有一只拳头大的香龟，是晶莹的紫色玉石所雕，焚香时用龟口承受烟雾，尽入其肚，然后把骆驼与石龟用蜡封住。徽宗游幸时，总是把它们带在身边，届时，把蜡去掉，骆驼出酒，龟吐香烟。（《夷坚志》）像这样的高级珠宝玉器，自然贵于黄金。
市场上珠玉交易相当红火。临安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就是个珠子市场，每笔买卖动辄上万数。其他城市也有珠宝店开设于街市之中。信州朱彦才得了一块大水晶石，市侩出价六千贯，他不卖，后来临安皇宫里的工匠听说，再增价三千贯买了去。（《夷坚志》）建昌一个无赖捡了一块石头，日光照射可见其中有犀牛状物，卖了十万钱。（《夷坚志》）
福建有个大海商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年幼的女儿。他死后，黑心的官府便吞没了他的家产，仅仅是现存的珍珠就有一百三十担。（《癸辛杂识》）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珍珠可以作为储藏品，但主要还是作为营运的资本。珍珠本身也必须作为商品交易，才能实现其价值。这个海商拥有如此巨量的珍珠，从情理上说，应该是准备投入市场的。
北宋赵佶《听琴图》（局部）
女真出产北珠，较为珍贵。神宗时，一度禁止在市场上交易。可是一名大胆的商人竟敢违犯禁令把北珠卖给皇家的一位公主。（《宋史》）徽宗时，梁子美主管河北财政运输，他为了投赵佶所好，就拿出三百多万缗钱购买北珠进献。（《宋史》）南宋宁宗时，宗室出身的赵师
依附权臣韩侂胄。韩侂胄生日，百官争着进送珍奇。赵师
来得最晚，献上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金质的葡萄架，架上垂挂着一百多颗大珍珠。其他官僚都自愧不如。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有人献了四顶用北珠装缀的花冠，韩侂胄给了四名爱妾，其他十人也吵着要。赵师
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花十万贯钱购买北珠制了十顶花冠送上。（《宋史》）这些事例都十分清楚地说明，无论是进献给皇帝的，还是送给权相的礼物，很多都购于市场。
享受性消费之热还突出地表现在花卉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临安的花品很丰富，菊花就有七十多种。牡丹有秋天开放的，“阴阳多苦栽培地，不趁春风有几家”；还有冬天开的，“一朵娇红翠欲流，春光回报雪霜羞”。芍药有早绯玉、缀露、千叶。梅花有绿萼、香梅、红梅、蜡梅，“月中分外精神出，雪里几多风味长。折向书窗疑是玉，吟来齿颊亦生香”。
花是人人爱。“每岁禁烟前后，置酒馔以待来宾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故俚语云，弹琴种花，陪酒陪歌。”（《续释常谈》）许多花，其色、其态、其神、其香，常常令人倾倒。历来就有人为花吟唱，为花作画，也为花编织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还给花赠送了许多美好而别致的雅号。张敏叔就以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酴醾为雅客，桂为仙客，蔷薇为野客，茉莉为远客，芍药为近客。（《中吴纪闻》）
也有人对花卉的评价是另一种格调。“余尝评花以为梅有山林之风，杏有闺门之态，桃如倚门市娼，李如东郭贫女。”（《三柳轩杂识》）这不免有些偏颇。
为了满足人们对花卉的喜好，花农们便将这些大自然的娇美赏赐加以人工栽培，甚至精心改造，投入市场。临安市场，四季都有鲜花上市。春天上市桃花、瑞香和木香；夏天上市金灯花、茉莉、葵花、石榴花、栀子花；秋天上市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天上市木春花、梅花、蜡梅、兰花、水仙等。同时还有用罗绢做的各色小花，也在市场上兜售。（《梦粱录》）
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
其中茉莉花的叫卖最热闹。初上市时，其价格很高，有的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武林旧事》）。当茉莉盛开之时，买花戴花的妇女更多，尤其是那些青楼女子，总是头戴两三朵。临安城里，提着马头竹篮叫卖茉莉花的小贩，就有好几百人。（《西湖老人繁胜录》）鲜花并不只属于有钱人家，中等人家甚至小户人家的妇女们也想方设法要享受一点大自然香美的赏赐。临安丰乐桥开机坊的周五家，有个漂亮而又爱美的女儿，听到街上卖花声，出门一看，见小贩提的鲜花特别新鲜艳丽，于是买了很多，插在房里，往来赏玩。（《夷坚志》）
洛阳的花卉品种甚多，牡丹被誉为“花王”，许多园林里都种植牡丹。天五院是个专种牡丹的花园子，有牡丹几十万株。该城的花农、花贩子多半住在这里。到了牡丹盛开之日，“列帷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最名贵的牡丹是“姚黄”“魏紫”。“姚黄”买不到，一枝“魏紫”要一千钱。（《邵氏闻见后录》）仁宗时，李迪为河南留守，每年都要将四五朵鲜妍的姚黄、魏紫，派遣驿卒连夜兼程送入皇宫。（《渑水燕谈录》）皇帝之喜好，对于社会之喜好大有推波助澜之势。
两宋时期，花农们掌握了植物变异的一些规律。他们把牡丹、芍药以及菊花的品种加以改造，使其花形变异，颜色变异，培植出许许多多新品种。宣和年间，洛阳花工用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白牡丹的原种培植出一种浅碧色的牡丹，这种新品叫“欧家碧”，价在“姚黄”之上。（《墨庄漫录》）据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一地的牡丹有90多种，后来张南记载有119种，而后又培植了不少名贵的花种。其中“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曲洧旧闻》）。
南宋佚名《牡丹图》
四川彭州也盛产牡丹，有“小洛阳”之称。北宋末年，好些花商花农从洛阳引进牡丹品种加以改造，培植了更多新的名贵花种。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载，彭州的牡丹有100多个品种，多过洛阳。其中如“祥云”，初出时，一株可卖七八贯；“双头红”刚上市，一株要价三十贯。彭州有名的大户李家、苏家，都是经营牡丹发财致富的。
王观的《扬州芍药谱》说，扬州一地出名的芍药有33种。刘蒙的《菊谱》里，记载了菊花品种35个。
居住条件本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住宅逐渐地超出了遮挡风雨烈日、躲避严寒酷暑之效用。有的权贵“竞为奢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更是奢靡有名。石崇与王恺斗富，学汉朝未央宫皇后居室用椒桂香泥涂墙，王恺便用赤石脂。这些装饰完完全全是出于自我夸耀的需要。到了宋朝，城市上层的高消费热情也在居止第宅方面充分表现出来。
一些高级官僚出于各种原因，住舍比较狭小，被传为美谈。像宋太祖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与赵匡胤的作风相近，也是个节俭的典型。到了太宗时，他升为枢密使，已是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之一。他由于足疾告请病假，赵光义便亲临楚府慰问，看到他的住宅竟如此矮小质朴，十分吃惊，便下令有关部门为他扩大增修府第。楚昭辅考虑到要侵占其他居民的房地，便坚决辞谢。赵光义非常欣赏他这种态度，于是赐白银一万两，要他另外买所房子。（《宋史》）真宗朝宰相李沆是个典型的墨守成规派，一切更张的建议，他都不予采用，平日又不轻易发表意见，人们叫他“无口匏”。他在封丘门内盖了一栋住宅，厅堂前面仅可容坐骑转身，颇为狭小。（《宋史》）
楚昭辅、李沆这类节俭型的官僚在整个官僚队伍中只是少数，大多数上层官僚以及其他富户都尽可能地经营高级住宅与园林。神宗熙宁年间，太师王拱辰在洛阳的道德坊修建了府第，十分奢华。常州城有个张郎中巷，是北宋初年张佖居宅所在，第宅十分雄伟，园中古木参天，亭阁台榭相当精美，为一方之胜。
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从建筑营造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建筑到宋朝已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标准化的营造法式，并且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这是建筑工艺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宋朝城市里，除临街店铺以外，一般市民住宅，只要稍富资财者，多为有门屋、厅堂以及廊庑相间的四合院布局。不过在具体形制上，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例如，只有官宦家庭才能造“乌头门”，这是一种特权的标志。
当时第宅豪侈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私园的兴建。私园出现于战国，汉晋隋唐已经兴盛，宋朝大盛。宋朝私园一般叫“园池”或“园圃”，富有的士大夫往往辟园池以示风雅，许多有名的私家园池便成了士大夫玩赏咏唱、欢聚醉饮的重要场所。
宋朝城市的著名私园不少，例如：
蔡京在东京建有东园与西园两个园子，西园的修建，毁民屋数百间。
韩侂胄在临安建南园；贾似道在临安建芳园；高宗时，宦官陈源在临安建有适安园，后改为小隐园。
广州有田待制的西园。
贾文元在许昌城北建曲水园，有大竹三十余亩。
绍兴禹迹寺之南有沈园，陆游遇前妻唐氏于此。
真州有东园，欧阳修曾为之作记。
姑苏名园不少。有南园，是钱氏广陵王之旧圃；卫清叔之园池，以假山最大而出名；俞子清侍郎之园圃以山石奇绝而称著；邵郎中园池以莲竹享誉。
最负盛名还是洛阳的园池。李建中建静居园；李公武有静渊庄；张齐贤之午桥别墅，实乃唐朝裴晋公的绿野庄；司马光有独乐园，苏轼曾为之赋诗：“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这真是仙境般世界。
黄金、珠玉、花卉与高级住宅，只是宋朝享受性消费品市场的几个典型品类。其他如高级丝绸、精美瓷器、优等漆髹、名贵皮毛、优质茶叶、高贵名酒、山珍海味、舶来香药、上等滋补药材、名家书画，乃至优质的棺木、奇特的石头等等，都是高层次的消费品。
南宋李嵩《画阑游赏图》
通远军有一种石头，谓之“赏石”，一尺多长的就可以卖几十贯。临安钱塘县千顷院有一块石头，叫瑰石，高数尺，四面有各种离奇洞穴，值五百多贯。（《云林石谱》）
大多数高级消费品与下层大众无缘，他们甚至连高级酒家的楼梯也没有爬过，更没机会乘坐奔驰的雕车。人们尽可以对建造快乐仙宫的恶官，对送受黄金葡萄架的贪吏，对购买三万钱一株“双头红”的大户，对躺进优质棺木的富豪，发泄感情上的愤慨，进行道义上的斥责，然而，历史的考察毕竟不能单纯地依凭道德尺度。
不能不冷静地承认，正是高级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才增大了宋朝城市中奔竞喧闹的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