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保持着革命斗志』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等多次来到衡阳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展开社会调查，组织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学生运动。1922年5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增加郭亮，并将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市清水塘22号——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住处。
毛泽东是何宝珍十分敬佩的人，她在三女师读书时就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内心触动非常大。有一次，毛泽东在湘南学联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斗争简史》，在演讲中毛泽东要求大家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群众进步，并强调：革命不是靠几个人就够了，而是靠培养更多的先进分子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还号召大家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脱掉长衫，到劳苦群众中去，到农村去，到水口山去。何宝珍听后热血澎湃，恨不能立即到工人群众中去。
还有一次，毛泽东参加湘南学联的会议，对大家坦言中国是农业大国，又沦为半殖民地，是跪着讨生活，号召大家到工农中去，同劳苦大众一道，争取光明的前途。他还谈到了如何对待家庭问题，要大家学习夏明翰的决裂精神，但不要都采取挥动斧头的办法，主要是思想上的决裂。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却给何宝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金声、肖腾芳的家都在长沙，而且邓金声是住在四川会馆里，房间比较充足，何宝珍与朱舜华开始的时候便住在邓家。邓金声本来姓金，因为丈夫姓邓，所以就跟着姓邓了。后来，邓金声的祖父要回四川去，她便跟着丈夫回了桂东（湖南郴州），何宝珍与朱舜华也就不能继续住在四川会馆里了。实在没有办法的两个女孩子只好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求助，毛泽东在与易礼容商议后，让何宝珍她们先住到清水塘易礼容房间后面的小房间里。1922年秋的一天傍晚，何宝珍和朱舜华便跟着杨开慧来到了清水塘。
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很关心何宝珍和朱舜华。有一次，何宝珍突然有些想家，杨开慧看出了她的心思，就亲切地对她说：“闹革命还怕没有家？这里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小家里，就像螺蛳壳里做道场。你想，那样你舒服不舒服？一个革命者不能沉溺在自己的家里呀！”何宝珍听了这番话，两道愁眉顿时展开，垂下的头慢慢仰了起来。
几天过后，毛泽东将何宝珍叫到他的办公室。这办公室很简陋，除一张书桌、两张茶几和几张木椅子外，没有别的摆设。毛泽东示意何宝珍坐下来，态度和蔼地说：“听说你在湘南学联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
“谢谢您的夸奖！和您做的这些大事相比，算不得什么。”何宝珍诚恳地说。
“现在你被学校开除了，我打算让你去自修大学读书，学杂费全免，你看怎么样？”毛泽东对何宝珍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于是主动提出要减免学杂费。“你可以像在衡阳时一样，通过勤工俭学赚些零用钱。”他继续为何宝珍出主意。
何宝珍感激地望着毛泽东，急切地问道：“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读书？”
毛泽东笑道：“明天，你和朱舜华跟着开慧一起过去看看。”
毛泽东继续说道：“宝珍，你这个名字好听，但字义太俗气，我改两个字，如果你认为不合适，也可以不采纳。”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笔和纸，写了两个字，交给何宝珍。何宝珍拿过一看，是“葆贞”二字。
毛泽东接着解释说：“‘葆’字是保持的意思，‘贞’是革命贞节。虽然意义改了，但字音没变。你觉得怎样？”
“永远都保持着革命斗志，这名字真好！”何宝珍欢快地说，“以后我就用何葆贞这个名字了。”（为了保持记述的统一性和习惯称呼，后文仍用何宝珍）
湖南自修大学是1921年8月间，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主要为年长失学之人、私塾改图之人，及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及时补习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而设，男女兼收。主事何叔衡，指导主任毛泽东，教务主任夏明翰，事务主任易礼容。
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文科开设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伦理学、社会学、新闻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法科设有法律系、政治学、经济学，学员可以任选一科或多科。何宝珍就读于自修大学初级班，她选择法科，总是尽可能地多学习些知识，对于自修大学列出的学员学习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工资劳动与资本》等，认真、反复地阅读，并且在与学员交流时积极进行分享。
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是在学员自学的基础上学校辅以指导，担任指导者的有学长、专科指导员，还有临时聘请的学者。“李达任学长时，常为学员举办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讲座，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何宝珍还经常旁听各种专题讲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视野也更加开阔。
一次，毛泽东讲到关于阶级的论述，特别指出妇女除了同男人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外，还多了一层夫权压迫的痛楚。有的因为受欺压上吊自杀，有的甚至生下来就被活活淹死。何宝珍听到这里，便联想到妹妹生下时的情景。当时妹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孩，而且家里四口人都已经揭不开锅，父亲开始说要溺死她，后来虽然没有舍得，但也送给了别人做养女。回到清水塘，何宝珍躲在房里大哭了一场。杨开慧过来劝慰，她便将家里的事情，包括自己从小由父母做主许给了蒋家，以及在三女师读书的钱大都是蒋家支付的情况说了出来。她在三女师被开除后不愿意回家，因为担心会被蒋家看管起来，很可能就不再有自由可言了。
杨开慧只比何宝珍大一岁，但因较早开始革命，且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有比较丰富的革命经验和人生阅历。她与何宝珍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姐妹之情。何宝珍对这位亦师亦姐的革命前辈也很敬佩，经常以杨开慧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来严格要求自己。
杨开慧同情何宝珍的遭遇，对其缓缓地说道：“在这个男权社会，女人哪有人权可言！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学习，才要斗争，才要挣脱掉几千年来束缚着妇女的枷锁！”
“妹妹在两三岁时就送养了，我又被许了婚，女子在这个时代连生存和婚嫁的自由都没有，我真的能自由地学习吗？”何宝珍既像询问杨开慧，又像在问自己。
“可以的！”杨开慧斩钉截铁地说道。接着，她问道：“宝珍，你能说说你怎么看与蒋家的婚姻吗？”
“我当时还在上小学校，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蒋校长托媒，又答应供给我读书的费用，我父母实在无力供养我，于是就答应了。我是坚决反对的，可是又能怎样？”何宝珍无奈地说道。
“宝珍，你要仔细想清楚，如果你不满意这桩婚事，就应该及早解除婚约。这样你也可以放下包袱读书，干革命了。”
何宝珍认真考虑过后，终于下定决心，她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劝父母把房子卖掉，用来偿还蒋家。父母收到信后，知道了女儿的决心，于是将住房卖掉，还了蒋家的钱，从此和蒋家断绝了关系。自此，何宝珍一家人搬到了沈公祠的厨房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