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救刘少奇（一）

刘少奇与何宝珍回到长沙后，中共湘区委委员易礼容安排他们在区委所属活动机关长沙文化书社住下来。白天，刘少奇有时在何宝珍的陪伴下到医院看病，有时去看望少年时的同学兼好友洪庚扬等人；晚上，他就在书社看书写作或同昔日战友交谈，了解湖南党组织和工会的活动情况。

然而，来长沙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25年12月16日，文化书社闯进几个湖南省军法处派来的士兵，声称要逮捕刘少奇。何宝珍立即上前质问士兵，为什么平白无故来抓人？但是那些士兵无所顾忌，强行将刘少奇带走了。后来何宝珍才知道，刘少奇是被带到戒严司令部关押了起来。

原来这是省长赵恒惕下的命令。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整日提心吊胆，于是加紧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当他得知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从上海来到长沙的消息，更是紧张，马上下令军法处拘捕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后，何宝珍心急如焚，已经过革命历练的她并不慌乱，立即将此事向省党组织报告。为了防止赵恒惕阴谋暗害，中共湖南区委研究决定：除了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营救外，由何叔衡、肖述凡立刻通过《大公报》发表刘少奇被逮捕的消息。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各界团体抗议赵恒惕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长沙。

何宝珍也一面想方设法与狱中联系，给刘少奇送些衣被和吃的；一方面与闻讯赶来的刘云庭商讨营救办法。他们四处奔走，不断地与党组织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系，积极配合党和工会组织、进步团体的营救，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救助。

何宝珍打听到在三女师读书时，教过自己的老师欧阳皋已经调到省政府教育厅工作，于是询问到其住址，到其家中拜访，寻求帮助。她还打听到在长沙的一位省内知名人士何维璞是何姓族上的一位远房亲戚，于是几经周折，找到了何维璞。欧阳皋与何维璞对刘少奇领导的工人运动也略有耳闻，对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也很感不平，都表示愿意出面营救刘少奇。他们还一同约见了两人都比较熟的，时任省议会议长、国会议员的欧阳振声。欧阳振声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建议两人继续联络省议会内的其他议员，希望通过议员们向省长赵恒惕共同上书，以求保释刘少奇出狱。刘云庭也联系了洪庚扬等同情革命人士以及叶开鑫、贺耀祖等军界要人，联名具保刘少奇。

1926年2月上旬，经何宝珍等人积极营救，刘少奇终于获释出狱，他被接到叶开鑫的司令部，同叶开鑫这位同乡见了面。为了方便刘少奇离开湖南，叶开鑫还资助了200元的路费。赵恒惕也故作姿态地派人送来“四书”一套，这一举动被当时报纸嘲讽为“最滑稽”的一件事。何宝珍经过这近两个月的焦虑和奔波，心中的一块重石才落了下来。

不久，刘少奇与何宝珍离开长沙，赶往上海。到上海向党组织报到后，刘少奇立即寄还了叶开鑫所赠的路费。随后又匆匆赶往广州，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工作。

2月19日，刘少奇夫妇抵达广州后入住越秀南路9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驻地。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理委员长，何宝珍被安排在总工会从事妇女工作。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何宝珍常与当时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向警予、邓颖超、何香凝、蔡畅等联系。何宝珍与何香凝有过多次接触，“她的言语和举动，给了何香凝极好的印象，常在人前夸赞她是一位好妇女干部。因为两人都姓何，有时居然以姑侄相称”。

这期间，何宝珍把长年受苦受难的母亲丁贞娥和儿子刘允斌接来广州生活。直至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刘少奇与何宝珍奉命将前往武汉做筹备工作，考虑再三只得将祖孙俩送回老家。但何宝珍没想到母亲回去以后，1930年初冬因债台高筑，被逼得同父亲悬梁自尽，老两口合葬在贵头村的西北半公里处。父母双双离世时，何宝珍一无所知，视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