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斗智
江苏省第一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附近，因此又被称为“南京老虎桥监狱”，也叫“南京模范监狱”。何宝珍被判刑后，就是关在这个监狱里。
虽然这是一个模范监狱，但是监狱的牢房、设备、生活待遇等都是极差的。高耸的围墙将监狱围得严严实实，墙外有一道很宽很深的水沟围绕着，以防犯人逃跑。宪兵们在围墙的四角亭里荷枪实弹，严密警戒。南京雨季来临时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连放在各床位上的被子一不小心就会被淋湿，无法使用；雨水和从阴沟里反溢出来的污水混在一起积满了地，臭不可闻，最高时会有20多厘米。大号房里要关20多个人，夏日里小小的窗洞根本没法吹进新鲜空气。不通风，没有扇子，身上黏糊糊，汗水不断往下淌，屋子太小也没法走动，各人只好坐在自己的床位上。加上满屋的汗臭味和马桶里的粪臭味，这滋味可想而知。冬日里睡在凹凸不平的硬板床上，御寒的只有一床又破又烂的小薄被。生病的难友情况就更惨了，缺医少药，受着煎熬。从江西押来的20岁女共产党员刘张氏，以及与夏之栩一道从上海押来的彭竹寒因得不到医治，先后死在狱中。
吃的方面，每人每顿一个铁罐，米是发霉的，里面还掺着稗子、砂子、谷子、草棍、老鼠屎。夏秋的菜是烂冬瓜、老苋菜，冬春是烂萝卜、发黄的青菜叶。监狱里规定政治犯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应是4.5元，要比刑事犯多1.5元，可狱方一律只按3元供给伙食。这些政治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忍饥挨饿、饱受摧残。
那是1933年的仲夏，南京这个“火炉”又热又闷，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一丝风也没有。牢房的看守们挥动着大蒲扇，嘴里骂骂咧咧的，把天气炎热带来的烦闷一股脑儿发泄在犯人身上。牢房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着浓浓的霉味，令人窒息。突然“哐啷”一声，牢门开了。何宝珍就是在这样的一天被押解到该监狱的。当时，她身穿一件咖啡色的旗袍，一副惯常的女教师打扮，头发已经披肩，脸色苍白，衣服上有几处颜色不协调的补丁。从3月底到现在，辗转上海市警察局与南京宪兵司令部，她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了。但不断的审讯与关押并没有使她屈服，她身上依然散发出活泼的朝气，内心依然倔强与坚毅。
这时南京模范监狱因为没有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监牢，就在这所关押普通犯人的牢狱中单辟一隅，把近30名女政治犯关了进来，称为“三号号子（牢房）”。何宝珍被押进来的时候，这里已经关押了耿建华（化名徐李氏）、帅孟奇（化名陈王氏）、夏之栩等人。夏之栩与何宝珍是认识的，因此何宝珍一进来，她就愣住了：“你……”
“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何宝珍为了不暴露身份，机灵地接下话。
夏之栩听到何宝珍的回答，立即反应过来，走上前去，挽起何宝珍的胳膊，帮她把行李放在一旁的空床位上，说道：“你叫王芬芳啊，我是黄素芬，以后咱们就住在一个牢室了，要相互照应啊！”何宝珍会意地点点头。
南京模范监狱原来只有6间监禁女犯人的大号子，关着普通刑事犯人。之后不断送来政治犯，使原来那些不敢乱说乱动的刑事犯也活跃起来。她们从政治犯那里学文化，学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新思想，向狱方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等要求。狱方认为这是被共产党赤化，就报请上司批准在大号子高墙外面的荒地上另建了10间简易的、每间只能放4张木板床的小牢房，称之为“小号子”，把政治犯和被判无期徒刑的刑事犯关进去，与普通犯人隔离开来。狱方认为被判无期徒刑的普通犯人即使赤化了也没什么关系，而那些被判一两年刑的普通犯人赤化了，那就不得了。
当时，重新分配牢房时，何宝珍并没有与夏之栩她们分在一间牢房。夏之栩、帅孟奇、耿建华和一个被判了5年刑的犯人分在三号牢房，二号牢房关着钱瑛（化名彭友姑）。二号牢房和三号牢房之间的墙上端有一个小洞，装了一个小灯泡，外罩着铁丝网。这个小洞虽不能传递东西，但也给她们提供了说话的方便。很快，那个被判了5年的犯人被调到了反省院，何宝珍便说动看守，把她调到了三号牢房。
这样，在三号牢房里：论年龄，耿大姐最长，她是小脚，故又称她“小脚大姐”；帅孟奇居二，因为受刑时伤了眼睛和腿，行动缓慢，放风时总排在最后，故而送了她一个绰号“区区”；夏之栩居三，大伙就称她“老三”。三人当中，除耿大姐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外，帅孟奇和夏之栩都被判了无期徒刑。而何宝珍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难友们称她为“大姐”，到了这里，年龄最小，所以称她为“小大姐”。三号号子原是个“老气横秋”的号子。说它“老气横秋”，一则是因为这号子里的人年龄大些，不够活跃；二则在监狱里自然地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为中心的领导核心，使这个号子更显得严肃。自从何宝珍来后，这个号子变得热闹起来了，她机智、聪明、活泼、开朗。不久，何宝珍便成了这个斗争领导核心中的一员。
何宝珍会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常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演唱给大家听，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黑暗的囚牢里，“小大姐”的歌声为大家驱散了寒冷，带来了和煦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坚持斗争的信心，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
何宝珍还非常关心体贴难友。同牢中有的难友行动不方便，她就抢着多干活，洗碗、提水、倒便桶，并乘机向别的号中的难友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难解疑，并做看守的工作等。她这种乐天向上的性格，深受难友们的喜爱。
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的工作经历，培养了何宝珍机智勇敢、善于斗争的本领。由于政治犯在普通犯人中的宣传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注意，有一天监狱当局突然在政治犯牢房中进行大搜查，大家没有防备，以致在帅孟奇的铺板上搜出了刚起草了开头的一份职工运动报告。狱方如获至宝，“二科长”奸笑着质问：“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帅孟奇反驳道：“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准学？”何宝珍机敏地接下话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正在教她们抄书识字。“二科长”把狱中的《世界知识》杂志仔细查看了一番，见报告开头所写有关世界工运发展史的一段内容，的确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便也无话可说，只把帅孟奇打了一顿了事。
何宝珍被捕前作为援救部部长，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援助被难者。互济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指出：“必须鼓励监内一切犯人及监外革命和同情革命的群众起来斗争，用罢餐、绝食、纷闹等方式，迫使当局改善监狱待遇，到条件成熟时更应举行破监运动，用群众力量夺回被难战士。”会后，济总就发动监狱斗争问题发出了第7号通告，指示监狱内的互济会分会以“要求通信、读书、接见自由”“反对脚镣手铐”“增加饭量、荤菜和吃水次数”等口号，组织难友斗争。
何宝珍来到南京模范监狱后，尽自己的全力为狱友争取应有的权益。在狱中，晚饭后小放风是与监狱里其他号子的男女难友们联系的机会。1933年夏的这几天，何宝珍与钱瑛、帅孟奇、夏之栩等商量好，决定掀起一次绝食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支援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反对关押的斗争。何宝珍这几天正在利用放风的机会，在狱友们之间传递这个决定。
牛兰（Noulens），真名保罗·鲁埃格，波兰人。1930年驻泛太平洋国际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兼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汪得利曾夫妇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他们被捕后，济总根据党的指示，多方营救。次年6月间，即国民党反动当局对牛兰夫妇进行所谓公开审判前后，互济会发动了一个声势颇大的“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争取释放一切革命政治犯”的群众运动，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迫害牛兰夫妇的事实；组织各种“牛兰后援会”；举行抗议国民党当局拘禁、审判牛兰的签名运动；组织群众集会示威；等等。何宝珍进入济总工作后，也了解和参与过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何宝珍入狱后，得知牛兰夫妇的最新状况，立即与耿建华、帅孟奇、钱瑛、夏之栩等人商议，大家一致觉得作为政治犯，应该声援牛兰夫妇的斗争。
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不能公开提出声援牛兰夫妇，何宝珍等人商量，决定首先提出改善生活待遇，进而提出释放牛兰夫妇。经过充分酝酿，由钱瑛写了一份书面要求，交给监狱当局。列出的要求条件是：一、夏季中午，开门放风；二、送饭时，把牢门打开，我们自己打饭；三、早晨，打开牢门做运动；四、允许外面亲友送食物和书刊；五、允许与外面亲友会面；六、增加伙食费，改善生活，不得无理克扣；七、禁止打骂政治犯；八、释放牛兰夫妇。要求提出后，敌人好几天没有答复，何宝珍等人便利用敌人开门让倒马桶的机会，包围了看守长，让他答复监狱政治犯提出的条件。他不答复，政治犯们便与狱方开展了绝食斗争，有小孩的难友不参加绝食。
开始绝食后，难友们都把自己存放的饼干、咸菜等食物，以及盛食物的缸子、盒子，统统堆放到号子门外，只留下一个暖壶和喝水的杯子，决心以死与敌人斗争到底，不答复要求，绝不复食。在绝食的头两天，难友们还能坐着，第三天就开始呕吐。看守们一次次跑来劝吃劝喝，给他们盛饭倒水，牢门也不关了，饭菜摆了一地，但没一个动摇的。到了第四天，许多难友都呕吐不止，何宝珍的身体也已经很虚弱，呕吐得更厉害，她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还有一个难友昏迷了，监狱当局恐慌了，立即找来医生抢救。政治犯们表示，不答复条件绝不复食。第六天，监狱当局看她们有生命危险，更加恐慌，怕负不起责任，监狱典狱长（是个基督教徒）亲自跑来劝说她们进食：“你们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们要求释放牛兰夫妇，他们是国际人士，我决定不了。你们还很年轻，有知识，都是有前途的，将来还有出狱的希望。你们赶快进食，吃些东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典狱长讲这番话，是为形势所迫。第七天，“二科长”又来与她们谈条件，他说：“外面送食物进来不行，有碍卫生。”何宝珍等几个带头人说：“你们不准外面送食物，监狱伙食这样差，还克扣我们的伙食费，我们长期坐监，你们究竟是想我们死在这里，还是想我们活着出去？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干脆现在就把我们拉出去枪毙算了。”政治犯们仍坚持原来的条件，“二科长”无奈，只好答应全部要求，只是释放牛兰夫妇做不到，说是上边的事，他决定不了。政治犯们提出，牛兰夫妇有病要送医院治疗，这是起码的人道主义，最后敌人也只好应允。
1934年春，政治犯们还发起过一次绝食斗争，支援何宝珍。斗争的起因是互济会派人给何宝珍送饼干来，狱方没让交给何宝珍本人就退回去了，违背了第一次绝食斗争复食条件中政治犯可以接受监外送来的东西的诺言。一天，“二科长”来查号子时，何宝珍质问他：“‘二科长’，你不是答应我们外面可以送东西的吗？为什么又不让送了？”“二科长”因为政治犯们前一次斗争胜利了，本来肚里就有气，他恶狠狠地对何宝珍说：“你还敢问呀？就是不让送！”“你们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二科长”气得下令将何宝珍拉出去打。政治犯们怒了，都一起闹起来。结果，“二科长”叫看守把政治犯们全都拉出去，每人遭到一顿毒打。
于是，政治犯们又开始绝食。4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物的承诺，“二科长”对犯人的残暴行为从此也有所收敛。
长年处在狱中的何宝珍，也时常想念自己的亲人。她惦念着在江西火热斗争中的丈夫，惦念着3个托人抚养的孩子，但她是一位刚强开朗的女性，她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相信孩子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下去，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而她正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贡献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