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贤内助

自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以后，全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工人俱乐部既要整顿内部，振奋工人们的情绪，又要对付军阀和资本家的破坏，工作复杂，任务艰巨。在国内形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何宝珍对周边状况谨慎警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刘少奇开展工作。

1923年秋的一天夜晚，一个账房先生模样打扮的人偷偷溜进了刘少奇与何宝珍的住所。家中只有何宝珍一人，账房先生看四周无人，便将一个金手镯、两只金戒指、一对金耳环和一包银圆塞给何宝珍，低声说道：“这是刘主任叫我从长沙带回来的，他要我交给你。”说完，不等何宝珍反应过来，便匆匆走了。

夜已深，何宝珍拿着这些东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站了一阵，她整整衣裳，索性将这些东西包扎好，急急忙忙去俱乐部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她立即将手中东西往桌上一放，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刘少奇认为事有蹊跷，低头沉思。何宝珍将自己的猜想讲了出来：“最近你不是在收集总公事房的总代表、消费合作社服务日用股经理陈梅生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挪用和贪污合作社资金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账房先生打扮的人应该就是陈梅生了。”刘少奇仔细一想，陈梅生嫌疑确实最大。于是，他立即叫来贺昌、周怀德等几位工人俱乐部干部开会讨论了此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处理了这桩贪污案件。紧接着，工人俱乐部更换了消费合作社的领导，健全了财务制度，加强了管理。从此，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更发展起来了。

何宝珍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工人们都信任她，有了心事向她诉说，有了困难请她帮助。因此，她能了解到很多工人的动向，借以帮助刘少奇更早更好地作出判断，及早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1924年9月的一天傍晚，有两个青年学生来找何宝珍，向她述说了机电师易鼎新等人好酒好菜邀请他们加入“工职协济会”的事情，还提及最近有个叫龙永鉴的基督教圣公会牧师经常出入工人家中，宣传基督教。大家很是疑惑，所以来请教何宝珍。何宝珍一听就觉得有问题：怎么最近各种组织一下发展这么快？前两天还听说有个名为“安派”的无政府组织在工人中拉拢势力，挖俱乐部墙脚，现在“工职协济会”和基督教圣公会也出现了，难道他们只是单纯的普通团体？于是，何宝珍让两个青年学生先回去，她自己快步来到俱乐部向刘少奇说起这些团体的事情。刘少奇听后皱紧眉头，半晌才说：“这一定是有人搞俱乐部的鬼，幸好你发现得早。”

通过深入群众调查，刘少奇终于摸清了以新任矿长黄锡庚为首的矿局当局与基督教、“安派”勾结在一起的“三角联盟”，他们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动摇工人的意志、破坏俱乐部的威望、分化瓦解工人的团结，企图达到搞垮俱乐部的罪恶目的。这天俱乐部召开党的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一方面派一些人打入他们内部，瓦解他们的组织；另一方面公开进行揭露，用双管齐下的办法先搞垮“工职协济会”，再击破披着宗教外衣的圣公会。就这样，黄锡庚费尽心机组成“三角联盟”破坏俱乐部的阴谋破产了。他自知在安源混不下去，只好要求总公司把自己调离了安源。何宝珍的机敏又一次帮助了刘少奇，打倒了“三角联盟”，团结了工人，保护了工人俱乐部。

何宝珍在安源除从事工人教学、参与工人运动外，有时还写些如《宁乡县城的鬼迷社会》《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造》等文章，以“葆真”的笔名在《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湖南《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造》认为：“妇女问题，乃社会问题中一部分。妇女问题不解决，实行社会主义，定要多一层障碍。”因此要进行社会改造必须要提倡女子教育，否则“徒然靠着受过奴隶教育的女学生，天天想嫁给议员、法官……做姨太太的女学生，牺牲自己的精神，去解放妇女问题，恐怕会都靠不住的”。

1925年春，刘少奇与何宝珍告别工作了两年多的安源，在工友们的依依惜别中，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斗争。当时国内的局势变化无常，刘少奇与何宝珍已经做好了为革命随时牺牲的准备，因此将才一岁的大儿子葆华（后改名刘允斌）交给刘少奇的哥哥刘云庭，带回了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