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互济会协助邓中夏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不久，何宝珍被调到中国革命互济总会担任领导职务兼任援救部部长。中国革命互济会（简称“互济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组织，创建于1925年9月。1929年底以前称济难会，之后更名互济会，总会设在上海。
1932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疯狂“剿共”，被捕的人越来越多。至是年底，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及江苏的党、团组织和群众、革命团体接连被敌人破坏，包括济总（中国革命人道互济总会）在内的互济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下，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各地遭到非法逮捕，如不及时营救，他们随时有被敌人迫害致死或秘密杀害的危险。
为了加强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11月，邓中夏被派到上海担任互济会党团书记兼主任，负责恢复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工作。根据组织安排，邓中夏与何宝珍假扮成一对夫妻，他们在上海复兴中路近嘉善路口的民房里建立了互济总会第一个机关。邓中夏与何宝珍都以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首先找到从苏区来的陈农菲，把互济总会的领导核心“中共党团”建立起来。接着他们四处奔波，联络旧部，建立组织，开始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赤色互济会。
为加强互济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何宝珍的协助下，邓中夏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斗争》《列宁生活》《互济生活》3个互济会内部刊物，撰写了《新同志教育大纲》和《巩固上海新会员的训练大纲》等内部管理和教育材料，以加强互济会成员的思想和素质教育。
经过邓中夏、何宝珍、陈农菲和互济总会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上海及各地被敌人破坏了的互济会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恢复起来，会员人数超过了以往。各阶层中同情革命的人士通过多种形式被组织起来，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其家属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
邓中夏领导互济会开展统战工作，努力争取社会知名人士、群众团体的支持。在他的带领下，互济会与宋庆龄、何香凝、律师界的史良女士等建立联系，并与“民权保障大同盟”“国民御倭自救会”“律师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时，互济总会已成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各爱国团体的重要成员之一。
何宝珍在这期间，化名王芬芳，四处奔波，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的同志。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苦，也无论要她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党需要，她就尽自己的力量去干，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由于当时革命处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机关经常遭到破坏，其中原因有叛徒的出卖，也有机关进出人多，不注意隐蔽造成的。因此，党内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分散注意，加强隐蔽，适应形势，开展工作。秘密机关社会化首先要求各类机关合理分布。过去一条弄堂里往往有两三个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既容易造成彼此间误会，又不安全。后来，中央决定统一安排各级机关：中央机关一般在沪中区，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即法租界和南市区），区级机关就设在本区。秘密机关社会化还要求要隐蔽好。同志们的行动要符合自己的合法身份。住家的就要像住家，商店就要像商店，写字间就要像写字间。住家要夫妇二人，女的要像家庭妇女，买菜、烧饭、洗衣等。住家多开会不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不行，商店进出的人就可以多一些。另外，同志们在衣着、来往等方面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何宝珍平时接收、传达指令，传递文件，联络同志等都会特别小心，去工厂，她就打扮成女工模样；去棚户区，她也从不穿惹眼的衣服；为了工作需要她也会去高级住宅区，这时她就会拿出一套特别准备的比较华丽的衣服……
那时为了确保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安全，互济会的同志外出时身上都不带文件，万一碰到情况也不易暴露身份。因而，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络、给领导送文件等，都由专门的交通员来做。何宝珍有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又带着一个小孩子，不易被察觉，而且由于党的机关被敌人不断破坏和党内有些同志叛变，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因而何宝珍也经常做交通员的工作。跑交通时，她衣着大方，在各个场合都不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同时又要特别的细心与小心，注意暗号、周围的环境和“尾巴”。互济会本身也是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比如当时济总的陈农菲要联系何宝珍就是直接去何宝珍的住处，但何宝珍并不知道陈农菲的住处。这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互济会的工作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但这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心细的何宝珍发现，互济总会机关前面有可疑的人监视，邓中夏和何宝珍当即以夜幕掩护“搬家”，重新建立起互济总会机关。他们仍然假扮夫妻，第二天迅即开展工作。
1933年春，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进攻，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广大互济会会员团结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使互济会的细胞成为许多反日爱国团体的核心。同时，邓中夏号召各级互济会组织召开会议，散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他还与何宝珍通过互济会的基层组织，在各界人民中开展捐献运动，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救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人士的家属，这些活动对动员上海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很有成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基层情况，防止各种错误倾向发生，邓中夏在互济总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工作巡视团”。他亲自领导，直接深入最底层去了解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种抛头露脸的活动对邓中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曾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直接领导过工人运动，因此上海的很多工人都认识他，何宝珍与陈农菲劝邓中夏尽量少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邓中夏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由于互济总会机关人员活动频繁，很快又遭到敌人的监视，邓中夏、何宝珍再次紧急“搬家”，迁移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建业里）一家布店的楼上。这里与租界交界，人多而杂，敌人一般注意不到，有了情况也容易躲避。邓中夏、何宝珍二人再次建立了新的互济总会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