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营救廖承志

1933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人在山西路五福弄9号的上海公共租界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邓中夏写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以上海工人名义要求立即释放罗登贤等人。何宝珍作为援救部部长，也大力开展营救活动。

廖承志是中共党员，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他曾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今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被暴徒刺杀。

何宝珍与何香凝相识，她立即根据何香凝以前给的地址找到了位于法租界康脑脱路何香凝的家。何宝珍朝四周观察了下，确定没有人跟踪才敲响了何香凝的家门。进门后，她用简短的语言叙述了廖承志被捕的经过，然后分析了当前的状况，建议何香凝以自己的名义出面营救，互济会从旁协助。何香凝从最初的担忧到逐渐冷静下来，接受了何宝珍的建议。分手时，何香凝紧紧地握住了何宝珍的手，对她冒着巨大危险来给自己送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本想再说些什么，但为了不引起注意，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3月29日晚，廖承志利用他谙练的地下斗争经验，借口带特务们去抓同党，而直接把他们带到了母亲的住处。何香凝看到儿子后，立刻就明白了事情正如何宝珍说的那样，于是马上开始了行动。首先，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何香凝打发人不断地去老闸捕房看望廖承志。其次，就在当天，她发出了《致全国军事政治长官电》，把廖承志遭到逮捕一事通告全国，呼吁救援，并表示“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在外国捕房，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3月30日，何香凝接见《申报》记者时，明确指出：廖承志被捕时无辜被屈，没有丝毫证据，要求无条件释放。当时，宋庆龄闻讯后立即赶赴何宅安慰，并明确表示要出面营救。宋庆龄与蔡元培邀请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负责办理此案，并于30日上午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鲁迅亦出席，商量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人的办法。

3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和陈赓等人非法被捕发表了《宣言》，指出：“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者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行动，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章，为吾民必争之权利。”并强调：“在此国难期间，欲言御侮，国人必有反对帝国主义之自由，不应对于努力此项工作者反愈加压迫，致伤元气。国民应速自觉悟，奋起力争，而要求罗、余、廖及一切政治犯之释放，尤为第一要图。”

后来，在廖承志从租界老闸捕房引渡至上海警察局的当晚，何香凝从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处得知上海当局即将押解廖承志到南京去受审，于是不顾自己正心脏病发作卧床，立即来到警察局交涉。交涉未果，她不顾自己的身体，守在警察局门口。上海当局担心事情闹大，只好同意准予保释廖承志。廖承志获释后，仍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姐姐廖梦醒和姐夫李少石由香港迁回上海后，机智地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被派赴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中去。

何宝珍在通知何香凝廖承志被捕的事后，又多方联系与互济会有密切联系的律师等各种关系组织，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廖承志。尽管何宝珍的行动谨慎小心，但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分子注意到了，派了特务进行跟踪。何宝珍当时对此虽有觉察，但为了革命同志能早日出狱，她早已不顾个人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