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开展妇女工作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携何宝珍抵达武汉，开始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并为全国总工会机关迁往武汉做准备。此时何宝珍任“武汉市妇女协会的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她组织妇女参加过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从事过筹办工读夜校和平民夜校的工作。她是慰劳兵士募捐委员会的委员，曾去咸宁慰问夏斗寅的各军将士。她还是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干事会的委员，参加过被军阀张宗昌无理扣押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夫妇的营救工作”。

刘少奇工作繁忙，每天很晚才回家，匆匆吃过饭后，还要伏案写作。何宝珍收拾好家务，再认真抄写、校对刘少奇的书稿，有不清楚的地方，两人相互商讨。这就是一对革命伉俪的平凡而忙碌的晚间日常。此时何宝珍已经又怀有身孕，刘少奇经常劝她多休息，但是她更愿意陪在丈夫身边。因为白天两人都很忙碌，基本没有机会见面，何宝珍总是很珍惜晚上的相处时间。

为了提高妇女的觉悟，唤起姊妹们的革命热情，何宝珍常常深入妇女职工集中的纺织、缝纫、刺绣、编织等工厂里，有时也深入偏僻小巷的居民中去，讲解革命道理。同时，何宝珍还号召大家起来共同反对蓄婢、娶妾以及养童养媳等残害妇女封建婚姻的制度。她日夜奔走，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妇女疾苦，尽力为姐妹们排忧解难，深得广大妇女群众的信任。

12月的一天，何宝珍在汉口妇女协会的办公室里撰写文件时，一个名叫黄春香的年轻妇女上门寻求帮助。原来她的妹妹黄秋香因家境贫困被母亲卖给了绸缎铺老板王静斋当丫鬟，王静斋见黄秋香生得标致，便想收她为妾，但黄秋香始终不肯答应，结果被王静斋绑了起来，还扬言要将她卖到妓院去。黄春香实在没有办法，才来到妇女协会。何宝珍了解情况以后，立即带着几个工人纠察队员奔到王静斋家中，找到了被捆着的黄秋香。她派人先将黄秋香解救回家，又让纠察队员将王静斋押到妇女协会进行审问。王静斋无法抵赖，当场立下字据，愿意将黄秋香退回黄家，再也不找她的麻烦。

还有一次，何宝珍到针织厂去做调查研究，看见女工张玉桂在车间里偷偷地抹眼泪，便上前询问缘由。原来为了响应妇女协会的号召，针织厂车间的女工纷纷把头发剪短了，这样干起活来就方便许多。但是张玉桂剪了头发回家后就受到公公和丈夫的责备，她丈夫还动手打了她。何宝珍了解情况后，来到张玉桂家中，对他们晓之以理，通过对比张玉桂公公当年剪辫子的事情，做通了他们的工作。此后，张玉桂一家和睦相处。

汉口妇女协会在何宝珍与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其威望越来越高，要求参加的妇女也越来越多，各地妇女协会纷纷成立。放足、剪发成了一时潮流，不少青年女工参加夜校学习文化，主动捐款捐物支援北伐。

1927年春，何宝珍生下长女刘爱琴。考虑到当时何宝珍的身体情况，党组织决定安排她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做收发管理文件的工作和联络工作。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相继发生，国内局势陡然逆转。这时刘少奇因肺病复发而难以坚持工作，撤离武汉，而何宝珍此时因为身份尚未暴露仍需留在武汉工作。为了工作，他们只好将出生才4个月的女儿刘爱琴寄养在汉口一位老工人家里，由当地的中共组织定期提供一些经济补偿，准备等形势好转再将女儿接回身边。然而，这一别竟成了永别，何宝珍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直到1938年，刘爱琴才与父亲刘少奇团聚，而此时何宝珍早已牺牲。“究竟母亲是什么样子，还是后来从仅有的一张照片中才看到我亲生母亲的模样。”这是后话。

几天后，何宝珍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奉命转移，与在江西九江庐山养病的刘少奇会合。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何宝珍一方面为刘少奇购药煎药，精心护理，希望他早日康复，尽快投入紧张的革命战斗；另一方面又与之切磋革命理论总结经验教训，探讨当前形势，求得共同提高。

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由武汉迁往上海。经过何宝珍两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刘少奇的病情已有好转。10月的一天，两人化装成水手夫妇，从庐山脚下的星子县登上一艘客船，顺流而下，驶向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