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与工人们交朋友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以后，俱乐部的威信越来越高，不但请求参加的人多，而且报名读书的工人和工人子弟也越来越多。工人夜校与工人子弟学校分别发展到3所，急切需要增加老师。1923年5月，俱乐部根据情况，决定让何宝珍到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三校当老师，同时兼任俱乐部的报刊委员。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第三校设在东区的炮台脚下，离俱乐部不远。当时学校有一、二、三、四年级4个班，同时还附设一个妇女职业班，该班半天学文化、半天学缝补与编织。晚上附设的工人夜校分甲、乙、丙3个班。甲班学生是一些不识字的或粗识字的工人，乙班是识1000字以上的工人，丙班是具有高小文化且能用白话发表简单意见的工人。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用的教科书是平民学校的，工人夜校用的则有两种，公开用的是平民学校的，实际用的则是学校自编的教材，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当时第三校的主任是易足三，教师除何宝珍外，还有李树彝、王季秋、刘君浪、谢保罗、陈醒吾、左友义以及任岳等，这些老师大部分是从湖南来的男老师，而湖北来的女老师只有庄友义一人，她是俱乐部窿外主任陆沈的爱人。
何宝珍教书不但注重学生的智育，也很注重体育和德育，经常带领学生打球、做操。有一次，在俱乐部门前打门球（一种用木棍打进小门的球），何宝珍在球场的两头竖起两块木门，让学生用棍子打球，打进了门里便得分。有个学生叫朱子明，才七八岁，很调皮。她打了几盘都没有进球，已是输了，但她趁人不注意悄悄把小黑板上的计分改了，结果对方输了球，她赢了球。何宝珍发现有人改了计分板，便叫大家停下来，围成一个圈坐下进行询问。学生们都不吭声，朱子明头也不敢抬，不安地用脚在地上摩擦。何宝珍把朱子明叫出来说：“打球是为了锻炼身体，也是培养机智勇敢的精神，总会有输和赢的。输了球不要急，多练几次就会打得好。改黑板上的比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从小就要养成好的品德，做错了事要勇敢承认，改过来就好了。子明，是你改的吗？”朱子明点点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何宝珍耐心地教导她，并向学生们讲道理，直到大家都理解了才放学。
何宝珍还采用绘画图像、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方式进行教学，把传授文化知识和学习革命道理结合起来，很受工人的欢迎。工人们有时自行组织讲演和演戏等活动，她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指导者。那时候，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有自由讲演、演文明戏，开大会时还有踩高跷、化装游行。何宝珍很会演讲，会唱会弹。工人演文明戏，她就弹风琴。在她的班上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女学生，她还教她们缝纫，教她们毛线编织，工人家属都夸何宝珍是个多才多艺的好老师。
因为教师较少，何宝珍也经常到工人夜校上课。她口齿伶俐，富有表达力，善于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一次，她在夜校讲解“团结起来力量大”时，开始拿出一根筷子当着工人们的面一折便断了，然后拿出十几根筷子捆扎在一起，先自己一折，没有折断，再请几位同学来折也没有折断。这时，她问大家：“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一根筷子一折便断，十几根筷子捆在一起就折不断呢？”工人们回答说：“一根筷子的力量太小，十几根捆在一起力量就大了。”“你们回答得很有道理。”何宝珍有条有理地说道，“资本家压迫剥削我们，一个人跟他们斗，就像一根筷子，力量太小，肯定斗不过他们。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像十几根筷子捆在一起，力量就大，资本家就斗不过我们了。”“去年9月的大罢工，因为我们13000多人团结得紧紧的，所以最后胜利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后一定要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不会受资本家的压迫。”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何宝珍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下矿井、进工棚、串宿舍，访贫问苦，与工人们交朋友。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极端艰苦恶劣，当时工人中流行这样两句话：“每天早上下井去，不知晚上回不回。”何宝珍曾见过昨晚还在夜校读书的工友，第二天便传出噩耗，再也回不到地面上。然而，尽管工人如牛负重，累死累活，所得的报酬却十分少。何宝珍曾访问过一位技术熟练的老锻压工人，大伙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师傅，但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元。而没有技术的小工，则只有7.5元。徒工就更少了，只发给3元，仅够伙食费。就算是这点微薄的报酬，矿局还常常拖着不给；即使发，也只是发矿票，矿票在市面上1元只抵得八九角，甚至更少。而矿局的走狗——工头每月工资少则两三百元，多则上千元，像总监王鸿卿（绰号王三胡子）每月工资达数千元。而且，工头还通过“吃点”（就是吃空缺，例如工头向矿局承包活时欺上瞒下，虚报人数，多领少发。他们领取100人的工资，只雇用六七十人，强迫干百人的活，而将空缺的三四十人的工资装入自己腰包）、“扣伙食”、“吃尾子”（工资在1元以上的，只发给1元整数，工头与资本家将余数私分）等方式剥削压榨工人。这些人都像叮在工人身上的蚂蟥一样，吸吮着工人的鲜血。何宝珍越是深入调查，越是为工人们抱不平，就越加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