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的一名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与何宝珍经上海去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准备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讨论一系列重要议案。刘少奇主持大会筹备处，起草文件和主持会务。《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是他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起草或主持起草的。在这段时间里，何宝珍除了参加必要的筹备工作外，就是尽一切努力在生活上照顾刘少奇。刘少奇原先有肺病，加上长期熬夜、大量吸烟，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工作上，何宝珍还要帮刘少奇誊抄会议资料，整理正在写作的文件。昏暗的灯光下，她常常陪刘少奇抄写整理资料到深夜。劳动大会上的一份份议案、决议，无不包含着何宝珍的心血和汗水。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久，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上海筹建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5月下旬，刘少奇与何宝珍匆匆赶到上海。刚刚着手工作，青岛日商纱厂1万多名工人的罢工斗争到了关键时刻，刘少奇又立即赶到青岛。到青岛不到10天，又接中共中央急电迅速返回上海。

刘少奇去往青岛期间，何宝珍在上海从事妇女活动和工运工作。这期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刘少奇回到上海已是6月初，何宝珍向他述说了这几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共中央最新的动向，以便刘少奇能尽快了解情况。说到最后，何宝珍气愤地说道：“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杀的吗？我这次一定要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当年2月间，日商纱厂大批开除成年工人，企图以“养童工”（以集中营式的方法教育控制的童工）替代。工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了以“反对东洋人打人”为口号的罢工风潮，被称为“二月罢工”。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开人。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大班（经理）开枪杀害。这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30日，有工人、学生2000多人按预定计划到南京路和公共租界各要道宣传演讲、散发传单，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英租界当局派出大批巡捕，逮捕演讲的学生和工人。下午2时多，关押学生的老闸捕房门外聚集了近万名群众，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英租界巡捕房不但没有放人，反而公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顿时南京路上血流成河，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这也就是何宝珍如此激愤的缘由了。不光是何宝珍，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也都行动起来，上海人民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形成。

刘少奇一回上海，便受命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担负的工作具体而繁重。他既要参与上海总工会各种会议的准备，又要审阅、整理和起草上海总工会贯彻党的指示、决议的各类文件；既要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斗争的情况，传达党和上海总工会的声音，又要及时汇总各方面斗争情况上报给党组织；既要协调好上海总工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行动，又要协调上海总工会与学界、商界群众团体的联合行动。何宝珍一直跟随在刘少奇身边，在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刘少奇的工作。后来，何宝珍亦担起上海总工会的通信联络、管理文件和抄写等工作，成为五卅运动的一名战士。

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上海总工会组织20多万工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逐步走向高潮。

上海各工厂的罢工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的组织下，在8月下旬至9月底分批全部实现复工。整个工作始终进行得有条不紊，刘少奇却因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病倒了。11月，经组织安排，在何宝珍的陪伴下，刘少奇离开上海，回长沙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