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支持刘少奇
1930年春末，刘少奇与何宝珍回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决定让他们领导沪东区工人运动。他们在中央政治局报到时，遇到了老朋友朱舜华的丈夫贺恕。他们汇报完工作，相互寒暄了一阵，留了地址。
当晚，刘少奇与何宝珍来到贺恕的住所。何宝珍与朱舜华情同姐妹，7年多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都很激动，拉着手，说着话，眼泪不觉流了下来。后来，听到何宝珍说他们现在还没找住的地方，仍然住在宾馆，朱舜华立即给他们介绍了一套住房。
这套房子位于杨浦区高郎桥，在一家豆腐店的三楼上，虽然狭小，但还算安静，有两间房间，房间前面是一个亭子，可以在里面烧水煮饭和休息。当时，中央发给刘少奇的补贴是每月20元，何宝珍作为家属每月只有8元，夫妇二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何宝珍既要照顾刘少奇的身体，又要参与沪东的工人运动，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刘少奇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人运动上，深入群众，下基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穿着工人服装去各厂调查研究，摸清敌我情况。何宝珍担心刘少奇的身体，也经常陪他一起去工厂，经常到女工友们中间去，帮助了解情况。何宝珍颇具语言天赋，经常到一个地方很快就能听懂当地的方言，并学会讲一些方言，因此很容易融入工友们中去。而刘少奇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说话口音，逢人问起时，则回答自己是恒丰纱厂的工人。恒丰纱厂是湖南人开办的，雇用了很多湖南籍的工友，所以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工友们都亲切地喊他“阿刘”。夫妻俩去车间调研，有时一去就是一整天，沉入工厂的最底层。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少奇终于在恒丰纱厂建立了党支部。从此，他以恒丰纱厂为据点，逐步深入公大纱厂、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工厂进行活动，不断发展党的力量。不久，公大纱厂也成立了党支部，打开了局面。
当时，党内有许多同志对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极为不满，常常与李立三发生争吵，朱舜华和贺恕就是其中之一。每次争吵以后，朱舜华总会来和何宝珍叙述一番。何宝珍从旁劝说，靠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再说每天争吵不下基层去调查研究，又怎么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所在呢！朱舜华于是决定下基层，到工厂去做工，而且不再拿组织的津贴，还从中央分配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住在了刘少奇与何宝珍住房的亭子间内。就这样，两家四口人就住在了一起。白天何宝珍要去恒丰纱厂调研，朱舜华也到沪东的纱厂里上工，晚上她们俩又一起帮刘少奇誊写文章。当时工人的工资很低，朱舜华不是熟练工，一天只有两角钱，不够糊口，很多时候要靠刘少奇与何宝珍的津贴过日子。
有一次，何宝珍与刘少奇知道贺恕病了，心里非常着急，但是当时他们的津贴还没有发下来，四人平时都要省吃俭用，根本拿不出钱来带贺恕去医院看病。无奈之下，何宝珍与刘少奇商量，决定先将刘少奇唯一的一件御寒的皮袍子拿去当了，凑钱给贺恕看病。
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是年，何宝珍在上海生下第三子刘允若，小名毛毛。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何宝珍更加繁忙了，她在带孩子的同时，继续在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与党内“左”倾错误严重的极端艰苦险恶的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何宝珍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想方设法为同志们排忧解难，为大家所称道。在此期间，何宝珍做过交通员、当过教员、搞过联络、住过机关、守过店铺、进过工厂，她独自一人坚强又机智地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秋，刘少奇返回上海。这时，正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部，以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王明上台后，表面上对刘少奇尊重，要他负责职工部工作；安排刘少奇与何宝珍夫妇住到北京路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有3个房间，还安排了一个保姆帮助照顾他们的小儿子以及夫妻二人的生活，刘少奇与何宝珍的津贴也增加了。但是，刘少奇的正确意见，王明并不采纳。何宝珍与刘少奇商议后，认为保姆并不需要，就将保姆给退了。
当时，朱舜华与贺恕已经搬到辣斐德路339号一家洗衣店楼上住。朱舜华考上了江南造船厂子弟小学的教师岗位，贺恕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日文教员，两人的生活相对安定了下来。但是何宝珍与刘少奇仍然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何宝珍还用省下的钱帮衬他们。
刘少奇投入工作后，很快就发现职工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倾向。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刘少奇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刊物《工运指南》上发表，例如《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等。在这些文章里，刘少奇对中国职工运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意见。另外，刘少奇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章，指导当时的职工工人运动。这些文章是刘少奇职工运动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无一例外，也是何宝珍辛勤汗水的结晶。何宝珍对这些文稿进行誊抄、校对等工作，往往要反复抄写十几遍才正式定稿。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上海市总工会在30日、31日通告全市工人为反对日本进攻上海实行总罢工。上海沪西17家日商纱厂工人4万多人组成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刘少奇直接领导了这次总罢工。
何宝珍一方面要帮助刘少奇准备各种会议发言、演讲的文稿，一方面还要做刘少奇的专属交通员，替刘少奇传递各种消息。她经常奔波在沪西各个日商纱厂，行走在罢工的队伍中间；她既要替刘少奇传达各种指示，又要通过与工人们的交流了解罢工工人们的近况以及时向刘少奇汇报，能让刘少奇清楚地了解工人们的需求，不断调整斗争策略。例如，当时日商纱厂工人连同家属近10万人，纱厂为了对付工人而宣布关门停业后，近10万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刘少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向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上海市社会局要求发放救济米，同时发动学生、工人组织募捐队，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这些策略都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产生了非常好的作用。
当时，何宝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交通员。“一·二八”事变爆发不久，何宝珍就来到朱舜华的住所，通知朱舜华，党中央决定派她去何香凝主办的伤兵医院工作。何香凝在淞沪抗战的第三天便与宋庆龄等随着满载慰劳品的卡车到第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她们还冒着枪林弹雨慰问了在交战的翁照垣旅。何香凝从前线回来后，便发起捐棉衣运动，同时立即着手组织救伤工作，先后参与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国难救护伤兵医院等3所伤兵医院。此外，还组织了几十个救护队分派到指定地区执行战地救护任务。
何宝珍对朱舜华说起何香凝的伟大爱国举动，充满敬佩之情。朱舜华也曾在广州与何香凝见过面，又听闻了她的壮举，欣然接受了任务，于是离开江南造船局子弟学校考进了国难救护伤兵医院。
何宝珍作为交通员，经常要传达省委的指示给朱舜华。有次到伤兵医院去找朱舜华，碰到了何香凝。何香凝记忆力很好，一下就认出了这个她们互称姑侄的姑娘。当时工作紧张，没时间多说，何香凝留下了在上海的住址。
不久，一个不小的打击从天而降。3月14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在会上被迫作了检查。3月18日，他又被迫写了《我的错误》一文，发表在4月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九期上。
此后，刘少奇又承受了多次批评指责，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工作不灰心，对同志不抱怨，对前途不气馁，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何宝珍始终如一，除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外，全力支持刘少奇工作。
是年冬，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浦进入位于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的中央苏区。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何宝珍带着刘允若留在上海，继续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