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救刘少奇（二）
1929年夏，刘少奇与何宝珍到达奉天（今沈阳）后，先住在一家旅馆里。3天后，他们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移住到南满铁路南侧的工业区皇字78号（今沈河区惠工街四段宏业南里2号）。刘少奇化名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身份作为掩护。
何宝珍到达奉天后，开始走访街道，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奉天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统治下，警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特务、侦探不问缘由到处抓人；满大街都是衣衫褴褛的市民，还有成群露宿街头的乞丐。何宝珍目睹到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心情沉重，回到家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刘少奇。刘少奇感同身受，不顾正患痢疾的身体，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何宝珍也一如既往地配合与协助刘少奇工作，并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他的身体。
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和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所以刘少奇一到省委便将此项工作作为省委的首要任务来抓。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8月底，满洲的党组织基本恢复，共有19个支部，182名党员。不久，党支部增加到33个，这就使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有了重要的核心力量。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吃完晚饭，并没有去写文稿，而是在屋里踱步。何宝珍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刘少奇有心事，便没有开口打扰他。
“现在满洲的党组织基本恢复了，组织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我和其他省委负责人打算分头到奉天、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刘少奇突然停下来，对何宝珍说。
何宝珍理解，她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说道：“你们现在的党组织恢复工作确实很有成效，我虽然在秘书处工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周围同志们的工作热情不断高涨。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是你擅长的，你应该去的。”刘少奇对身边能有一位这样通情达理的妻子感到自豪。
“但是你在外地，我又不在你身边，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忘记你的痢疾才好，还有肺病的老毛病。”何宝珍忍不住说出自己心中的担忧，叮嘱着刘少奇。
刘少奇看着何宝珍，深情地说：“你不要担忧我，好好照顾自己。”
接下来，中共满洲省委的负责人便开始分头行动了。刘少奇选择奉天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作为工作重点。其实早在当年7月29日，刘少奇给中央并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信中就已经提到，奉天纱厂党团支部能活动有作用，并相当能领导斗争。在这前后，他派孟坚（即孟用潜）和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负责联系该厂党的工作，组织工人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纱厂内本有些工作基础。7月下旬，这个厂建立起党团支部，有党员3人、团员2人，他们和工人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曾组织工人开展过一些小的斗争，且大都取得了胜利。7月底，该厂团支部针对摇纱车间无纱可摇、工人生活无法维持的问题向厂方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增加工资；二、纱不够摇发给工人最低工资；三、无纱可摇也要发伙食费。工人们将三项要求交给“先生”（工头），要他转达厂方，“先生”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从这些小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斗争勇气，斗志更加旺盛。
8月中旬的一天，孟坚、杨一辰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张昆弟去奉天纱厂，同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和工人党员崔凤翥、老范等秘密开会，研究发动工人开展“要现洋（银圆），不要奉票”的斗争。他们提出：工人们不能等着饿死，应当要求厂方发现洋，至少也要争取发八成现洋，并且立即开支；如果厂方不答应，就在8月27日开支那天举行罢工。孟坚与张昆弟都认为奉天纱厂的群众到了已经可以行动的时候，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
孟坚向刘少奇汇报了商定的斗争方案。刘少奇听了汇报后，一连提出了好多个问题，如发动罢工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步骤是什么？……刘少奇问得非常仔细，对罢工可能出现的大小问题都想到了。孟坚对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答不清楚，有的连想都没想过。刘少奇在屋里来回踱步，沉思了很长时间，最后对孟坚说：“你过去搞过罢工没有？”孟坚只好诚实地回答：“没有。”刘少奇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说：“那么好吧，下次纱厂支部开会，我同你一道去参加。”
8月22日，刘少奇接到孟坚的消息说下午奉天纱厂要开党支部会议，于是两人决定下午一起去参加。临行前，何宝珍仔细端详了两个人后，觉得两人的穿着打扮出现在奉天纱厂门外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找来一套工人的服装给刘少奇换上。孟坚则头戴礼帽，身着绸长衫，一副教书先生打扮。一个女人的细致，在革命斗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奉天纱厂坐落在郊区，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刘少奇和孟坚到达时，离工人们下班还差一刻钟左右，两人便在离厂门约200米远的小树林里等候与常宝玉等同志碰头。不一会儿，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工人出厂，只有几个厂警在门口转来转去。刘少奇凭借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判定情况有变，当即决定转移。但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持枪冲来，将他们抓住。
原来几天前，孟坚到纱厂同厂党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等同志在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厂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四处寻找“煽动者”，叛徒崔凤翥向厂方告密，常宝玉在两天前已被捕。这时，刘少奇、孟坚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被扣押起来，由厂方对他们先做初步审讯。
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主持审讯，他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刘少奇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成秉真确有其人，是刘少奇的表哥，刘少奇对他的籍贯、职业、经历等了如指掌，审讯时可以应对自如，不露破绽。这是刘少奇与何宝珍早已想好的应急措施，当何宝珍听到这个名字时，就能马上判定刘少奇被捕，以便及时联系党组织开展营救工作。
“你从哪里来的？”
“我从武汉来，因为在武汉没有工作，生活不下去了，听说奉天日子好过，想在这里找个同乡介绍个工作，混口饭吃。刚下火车，人生地不熟，摸到这里想找口水喝，不知为什么就被抓来了。你们平白无故抓人，太不讲理了。”刘少奇从容不迫地答道。
厂方问他关于闹工潮的事，他也是一问三不知。厂方又叫来常宝玉认人，常宝玉从未见过刘少奇，只能老实地说不认识。
厂方见问不出什么名堂，第二天就将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关在临时看守所。
何宝珍在家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刘少奇回来，判断是出事了，当晚就来到中共满洲省委驻地报告情况。在省委秘书处，何宝珍遇到了前来报告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李文玉。原来李文玉在马路上看到刘少奇与孟坚被捕了，便赶来省委报告。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听后，立即通知在外地工作的省委常委回来研究应急措施，布置有关同志收藏秘密文件，防止敌人突击检查。何宝珍当时也是省委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便同李文玉一起走了10多个联络点，通知有关人员疏散后，才筋疲力尽地回到省委秘书处，开始与其他同志一起商议营救刘少奇。
第二天一早，何宝珍再次来到省委，她首先向李文玉详细了解刘少奇和孟坚被捕的情况，然后向李文玉询问在奉天纱厂是否有认识的人，试图通过厂里员工打听到更多的消息。后来终于找到一个了解内情的人，得到一些确切的消息，是厂党支部的崔凤翥经不起诱惑，泄露了纱厂要举行罢工的消息，又说出了常宝玉与人在厂门口见面的事。纱厂这次逮捕刘少奇与孟坚的行动，就是根据崔凤翥的告发预先策划好的。
经过不断的努力，虽没有查清刘少奇与孟坚关在何处，却打听到这次被抓的是常宝玉、孟坚和成秉真。何宝珍一听到成秉真的名字，便放下心来，说明刘少奇的身份并未被敌人识破，也就没有生命危险了，而且省委机关也不用担心遭到破坏了。
8月24日，警察局对刘少奇、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坚持原先的说法，警察局又没有掌握任何确凿证据，审讯毫无结果。隔了一天，警察局将刘少奇等人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
何宝珍与省委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刘少奇等人的关押地。经组织同意，何宝珍带上衣物、吃食等前去探视。
一见面，看到刘少奇身体还好，何宝珍便放下一半心来。随后，她装作不知道缘由地问刘少奇：“你怎么无缘无故地被抓了起来？我找你好多天了，才听说被抓到这里来了。”刘少奇会意，略带懊恼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去找点水喝，然后被抓了起来。”他们的对话使看守放松了警惕，刘少奇见看守走远，才小声地对何宝珍说：“没有什么问题，过两天就可以出去了，让家里放心吧！”何宝珍点点头说：“这里应该需要钱吧，我会想办法给你送来的。”说完，何宝珍便将东西放下，放心地离开了。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对，坚持被捕时的一套说法，加上常宝玉翻供，不承认认识刘少奇、孟坚二人，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动刑逼迫录的。法院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只好结束审讯。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判决：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9月中旬，刘少奇出狱，回到省委秘书处。随后，他向中央报告了这次被捕及出狱的情况。中央很快复信，指示其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不久，刘少奇携何宝珍前往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对哈尔滨的党组织状况和活动方式，工人的生活、思想，以及各阶层群众的情绪问题等作了深入的了解，还针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经过调查研究，刘少奇认为负责中共满洲省委搞职工运动的郭隆真做过许多扎实的发动工作，三十六棚（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的工人斗争基础较好。何宝珍跟随刘少奇来到哈尔滨后，认识了郭隆真。她曾听邓颖超提起过这位郭大姐，听说她同自己一样为了革命理想挣脱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内心的亲切感倍增。这次见到郭大姐，再次听到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笼，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拓了一条新路”的故事，内心的敬佩感更深，希望郭大姐也能像自己一样找到真正的幸福。另外，何宝珍还从郭大姐那里听说了很多她留法和留苏的见闻和经历，从中获益匪浅。
1930年3月，刘少奇与何宝珍调离中共满洲省委，回到上海。刘少奇以“拓荒者”的姿态进行着披荆斩棘的工作，打开了满洲党工作的局面，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其间，刘少奇的身体一直不好，抱病到东北后，因工作十分紧张，加上东北冬季寒冷，使其肺病复发，身体非常虚弱。而何宝珍既要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工作，协助刘少奇抄写文件，还要照顾好刘少奇，也是疲惫不堪，但她始终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工作、去生活。他们一路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