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入狱

1933年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何宝珍很快察觉到这一情况，她迅速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刘允若，塞到一个邻居阿姨的怀里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何宝珍当时以老师的身份作掩护，经常有空的时候教授附近孩子们认字，很受邻居们的喜欢，这位邻居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何宝珍放下心来，立刻转身进屋，开始销毁文件，很快便处理妥当，从容地应付了前来搜捕的敌人。前去抓捕的便衣特务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没有可以证明王芬芳就是何宝珍的任何资料，但还是将她抓走了。

何宝珍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市警察局。当时上海市警察局有专门的特务股，主任刘槐，南京人，行伍出身，由军统的关系上来的。自从1932年11月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后，史济美（中统上海区负责人）以“马绍武”这一化名取得了中央特派员名义，特地向中央申请了一部分经费，按月津贴刘槐，作为他协助上海区工作的酬劳。这样，中统上海区所经办的共产党案件，都是以上海市警察局的名义分别转送处理的。当时何宝珍被认为是“政治犯”，疑似共产党员，她的抓捕与审问也是由特务执行的。

上灯时分，何宝珍被带到审讯室，屋里坐着两个审讯人员，一个方圆脸，另一个长脸，旁边还坐着一个书记员。方圆脸问何宝珍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何宝珍只回答：“王芬芳，是一名教师。”

方圆脸威逼她供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何宝珍假装不懂，只坚持自己就是一名教师，叫王芬芳，这就是真实身份。

方圆脸则一口咬定：“你不是教师，是政治犯。”何宝珍依然淡定地回道：“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

这时，长脸的警官突然伸开右手，掌心向上握着拳对何宝珍说：“你现在就好比是只苍蝇，在我手心里。你只要老实交代，我手一放，你就飞出去了，还可以继续做你的老师。如若你不讲实话，我一攥紧，你就会死在我的手心里。”

何宝珍是一名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敌人想要的供词，就算敌人对何宝珍又施以“鸭子浮水”“老虎凳”等残酷的刑罚，她多次昏死过去，仍坚贞不屈，这让审问她的敌人无处下手，恨得咬牙切齿。

在上海市警察局，何宝珍遇到了夏之栩。她是赵世炎的夫人，曾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32年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何宝珍与她曾有数面之缘，相对来说比较熟悉。遇到夏之栩的时候，何宝珍诙谐又自嘲地说：“我是在外面营救你们的，现在自己也进来了！”后来何宝珍还遇到了黄励，她曾任中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2年7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当时夏之栩化名黄素芬，黄励化名张秀兰。

一时之间，上海市警察局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将何宝珍押往南京。不久，何宝珍、夏之栩和黄励等一批政治犯被带上了北上的火车。押政治犯的列车总是到黑夜才启动，在黑暗中轰隆、轰隆……循环不停地叫着，既单调又使人烦闷。车厢里的窗户全挡上了窗帘，政治犯们两人共用一副手铐。到达南京后，何宝珍等人被送上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囚车。

由于敌人并不知道何宝珍的真实身份，只能通过特务情报得知，她是在互济会救援部工作，因而不能立刻判决，于是将何宝珍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这里，负责审讯何宝珍的是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当时宪兵司令部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协作办理中共地下党等相关事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派顾建中、季源溥为宪兵司令部稽查处政治督察，与该处督察共同负责办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搜捕其工作人员和各界民主爱国进步人士，寄押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以号数代其姓名，使外人不知道。他们夜间讯问，禁止旁听，以免泄露消息，并进行威胁利诱，骗其变节自首；遇到坚贞不屈的人，则以不堪改造教导，难期感化，按其情节轻重，和在共产党内担任职位高低，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不等。经军法处复审，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制作判决书，捡同全部卷证，呈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核准后执行。

在宪兵司令部，为了迫使共产党人就范，敌人采取了各种卑鄙的伎俩：有名利的诱惑，死亡的威胁，惨毒的刑罚，疯狂的屠杀。政治犯如不就范，其出路不是长期关进监狱，就是被杀害于雨花台。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何宝珍被审讯了好几次，也动过几次刑，但她始终坚持“自己是王芬芳”“是一名教师”的回答。敌人无法认清和辨识她的真实身份，最后只能毫无事实根据地判了她15年徒刑，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