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历史理性
历史学家和史学思想、理论、方法、机构、思潮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史学研究的对象，而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理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核对事实及其相应的解释性结构，构筑固定的认知模式，诸多历史事实中深蕴的意义模式得以辨识是历史学的要义所在。伴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在电视剧中，历史研究对于理论的呼唤非常迫切。什么是电视剧史学理论？它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如何确立？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成为电视剧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电视剧发展的历史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研究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既是历史知识获得的方法问题，又与电视剧文化事实的概念化相联系，各种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都沿用已成型的既定范式。电脑与计算机程序的应用使得搜寻统计到的史学材料的表象化谜面增多，留存电视剧的大篇幅、大体量，使得电视剧历史研究的参与者们对这部分历史文化事实形成的起源探查难度逐渐增大，史学研究思路的拓展也困难重重。
一、理论使用与独立艺术形态
为什么要做史学研究？在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中，两个纯粹逻辑的形式概念分别是“自然”和“历史”。普遍性的现实是自然，个别性和特殊性的现实是历史。“还有一种准历史学……那就是神话……”[1]电视剧历史学研究对象也包括了所有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这种认知。每一部电视剧所创造的影像“神话”和“自然”世界，不同的电视剧聚合而成艺术创作的文献“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历史”，所有这些认知形式与我们所寻求的电视剧史学理论都执着于能否深刻地揭示出现实中的人与历史矛盾冲突的隐秘关系。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人的关系，即表现为占有支配性或压迫性资本、信息和权力的人们“对另一些没有掌握这些东西的弱势群体的支配关系和压迫关系”[2]。物与物的关系历史地表现着人与人关系的转化，电视剧就是在镜头的掌控者与观看者之间，塑造着这样一部历史。
建立在各种事实研究基础上的理论，作为一种典范性省察的自我表达，常常代表着这一思考在其学科理论研究中所达到的水准。“理论是科学的最高目标。理论是普遍的概括，它是为总结我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而进行的。理论的基本目标是把陈述或命题程式化，使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3]事实上，对于理论的讲述和利用以衡量历史学的理想，只是史学理论的主要用途之一；从历史学的方法和特色本身出发，促进并刺激其他学科方法上的反省，正是电视艺术学学科研究方法的指引之一。
历史研究者是史学知识理论面对的主要读者对象。各研究者根据自身对学科领域和方法的系统性了解，以论说或概述等方式建树于各自的专业工作领域，建立历史知识理论的每一小块根基，历史学地位的确立也依赖于此。电视剧史学研究者对于史学理论的掌握和运用同样决定了电视剧艺术史在艺术学科中的地位。英国G.斯特德曼·琼斯曾在1967年纽约出版的《新左派评论》中论说英国历史学家，“只有先有理论，才能建构起事实”[4]。不管理论和事实是谁领先建构了彼此，史学理论都应该在对事实研究的日程中被排进同样重要的位置。
电视剧的理论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电视剧史学理论的方法研究也在不断摸索中。电视剧史学从不缺少整体研究，但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撑，过多地引入剧情摘要，常常让史学研究的受众味同嚼蜡。而友好的学术辩论也推进着理论研究，电视剧理论的觉醒就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三次研讨会”[5]。电视剧史学理论研究常常会对各种理念追根溯源，比如电视剧是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将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形态加以阐述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到底是1980年任远发表的《电视剧杂谈》还是1964年赵玉嵘撰写的《电视剧浅议》？[6]对电视剧艺术类型进行划分或阐述的理论在什么时候进行了什么样的总结和推进？如1988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杨田村撰写的《电视剧创作艺术》一书对电视剧理论中的若干热门话题以及中国电视剧的特点、类型和发展道路等做了专论。
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打开文化、社会和主体理解的钥匙，如果新理论都以自己的见解能被追随者们接受，那么每一种新理论的倡行者都可以应用这把钥匙导向电视剧艺术本体上的拯救。“在这种较为适度的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把理论看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我们观看、运作以及投入特定的社会场，指向各种突出的现象联系，进行阐释与批判，而且或许解释和预测特定的事态等。理论提供了谈论公共体验、话语、实践、体制和社会关系等的资源。理论也指向冲突与问题，给出讨论与寻求解决的途径。”[7]从提出问题和搜集材料到对史料进行批评和解释的理路沿袭的是德罗伊森的方法学，而韦伯建议建构的理想型，到当下历史解释中被时常提及的“理论的使用”，在历史解释中使用的这些理论架构对于当下的学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二、理论范型与问题解决途径
运用概念指示、图像符号、论说叙述等进行运作的理论，常常借此认知性的成分来阐明个人的理解和现实的社会情境。事实上，史学理论的范围和标准常常隐藏在电视剧研究的事实之下，也常常在诸种对电视剧制播史实的浅表性关注中被忽略。比如对电视剧研究对象的界定，如同俄罗斯形式主义所提出的以“文学性”为文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认知范式的更新。科学革命的概念网常常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置换，用理论性概念将其领域中各种普遍的特征加以抽象。像现代思想体系所倡导的从文本到语境的研究范式等，这些不同的范型告诉我们，有关电视剧发展史的基本结构要素及其行为与理论方法和评价标准可以是不同的。如仲呈祥对电视剧作品创作批评的理论勇气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他在《“飞天”与“金鸡”的魅力》一书中对电视剧获奖作品进行了独到的艺术分析。[8]“社会理论提供社会场的地图，引导个人观察社会是怎样构成的。社会理论的诸种范畴概括的是那些为社会和日常生活领域所提供的结构、联系和体制等。”[9]电视剧史学理论建构着独特的中国国族人情和传统文化形态，是时代命运的轨迹上各艺术形象的烘托与陪衬。
使用因果关系与偶然性来讨论历史客观，与使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来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历史主观性等，史学理论的基本范型常常在学术沿袭中被默认固定。从对多个范例的共同体反应的捕捉，到一个范型的确立，理性远景的方向性通过精确而实际的论据发挥着最大的作用。1988年高鑫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电视剧的探索》一书分成理论篇、创作篇和鉴赏篇三个部分。1991年王云缦和果青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一书，采取文化学、历史学和美学三个角度对荧屏艺术进行价值审视。不同范型有不同的观察实验和概念网，而基本范型的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永恒意义的主题。
新典范的确立从旧范型产生，常常使用旧范型用过的许多概念、术语和语汇。由于对理解的方法及其概念分析的强调，历史编撰对历史规律的理解也更具问题导向性。历史科学工作者掌握范型能帮助人们识别主要问题并找到解决的途径。范型不仅负责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更直面如何有效解决问题。中国电视剧种类的史学方法研究，不仅仅涉及对电视剧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所生产的典范作品和社会影响的分析，还需要对中国文化历史形态做相应的资料与背景分析，常见的深刻的电视剧文化史分析会涉及诸如文化身份的迷失找寻及自我确证，诸如历史事实的反思和话语权利的建构等。“范式”的引进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电视剧史学理论的内容也依存于具体事例的应用。运用科学理论的方法对史学研究的研究，足以帮助我们明确所谓方法的方法。
三、理论机制与进步性甄别规范
科学理论的表述伴随时间发展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和精确性同我们研究的对象相匹配。张凤铸在评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时，认为它是不同于舞台剧、电影剧、广播剧的一种类型演剧。[10]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的细致区分，对电视剧进行史学研究必然依赖于解释力，并或多或少地发展着它的预测力。向前的历史研究是为了能够更专注更虔诚地朝向各种可能的未来取向，史学研究需要超越世俗的纯真，更需要超越形式之外的非空洞范式机制——叙述填充。“范式是指某些具体的科学成就事例，是指某些实际的问题解答”[11]，对于这种范式，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喜好进行叙述并将之填充。而叙述形态的多种解读方式，指示着历史对自身并无支配性的力量。社会变化与史学思想相互之间呈现为一种互文性关系，不仅是历史在不断找寻和确认着自己在不同时代的位置，史学也在社会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结构和规律、历史的条件和过程对事物解释的有效性。整个电视剧世界的历史发展可以看作符合历史运动规律的一个过程，是规律促使电视剧遵循着绝对理念的逻辑进行着辩证的发展。剧中对时空态势等关系的说明、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制衡，还决定着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那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观念，诸如历史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历史理论，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向后看的历史观念，游戏化和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等，都需要进步性的甄别。关注电视剧的过去，这种进步性甄别在我们所谓的史学研究中，是相当关键的一步。
从电视剧发展历程的史学资料梳理，到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哲学思维等的涵括，全面的史学研究一直坚守着实证的基础。而只有从实用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推动史学理论建设的发展，电视剧的史学研究才会有深厚的根基和广阔的前景。历史的视角也曾援用以时代为契机出现的各种学说和理论支撑平台，但它随着时间而移动，随着文化和共同体的结盟形势而变化。事实是科学知识权威曾经依赖的支柱，并为独立的心灵信念和外在世界的真理提供证据。建立在对历史资料之观察的科学实践的过程上，理性的讨论和评价都将沿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
史学家们所生产和评价的不仅是电视剧里传递的简单信念——这种与所谓真实的外在世界相符的信念，他们更关注的是论证关于这种信念内在的变化，看它能否在实际中呈现出更好的信念总体。但在电视剧一直以来的评论和援引中，他们都倾向于用它来强化他们自身的信念和认同感，正如我们目前的偏好导致我们强调过去的一些方面而忽略掉另一些方面一样。
四、历史思维与适意性传播导向
历史思维是历史记忆和历史时机构筑的一个历史解释体系。从历史思维的哲学角度出发，电视剧历史传统所积淀的权威性建构与解构是这场范式研究的起点。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所决定，通过史学研究的支配性论述以呈现电视剧这门艺术学科的自我了解，虽然不再像艺术本体的研究那么游刃有余，但是从诠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角度来讨论关于历史再现和史学理论发展的问题，这些横跨各领域的理论家将使电视剧的史学研究臻至反观性奥妙和严谨思想的层次。我们即使冒着臆测的危险，也无法从阅读卡尔和艾尔顿等著名史学界前辈的著述中，对此主题的想法推论到那种地步。今时今日，我们不用再选择一个恰当的视角或立场，那些理论的产生，受益于当时他们的处境，只是理论也会随着时间推进进行更迭罢了。要是我们想对当前的历史叙述变成什么模样有更透彻的了解的话，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历史思维的理论和理论家们，看他们如何变幻出一种基础的形式，勾勒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情境和现代历史学。
艺术品被称为“见证世界历史的实物”，电视剧的影像艺术也见证了自其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形势。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来研究电视剧史，肯定会涉及电视剧图像之外，口传和文字形式的任何阐述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文本。从这些历史文本中辨析出电视剧的思想和观念进程，帮助人们认知历史中包含的永恒不朽的因素，教育会对现今的文化危机起到一种调控和平衡的效用。
以前是“教材”和学习作为集体回忆的关键代表而发挥影响，也许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类型化的电视剧如青春偶像剧等针对具体的青少年生活境遇所描述的剧情，正犹如教科书所提出的专业范式和给定的题解思路，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实质上都十分接近于有着某种精神定向或意识倾向的引导。孩子们脑子里装的观念，来自许多跟学校课堂无关的场所——大众媒体、大众文化和家庭。我们在埋怨这些历史图像的不恰当性之前，是否应该自问一下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它们怎么会比学校历史课传授的内容更加坚实地固着在学生们的历史意识之中的？海登·怀特曾经说“教育制度往往非常保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电视所能引导的历史学教育为史学大众化和专业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史学发展的活力依赖于完整史学体系的传承。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传授着它们所认可的历史知识，塑造着受众的历史意识。针对那些比较容易被谴责的负面现象，以适意性标准灌输观点，相信电视剧的过往研究里更需要历史教育功能的定位。“教育在促进个人能力、机会拓展方面，在增加个体化方面是一个必要的、有力的工具，但同时也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促进社会一致性的有力工具。”[12]德国人曾经在《无力悲伤》中对纳粹罪行采取从道德主义的角度保持距离的回想，当时他们正处在深刻的集体认同危机中，一些有效的历史连续性观念已被摧毁，要求得到思想感情上的生存可能性，忘却和使用回想的教育来进行历史事实的抑制也是一种状态。
保持距离的回想，是集体心照不宣的一项战略。这两年在电视荧幕上热火朝天的各路英雄抗日剧夸张演绎，以奇幻化的视点阐述特定的历史。其实在题材涉及国际和民族关系等历史重大问题时，对于历史研究的个别方法及其间的系统连贯性进行关注，不仅对该现象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助益，对于类型拓展时遇到的问题也能做出迅速的决断。我们把确切不移地保存着的历史事实系统化，把辅助科学研究相关的史料考证技术应用进来，以教育学的观点指出历史知识对人类生存导向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电视剧历史研究的功能。
五、历史研究与变异性判断准绳
我们知道，卡尔的历史观奠基于有关进步和权力的“宏大叙事”，在任何意义上无产者和边缘群体都无权建构他们自身的历史学；他并不否定文本证据的历史真实性，却承认历史学是学者和权力精英的专属领域，这两者都曾是解构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历史学家很少会离开他们从事的具体历史研究，他们也许会写作有关研究方法的指南，却极少会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反思。要戒除对个别特殊事件的哲学式冷漠，要在数字和物理力量上保有温情，历史思考确信在不断转移变迁的现象背后，有道德团体的力量存在。
而由今天所关怀的问题出发，回溯电视剧所重建的过去事实和创作它的人类经历的统一性，这又构成了一个独立于人类生活之外的新影像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处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往往我们的历史呈现的是事件、社会和制度的集成品，而不是综合概括各种序列相互交叉的前进过程。对于历史研究的变异性思考就是要找出这其中的差异，要概括和抽象，在这种历史的创造和历史研究的判断中，客观性偶尔也会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企图。
有效用的理论范式建构了历史学本身的价值及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史学研究中，电视本体的观念是通过哪些方面呈现的？如何能做到为社会文化提供注解的学理研究？我们知道，历史学缺乏快速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常常会注意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诸剧的示范和作用。对发展历史轨迹的纵览和发展艺术规律全方位理论总结的把握，确实是一种比较正确的理论体系。而用与时俱进的新理论科学地阐释历史，无限地逼近历史，这是传统史学研究的源泉之一。
现在，针对完全虚构的电视剧这个影像世界，这种历史借助于介质始终可以清晰地呈现。而且任何时刻在任何人面前，电视剧截取的这个历史片断都是完全相同的，且不会因重复播放而出现任何情节的遗漏。在这个圈层内，能否做田野，如何做田野，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至此，这再次印证学科方法论涉及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学科发展史涉及学科发展的主干和躯体。在新的研究主体中，通过对史学过往的历程做清理和分析，寻求其学科发展演变中的特点和规律仍是主要目标。
马克思说过，历史乃是唯一一门能够指导人们走向未来的科学。纠正重考证轻思辨的倾向应做一些具体改变，以使得我们能从经验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历史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需要得出自己的结论。史学本体是相通的，在无数新事实间建立新的关联域。交叉学科需要敢于创新，重视中国史学学术性的追求，就要结合典型的认识理论。像德罗伊森的历史认识的体系至少有着认知、政治和审美三个维度。接近审美，谈论起语言、诗学和修辞，其中必然包含着历史意识。
电视剧的历史研究不仅容纳了这三个维度，同时，还涵括了艺术和大众传播因素。要成就这种历史中的综合意义所在，方法论包含着电视剧本文和研究文本的现代语境，也包含着其传统的延续，二者是否适应并能恰切糅合是产生新论的基础。研究开始前，对传统的梳理这一步骤相当重要，每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和角度的划分，都是对过去认识的总结和对新的研究局面的指导。研究历史的方法本身是在变化的，通过范式研究，要为创造和建立完备的、全新的、高水平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必须要问：那些全然无从确定的东西，来自想象、意念认知和思维发散得来的东西，凭借影视的艺术表现力，以“神话”“科幻”或其他形式，是否可以创造神圣历史的无限可能性？
科学唯物的历史观建立者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代历史学要做出导论性的概括论断，一个正确的历史判断准绳不可或缺。“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但历史在国内的现代主义建构方案中从来都被赋予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电视剧的历史也是这样一种理解性的想象和实际认知观念的结合。串构的历史判定标准，其内在目的和方向一致，都在维护着各自历史发展固定的方向。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电视剧的历史观念，究竟还需要什么？即使可能还会因为个别人物所激发的个人兴趣而带来一些成见，但是史学家个人必须有鲜明的态度，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不论是以历史附合己说还是其他方式，都务必以客观公正的准绳去处置史料。历史观对电视剧创作和电视剧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表现为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生活联系。在这个电视剧创造的生活世界里，需要我们以其内在的社会矛盾和剧情历史的走向作为对生活正确感知的思想基础，对这个创造性的历史世界做出关心。历史观为历史主义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前提，正确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证据来源，将导引我们在一切的历史中发现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六、历史理性与测度性事实指标
所谓历史理性，指的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针对历史进步因素中那些变化的感觉，相信理性是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向导。人们常提理性信仰的衰落，电视剧中也往往渲染同样的情绪，但世界仍在永恒运动之中。这种普遍感觉不是历史的理性认知，我们必须求得一个确切的测度性的事实指标，如剧情中人物行为的事实，以衡量这种认知的准确性。所有那些历史的经验，只有当我们掌握了那些后果赖以产生的结构和基础的时候，才能称其为可以用于将来的历史经验。“真正的经验不同于单纯的经验，它必须从内部得到解释和证明，换句话说，它必须是理性的。”[13]理性是历史经验最终的归宿，而探讨这一历史的起点乃是感性获得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也一定要经过几个必然的发展阶段。
于是根据逻辑的必然性，就有下一个阶段的出现。在各个阶段，个人的自由都可能受各种因素影响而被限制。每个不同的自由演绎出不同的人生故事，最终形成理性的历史经验以供观摩和研究。在这个完全设计过的电视剧内部世界里，这些影像某种意义上也是被操控的，发挥着现代说服与教导的作用。当然，这种知识范围也会随着人们对艺术认知和理解能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新的电视剧类型出现后，人们通过观看可以获得有意识的理性操练，艺术能够在改变周围环境的同时也改变创造这种艺术的人类自身。
理性所控制的事实通过受众心理的介入，使得电视剧因为剧情的感染力，让人们在毫无心理防备时迅速接受某些观点。这种方式明显是深入理解人类行为的根源，它通过诉诸受众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通过意识和理性的探询进行认知范式的变革，为我们的现实行为提供修正工具。历史如同一幕幕公演剧，电视剧历史所生发的公共意识和传媒理想，为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满足。作用于生命主体的这种内在情感，被体验放大后应用于生理的自然需求，曾经也给电视娱乐带来诸多被诟病的感官刺激。电视剧到底能帮助我们从那块屏幕中发现什么？作为历史记录的新生专业成员，到现在为止，因为电视剧立足当下，对社会事实进行选择性地演绎、艺术化地创作和编录，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系统化了。陆贵山认为：“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而电视剧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实可以供我们记忆和言说？在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先把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历史理性的指导下，我们时常要求史学研究要尊重事实，要对这一领域的资料做出准确公正的判定并经受理论的检验，历史学者因此不得不比过去要更熟练地掌握各种事实得以还原的记录工具和保存技术，把握此消彼长的各种理论解释，依赖于对事实指标的准确测度。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导演艺术论的理论文章，往往对道路、意识、心理、审美、人物、画面、改编的论述相当全面，当个人的观察视点成为理论探讨方向的引领所在，研究工作还是会往前更进一步地思索系统化论述的逻辑进路何在。
剧情之外，记录材料、文献和档案都一一成为历史的假定性事实，而作为历史学者工作的材料，需要诠释的那些意义并不能不言而喻。像E.P.汤普逊所说的，证据需要“接受在一个专注于质疑的学科中受过训练的头脑的质询”，史学学科规训的方法揭示出证据性事实及其要建构成存在性事实所必须呈现的秩序。在影视生产浮躁不安的当下，客观超然的经验性处理态度常常被市场利润所抛弃，先见之明的历史学技能训练帮助我们辨认这些意义和联系，减少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所具有的狭隘性。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市场体系研究》一书，可以说已经帮助我们开启了市场体系领域应注意的部分测度性事实指标。这些年，不仅是电视剧的产业市场，受众也成为这一指标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我们宣称要更理性更全面地认知历史时，历史是运动着的，也包含着比较的意思。使用比较性的词语来表达道德判断，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在研究中，我们也会通过对中外电视剧的比较，反思和推导史学观念。历史知识乃是对囊缩于现今思想结构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今思想与过去思想相对照并把它限定在一个层面上。比较研究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就其观念、物品和习俗进行比较，而无视赋予它们以意义的语境，这也是对弗雷泽的研究很常见的一个批评。晚近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合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微观史更加广泛地传播，被一种走入歧途的方式加以理论运用。
作为当代史学的新生代，从电视剧史学研究的社会大众文化层面来看，比较史学的影响虽已波及受众心理，但也带动了计量史学等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苗棣等编著的《中美电视艺术比较》和曲春景主编的《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等书，对产业体制、节目类型、文化背景及一些电视剧美学表述的本土化特征进行了探讨，对国内外电视剧进行分析，成为电视剧研究的重要侧面。只有考察了个别具体的电视剧形式，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评说中国电视剧的独特性。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仅仅依据几个不同时期电视剧发展的数据就主张其独特性，并不具备任何完备的理论意义，而要将那些具体发生的剧情与同类型作品相关联，读取这个意义维度上的独特性。这也是主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进一步避免观点失之偏颇的原因所在。
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外国理论对一些论题未必适用，而旧史学材料堆砌又没有合适的理论对其进行阐述。在历史理性的探讨中，事实指标的测度性发挥也比较艰难。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界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从对特定类型的电视剧研究入手，展开对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的思考，如能在电视剧史学研究中，注意到个别理论重心所发生的转移，积极参与到国际史学界不断变化创新的学术发展进程中，这样的史学研究能最大程度地标示出当前电视剧史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若干有价值的新趋向。解析概念，探讨分期和叙述形态，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电视剧发展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也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我们一直谈论历史发生和历史发展、历史意义与历史评价的区别，谈论和沟通的宗旨在于了解史学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对史学研究体系的建构，方法的探讨是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电视剧研究必要的基础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