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关系与意义模式
概念作为历史的论题是历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德国考斯莱克指出，概念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变化集合应该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如同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必然会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艺术产品，电视剧也是各种娱乐和资讯的来源。一个类型的概念之所以这样定义，或分析一个题材概念形成的原因等，将这些问题深入展开进行探究，我们往往能从抽丝剥茧的过程里，理解概念中所蕴含的对于当时社会现象的种种反思。对于电视剧历史发展的指示和推进，概念意义的生成过程可以就此做一个详尽的说明。
一、约定符号与选择性编码
“符号是通过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范畴、特征关系对应所指获得意义的传统概念认识。”[24]人们通常用“自然符号”和“约定符号”对手势或表情动作和言语做出解释，约定是人与人之间较晚出现的一种关系，电视剧的符号系统就建立在这种先决沟通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沟通交流过程中，剧情会落实到它所能指向的任何绝对实在，如构成历史的那类独特主题事件，以及历史学者围绕其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过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其列入相应的范畴？“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定的。”[25]想要指明一个概念的定义或内容以及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具有共同约定的技术性语词，要找到这个词，有时会比较艰难，但在熟练之后往往可以手到擒来。在习惯上明确地约定俗成的符号，永远都是社会性的。不具备独特的技术性语言的电视剧历史学术语系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科学，一个词比如一个片名的历史可以就它的意义成为一个现象，发生一系列现象级的历史事件。辞典编纂成分的约定意义，以及明确的句法规则和文法，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等，对一个概念在不同电视剧的现象和研究语境中的应用，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情况。
在任一假定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中，都可辨认出各个作者对不同偏好模式的选择。而任一假定的解释性论证与被使用的事实情节的编织模式之间都比较亲近，都是为了把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组接成有意义的叙事。要实现这种情节编织，选择性编码成为我们概念语词形成的关键性前提。怀特曾经指出，读者对历史叙事形式所述说的特定往事进行甄别，会用传奇、悲剧、喜剧等来进行比方说明。不管这种编码形式与构成的首要指示对象如何，具体的那类事件必然会生成于这一编码层次之上。观众注意力会直接指引向次要的指示对象，如在某一假定文化里所培育出的各种历史论述的故事类型和情节结构。“编码就是将目的、意愿或意义转化成符号的过程。……编码也可通过照片、音符或电影画面的形象进行。”“关于编码——将目的、期望或意义转换成符号或代码——这一问题，普通语义学能告知我们什么？”[26]任何语言都是一种有关意义的多重复杂符码体系，任一文本的意义必然与语言选择的形式特征和作者的自主性意图有着关联。
在电视剧史的研究中，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影像资料可以说是比较丰富的。影像资料反映现实的生活图景，是各个时期人们情感诉求的载体。图像所代表的符号也能用来建立论证修辞的语汇。在电视剧中，历史叙述首先是具有“文化共鸣”的说书人。如果历史学家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叙述，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选择性编码进行重点研究。不同的语言之间产生争论，其中包括解释、翻译、提高、冲突、批评和否定，电视剧叙述和电视剧研究中，我们使用的语言反映出的争论无不如此。史学研究者会仔细观察，但是用以描述的词汇还是有限的。对于概念的编码方式不能用一个共同的标准，也必然存在不能完全涵括的可能性。不同的编码会伴随它们的交流反复出现，作为独立的语言在场，也往往会出现一些只言片语和简单的引语，这些语言的随意仅仅以冷淡的态度揭示出了语义的混杂性。当我们谈论那些所谓的批判往往也会产生深刻的多元化影响时，一些鲜明的提示语也会引发各种不同理解的可能性。我们所知的对过去的回想本身，它并不具备一种编写的能力。要努力发现并述说这些事件的情节，我们倾向于用那种可恢复成对原型理解的形式：电视剧的选择性编码显然是一种将约定的视听语言符号进行组接并赋予意义的形式。这样通过编码形成的形象的概念会更方便引领观众进入其所指涉的世界。
讨论影响概念形成的要素，讨论推动概念形成中占据主导型的要素，将带领我们从假说走向真理。在电视剧的史学研究中，许多剧情演绎的“事实”都被用来证实给某一概念下定义的标准，如外延概念、邻近概念和种属概念等。与电视剧过往相关的事实资料是已知基础的映射图景，研究者在分析材料做出初步论断以前，总是根据已知图景汰选材料，并进行比较联系和推测未知。在语词事实中，同一个语词结构的真实存在，在不同场合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和思想。将意义的能指、所指和指示对象等的三层结构化约成可以指向指示对象的事实，还要更进一步引入个人判断，才能开始科学意义上的研究。针对所有相关联的电视剧资料，从普通的语词上升到针对性概念的梳理，这是取得历史研究新进展的重要途径。比如，以城市和制作公司来命名的电视剧形态，也是中国电视剧的特点之一，比如香港TVB的港剧、亚视剧等概念。“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虽然这些不同的语词所指的对象相同，但它们的含义是各有侧重的。”[27]不同时期的电视剧作品常常有其鲜明的时代影像风格，我们所探究的概念所指向的电视剧对象则反映出这样一种风格。而任何一个真实反映现实的概念都有它特定的含义和适用的范围，这里，对概念的符号使用和划分仍需遵守一定的编码性规则。
二、事实假说与作者化观察
电视剧具体的摄制导演、受众，对于电视剧的表现形式和历史记录的影响，类似于历史中的概括与事实之间的作用。对事实关注形成的概念和对表现事实的理解形成的假说，二者在历史研究中投入使用的概率也相当之高。“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要铸造人们思想的群体利益和态度，历史假定性的前提正是探讨问题的框架。……任何形式的历史在进行解释时为了区分重要的现象和偶然的现象，需要建立意义的标准，这种标准也是它的客观性标准。”[28]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概念系统把社会事实包裹起来，以便形成一种关于它们的力量，它们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电视剧是创作者对社会事实观察之后提出的一种假说，人们一直在摸索面向未来的方法，站在当下的根基上，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也一直被关注。各种发展史都不可能是站在某个过程的终端，而所有的假定都要求这种客观性依据的提出者对其事实有一种责任。
以真实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往往会从不同侧面对史实做出解释性假设，当然，这种解释性的假设最终也可能仅是使用视听语言进行写作的一种目标。“非可适用于今日的历史的情形；欲适用之，则必须附以新解释。”[29]大写历史以此阐释自身的利益，仿佛这些利益原本就是属于过去本身。因而不只大写历史宣称它拥有一种“真实的”有关过去的知识是滑稽可笑的，小写历史亦然。用各种模式来再现过去，过去显然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剧情中所上演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电视剧中所存留的各种假说的踪迹，显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真实的过去”。电视剧本身就带有预设“史实化的过去”的构成性质，更趋近于这种记录的“史实化”性质。在真正作为某种外在论述的实存这个意义上，这类影像踪迹也成为历史学者所指称的对象。历史解释总是涉及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重大且无法核实的有关未来的假设，以及在此假设基础之上来理解事物的意义，也仅是如实地说明历史事实而已。历史学者“不只是记忆的解释者，还是在信任过去那些著述的基础上的永恒客观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其实，历史学提醒我们，解释一种困境或应对一种情势通常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我们所面临的电视剧资料的选择也经常比我们所假设的论说要更多样化。
电视剧的史实价值对于文化核心体系和共识性概念的意义，以其最为浅表的方式突显了出来，作者化观察与共识可以说是经过我们深入探询的文化价值之一。认知文本背后的可证实的存在，是历史学者认识事件或思想的关键。而语词表现观念的特性所涉及的价值判断，都来源于对相应内容的理解，客观经验教训教会我们适当地拓展。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传递到历史研究的未来之中。
电视剧中平民英雄等文化偶像必然需要通过市场运作才能获得生存空间。但围绕平民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若干共识，使得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品格乃是对生活自身的偏爱和对电视剧所固有的文化价值实施的监督。在电视剧中，人物的生活和真实生活的关系，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真实的人类心理的关系，他们的价值体系等，我们称之为可视性的事实假说。这种“可视性作为真实性的突出特征，可分为三种模式”[30]，即回想并承担为过去做证的道德神学模式，心理治疗平衡负罪感的心理学模式，寻求各层面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变化并问及未来责任的政治教育模式，这三种可视性模式都涉及人们对电视剧影像史学价值的认识。电视剧最后呈现的图像，会暴露出镜头之后创作者对相关的令他们困惑的某些问题的一知半解。现实中，我们本来是指望掌控镜头的人能够借助图像以客观的姿态阐述事件进程的。而在电视剧这里，我们认可并接受这种事实假定性。这就意味着，影像所传递的信息既不见得全面也不见得可靠。“尽管视听传媒为人民提供了一种无以替代的对世界的观察，但是它也包含有妨碍自身运作的束缚性因素”[31]，生活积累所赋予的历史温情与历史记述指涉的特定语言符象，是作者的观察与客观视像熔铸而成的特定意象。
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在经过构思的各类型历史诠释里或化约或整合，在任何尚未规训的形式术语来描述其对象的研究领域中，论述会暂时性支配所研究资料的基本形式。当历史学者面对事实假说，能够运用概念来甄别存在于那一畛域的对象时，也就能对彼此相互支撑的那类关系网络赋予意义。
三、合理类型与典型化象征
在香港，“电视剧是两家无线电视台争夺观众最为激烈的节目类型”[32]。这里，电视剧作为一种节目类型的概念，在概念关系与电视剧片集的对应中，合理性类型与典型化象征就进入概念研究的范畴中。那些历史上特殊和个体的东西，那些反复出现或者保持不变的东西，是可以被描写为典型的东西。“我认为从语义学观点看，象征符号是这样被构成的，即象征符号通过一种意义来给出另一种意义；在这观点下，一种原初的、字面的、俗世的、通常自然的意义，诉诸一种象征的、精神的、通常生存的、存在论的意义，这后一种意义如果脱离了这个间接的指称以外就不能被给出来了。象征符号产生思考，象征符号要求解释。”[33]20世纪50年代有关文艺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争论对当时萌生的中国电视剧影响巨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当时直播阶段电视剧题材的主体基调，典型的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应用象征的意象来揭示。空洞的革命内容与客观现实在电视剧作品中鱼目混珠，壮志豪情和夸张的言语替代了科学的精神，革命理想常常成为这种作品中所演绎的矛盾冲突的粉饰物。
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各种方式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里包含着“所有的一起使用（分析之后可以综合）能够解释神话、礼仪、信仰、对它们效力的信赖、影射、宗教的与美学的幻觉、谎言以及集体的狂热及其纠正的种种重要因素”[34]。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加速的社会震荡使某些阶层无所适从。一些知识分子急迫地希望从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记忆中寻找文化资源来重新阐释陌生的现实，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国学热兴起，对抽象历史还原的历史剧走红。而在某个设定的领域里，“具有实用主义上的合理性”的剧种一直都在实验中。任何观察者面对一种类型剧的出现，不可能会因历史资料所标记的事件混乱而迷惑。要保持清醒，要尝试理解这些事件的意图，会使得他不得不独自面对由诸多个人、社会阶级、国家、宗教实体所散发、所表达的利益、理想与意志。在这里，一个合理的类型当中，必然有对资料典型化象征的提炼。针对那些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2004年5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曾发出过审查管理的通知。对于“红色经典”的类型，审查管理的主体是这类典型化象征的资料提炼是否准确。“类比必须对一个模型进行有规则的模仿。”[35]像对“红色经典”等概念辨析的过程一样，A.L.克罗伯提出的另外一个定义就可以理解多种类的模仿和一种类型的最终形成。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根本工作不是把人类事务当作有时间性的事件，而是“致力于达到对对象的概念整合，同时又维护现象的完整性”[36]。
在各个相关的领域内各有一个关于概念的体系，它们都需要对精微的细节进行深入观察，对个别性的类的事例文本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一个概念指涉的文本与过去更加吻合，哪个电视剧的历史证据可以最完美地被史学研究加以利用。“人们在陈述一种合理性类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陈述其他的合理性类型。至少人们总是暗暗地援引一种相互联系，无论这种相互联系被误以为是系统化的，还是被确定为结构上的，或者是作为临时性的。”[37]此外，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产生于这样的情况：每一种构想都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以特殊解释的形式赋予每一种合理性类型以普遍的语境，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们。“如果我们要识别出一部特定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属于什么文类，我们还非得去参照这些规范不可。这一事实表明，那些通俗的文类是如何作为广泛传播的公共文化知识的一部分来流通的。”[38]探讨类型作为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进行区分，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分类的正当性显然事关组织相关种类的问题，所以对形成类别的那些关键性的加固性的角色必须加以审慎的考虑。关于种类的一种适当的理论，也会让有关思想、定律和理论之简洁性的某些麻烦问题变得清楚明白。
类别科学或以方法为标准，或以对象主观为标准，其所表现的是世界精神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中某一阶段的普遍本质。较为浅近的过去是人们最多用来做历史类比和预测的时段，如果要变成“类”的概念的一个合理性的事例，那么有关它的知识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
四、价值预设与道德性核心
公安题材和警匪系列等电视剧中善恶观念含混和反常伦理关系成为近年来电视剧人性化表现的探索败笔之一，在度的表现和拿捏上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尤其是指责。这里，回到概念本身，我们会发现，它既拥有特征维度，更具备价值维度。使用概念来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就在于此种事实所具备之价值。如果将价值作为一种指导历史材料形成历史概念的选择，那么我们只要专门研究对于这一价值事实的指导原则。如果历史学包含超越经验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也只能隐藏在概念形成的指导观点之中，或者隐藏在对本质之物的选择原则之中。可是，它的那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点的内容同样来自经验，历史学需要事实经验，更需要用崭新的文化价值来稳固它的概念。
我们把这个概念理解为附着于其上的那些实在对象的综合，这些实在对象由于人们考虑到它们所蕴含的某种价值而得到保存。概念的特征就是研究以前的存在，更明确、也更顽固地为已经确立的制度辩护。历史事实所固有的价值曾被全体社会成员公认为有效的论据，对于事实演进过程的解释也被视作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解释。电视剧史如出一辙，在叙述上也并未有太大改变，而更多也是为了将内容更丰富而已。现实中，一些历史研究的结果也是如此多地受研究者偏好的影响，并能够相当容易地因为另一位研究者的介入而改变，那么事实和价值就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为不同的研究结论做出区分。
只有借助于价值联系而形成的概念，所指涉的历史事件才能作为发展系列上的经典阶段被表现出来。“发展”这个有多种意义的概念，只有通过与每个阶段个别化的价值观念相联系，文化事件才能形成发展的历史，积极正面且昂扬向上，充分发挥价值的有效性与道德的必要性关怀。
历史解释也是一种有关价值判断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受到道德和政治看法的影响。不仅是电视剧艺术，所有的艺术品都包含某些明确表达或含蓄暗示的命题，它们往往采取道德的格言形式，以更加强烈的信仰存在于理性和善的意义当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剧艺术中纪实美学概念的开拓，推动了对现实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和社会新风尚的艺术反映。为得到看似全部真实的历史，这时的电视剧，往往把个人的道德势力扩张到整个人类精神影响的层面。
我们要弄清楚电视剧文化是如何以其特殊的方式，具体地表现了哪一系列有关现实文化的特定价值、信仰和思想。严谨的史学学术研究规范不仅能充分地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历史，也可以帮助我们造就纯正的史德，这是一种学术研究所亟须的独立的品德。在电视剧的洋洋大观中，史学研究者们一直追求这样的规范，更追求这样一种端正无暇的史德。电视剧中如《爱情公寓》等一批“晚生代”创作者开始实验所谓“个人化”表现，以个体的本能欲望取代主题深度，走向个人内心，淡化应有的对世界的观照和对人类精神的弘扬，与社会生活的主体潮流有些许偏离，但就现实而言，也确实展现了当代城市青年小圈层的生活一隅。如果艺术成为不道德行为的观念和信念的来源，那么，根据这类艺术品的非偶然、在推定意义上经常反复出现的行为效果来看，它们是应该遭受谴责的。
电视剧的传播力已经使它成为影响道德变迁与进步的主要媒介，在媒介公权力控制下的历史也蕴藏着一个道德性的核心。“政治家希望找到行为的指南——不是以道德范例的形式，而是以在处理公共事务上的实际经验的形式。”[39]奥古斯丁主张历史的人格与政治实体是由道德标准判断的，而不是考虑诸如设想的“伟大性”或对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实际影响等来判断的。用某种直观的方法把人类这些相继出现的状态结合起来，以发现人类的“身心、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倾向的不断发展”，这就是孔德所说的历史方法的存在理由。所以，我们确定历史概念的态度建立在尊重个人意见的宽容之上，希望凭借艺术的说服力使人乐意接受。加尔布雷斯也把“谦恭和热爱，放置在历史学的重要地位上”。艾尔顿说，“如果历史学家能察觉到，未解决和不能解释的问题，察觉到他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会被爱情、愤怒、耻辱和虚荣所打动；如果他能集中全力在诚实和正直之上，那么他便适当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坚持过去已经发生事情的必然性并承担起当前状态下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就像年轻的电视剧历史研究者承认他们事实上的确有某种“立场”，他们爱好秩序、耐性、精确性，随着电视剧中的剧情“历史”的展开，他们也会于假想中身历其境，但作为这些“历史”的旁观者，他们也更明确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就是成人要为自己的个性担负道德责任。
将电视剧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在情节设置上关注最多的便是某个个体及其所代表的族群精神在剧中的体现。只有当个人的品质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时，历史学者才会对这一人物性格感兴趣。然后才会从对人物的关注转移到对电视剧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关注上来，从而研究那些充满意义的仪式和惯例行为。这时，我们的历史研究也会以研究者个人法则的思想方法，来集中考虑影像世界中的历史法则、社会形态及其更替。对过去事件、制度或政策的道德判断，已逝者事迹之精神的洞悉和理解，一切也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反复在电视剧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