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批判
历史是一种复杂的话语，探究历史，对这种话语展开多方面的思考，正是电视剧史学研究所应关注的途径之一。将众多的对象纳入普遍的体系之中进行考察，在整体的历史研究层面进行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写作成为当下历史研究兴趣的中心。在史学编著（见表4.1）的更替过程中，原著的历史意义常常丧失。贾磊磊在其《电影语言学》一书中曾提示，不仅应该有过去以作者、作品为核心的编年史样式的“第一范畴”，还应该开辟“第二范畴”，即以叙事为中心的电影形态史研究。我们关于电视剧史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进行开拓。这样，不管是学术史家还是艺术史家描写的电视剧新思潮，应用新的叙事语言分析，才有可能探求到真实的原本的历史，只有当它们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时，才能连接并靠近我们。
表4.1 历史著作的架构[1]
一、传统历史阐释模式
在电视剧发展史上，较为普遍的是对文本内容的阐释研究较少集中于电视剧基本性质的探索。在类文学、类戏剧和类电影的模仿中，我们发现：不少作品对视听镜语体系的分析，不但没能超越于靠人物语言推动剧情的创作方法，其视听镜语丰富的影像魅力也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就电视剧情叙述的传统和电视剧史学理论研究的传统而言，历史阐释模式的认知成为我们重新对叙述形态进行讨论的入口。“已有的历史叙述大都是由过去事实所组成的，绝大部分当然无可置疑。因而许多读者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原著，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以描述。这也是在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年代里对我所不大重视的历史学科的看法。当我改变了这种想法（接着也改变了我的行业），我所作的历史叙述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同样的误解。历史科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总是掩盖着产生这一成果的过程的真相。”[2]对西化的这种范式追求也传达着一些传统认知上的空缺，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习惯将传统的编年史当作历史的主体之时，对于历史阐释其他模式的探索和认知往往就相对萎缩了。
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但记录绝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它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强调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通俗来看，证人、叙述、证词、说法构筑了我们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著述的阐释模式。在电视剧的研究中，不同时期的史学研究者同样也使用以上种种方法，建构了各种历史著述的阐释模式。在20世纪早期的电视剧理论研究中，宋家玲在其1988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的《电视剧艺术论》中曾采用“文艺谈话录”的方式行文，来谈论高深的理论课题。
生活在历史中被言说、被体悟，历史也充满了个体性的叙述状态。可以通过处理不同学术史家的深刻论述，开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在“语言论转向”影响下的“新叙述主义的复兴”，这种解释开始显得逻辑上有缺陷了。历史的不同阐释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或者说不仅仅是同义反复。我们对中华传统历史的阐释模式可以追溯到《左传》和《国语》，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以古人诸如孔子等人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的思想及其变化，对整个编撰体系一直有着延续性的重大影响。数千年来，我们也参考着这种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这些传统诠释方式下的历史，以过往沉淀而存在，借由书写文本的方式被理解和挪用。受到以往历史阐释的方法实践所发展出的解读习惯和分类方式的影响，为了真实精准地追求而建构在使过去具有各种不同史实性基础上的历史编纂学，如果不进行新的方法论探讨，就只能空余一个历史的躯壳。
二、剪贴史学与批判范式
历史学中，还有一种依据引证权威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式，早就被科林伍德称为剪刀—浆糊历史学。但真正的史学却绝不是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建立的。在历史研究中，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也有赖于重新践行前人的思想。卡西勒在评赫德尔历史哲学时曾说：“他的著作不是单纯对过去的复述，而是对过去的复活。”那么不妨说，剪贴史学作为历史学的前科学形式，还没有像真正的史学一样来复活过去生态。着重分析史学与其他科学之不同，也许还在于史学必须要掌握人的思想，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传统剪贴史学研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批判。坐下来认真研究电视剧本体，研究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当代的史学研究学理进行深入探讨，史学研究才能在学术化的批判中实现建构性的目标。因此，今日的史学研究，我们应以专业的学术性做依托，以中国文化为血脉，遵照艺术规律来构建中国艺术批判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当代的电视剧方法论，以此提高文化自觉性。
所以，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原始资料的特性及其对历史知识的各种限制，还有历史学家们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我们认识史学和接触剪贴史学的早期阶段，预先接受一种批判性的方法，以慎重对待那些被要求掌握的大量二手资料连缀的著述是非常必要的。像电视剧不容小觑的影视技术的复现，使得研究中所涉及的历史资料更为丰富。尤其在对过去历史的主题复现上，这些电视剧往往就是大量二手资料连缀的演绎。在摄像镜头所记录的所谓“事实”资料之外，电视剧显然比书面与口述语言资料更多了一些主体性意识的创作。
客观来讲，史学研究者的思想驾驭能力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能力，这也使得所有历史研究都必须根据严格的批判方法来进行，这种方法是现代历史研究学术化的标志。这种批判规范实际就是“把弯曲的东西拉直”[3]，通过思想驾驭和严格的批判，得到并依靠这里面有关于“直”的知识。在历史的描述中，提倡的是如实地直线记录，但弯曲和粉饰往往不可避免。既然无法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某些时候又无力找到佐证来解释它们，若非像历史纪录片一样，为专论搜集资料，那么剪贴史学看似没有前进的必要。但是，对于电视剧历史研究来说，这不失为一条有趣的思路。将历史上一些有意味的人和事，在大事不拘的前提下进行再创作，明显就是现代剪贴史学的一种途径。
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强调批判性意识时，也还必须倚借于对现实的全部把握。优秀电视剧的评论集如徐宏的《电视剧审美特征探索》，也是较多地从电视剧美学和审美的角度来加以评述和探索的。要将大众娱乐艺术研究提高到历史学的水平，也同样需要经受研究者所知悉并能熟练运用的批评方法的考验。这种从美学根本出发的视野，包含电视剧批判范式的合理性因素。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剪贴史学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因循残陋，考据史学在某些时候可能呈现出幼稚无聊，不同史学研究方法都可能存在部分缺点，但我们在力图探究一种更富有思想深度与心灵广度的史学及其方法论之时，仍然还是在这些基础之上进行的。这种史学及其方法论的认识能力到底如何，在探究之前应该先为其划定一个有效性的范围。
三、作者意图与有效性推理
历史学中实际的标准信条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来自历史学家本人，为了要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或然性和确凿性的全部题材都会被加以探讨。在对原始资料的搜寻和读取中，会发现这些资料当中往往也附着了作者在特定时空下的认识局限。当作者试图从几个矛盾的线索中梳理出实际发生的现象时，至关重要的还是推理的有效性。历史学家不可能依赖于一种充分的证据标准，就采取物理学一样的方式来观察事实。实际上，大多数被视为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单纯依据于推理而得出的。即使是电视剧制作者的初衷，也是作者意图的发挥，是作者意图对其所知历史的有效性推理。因为那些全部依靠流传被记载下来的事件，是不可能通过一种恰当的诠释，就能像之前的样子完全再嵌入另一部世界历史里面去的。
历史学家的材料使用和推理的有效性，仅仅以认识主体在形成概念时进行的活动为依据是不够的。这种主体性活动决定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运用，也说明任何时代的作者作品，实际上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艺术家在自己一生的某个或几个偶然机缘中，对某种风格的模仿可能会因为个体的固定风格和审美疲劳出现一些戏剧性变化。利用语言形成的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这是历史的功用之一，也有利于认识今天中国现实的社会理念。通过历史材料中的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书写者和叙述者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史学的工作常常体量巨大，研究者们是非常辛苦的。只有通过仔细阅读大量的历史著作，所有的评价和论断才能有根基地伸展。历史研究如此，电视剧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的作者意图施行某种控制，把它们限定在容许的范围内。而通过对这种限定范围的判断，我们才能真正区分有效的归纳推理与无效的归纳推理。
不同于完全依赖实验和逻辑性强的科学研究，历史研究中，对历史学者的研究必须开始于事实研究之前。对历史学者的思想观点的把握之外，还需要关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喜欢在哪类史料中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包括他们所熟悉和选用的研究方法。历史学者对过去的审视，都是伴随着个人观察立足点的不断变化在调整的。对于实际历史会是什么模样而引发的争论，没有必要遵循某种业已确证的逻辑规则、语言规则或逻辑、语言同经验的相互关系规则。我们不可能毫无障碍地透视过去，叙述的合目的性也常常与个人短期和局部的目的性相关联，用以致力于研究文本本身及其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方法“不尽同而可相通”，对于史学叙述的研究，我们务必要弄清楚电视所产生的意义和乐趣如何代表着作者特有的意图。
四、陈述与事实表述的对应
作为回忆而闪现的东西，通常都是一些孤立的场景。只有通过叙述的补充和巩固，才能获得一定的形式和结构。“说经验陈述‘表达事实’，并且真理因而就在于陈述与它们所表达的‘事实’之间的某种符合，是一种典型的实质的说话方式。”[4]比如历史叙述和电视剧艺术创研者想象的合理化协调，艺术家以自己的秩序完成了对现实的描摹。历史上存在的事实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但历史叙述者所把握的形象或姿态也必然是他经历的反映。同样，陈述与事实之间也具有一种或显或隐的对应关系，通过这个对应关系，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把握历史最基本的含义。
只是在事实的编年史里发现和陈述故事性的历史，电视剧历史的研究目标早已经不在于此。确定观察者的准确立场，所有使意料之外的新现象成为科学界注意中心的历史事件，陈述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会与事实的表述出现某种程度的对应。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最后成品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一种近于记事和编年史模式的、对过去已发生事件的一种描述。合理的结构会助益我们的精确性理解，有关过去的真实性叙述必须在过去的往事之中找到某种对应，使得叙事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做出一种可能性的陈述，从而为当前的需要服务。叙述不是史学的新方向，但是将流派、史家、代表作、类型化和分支学科等进行个体叙述形态上的探索，未必不是新史学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延伸。由个人和集体的种种往事组合而成的叙事形式的正确性，只能以讲述往事与所发生往事的对应程度来查验。在试验和假说成立时，才会发生陈述所产生的种种关乎历史再现的问题，有效地建构所谓真实的事物。这一种关于历史再现的支配模式的形式分析即叙事，也促使我们思考历史诠释的最为规范的形式。论证、编织情节和意识形态的解释类型也就是怀特意指历史学家必须运用的三种解释类型。
“甄别和描写他（在过去里）发现到的对象……借着描述对象的这一（转义）语言，将过去事件的主体建构成叙事再现的可能对象。”文献研究、解释和写作的陈述形式也借此获得另一种解释的价值，成功地考察历史。陈述过程中的这种补充性操作所产生的潜力，也开始实现解释性过渡。
五、批判与叙述主体的态度
之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并不是因为很多资料并未直接触及历史解释的中心和根本。在由其他体裁改编电视剧的创作中，突出与强化导演的某一意图和思想，对原作中的某些情节进行必要的精炼与删改，其实最后呈现的还是一桩有详尽记载又可靠的“事实”。对于书写历史的复现，考虑它能否变成一件“历史事实”，似乎又取决于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叙述主体的态度。卡尔指出，有赖于历史学家把它放进他们的诠释里，使它因而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作为一件历史事实的部分，每一处都将触及诠释的问题，都必须借着有立场的干预，才能将“过去的事实”转化成一种被合理接受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在“他”——创作者或研究者亲自动手创造之前都不存在，形塑历史模式和历史解释的工作，似乎受到严重的哲学问题包围。用什么样的认知来解释过去的讨论，让我们学会对历史事件做出更加灵活全面和令人信服的解释？诠释和批评其实都有现成的惯例，在具体的独特的现实中，我们会考虑到搬用一种按过去时代来解释现时事实的模式。
从历史上说明一种现象，或许并非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又总是力图把它的历史起源展现为各种已知历史条件的结果；而在这种意义上出现的可能的“解释”，在每种情况中也往往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历史解释帮助我们把握和体验过去。如果不能获得有意义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也就无法引导我们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
所以，不管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电视剧的艺术呈现，把事实以注释方式适当地插入创作者的历史叙述之中，尊重事实的精确程度都应该是历史叙述的义务。尽量保持没有偏见的态度，历史事实通过恰当的安排和合理的解释来控制历史叙述。“历史”一词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模棱两可的意义，但是历史解释中叙述形式的意义却是固定的。无论选择什么来进行诠释，这种诠释形式都具备了一定的秩序，我们现在用这种秩序来构造叙述和说明。“这些规律、理论和说明与其所依据的事实不同，它们不是被简单给予的。要发现它们，就必须对事实进行解释——发明适合于这些事实的规律、理论和说明。而解释是一个属人的过程，绝不会对所有人都一样：可以预期不同的个人对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发明不同特征的规律和理论。”[5]历史的解释得到种种应用之后才能让人明白。而每种历史叙述，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受到作者偏好的影响。如果不是从历史发展本身的扬弃过程出发，不能客观地评价前人的努力同后人的成功之间包含的历史承继关系，那么这些历史的诠释与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对历史研究要有准确的批判，这个批判的准绳在于我们对全部史事有确切的了解。我们通过一定的步骤所证实的这个历史事实，往往是研究者在最后的研究成果中无意识透露的，里面也包含有关他们作为叙述主体的看法、假设和生活方式的信息。通过确定作者的权威和他那忠实叙述的愿望以认同于作者的意识，这是传统批判的一种态度。但是要将合理化的材料纳入真实历史的系列，诠释和叙述交互编织是必经之途。这时，批判已然无能为力。研究主体不一定在历史的现场，对于事实的了解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也许还夹杂着从其他途径所获得的一些未经合理化处理而记录下来的事件。此时，这些材料或者事件，唯有当其被批判所肯定的时候，才与批判相矛盾。否则，这些事件也不能被当前的一些不充分的证据所否定。因此，面对这些所谓历史材料之时，批判性地审视与认知，独立自主的立场等因素，都是相当关键的。
历史学者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是他能够从事其专业工作的绝对必要条件，同时这种自主性还必须延伸到他与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年，电视剧的历史研究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对改编电视剧的批判之声此起彼伏，面对这种现象，能否把改编当作一部独立的电视剧作品，这就需要我们对剧中历史所陈述的详细原委有更好的感受力和更为独立的认识与评价。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对影视文本的可信性和编剧事实推理的有效性进行讨论、对各种解释的多方面意见进行评估，还是在撰写一些典型的或具有说明性的事例时，对这些结构性内容的分析常常使用的是抽象术语。好在大多时候，这种分析还比较简明扼要。回看陆文杰从电视剧的创作经验入手剖析思想内涵，可以说是带有相当见解的批评。[6]我们平常在评述中会尽可能精要陈述主要论点，并允许做一些争论性的论述。而事实不容置疑的确实性仍有赖于使“它们”成其为“它们”的那种推论。当评价者达成判断时，评价得以做出的那个准则不一定是权威哲学家的设置，但绝对有如下的特征：精确性、适用性范围、一致性、简单性等。叙述主体自身所注入的批判独特性，本身就是独具意义的一种文化财富。批判最终的实现，可以从某一程度上来说明，历史学者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完全如实地记录，还在于评论那些值得记录的事物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