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科学革命
“历史学即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和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完全需要这些概述较为到位的经典阐释，并以此为基石指引方法的研究。在解释新的科学理论的发生时，强调方法和学术提炼的环境，并不回避对实际历史过程的说明和触动。在有限范围内常常是通过对历史遗留物的重新配置和编排来“接近历史过程”，有解释效力的历史学说通过对历史研究方法的阐述达到对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进而对历史问题做出说明。
一、方法修订与决定性原则
方法论的修订归根结底在于探明那个最有决定作用的准则。下文中我们引入计量统计方法，虽然理论不可能总是按照这种精确性加以辨别，但这种精确性指向着数量的一致，也曾是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进步。对科学知识无限威力的信任，其实也暴露出所使用的概念手段的一定的局限性。苏联的史学思想注定要采用以19世纪后期的科学发现为依据的方法论，这种落后和停滞由于其对俄罗斯领土以外的当代史学思想几乎完全无知而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知识的缺乏造成了某种理性的偏狭，而这种偏狭事实上一直延续至今。对真正的解释感到绝望，默认一些琐碎的细枝末节来解释巨大的历史演变，虽然不会导致历史学方法的破产，但对休谟派的因果关系的理论联系的颠覆基本无力。按照受控制的科学方法获得并遵循一种可理解性和交往的逻辑而符合其目标的知识，从一个民族史学实践中承继下来的方法论命题往往还面临着对全部历史的撰述，方法论的修订变得非常重要，很多问题也能在修订的过程中被轻而易举地解决。历史的起点不仅是从现实空间找出相应问题进行建构性研究，还在于占有新的方法和史料。
历史分期一般都有一套统一的分期标准和逻辑，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史学研究的结构和体例，应允许对新的研究方法和实现手段进行充实和改造。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看到非理性变化的地方，可预见史学家将能证明其为合乎理性的变化。目前史学的新颖历史事实的发现作为方法论中进步的标志，构成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者和连贯的历史叙述，对一个模式能够提出的合理要求就是，它应包括所有重要的变量，而“模式之所以有用，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够简化现实”[14]。
电视剧艺术研究很少关心方法论，它长于叙述和事实分析，短于理论提升。其理论高度向来是中国电视剧艺术史所欠缺的。用理论术语系统地阐述一种被明确界定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被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历史的内涵与外延从正统主流的历史范围中抽身出来，开始解决一些复杂的带有两面性的理论问题，诸如大历史与小历史、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历史的决定因素与中介因素、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中心与边缘、单一性与复杂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等。从“一种具体科学的成就”到“一组特定的信念和预想”，范例以具体的题解形式承认它合乎范式，一个科学集团决定采纳一种新范式，其实必须有实际而充分的根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艺思潮，对推动历史发展，表现历史转折，弘扬历史精神和科学阐释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文化史领域里，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历史与大众媒质的关系、历史与现代传媒技术的关系。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或讨论价值、态度和思想变化的人，有时各种相关的研究表述中也会以含糊的方式期望历史学研究能拿出科学史家的风范。方法建构于本体，电视剧史学研究方式的本体就是历史之物。方法依据于事实，创作方法是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促进流派的形成，电视剧的创作方法就是从电视剧艺术创作中总结出来的。
二、个体选择与再识性体系
历史学者的方法会妨碍他所选择的题材，中国电视剧研究的现状与难题分析，莫不在于方法的取用问题。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来讨论中国电视剧史学的特点与建构，是对电视剧艺术历史体系的再认识。摆脱某些传统体例构架的牵制，路海波1986年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视剧编剧技巧》是这一研究的起步，它根据作者所了解的社会实际需要对编剧技巧展开论述，是当时独到的理论建树。“要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要对于评价问题和解题技巧获得一种特殊的精神定向。”[15]此语可为各家根据需要自由取用，特殊的精神定向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中，表述为研究过程的一种个体不可重复的体验。通晓历史文化后，会发现只有被大众认同并引导全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积极的大众心理强化社会群体的历史记忆，对于电视剧表现的遥远时间地点的浪漫主义激情，必须与合乎宗旨的学术批判标准相结合，才能识别其他价值系统的完整性。如同所有的史学研究一样，对电视剧研究的实践进行一定的哲学反思，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历史发展过程的思辨性和历史理论研究过程的分析性。它们试图把真正理性的标准化描述建立在对科学思想做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科学教导人们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们控制人类局势。
作为已确立的电视艺术学科分支，电视剧研究需要对时代主题的推断方法各因素进行再认识，一些现代科学视为错误或无关紧要而搁置的定律和力量应被重新观察。过去大学史学系设立四大辅助学科：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考据学，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去收集各种史料，对这些史料予以鉴别、考证、辨伪、分类、综合、分析、研究，以期还原出一个真实、客观、全面、完整的本真的历史来。一直以来，历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研究历史，电视剧史学研究显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与解释权和话语权并行的史实研究和问题研究，不断靠近着陌生而疏远的历史。它围绕电视剧历史题材的真实与艺术虚构，以及电视剧当代题材对当下生活的艺术化再现或表现等问题进行论述。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认识借助于直觉和想象等形象思维，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对史学材料的科学性进行勘误，辨识出最有效用的文本来进行细读精读，以便分析时能为己所用，这都是新时期社会转型变迁中史学研究所确实面临的抉择。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用的理论范式，摆脱完全以经济价值等单一要素为考量的偏见与困境，历史科学发展的特点也给哲学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电视剧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学科的基础不厚实，而在于其理论、方法和技能的薄弱。现今的电视剧史并没有落后于历史学术的语境和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已然具备基本的导向性和解释能力。史学方法论包括历史主义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电视剧的史学研究用丰富的个体实践检验人们的认识，这是科学实验和典型试验的方法。利昂·戈尔茨坦曾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把“实在主义的方法”与“方法论的方法”对立起来。“以某种方式把关于过去历史的观念同史学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它应是毫无争议的方式，是关联于人的本性的实证理论。
在科学看来，“把历史事实一概看作由具体事件构成的人类实际历史过程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个事实能够尽可能普遍地解释大量的其他事实，才是第一事实。研究电视剧，必须以其剧情演绎为根本，剧情演绎往往就是第一事实。研究电视剧艺术创作者的理念和研究者的学说，必须研究他们的生平传记和经历，来理解诸种观念形成的背后动因。以上作为观察事物的方法，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事实所应遵循的方法之一，它确实可以增加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历史是已逝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既有客观事件的独立存在。理论的压力正在推动研究方法从单一领域的狭隘困境中摆脱出来，历史和现实内在联系的研究得到重视。
三、认知冲突与危机性范式
在关于事实表象的著作中，认知的冲突常常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被引入。电视剧文化潜藏着冲突，才有了发生变化的潜能。范式建构依赖于学者，尤其是文化史学者内在的理论素养和经验研究，“为什么研究过去？”怀特在1966年发表的《历史的负担》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应告知人们，应把个人的责任感放在运用过去的认识和道德责任感的第一顺位，亦即“任一种给定的‘现在’境况，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人类特定抉择的产物，因此，可以藉由人类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加以改变”[16]。电视剧一直都是特定人类特定抉择的产物，经典人物往往会因为创作者使其选择了不同的行动而出现不同的改编版甚至新编版。
于是在没有被拘束的时代，人类的行动尤其是交流模式作为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因素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人类处境中，共同的交流解释着文化变迁的方方面面。历史的研究者要重视事实，要在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之间展开对话，通过表象来传达一则“个人的信念”，即不得不处在一种使得他们有能力解释这种认知信号的惶惑状态。认知的冲突此时会遵循交流中渐次出现的信念目标而展开，来自内心某处的信念让我们走向某处，对于事件确定无疑的认识，即正在发生作用的客观思维的表现，如狄尔泰所理解的历史学家，乃是借助于某种直观心理经验和理解力来认识事物表象、缓解这种惶惑的焦虑和它所包孕的冲突。
冲突之后引发的危机是新的范型出现的前提，新范型由于危机而出现。在整个20世纪，许多艺术家都自视为新艺术范式的首创者，而肤浅的表征和狭隘的视野以及再多样的风格也仅仅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极端状态，或许这就是范式危机最明显的征兆。库恩曾描述：“只有一个深深浸沉于危机的人才能提出新范型。……年轻人或新手，对于旧范型的信念不那么牢固，他们对于反常、危机也就比较敏感。”库恩毕竟并没有说清楚新范型如何产生的问题，但范式危机已迫在眉睫。
今天的电视剧艺术有着诸多紧张的问题，心理状态、价值体系和个人信念遭到部分戏弄和轻视，这场从对物欲的追求和控制不得其法而影响到精神文化生活的危机前所未有，范式危机的调整和艺术自立，都需要建立一个范围更广的范式。“一个范式，粗略地说，是成功的科学的一种典型的模式，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学、牛顿的物理学、光的电磁理论或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样的范式一度主宰着一个领域。虽然它们是主宰性的，但是它们在那个领域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一系列的假定、一种趋向特殊类问题的倾向性，以及对于应该如何探究这些问题并制定令人满意答案的规则。”[17]
纵观中国史学过去的模式和思想，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外乎目录学、辑佚、辨伪、校勘、诠释和考证等，研究成果也常常是以新的史料发现或者是年鉴资料汇集的形式完成的。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研究也沿袭了这种研究方式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情报式的历史搜索，帮助人们一目了然地解决了很多疑惑。因此要对使用的方法进行思考，方法的修订也迫在眉睫。通常来说，人们会认同高屋建瓴的视野和胸怀是树立史学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之一；如笛卡尔在最初评价他的《方法论》时，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来形容。
四、现实查验与科学化规则
作为一门史学专业学科，在方法论及学科理论上，都必须严格加以确立。文本理论家借鉴了索绪尔有关语言的物质性和任意性的理论，认为文本能做多样的解读，不同读者能够发现其中的不同意义。容许各式各样方法论的研究取向，史学方法的目标也不只是揭示一种模式，先例之外的各种可能性也是关注点之一。过去的现实提供给我们各种选择的范围和现成的范式，但积极的探索需要更多有效的工具和标准。20世纪初，进化论与中国新史学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篇章。近年来对计量比较、社会人口学、心理政治学和口述方法等的关注，大的艺术史学理论范畴也涵括了一些学科分支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认识方法，如揭示人类思想的心理分析要求尊重历史背景来调整其解释。严正的历史科学，目前还是未能完成的一个趋向整齐的系统。在事实研究还没能实现充分比较的时日，历史理论系统的成立不得不借重于哲学的指导。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二者之间并没有明了的界域，然而历史哲学却是历史的根本。
具体到电视剧领域，因其剧情而对特殊史实进行精查一直都是史学家的要务。现在的史学研究，实际上也是更多致力于记述和史料整理，也就是对事实的查验。历史科学系统的完成，还需要学者们经年累月的努力。电视剧史学研究理论范式的建构，要在学理层面做出系统的梳理和准确的表述，科学的方法还需要经过论文写作和思考的检验，以印证结论的正确性和方法的适用性。“在方法论的层面，历史主义在研究观念上拓展了很多，而且超出了晚期起码的界限：研究不再指由史料考证及以辅助科学的方法获取史料内容。研究指从材料、事实中，以一定方法程序，以及以可以让人再检验的方式（‘研究的方式’），整理出历史中曾经如何的时间脉络。”[18]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仅仅是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大概可以为之确定什么样的基本规则。要尝试说明历史研究的规则，接受史学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查验。“研究程序的开端，对德罗伊森而言，不是史料的分析，而是设计一套历史问题。这套问题把史家的注意力，由现今移转到过去的材料证据上；也使与现今相关的历史能够呈现，即以发展过程解说现状。”[19]针对历史提出问题，才能系统地过滤，并能精准地找出回答问题的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规则步骤，以问题的提出作为开端，早已在19世纪末期的历史方法教科书中确定无疑。
诞生时日简短的电视剧专业媒介史，同早已定型的大历史相比较，影像技术复现和计算机技术不可避免地将个人推测的性质悄悄抹淡。除了把电视剧当作时空艺术等生活复现现象，认为其过于复杂并试图对其进行科学研究外，对电视剧文化批评的主要关注也是影响其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首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和现实是我们关心的那同一个存在的两个互补的层面。范式总是借助于某种符号体系才得以表述出来；依靠这个符号体系，范式解释和描绘某个现实。”[20]库恩认为对立范式之间的斗争结局不是由观察、实验来判决的，而是其各自持有的一套评价标准决定的。
那么，史学研究从一个范式转变到另一个范式所进行的科学革命，带动着该领域世界观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回顾历史研究的现实，历史之物的机体生存条件被简化为基本条件，历史固有的时序性质从来清晰如一，一套恒久不变的元标准存续。在两种范式的并列过程中，并没有逻辑上的理由使研究者必须做出选择，但针对新范式，个体的选择标准将是推陈出新的重中之重。当一个范式不可逆转地枯竭，这个范式的概念体系变成过时之物，连带其中所界定的那个现实也会随之发生更改。理论应该产生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且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有效性也应被再次提及。
我们的电视剧事实观察和概念赋予的关系，以及事实和因果性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都是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常常还会应用诸如培根阐述的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笛卡尔的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和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等。“功能正常的范式的标志之一是：并非每个准备投身某领域的人，都得从头开始，他只需依赖以前已经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他将重复以前的成就；如果他具有必要的能耐，他就能作出分量不大的改善，推动本领域前进。”[21]作为某个社会的一种认知范式或者共同基础，形象范式提供的组织原则可以让人依样画符。福里德兰德曾经在结束自己的思考时这样写道：“能保持下去的唯一具体的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现实中，每一部电视剧似乎都可以作为一部个别的创作群体的叙述史来考察。其视听元素是确定的，形象范式决定着它界定的那个话语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界线，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范式也决定着实体与其界定领域范围的关系。对于现实的查验，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通过个人叙述展现出新的生命。而范式的生命在于它广阔的开放程度和准确的概括力量，或者它的有效性大小。当某领域的范式青黄不接时，形象范式所发挥的共同语言的模范作用就被开启了。
五、计量体系与客观化尺度
历史学是我们以现在的观点来构思世界的方式，那些企图以过去事件的形式组织起整个经验世界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常被组织成一个计量的体系，以期更贴近于我们心灵的构想。经过策划、表演、导演和精确的视听分镜，加上剪辑特效等，电视剧即以这种方式将构想付诸实践。电视剧制作技术的组织力量，使得更多关于电视剧历史的论证都以精确科学所特有的那种许可性力量证明了它的或然性结论。个体对于历史的理解，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电视剧的内容之中。过去的创作和著述对于治史学者来说不失为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必然记录了生活在特定时段的影像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的状况以及有关重大事件发生的序列，也反映了之前的研究者当时所居的立场。即使历史学者要从电视剧的发展事实中得出结论，他们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确定的使用标准也需要计量体系与数理分析的论证和支撑。当年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曾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发布过《中国电视剧年度发展报告（2005—2006）》，其中大量引用数据。对这些数据而言，人们感兴趣的是从中推断出电视剧生产销售情况以及电视剧的收视状况。从电视剧的收视状况中，可以推断出在特定时段某种类型的电视剧的影响力，从而解释或阐明一种特定电视剧发展的意义、动因和趋势；而其中更需要史学研究者发挥其训练有素的历史判断能力，将那些可能对数据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进行有效的认知和提取。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曾把科学称为“以现实为认知方向的、精心选择的体系”。豪斯曼说，精确是职责，历史学家“先验的”决定不是历史而只属于原始材料。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相关学者创制了“计量历史学”一词来使他们的研究具有特色。“计量历史学”的基本假设在于，“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最好能被理解为一个系统，其中各个变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被量化；当一个变量的值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能够被计量”。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电视剧是“我国电视节目市场化程度最高、发展最成熟、产量最高的节目品种，也是各台投入最多、播出比重最大、收视效果最好的、吸纳广告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节目品种”。如果不联系当时的实际进行整体考察，这样的论断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只有对具体投入和播出比等数据进行论证，才能确证其真实的历史存在感。而以事实和经验观察为基础的历史学多半是不会去确定这个观察者和观察目标之间的关系的，它常常更强调历史观察过程影响的历史意识；现在，当历史中的数据被视为历史学者的工具之一并服从于历史方法的正常检验程序时，其重要作用也从侧面修正着它。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数据的问题，历史发生的准确时代是一个数字，参与者作为符号，参与的群体也是数目的集合。而在数据的联系中，“作为数学模式，它们仅会考察熟练资料”[22]。所有测量都依从于各种内在的变化洞察历史的复杂性，无法量化的变量会在寻求最好的解释时被自动地排除在外。变化着的矩阵“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也有相应地从采用‘硬的’变量——比如阶级地位、身份、经济地位、人口统计学的趋势、居住模式、科技发展水平、组织形式——的结构性解释向集中于‘软的’、无形的变量——比如意义、符号、规则、价值、规范、代码、框架以及叙事的形式——文化的解释的转变”[23]。在史学研究中，从不同时空内容和类别性质上来说，也有持其他观点者，认为“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借用数学坐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24]。但不得不说的是，建立在定量分析上的结论尽管颇具精确的科学性特征，实际上仍是在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算与指导。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不管能否找到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都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角度。
六、视觉经历与理性系统论
电视剧的影像批评往往建基于批评主体视觉经历的客观化和该主体自身及其所观察到的视觉消费方式的变化。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中的剧作点评等，都在不断完善传统电视剧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视觉哲学通过将他人的经验建立在我在他人面前的客观化之上……这既是一种存在关系——因为我正是在我的存在之中被他人从我身上获得的观看所触及的——也是一种纯否定关系，因为我经历的这种客观化对我来说从字面上是不可理解的。”[25]这时个体的“我”必须是相对他人而言的。从而相信这时的视觉经历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经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下，各领域范式危机的明显症状之一，就是既不满于现存范式，又不能完全确信能研习出一定成立的范式。但是，电视剧历史研究的未来只会取决于我们选用的范式，作为动态结构的范式会趋近于我们对未来研究的想象和对过去视角的解读，意义批判标准的改变和叙事终端的转移，不断形塑着我们了解的史学研究。大量对于历史的回忆和怀念使过去的情景经历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随意重建，对电视剧构筑生活现实和历史生活的分析，常常从自由奔放的思想出发，最后却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戏说和拼贴。什么是研究历史变革的最佳时机，如若只有在动荡不定的危机时刻才能提出新的论题来，那么什么才是电视剧研究的危机时刻——我所看到的、我所理解的、我所重新讲述和还原的，有关视觉经历客观化的讨论于此时提出了不一样的建议。
由此可见，研究角度与范式的完善不仅有着视觉经历客观化的要求，其实也面对着传统与反传统的博弈。从传统中发掘的理性精神是我们研究所必需的态度，使用理性来解释研究所选取的角度，这对于范式的完善来说仍是一个在不断践行的艰难过程。理论要深化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可以从大量面对传统的理性解释的史实中得出结论。电视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过组织的理性解释的史实。以往来说，理性精神的提出，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专业范式的形成也总是有针对性的。当范式内部的基础随着时代发生新的变化，新的范式的成长也会因此进入新的阐释处境中，和之前形成对照关系。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的论证框架中提出历史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刺激其他学科对它们自己知识基础的反省”；对史学写作技术规则而言，要“把保存着的、确切不移的历史事实系统化起来”，“把辅助科学相关的史料考证研究技术详列出来，视之为保证历史作品内容由其确实性的不可弃易的工具之一”，“以方法论观点阐述历史研究的个别方法以及其间的系统连贯性”。[26]从“系统化”和“系统连贯性”可以看出，用系统的方式是这一理论研究的关键。系统论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继续得到应用并恰当发展，当一些个别的理论提出构想，或者就类型电视剧的形成过程而言，或者就荧屏剧作艺术发展的鲜明特征而言，其整体性的思路会从方方面面将研究的问题控制在一个具体的范围之内。因此，新论的产生来源于对传统的梳理和对比，系统化的诠释相当重要。也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新论才能得益于其已然完整的体系化概貌得以生长。历史和历史研究“光是从预言、启示和道德方面来建立理性的权威地位，仍是不充分的。这时，它还得由传统处获得权威”[27]。反过来，研究的历史性也决定了我们的研究与传统和反传统的关系。充分地了解中国电视剧史学队伍和史学研究机构的具体状况，了解电视剧史学资料的具体掌握情况，在理性的阐释中建构新论，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电视剧史学研究对象是动态的影像视觉符号，但也涵盖了学者对其进行理论研讨的历史考究。作为民众获取历史知识重要渠道的图像媒体，以影像视觉符号呈现了过去的事实，是电视剧史学研究的根基。那些在剧中所展示的，如历代以来的各种文字和口传资料、有关自然地貌和工艺品的静态历史图卷、近代的摄影和美术作品等，都属于历史影视资料的范畴。那些人类在过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证据，作为真实历史资料本身的影视记录，是电视剧理论研究的历史考证依据，也是电视剧史学研究的考察对象之一。“史学的重点就从研究历史事实的性质转而为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亦即历史研究在逻辑上所假设的前提。”[28]在某个实际上没有任何连贯性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学者常常会宣称，他们已经辨别出若干连贯性的形式；这种声明产生了有关历史世界与历史知识本身性质的理论。在人为设定的连贯性的电视剧世界里，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科学革命也在悄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