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型与专业价值
过去的研究往往会对比较有影响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了我们现今所能依据的各种诸如文献学、史料学和史学史等史学研究的主体。理解中国电视剧历史发展的模式，比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常常更多地表现了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性创造。当面对历史以及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的数据时，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科学哲学建立在对其科学观察之上。那些科学性概念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重塑了我们的科学思想。对历史变化的分析使得我们不得不沉浸到科学文献中，从对历史事实和科学发展的观察中，我们发现过去的科学编史学囿于当时的技术困境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下对“客观”的需要。新近出现的中国电视剧编史学作品零散分布，还没有形成集束性的力量。但是伴随着技术的创新巨变，一种新的电视剧艺术史学规范也会在不断被检验中反复修订，从而逐渐确立。原有规范的变革所刺激产生的一些学术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史学分支学科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的合理性建设上体现着特别的功能。
一、影像思潮与文本演绎
在一定艺术思想指导和创作倾向牵引下的审美群体会产生一定的共识，像各个时期应运而生的电视剧艺术思潮，会偏重于从各时期社会历史的影响等方面来把握某种艺术思想和审美主张。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艺术主张和风格特色的趋同，也会引发一种思潮的出现。在对具体影视作品解读时，单个艺术家的创作特性汇聚成一代代风格取向相近的艺术生态群落。在艺术领域中，艺术思想意识领域对某些趋向进行反省时，迫使理论说明兼顾文本本身，同时把科学的新目标和能产生的价值与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问题等联系起来进行考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还处于传统史学更加注重政治史的影响之下，20世纪20年代新史学思潮已经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当代文艺思潮史的发展中出现了多流派的创作主张。这些思潮涌动，也以不同风格注入国内电视剧的创作中，对创作者的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电视剧艺术现象着重于类型研究和文化阐释，分析影像时代背景和真实历史的差异，这多少属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影像史学”的文本演绎方法论。在《当代电影》曾经组织的一次口述史交流中，学者陈山曾提出“翻案史学、阐释史学和圈地史学”[29]的观点，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特定的哲学思潮影响下，特定时代的群体性社会风尚必然会对文艺领域的变革产生影响，并且历史思维对这种客观普遍的有效性有着来自自身不可挣脱的异乎寻常的执着。人们在观察一幅历史画卷时，早已把视觉之外的历史内涵不自觉地带入其中。一个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他的人生经历、生活感悟，以及他的思想深度和见识的视野宽广程度都影响着历史叙述的个性化，这是各创作倾向的必然经历，也是文本演绎的必然特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写实和写意的趋势也仍在影响着电视剧表现的各个方面，思想的新近表现趋向对人物形象夸张变形和场景情境抽象装饰等的迷恋，对传统美学追求的超越既困难又势在必行。观众的鉴赏能力和判断意识的提升，电视剧艺术自身文化品位的需求，电视剧艺术理论的发展无一不涉及现代化改革、全球化时代和民族国家等基本概念的引入，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电视剧界对历史理论的研究。
二、资料考据与汇编：版本学的生命力
任何尚不成型的思想最初都需要一种资料的支撑，以便能够自圆其说。当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资料时，运用一定的机械性技能便能组织、还原出我们想要还原的时代概貌。电视剧显然就是这样一种让我们几乎不加思考就能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考据的资料，编创团队需要根据证据类型变化而变化的严格程序，实现经验积累。这种考据的话语说明不仅应让缺乏经验的新手都能理解，而且能将繁杂的事实简化为一种有序可循的规则和程式。经验证据本身并非一种经验过程，而是一个在证据之上对纯粹的事实进行选择并加以诠释详述的考据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导着把所有有效资料转化为我们构建历史事实的力量，如同电视剧的完成过程，不管你如何偏倚，它的本质原始地体现了事件在各种不完全成熟状态下的个性化记述。这些记述的发生可能稚拙，但是它已经完全独立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和正在注视它们的人。
所有一切形式建构的历史资料的状况，实际上都被作为遗存的历史资料而受到认同，所以不管哪种程度的版本学资料，在历史研究中被吸纳辨识的过程都一样，古今概莫能免。版本学一般是指对文档形式进行研究的方法，以评估我们使用的文本的文体和语言。中国电视剧史的书写版本30多年来也层出不穷，文档的形式也许会产生一些关键性的线索，像标明出处的简短节选，反映着我们对文字的实际所指和文本现实意义之外，有关历史背景和作者群的分辨性认识。而另外一些使用影像记录的电视剧史料记载的版本，如《电视往事——中国电视剧二十年纪实》更是以编年体的形式，鲜活地记录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重要的影视人物的采访。这个影视语言版本，通过电视剧中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描摹了20年变化中的立体的中国。历史学者必须从那些原始状态的资料开始对各类研究进行表述：去描述文献资料的主要类型，说明它的形成过程和保存方式，以及为学者获取时的存在状态。历史记录的各种版本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充溢着一些文过饰非之词，这时解读方法就非常重要，要求对电视剧资料的版本进行鉴别。新的版本针对历史描述都会或多或少地做出一些补充，或者标示出以前的种种缺漏，说明时代因素的事由，以历史新实体的状态安然处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助期冀于复现事实的早期电视剧历史真实性的讨论来予以说明。无论是天马行空的传奇还是官方记载的历史事件，影视剧要复活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就会经过创作者的想象，对其改编、新编甚至对细节进行补充等操作，最终涌现出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它们都是以记忆中存在的古旧版本为基础的，一起成为版本历史研究的参考依据。
我们知道，新事实不一定是新发现的事实，它有可能是新晋学者不愿意陷入传统知识理论的窠臼而通过上下探索，掺入了个人的观念和价值判断，重新感受关于历史事件及获得其重要认识的某种经验事实。过去20年电视剧的发展已经证实，电视剧的历史学研究确实正在将新的生命力注入传统的历史编撰形式之中。“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是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如果历史学者要成功地传达他们对历史变迁的理解，那么他必须通过极具抱负的总体考察来实现目标，以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联系。历史学研究者必定要将其中的个案集中起来考察，以至一种新的有关连续性、变革和矛盾的情势被辨识出来，由此制订出新的研究纲领。尽管作为对专业知识的简明陈述，它们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种汇编式作品人们可能还一眼看不到其独立的思想所在，仍然需要对问题有敏锐捕捉和深入思考的能力。汇编的重要性，不在于谁的历史描述与解释最全面，谁拥有解释历史的话语霸权，而在于谁的成果更具有相对的说服力与学术生命力，即各自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来完成彼此之间存在于历史间隙中的互补性研究。
三、情感辩护与预储：心态史的流行规则
我们常常会使用各种可接受的流行规则或个人偏爱去解释某一历史片断，使过去的人们生活在一种令我们嫉羡或唏嘘的状态中。但是对反对意见和对立面的排斥，脱离于时代背景却对阶段历史和人物进行的批评，会发现：过去的历史仍多为意识形态史，或者是历史认同之时序编史。在那些模糊的意象和无意识的历史事实中，心理和文化取向的科学历史浮显出来。“心态史关注于情感、本能和潜在的意识——这些思想领域通常根本没有被直接表述。”[30]在过去的时期里，狄尔泰论说着“赋予历史以生气”和“向历史移入情感”的方方面面。生气也好，情感也好，心态的变化常常为环境所支配。现实中，不带个人偏好和感情的公正且中立的历史和史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现代及之后的时代，排除感情的史学工作是可疑的。在当今的史学界，人们崇尚主观性和反思性，也仍然坚持客观性。但这种种客观之上，有关人的日常情感和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学说和构想，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都给予了相关历史研究者重要的提示。宋强和郭宏编著的《电视往事——中国电视剧五十年纪实》一书展示的时代影像，是一部视觉简史的开端，它以各年度的重要影视现象为主要内容，对话当时的亲历者，这也是电视剧史上首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口述化心灵史。
心态史学研究的展开强调个体或群体意图的理性和稳定性，新问题正坚定有力地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书中一百多位嘉宾的个体感受的对话叙述，可以视作人类心理史学对人类行为复杂性和非逻辑性所予以的集中关注。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生活会决定个体的言行，因此历史事实也可以用某个个体的心理事实和情感发生事实来予以说明。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处于深思熟虑的理性创造活动中，它可以通过心理暗示把先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人物，也可以通过心理抗拒把一切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事实进行选择性剔除。而历史仍需不断地寻求与搜集、观察与考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忠实的积聚。
艺术反映生活真实的某些特点，早在古代的作品中就存在了。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观念或艺术流派，则是人类的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而艺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人类生活的历史。然而，能够最完整地传达最可靠的人生画面、传达世界的真实面貌并传达人类情感和关系真相的，则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来，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可以说，现实主义精神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践中历史地生成和建构的主体精神之一。如泽尔丁，他哀叹历史学变成一个“咖啡馆”的趋势，历史学家们在其中讨论其他学科在历史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而他要为一种关注个体和他们的情感的历史学辩护。
关注他人的情感，需要有内心的修养。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也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既然如此，就必须把人的全部情绪、信仰、信念、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并入历史解释的结构。至于历史叙述是否应当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李凯尔特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否定立场，他始终强调价值观点作为历史叙述的指导原则的重大作用，承认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观主义”成分。因为在他看来，概念的有效性仅仅依据于认识主体在形成概念时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无论在自然科学或者在历史学把材料改造为概念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不管是心灵体验还是生活客观，在任何场合下，艺术学都需要把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区分开。认识到主体在认知活动中不仅是直观呈现着或者被想象着，也还要对接受下来的认知获得采取某种独特且鲜明的态度。电视剧艺术的史学研究在对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的认知时，心态和情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科学的认识不仅依赖于进行想象的主体，而且依赖于做出评价的主体，科学的材料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不得不含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
四、大众意识与洞见：公共档案的文本互见
事实是档案的本质，即使档案中有发挥的成分，但档案的实质也让人产生无疑就是如此的感觉。如果将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视为一部世所观瞻的公共档案，那么为什么档案记录者要展现这样的而不是其他的情节？在档案记录者的思想之外，似乎也可以目睹电视剧作者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些公共档案提供的只是历史证据的一部分。未被列入其中的、在策划或编剧阶段被筛除的另一些生活资料也可能正是历史信仰的基础。我们不厌其烦地积累核心事实，积累信仰的事实。其实，信仰事实自身说明了：对事实档案的盲目虔诚和膜拜，是无法构建我们对历史原貌的追求的。而我们所掌握的一些历史事实，通常在部分研究者声明“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后，证据便开始泛滥。在资料和作为参考的现实之间，反复寻找的首尾一致和说明性的关系，就不断地成为现实标志的各项指数。以电视剧为类属的公共档案，为人们提供研究艺术史和生活历史的材料，尽管这种材料并不是我们能够见证的真正历史。但是，大部分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作为资料，还是能部分地反映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形成的规则，还有遵从社会实际而存在的文化。不得不说，从公共档案的角度来看，艺术表现精湛的电视剧也可以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资料。
在实际的档案史学的研究中，已出版的资料常常会不自觉地成为历史学者研究事实圣殿中的约柜。在19世纪晚期的西方，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档案资料的分类索引或详尽摘要的出版。虽然分类索引无法替代对原始资料的精读，每种类型的资料都有某些长处和缺陷，但是拿到一起来考察、彼此对照，就有可能揭示出真正的事实——或非常接近于事实的论断。以先前法律史的研究为例，要引起当前历史学家的较大兴趣，法庭档案作为法律史材料中的一种，这种正面且详尽地记载了各种矛盾纷争的事实文本，不仅公开揭示了与其对应的时代里，城市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更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娱乐的状况给予了良好的说明。将法律史与亲友或公务的信件一起研究，是外国学者研究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从其他的专门史研究出发，也给我们观测电视剧提供了更多的入口。回顾2009年的曹怡平博士的论文，文章着力于控管与影像美学风格流变关系的研究，对美国不同时期影像控管策略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人们通常相信有关过去正式记录的公共档案，这些真正的档案，实际也是我们在受众史之外对电视剧制播监测的另一通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广电总局对电视剧的调控令不下百个，考察中国影视审查的标准可对不同时期的这一部分公共档案进行比较研究。
纵览史料，一些历史学者的专业研究始于一个精心设计的带着问题而来的项目，也可能是基于一种有限范围的资料，这也再次印证：史学研究是一门科学。它科学地提出问题，也试图科学地解决问题。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则随便依赖于某一类重要的档案资料，事先没有什么确定的看法，研究主要以叙述性理解为基础呈现演变关系。这种叙述因为资料本身记载的二手性，所以始终是间接的可替代的。在电视剧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个视角，则公共档案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解释，也在各种历史解释中提供文本互见，它研究的是文本间的论证关系而不是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意大利的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下的视野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来看待过去，历史的意义是含蓄的、不言自明的。我们需要考虑各档案得以保存的身份，需要考虑文献领域对它们进行选择留存的原因，分析那些所谓的历史“证据”是否有被篡改或抹灭的痕迹。当我们把电视剧的历史看作一个个体认识的累积和利用文献来编集的材料，就会发现证据的选择经常会被扭曲，个体认知方式形成的某些成见对不同对象的选择实施着压迫。基于此，电视剧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事实又是证据。此时，将电视剧作为事实资料，历史学者的传统考证技能尤其适合对这种资料做出考证。这不但提供了有关大众历史意识形成的独特洞见，也应该成为对所有历史学者都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领域。
五、意义拟定与架构：社会史的意图趋向
真正把社会学研究推向全面展开的斯宾塞，以其“社会有机体”概念的阐述和倡导而著世。在电视剧史学研究中，社会史的描述及其意图倾向，也与赖以维系的各种综合因素相关。电视剧本身即是人在自身不断成长中，以情绪和智力等参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依赖相互扭合构成。在史学研究中，电视剧社会文化意义的拟定与社会单位的架构的形成，仍然是人的观念和与其相应的感情的社会单位的组合。这里，我们对新写实派电视剧进行具体分析。这类电视剧往往会涉及贴近群众且关怀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一般来说，还会平实质朴地呈现一个有代表性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把这些作品作为透射社会问题的棱镜来阅读和阐释，可以详尽而透彻地对社会内部做出一个整体的差异性说明。此外，还有许多优秀的其他电视剧作品也承载着社会的现实主义性质、功能和价值。
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书写电视剧的通史，这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型史学的一种。严格地说，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是历史这门科学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其研究对象，从某方面来说，社会史意指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史，包括诸如贫困、愚昧、精神异常和疾病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史。电视剧评论和艺术探索力图将社会学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知道，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即使只是个人目的的简单表达，也绝对离不开从社会本身性质的探索而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尤其像电视剧这种已经演变为人们日常观影仪式化的重要生活体验，如果将它放入社会史的研究背景中，不注意社会演变的基本规律，现代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科学将是不可想象的。
人们常常觉得，最能揭示一个社会当时真实内情的资料是那些不专门为后人着想而写就的东西，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的研究中对重要依据的择取。史学研究的意义包含较多简单的道德判断，它也考察研究者对正在研究的问题的理解力。历史中的意义来自何处？我们阅读的历史往往是革命性的事件，亦即从革命事件中出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历史。意义不但由书写的人倾注其中，也会由阅读的人灌输其中。就史料的内容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真伪，而且还要探求它被赋予的意义。一旦人们认识到事实的意义，并将这种重要性标注其上，任何普通的事实都可以上升到历史性事实的地位。在信仰的顶峰时期，要公正准确地聚集和整理研究者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事实，就不能根除这些编撰者所持的历史观点或者说假设。布克哈特很早以前就抛弃了借由连贯的叙述来“诉说过去之真实性的梦想”，因为他老早就不相信历史具有任何固有的意义或重要性。也许这种意义的架构是一种文体、一种偏见和一种扭曲。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历史书写学皆是有意图地把有意义的形式施加到无意义的过去身上”[31]。这个历史书写的过程实在是跟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如出一辙，不得不说，阅读历史来避免过去的错误以寻求当下生活的意义，或者观看电视剧，根据过去的“他者”经验为自己的生活拟定各种规则，正是“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
六、专业范型与价值立场
电视剧历史研究是否能成为一个艺术学科的研究专业？要梳理这个问题，就要努力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电视剧史学研究领域所指称的专业范型？关于此词源，库恩后来在论争过程中将其改称为“专业基质”，即由一项专门学科的实际工作者所共同掌握的专业与由各种各样的条理化阐释性要素组成的基质。根据这个概念，我们进一步探究史学研究理论范型的成分是否也与之重合。“（1）概括……（2）模型：它提供类比，提供一种本体论……（3）范例：具体的题解。”范型的这三个成分对于理解范型似乎也还不够，还得回过来再思考一下马斯特曼对范型意义的概括。“例如，对科学成就的评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范型之所以得到承认，就是根据这种价值观念和标准的一种约定。”[32]历史学家采用他们兴趣范围内的一种或一组有价值的资料，让资料内容决定研究的类型，范型即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研究问题的标准。问题研究的参照价值使得范型的确立更有意义，而专业范型的推敲也使得史学工作成为目的明确的科学专业活动。在一般的电视剧史学研究中，我们一直在意并且把注意力放在与过去行为和行动的事实性状态有关的某些领域，关注与这种新媒介的历史生成和社会建构有关的某些领域，关注历史的价值和社会建构的价值。然而，价值判断并不完全是从任何过去的事件或事实中推断出来的，一切价值产生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大背景下。参考价值作为一个开放性体系，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当代史学建设不仅是对过去思想的重现，其目的还在于把过去的思想组织为有效指导发展的体系之一。
对事实进行观察、解释，但不加以评价；关键性证据资料的提取常常被研究者们演绎成一种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或者表现为什么能替代什么的事实。“在历史学中，人们关注的只是对象与那些事实上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的关系。有些人认为历史概念之所以具有较少的科学性，是因为它隐含有一种主观随意性，这表现为在历史概念的形成中起指导作用的恰恰是这一些文化价值，而不是另一些文化群体的另一些文化价值。”[33]李凯尔特还提出这样一个超越经验的假设，即某些价值是绝对有效的，人的一切价值立场都与这些价值保持一种不只是随意确定的关系。这个不可避免的形式上的假设，不涉及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文化价值是否在内容上要求具有的绝对的普遍性。对于专业史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讨论思路从现象到本质应是必经之途。陈寅恪云“史从论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电视剧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讨论和阐释，也常常使得我们的电视剧历史研究沿袭着一贯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路。现象与本质的哲学思考，使表象繁荣的电视剧自身在深入的探讨中产生了浓厚的思辨意义。耶尔恩·吕森认为，“哲学，常常与人们所谓的真正的生活问题距离太远”。历史可以使实在靠哲学更近，忠实于电视剧历史实在，对史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也越发充满意义。考虑史学研究课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终极目的不外乎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角度去探索和揭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或者提供相应的参照系数与学术启示。
历史学研究是一种探讨。它没有企图去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但是对历史编著和评述的目的却标示出明确的哲学性。凡是能赋予人类过去以意义，能使过去成为有价值的历史的诸种观点都能随时提出来进行反省。鲜活的历史，进步的生命，各种改作和重作的人都本着新的时代和个体的眼光认为，这的确就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在电视剧艺术领域，学科史研究同样至关重要。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研究者的差异性兴趣和认识，电视剧艺术史学认识的形成，依赖于对电视剧生产的社会环境、电视剧自身的视点、电视剧批评的观点以及电视剧研究的学术背景等。史学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工作的实践以及对电视剧创作指导的实践。实际上，希腊的希罗陀德已经告诉过我们，真切的事实整理和解释记录及那些事实间的道理和法则是重点。当代学者的兴趣在向史学概念和史学方法偏斜，从认识、理解到运用，对形态各异的电视剧进行诠释，概念是最简明扼要的形式，能一步到位地指出电视剧作品的特征。从概念符号的差异性上进行自然的横向比较，对以往行之有效的传统史学方法而言，这是一个对历史事实开始补充并加以丰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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