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唐时期
1.张仲景
张机,字仲景,东汉末年南阳涅阳县人。他提出了灸治三阴的观点,分别为灸法可温经复脉,温阳举陷,回阳救逆。
(1)艾灸有温经复脉的作用,若少阴吐利太过导致阴伤,而阳气无所依附,严重者阳气暴脱脉不至,汤药不能应急,当用灸法灸少阴七壮,以急救;若厥阴阴盛阳微,出现手足厥冷、烦躁无脉,可灸厥阴以回阳,若此时灸法也无法回阳,则此症无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
(2)艾灸可温阳举陷,《伤寒杂病论》在有关少阴病阳虚血少证的证治中提到,由于先治阳虚则不利于血少,先治血少则不利于阳虚,但艾灸百会穴以温阳举陷,可完美规避以方药治虚、治血带来的弊端。清代程应旄也认为在少阴病阳微阴竭时,唯灸百会助阳而上行,也可避方药辛窜而燥下,下利可止。
(3)艾灸有着回阳救逆的作用,急用艾灸关元、气海等穴可回阳救逆,治疗阴阳离决、阳气将绝的亡阳危症,但若仍无脉,微喘更甚,则为肾气已绝,病症危重,难以救治。
也有学者对伤寒论有关灸法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张仲景有关灸法的观点可分为一:逆者正之,寒者热之;寒邪偏盛、阳虚阴乘之证,仲景配以火灸,或灸其赤红肿处,或灸其受邪经络腧穴,欲借火灸之攻振奋阳气,使寒病得火而散,阳气得灸而复,获温热补益之效。二:从者反治,以热治热;权衡揆度,治病求本;明辨寒热,慎防变证。
2.陈延之
陈延之,生卒年月不详,据考为晋隋医家,著《小品方》。其艾灸思想包括以下方面。
(1)提倡推广灸法:陈延之认为灸法具有简单易行、便于掌握、使用范围广及疗效确切的特点,为普及医疗、方便百姓而提倡推广灸法。
(2)灸宜灵活权变:比如灸疗的位置,对于起泡化脓瘢痕灸等会对皮肤造成不可逆伤害之疗法,应“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对灸炷的大小,认为根据孔穴小大,应沿用黄帝“灸不三分,是谓徒冤”的说法,以及根据地域、天气、人体等不同情况掌握适当的火量;同时,陈延之在施灸点火材料及引燃方法上,引用“阳燧之火”或槐木引火等方法。
(3)施灸用穴精炼:陈延之施灸用穴取穴甚少,也采用了少数经外奇穴,且在艾灸壮数上多采用50～100壮,也有随年壮的。陈延之在选穴中值得重视的是一病多方的同病异治法,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看待禁灸穴上,他很赞同曹氏“有病可灸,无病不可灸”,为后世的禁灸穴许灸三壮提供了思想来源。
3.葛洪
葛洪(281—341年),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东晋著名的道学家、医学家、炼丹家,其妻鲍姑,尽得其父传授针灸之道,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灸治学家,史称“鲍姑艾”。葛洪的艾灸学术思想体现如下。
(1)在施灸原则上,辨证论治结合顺序施灸,他提出“便急灸之,但明案次第,莫为乱灸,须有其病,乃随病灸之,未有病,莫预灸”,对后世辨证施灸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顺序施灸上,其多选用自上而下、从阳到阴的艾灸顺序,体现了他的道家重阳思想和灸以补阳学说,也侧面点明以阳制阴、从阳到阴的治法在急性寒证治疗中的重要性。
(2)灸法的取穴特点上,有“但言分寸”与“重视四末”互为补充,取穴准确、方便,这是在《黄帝内经》基础上的又一重大发展。
(3)灸法的操作方法上,葛洪独在《肘后备急方》创造性地提出隔物灸法,该书是我国记载隔物灸法的较早文献,书中记载了隔蒜灸、隔盐灸、隔瓦甑灸、隔面团椒灸等隔物灸法,扩大了灸法的种类,为隔物灸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灸法治疗开辟了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4)在临床应用上,葛洪将灸法大量应用于急性病症,其中以治疗卒死最有代表性,同时也应用于内、外、妇、儿、男等各科疾病,拓展了灸法治疗各科疾病的范畴,为我国灸疗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巢元方
巢元方,隋代医学家,大业中(公元605-616年)任太医博士,撰《诸病源候论》,成书于公元610年。其艾灸学术思想如下。
(1)灸背俞治五脏中风证。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七》提道:“人腑俞皆在背,中风多从俞入,随所中之俞而发病。”还提道:“急灸心俞百壮,急灸肝俞百壮,急灸脾俞百壮,急灸肾俞百壮,急灸肺俞百壮。”提出了具体灸法及壮数。
(2)倡用灸法重在回阳救逆,解救危急。巢元方集隋以前医家之经验,倡用灸法回阳救急。
(3)以小儿生理病理为基础,施以灸法。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提出了小儿脏腑之气较弱,易虚易实这一生理病理特点。另外小儿有针后易燥之特点,运用灸法既可避免针后伤筋动脉影响肌肤的发育,又可避免汤药味苦难以进口吸收,以协调阴阳,使病痊愈。
(4)强调辨证施治,严格控制灸量。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巢元方很注重辨证施治,在小儿卷的论述中,不仅抓住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且结合小儿经络、脏腑、病情轻重、年龄大小进行辨证施治,严格控制灸量。在论述五脏中风候中明确体现了这一点,以五脏不同的生理病理特点,辨证取穴,分以灸之。
(5)养小儿应“慎护风池”及“用灸防噤”。以灸防病、未病防病、已病防变之预防和早期治疗思想在《黄帝内经》已有之,巢元方在此基础上,具体提出养小儿应“慎护风池”及“用灸防噤”的预防方法。巢元方用灸主要利用灸药祛散力强,具有祛秽辟浊的功效,总的来说,小儿用灸当慎用。
5.刘涓子
刘涓子为东晋时期彭城人(今江苏省徐州市),刘遵考的父亲,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从父。龚庆宣于永元元年(499年)重编了刘涓子撰写的《刘涓子鬼遗方》。该书基本反映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外科学、针灸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其书中的“灸说”最能反映刘涓子的灸法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如下。
(1)在“灸说篇”中刘涓子主张针灸药并用。他认为,是针灸药者,医家不可缺一者,如卷四页:“小者灸四边,中者灸六处,大者灸八处,壮数,处所不患多也。”刘涓子认为发病的病因不同,疾病的部位不同,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病例辨证运用灸和药。如痛痈灸法,皆灸百壮以上,“第一便灸其上二三百壮,又灸四边一二百壮”。《刘涓子鬼遗方》还记载了其根据具体情况针灸药并用的具体病例。“辨痈疽”篇:“痈疽初并宜灸,脓成宜针,出脓之后,人必生之。”另外在《刘涓子鬼遗方·神妙灸法》中指出“凡灸,痛者须灸至不痛为候;不痛者,须灸至知痛时方妙”。
(2)刘涓子详细地记载了“灸”的适应证:①走缓;②痈发病初起赤方者。现代医学对灸的研究证明,艾灸可提高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促进机体防御抗病能力,若血红蛋白偏低者,使之恢复正常,在化脓灸时,这种效果与化脓的程度呈明显相关关系。
6.孙思邈
孙思邈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大家,素有“药王”“孙真人”等诸多显赫的称号,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广泛地影响了灸法在我国的发展。《备急千金要方》的第二十九、三十卷都是针灸卷,孙思邈对针灸学尤其是灸法学的贡献是重大而深远的。其艾灸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灸法防病。
(1)未病先防:在疾病早期,孙思邈非常重视各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他继承《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他是第一个提出用灸法来预防和治疗具有传染性疾病的医家,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出:“凡入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指出化脓灸三两处可提高人体抵抗力,以预防瘴疠温疟。孙思邈提倡一切疾病都可以先灸足三里穴三壮,后来流传广泛的保健方法“三里常不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还建议在风池、百会、大椎、足三里等7个穴位进行艾灸来预防中风,以及灸颊车来防治小儿脐风。他十分推崇“膏肓灸”,认为如果可以准确灸到“膏肓”的位置,可以“无所不疗”,治疗虚损性、实热性等各类疾病,并且还要做好灸后的调养工作。
(2)已病防变:既病之后,又提倡要及时治疗,曰:“凡脚气初得脚弱,使速灸之,并服竹沥汤。灸讫可服八风散。”还谆谆告诫:“此病轻者,登时虽不即恶,治之不当,根源不除,久久期于杀人,不可不精以为意。”这都强调了取效的关键就在于及早治疗。灸法可预防疾病的复发,如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孙思邈还首先开创了“膏肓灸法”,认为膏肓灸取穴准确、可治百病。提醒人们注意灸法治疗和保健。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设灸例一篇专论灸法,倡导艾灸养生保健,特色灸法“膏肓灸”可以“无所不治”,让人的阳气十分健康盛大。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记载了大量热证用灸的治法。孙思邈用艾灸治疗热毒、脏腑热证、阴虚证、湿热证、狂证等。《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曰:“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病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
2)看脉用灸。
孙思邈将脉诊看作是医生行医的重大内容,如果不能深入彻底地掌握脉学,就不足以做一名好医生。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明白脉学的三部九候。在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也专门论述了三部九候脉诊,更是提倡在针灸过程中,要“依脉施术”,根据不同疾病的不同脉象,采取不同的针灸方法,比如治疗“寸口脉洪大,胸胁满,……,针上脘、期门、章门”。孙思邈的这种“依脉施术”的操作,体现了他的医疗谨慎,优质的医德,这种诊脉刺灸的学术观点,值得临床推广继续蓬勃发展。孙思邈还是第一个提出“膏肓灸”的医家,他提出膏肓俞的适应证非常广,几乎可以“无所不治”,除了适用于身体虚弱、男子遗精等虚证以外,还有很好的预防保健功效,十分值得后世推广。但是“膏肓灸”起效的关键在于对“膏肓”穴选穴的准确性,只有选穴准确,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3)针灸药并用。
孙思邈调针刺、艾灸、汤药三者并重,认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因此,孙思邈在其著作中所述的许多病症的治疗均采取针灸药兼施。有些病以针为佳,有些病以灸为良,有些病宜用药治,有些病则针灸药同时施用。曰:“其有须针者,即针刺以补泻之,不宜针者,直尔灸之。”又曰:“凡中风,服药益剧者,但是风穴,悉皆灸之三壮,无不愈也,神良。”孙思邈就是这样根据各种疗法的特长,按照病情的需要,进行取舍应用,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提高疗效。孙思邈的这种治疗思路,影响了后世,如明代高武也认为针、灸、药三术需因病而施并用。
4)灸宜权变。
孙思邈提出了“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阳后阴”等施灸顺序原则,要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比如灸法治疗中风,就可以应用“先上后下”原则,“先灸百会,……,次灸曲池,……,次灸足三里五壮”,但是治疗中风失声,就应该“先灸天窗,次灸百会,再灸天窗”,有所不同。《千金要方·灸例》提出了艾炷的大小和艾之生熟问题,曰:“云刺入三分、灸三壮,兹乃举其大纲。”“手足皮薄,炷小数少,腹背肉厚,炷大数多。”又曰:“凡言壮数者,若丁壮遇病,病根深笃者可倍多于方数,其人老小羸弱者,可复减半。”“灸之生熟,亦宜樽而节之,法当随病变。”灸炷的大小、灸之生熟虽有定数,但仍需根据病情机灵顺变。
5)急症用灸。
对于急症,孙思邈甚至认为艾灸可以弥补针刺之不及,《千金要方·针灸》提出:“大凡人有卒暴得风,或中时气……皆需急灸疗,常能愈疾。”关于灸法种类方面,孙思邈首创苇筒灸,这是用于治卒中口
的良方,如在《千金翼方·针灸》就有描述到:“卒中风口歪,以苇筒长五寸,以头刺耳孔中,四畔以面密塞,勿令泄气,一头纳大豆一颗,并艾烧之令燃,灸七壮瘥。”这一记载,也是灸法治疗急症的体现。孙思邈提倡使用艾灸治急症,使艾灸在治疗急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就,《备急千金要方》有用灸法治疗急症的记载12条,其中包括治疗突然死亡的10条,治蛇毒2条,比如“卒忤死,……,又灸人中三壮,又灸肩井二壮……”。另外,提倡使用灸法治疗妇科紧急病症。《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有:“妇人胞漏下血……,灸关元两傍……”从这些条文中都可以看出孙思邈对急症的治疗很有心得,至今临床仍然广泛使用。
6)热证用灸。
孙思邈在大胆突破前人“热证禁灸”的观点,将灸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热证”治疗实践中。一方面,孙思邈提倡热证用灸,具有宣散痈肿郁热、使阳中生阴、阳生阴长、泄热化湿、宣通三焦气机之效,对镇惊、安神、泄邪热之气起到调节阴阳逆乱,引导阳气疏泄等作用。另一方面,孙思邈还提倡灸分生熟。孙思邈所提出的“灸的生熟之法”,要根据男女性别、年龄、气血流通状态的不同而区分。病症邪气在外部,病情相对较轻的,病位相对较表浅的适合使用生灸法,其壮数少,艾炷小。病症邪气在内部,病情相对较重的,病位相对较深入的适合使用熟灸法,其壮数多,艾炷大。临床上要灵活应变,不可拘泥。
7)灸法禁忌。
孙思邈还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了24个禁灸的穴位,比如头维、下关、风府、丝竹空等。但是在现代的临床实践中,虽然这本书提出了24个禁灸穴位,但又不能拘泥于此,只要病情需要,也是灵活施灸的。
7.王焘
王焘,为唐代唐玄宗时期人,祖籍太原祈(今山西祁县),后迁居于眉(今陕西眉县),其灸法的学术思想如下。
1)重灸轻针,唯灸独尊。
唐代王焘因受陈延之观点影响,认为“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令人卒不可解”,故他非常注重灸疗的应用,以灸法之安全、效验、易于掌握而极力推崇,提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难曰针汤散皆所不及,灸为其最要”。认为“针能杀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加性命,今不录针经,唯取灸法”。他唯恐医者以针伤人而推荐灸法。
2)灸有宜忌,补泻有度。
王焘重视并提倡灸法,因而对灸法的一系列问题阐发较多且较详细。例如王焘详细转载《针灸甲乙经》中的不宜灸禁穴及老少加减法,提出十二经中禁、不宜灸穴共有32个,并提出“凡灸有生熟,候人盛衰及老少也。衰老者少灸,盛壮肥实者多灸”,以及大风、大雨、大阴、大寒时不宜施灸等。他指出患者因年龄、体质等不同而采取的灸法也不同,灸疗时须因人、因时制宜。其在论述“邪入皮毛经络风冷热灸法”中,阐述邪之入侵先由皮毛沿经络内传脏腑,由此损伤经脉而变为异病也。对风寒湿邪致病者提出不同的灸治方法加灸,风者宜从少至多灸,寒湿者宜从多至少;在论治手足腹背灸之多少及补泻八木之法中,认为手足内外脉乃五脏六腑精气所应之处,灸治时不宜过多,而腹背则是身之梁,易为风寒冷气所结,故灸之宜多,并对于灸法应用于临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灸法的补泻问题“凡灸皆有补泻,补者无吹其火,须其自灭。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至灭也”,又令施灸时须注意“艾炷根下广三分,长三分,若减此不覆孔穴不中经脉,火气不行,亦不能除病也”。他的这些灸法理论独具特色,颇能启迪后人思路,不仅丰富了针灸学的知识,同时对提高针灸临床疗效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首创“四花灸法”。
“四花灸法”首载于王焘的《外台秘要》。用绳量度,在背部取穴4个,称为“四花”,其穴膈俞、胆俞,以艾炷直接灸之。四穴同时点燃,犹如四朵火花,故命名“四花灸法”。这种疗法具有温经通络,活血化瘀,补益气血,健脾补肾,除痰止喘等功效。《外台秘要》曰:“日别各灸七壮以上,二七以下,其四处并须满二十壮,未觉效可至百壮乃停。”这体现了“四花”的合用操作。历代医家多喜沿用,如《针灸大成》载用此法治疗五劳七伤,气虚血弱,骨蒸潮热,咳嗽痰喘等症。
4)灸能养生,未病先防。
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指出“凡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三里,令人气上眼暗,阳气逐渐衰弱,所以三里下气也”。30岁以上的人阳气逐渐衰弱,灸足三里穴可补气壮阳,常年坚持,必获殊益,增强人的抵抗力。《外台秘要》卷六“霍乱杂灸法二十六首”就载有灸法防止霍乱诸症发生。卷三十五“小儿初生将护法一十七首”记载,小儿初生“当灸、粉、絮、熨之,不时治护”,均体现了王焘重视灸疗是对唐代兴起的灸法保健疗法的继承,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根源之一。
5)描绘彩图,详释孔穴。
王焘在继承了前人以三人为图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以十二经而画图,以循经取穴的排列方式运用于灸法中,这是王焘灸法的特点。《外台秘要》所载357穴先明其归属经脉,次论定位取穴方法,再详述各穴的主治病症,后述施灸壮数,王焘绘制十二人身彩图,对当时临床和医学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