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
1.刘完素
刘完素(1110-1200年),字守真,金元四大家之一,因其为河间人,后人又称他为刘河间。刘完素在艾灸中主张热证用灸,其思想基础上溯《黄帝内经》。秦汉时期有灸法补泻理论;魏晋时期灸疗用于痈疽肿痛;隋唐时期“热证用灸”应用已从外科阳热痈肿疮疡拓展到内科急症、热证的治疗;宋金元时期“热证用灸”理论愈加丰富,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刘完素提出“灸引其热”之说,认为灸法有“引热外出”和“引热下行”的作用。实热证,一般用“引热外出”法,如刘完素认为“疮疡者,火之属”,故在《疮疡论第二十六》曰:“凡疮疡已觉微漫肿硬,皮血不变色,脉沉不痛者,当灸之,引邪气出而方止。” 此当指火热之邪而言。寒热格拒证可用“引热下行”法,如《心痛论第二十》中指出上有阳热、下有阴寒的阳热上扰证,用足部穴位治疗,灸之可引阳热下移,以去阴寒,使阴阳交通,格拒解除。
2.李杲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金元四大家之一,以创立脾胃学说而独树一帜。其灸疗思想概括如下。
(1)以脾胃为中心和补元气不足以治内伤的灸疗思路。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又司统血,血海为脾经要穴,可益气摄血,又气海为一身元气之海,元气充则气血旺,气血旺则正气盛,故李杲以灸血海、气海法治内伤。
(2)在灸量的选择上较为灵活,多使用较温和的小灸量,后续发展为后世流传的麦粒灸,在治愈疾病的同时减少化脓灸的烧灼疼痛。
(3)李杲灸法在治疗部分疾病时,多配合药物治疗,如重灸承浆穴加针药同用治疗疠风,以多达上百壮大艾炷治疗项疽。
李杲灸法对后世影响颇深,但不常被医家提及,有学者认为一是由于其灸法散见于著作中,没有系统地论述,二是世传重针轻灸之风。且李杲擅长内外兼治,除立灸法补元气扶正固本之外,又创灸法能升阳泻火以胃气为本的灸疗用穴,为后世灸法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奠定了基础。
3.罗天益
罗天益为金元医家,是金元四大家李东垣的弟子,其著作《卫生宝鉴》在中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书中有关灸法的记载,集中反映了罗天益的灸法学术思想。在当今艾灸临床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罗天益的艾灸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发展东垣脾胃学说,创用灸法补中、下焦元阳。
罗天益以东垣脾胃学说为基础,在灸法临证应用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灸疗特色。其秉承其师观点,注重顾护元气,补益脾胃。根据临床实践指出“相火阳精不足”者,当“温之以气”。针对中、下焦阳气不足,阴阳俱不足,寒湿停滞者,创制了2种灸疗通用方案,以共补脾、胃、肾三脏阳气及散寒止痛。其中温补脾胃益中焦、温补元阳益下焦,擅用艾灸、温熨法、脐疗法,以中脘、气海、足三里为主穴加减使用,可获较好的疗效,这在《卫生宝鉴》的医案中均有体现,用于虚寒证和虚热证。在当今,罗天益的这一学术观点也很受医者的重视和研究,临床也常应用。“温灸三要穴”有温脾养胃、补虚升中、调和阴阳之功。其中胃之募穴中脘,助胃气,引胃气上行;灸气海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扶正固表;胃之合穴足三里可壮脾温胃,引阳气下交阴分。
2)承绪易水诸师之学,针灸并用防治中风。
《卫生宝鉴》里也强调针、灸、药各有所长,根据病症标本缓急,灵活应用针灸药物,或针、灸、药并用,或针、灸并用,或针、药并用,或灸、药并用。罗天益擅用灸法泻风气,指出治中风病“要收全功,必须火艾为良”。提出中腑和中脏的先兆表现,并拟定预防中风的灸疗验方。这是关于中风先兆最早的记载,在防治中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罗天益认为,中风有中脉、中腑、中脏之分,临证施灸应详加分辨,且临床中风之症欲求全效,灸法治疗必不可少。“风中脉则口眼斜,中腑则肢体废,中脏则性命危……要收全功,必须火艾为良。凡向右者,为左边脉中风而缓也,宜灸左陷中二七壮。凡向左者,为右边脉中风而缓也,宜灸右陷中二七壮。艾炷大如麦粒,频频灸之,以取尽风气,口眼正为度。疗中风、眼戴不能上视者,灸第二椎并第五椎上各七壮。一齐下火炷,如半枣核大,立愈。凡觉手足麻痹或疼痛,良久乃已。此将中腑之候,宜灸此七穴。病在左则灸右,病在右则灸左。如因循失灸,手足以瘥者。秋觉有此候者春灸,春觉有此候者秋灸。以取风气尽,轻安为度。凡觉心中愦乱,神思不怡,或手足麻痹,此中脏之候也。不问是风与气,可连灸此七穴。但根据次第自急灸之,可灸各五七壮。日后别灸之,至随年壮止。凡遇春秋二时,可时时灸此七穴,以泄风气。如素有风人,尤须留意此灸法,可保无虞。予自五月间,口眼斜,灸百会等三穴,即止。右手足麻无力,灸百会、发际第七穴,得愈。七月气塞涎上不能语,魂魄飞扬,如坠江湖中,顷刻欲绝,灸百会、风池等左右颊车二穴。气遂通,吐涎半碗。又下十余行,伏枕半月,遂平复。自后凡觉神思少异于常,即灸百会、风池等穴。无不立效。”
罗天益灸治疾病并非局限于温补脾胃,内、外、妇、儿等各科的其他疾病也多有灸法。其中,除常规灸法外,尚有治疗小便淋涩不通之神阙隔盐灸;针对小儿稚阴稚阳之体,则多以麦粒灸为主。
3)熨灸敷灸,独具匠心。
罗天益遵《黄帝内经》之旨,对阴寒内盛诸症,善用熨灸,温补阳气,通经散寒。根据具体病情,有葱熨灸、药物熨灸和直接隔纸熨灸等不同。对于畏惧灸法者,采用敷灸的方法代替艾火灸,足见罗天益用心之苦,研究之深。
综上所述,罗天益的学术思想既秉承了李东垣之正传,又结合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对灸法尤为赏识,善用灸法以温补中焦,创立了灸补脾胃之主方,继承和发展了东垣针法,正如《卫生宝鉴·胡广序》云:“发言造诣,酷类其师,有裨于前人之未备。”而《卫生宝鉴》一书虽非针灸学专著,但其亦对针灸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书的学术思想、临床价值等均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书中所提及的灸法灸方,既有他人的经验,更有自身的体会,值得今日灸治临床重视与研究,使其精华得到继承和发扬。
4.王好古
王好古,元代医家,字进之,又字信之,号海藏老人,元代赵州人(今属河北省赵县)。师承于张元素和李东垣之学,成为易水学派又一名家。其艾灸学术思想体现如下。
1)阴证多“重灸”说。
王好古其独到之处是创立了阴证学说。所谓阴证,即现代传染病后期寒性衰竭性病症。在病机上,王好古列举有阴盛格阳、内阴外阳、阴证似阳、下虚戴阳、阴阳易等,其本质在于“大抵阴毒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外伤风寒,内即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这一病机的分析,是王好古的一种创新。王好古主张阴证多用灸法,在其代表著作《阴证略论·三阴论》载:“若阴气毒盛,阳气暴厥,则为阴毒……当急救,可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还说:“阴毒,若能速灸脐轮下,六日看过见喜深,灸脐下六穴(即神阙、阴交、气海、石门、关元、中极)。”又说:“阴毒已深……但于脐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壮已来,手足不温者,不可治也。”在《阴证略论·阴毒三候》中载:“阴毒渐深候……其候沉,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可心下胀满,结革更燥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一息七至以来。有此证者,速灸关元或气海二穴三二百壮,以手足和暖为效,仍服金液丹之类随证选用。”
2)火热理论。
受易水医家影响,又别于同时期的河间医家,同时启发了后世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及扶阳医家火热理论的形成。在《此事难知》中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伤寒热病针灸运用及阴证的灸法运用。阴毒和癍证是王好古火热理论的具体运用。王好古指出位于“阴脉之海”任脉的脐下六穴,即神阙、石门、关元、阴交、气海和中极,这六穴最宜施用灸法,可直达阴脉,温经散寒,回阳救脱。
5.朱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彦修,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浙江婺州义乌蒲墟村人(今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后世称其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其艾灸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如下。
1)实热、虚热均可灸。
在继承《灵枢·背俞》灸分补泻的基础上,朱震亨在《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进一步指出:“灸法有补火泻火。若补火,艾焫至肉;若泻火,不要至肉便扫除之,用口吹风主散。”朱震亨也认为灸法有补泻之分,故艾灸既可治疗实证,也可治疗虚证。《针灸问对·卷之下》云:“丹溪曰:用火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意。”至于虚证用灸的机制,朱震亨认为艾灸有补阳以生阴的作用,如《丹溪心法·瘟疫》所云:“大病虚脱,是阴虚,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补阳,阳生则阴长故也。”
2)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在灸法的运用上同其用药理论有一致之处。如《丹溪心法》中说:“大病虚脱,本是阴虚,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补阳。阳生阴长故也。”其灸法又分直接灸和间接灸,间接灸又可分为隔姜灸、隔蒜灸、隔附子饼灸、隔土灸、隔皂角灸。朱震亨用灸法多于针法,为后人应用灸法开辟了新的途径。朱震亨认为灸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如凿窍疏风、大泻肺气、升提中气、补肾通络、解毒消痈、止痛调肝、止血消肿、回阳固脱、散火祛痰,清热养阴等。其用灸法适应证广,疗效显著,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针灸疗法的又一特点。
6.庄绰
庄绰(1079—1149年),字季裕,清源人(今福建惠安),宋代政治活动家、医药学家,在医药成就方面,著有《灸膏肓腧穴法》《明堂灸经》《脉法要略》《庄氏家传》《本草节要》,惜乎均佚。现存《灸膏肓腧穴法》由窦桂芳刊入《针灸四书》中,本书介绍了宋代在针灸方面的医疗方法和水平。其灸疗学术思想概括如下。
1)重灸膏肓。
膏肓俞是治疗虚劳诸症的特效穴。自唐代《备急千金要方》起,其功效就一直受到追捧。庄绰认为膏肓穴于人体生理病理关系至重,故著《灸膏肓腧穴法》一书专门介绍膏肓穴的主治、部位及不同流派的取穴法等,并附有插图,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本专门研究单穴-膏肓穴以及第一本研究膏肓灸法的专著。此书收集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论取膏肓穴法,谓其“无所不治,主羸瘦虚损,梦中失精,上气咳逆,狂惑忘误”等,并提及其作用:“此灸迄后,令人阳气康盛。”庄绰在亲身体验后,更是对它的疗效深信不疑。所以“考医经之同异,参以诸家之说,及所亲试,自量寸以至补养之法”。此法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强调操作取膏肓穴的体位姿势,务必使两肩胛骨充分分离,“筋骨空处,按之患者觉牵引胸肋中、手指痛,即真穴也”。其次必须重灸,壮数宜多,“灸至百壮千壮”。结合现代临床的具体情况,每次诊疗以壮以上为宜。最后,灸完膏肓穴后必须灸气海、足三里两穴,“以引火下行防火气壅盛于上”。
2)灸后禁忌。
庄绰在“灸讫补养法第十”重申孙思邈关于膏肓俞施灸后的宜忌,提出饮食宜温软清淡,不要吃得过饱,不吃生冷油腻以及海鲜等发物,“并触冒风寒暑湿,勿以阳气乍盛辄犯房室。如觉气壅,可灸脐下气海、丹田、关元、中极四穴中一穴;又当灸足三里,引火气以实下。随病深浅,加以岁月将息,则可保平复。不然,是犹倚一木以支大厦之倾,又发而去之,其终从晋侯之归,非灸之罪也”。
7.窦材
窦材(生卒年不详),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南宋医家,精于医,擅长针灸。著成《扁鹊心书》3卷,附“神方”1卷。其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多灸命关(食窦)、关元以扶阳。
窦材强调元气在身体中的重要性,元气在《扁鹊心书》中又称为真气、真元、真阳,并在多篇中反复强调元气关系着人体健康与疾病以及生死存亡,认为元气盛衰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标志,元气有无是生死的征象,如“凡看病要审元气虚实”“损其元气或元气已脱则不可治,虽灸亦无用矣”等。认为元气与脾、肾关系密切,更强调了脾、肾在灸法中的关键性与重要性。所列灸法中,扶阳当以肾阳为首,其次为脾阳、心阳及其他脏腑之阳。认为“肾为一身之根蒂,先天之真源,本牢则不死”“脾为五脏之母,后天之本,属土,生长万物者也”。人身阳气,赖此生发,在施灸时,首先考虑扶助脾肾之阳。故选穴时着重考虑脾肾二脏,以关元、食窦为常用。其书中所载的30多种病症中,都用到了关元穴,为全书使用次数最多的穴位,如在论述“足痿病”时,认为多由“肾虚”所致,灸关元以使“肾气复长”;“伤寒太阴证”又如是治疗,“灸关元以救肾气”;“痈疽发背,诸般疔疮恶毒,须灸关元三百壮,以保肾气”。温补脾肾的方法为重灸命关穴(食窦穴)与关元穴。窦材认为命关补脾,强调“此穴(命关)属脾,又名食窦穴,能接脾脏真气,治三十六种脾病。凡诸病困重,尚有一毫真气,灸此穴二三百壮,能保固不死。一切大病属脾者并皆治之……此法试之极验”。而命关穴(食窦穴)能“接脾脏真气,治三十六种脾病”,主治“一切大病属脾者”,于此处施灸可增长后天之精。命关、关元同取,则共奏补脾固肾、先后天互生、调气回阳之效。该二穴为《扁鹊心书》中非常推崇的保命要穴。
2)艾灸穴少、量足,温补脾肾阳气,应以“灼艾第一”。
这是窦材又一突出学术思想。他认为“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又说:“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虽然三者手段、方法、内容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扶阳。他认为“大病宜灸”,大病“须加艾灸,方保无虞”。其所谓大病,即急危重症。窦材曰:“世有百余种大病,不用灸艾丹药,如何救得性命,劫得病回?”其把灼艾作为首选的急救扶阳措施。《扁鹊心书》卷下“周身各穴”列常用穴位26个,而在用灸法治疗的80余种病症中,所涉穴位仅有23个。而且,在23穴中,尤以关元、命关(即食窦)、中脘三穴使用次数最多,其中关元一穴用于30多种病症,为全书使用次数最多的一穴。除上述三穴外,其余诸穴使用次数多在5次以内,可见《扁鹊心书》取穴既少且精。《扁鹊心书》不仅选穴数量少,而且在大多数病症中,多以独穴治疗,不加配伍,即使配伍,也不过两三穴。这是《扁鹊心书》取穴精而少的又一特点。就取穴范围而言,《扁鹊心书》选穴以脾、肾、任脉居多,依旧以温补阳气、补益脾肾为要务。窦材认为,凡治疗重疾,必大量施灸。尝谓:“世俗用灸,不过三五十壮,殊不知去小疾则愈,驻命根则难。”故其施灸壮数较其他针灸医籍多,一般为数十至一二百壮,关元等要穴则多至五六百壮。窦材认为,唯有大量施灸,且灸必及时,才能“补接真气”“以固性命”。若施灸量少,则如杯水车薪,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只徒受火灼之苦。
3)施灸过程中应用“睡圣散”止痛法。
为了减轻病人在艾灸过程中的烧灼之苦,窦材创制了“睡圣散”,用于“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是窦材的一项重要发明。为了证明睡圣散的作用,窦材以身试验,即“其睡圣散余自用灸膝神效,放心服之,断不误人”。本法除了用于艾灸止痛外,还常用于小儿及狂证、邪祟等精神病患者不能配合灸疗者。由于该方不仅有良好的止痛效果,而且无毒副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4)重灸轻针。
窦材是“重灸轻针”派的典型代表。窦材云:“医治之病用灸,如做饭需薪,今人不知治大病,良由不知针艾故也。世有百种大病,不用灸艾丹药,如何救得性命,劫得病回……仲景毁灸法云‘火气虽微,内有攻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8.许叔微
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字知可,真州白沙人(今江苏仪征),南宋医学家,经方派创始人之一,曾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集贤院学士,人称许学士。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大家之一,他信奉南阳学说:“论伤寒不读仲景书,犹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强调阳热之证以阳明为要,阴寒之疾则盛于少阴,其理论特点是重视阳气,注重脾肾。其艾灸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如下。
1)在治疗上倡用温补,以艾灸温阳化阴。
许叔微根据仲景灸法多用于三阴经证,强调“阴毒”“阳微”“阴证”最宜用灸的论点,成为我国针灸史上温补法的先驱;他认为只要是肾阳不足证,均可用灸法。还非常重视运用灸法施治,在《伤寒百证歌》中编写了“可灸不可灸歌”,歌中言“少阴吐利时加呕,手足不冷是其候,口中虽和背恶寒,脉来微涩皆须灸”“阴毒阳虚汗不止,腹胀肠鸣若雷吼,面黑更兼指甲青,速灸关元应不谬”,强调“阴证”“阴毒”“阳虚”等最宜用灸的观点。
2)灸治中风。
许叔微推崇用灸法治中风,提出“凡中风,用续命、排风、风引、竹沥诸汤及神精丹、茵芋酒之类,更加以灸,无不愈者”(《普济本事方·卷第一·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同时,许叔微列出灸中风十二穴:听会、颊车、地仓、百会、肩髃、曲池、风市、足三里、绝骨(悬钟)、神庭、大椎、风池,并详细阐述了此十二穴的取穴法、灸法及适应证等,认为对于中风口眼斜、半身不遂等,“依而用之,无不立效”,这一方法对后世一些著名医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灸治发背。
痈疽之生于脊背部位的统称发背,由于脏腑俞穴皆在背脊部,发背者多因脏腑气血不调,或火毒内攻,或阴虚火盛凝滞,使气血蕴滞于背而发。对于此病的治疗,许叔微除了强调用药物之外,还推崇灸法治疗,其在《普济本事方·卷第六·金疮痈疽打扑诸疮破伤风》中举出王蓬《发背方》序中记载的用灸法治疗发背的事例:“元祐三年,夏四月,官京师,疽发于背。召国医治之,逾月势益甚。得徐州萧县人张生,以艾火加疮上灸之,自旦及暮,凡一百五十壮,知痛乃已。明日镊去黑痂,脓血尽溃,肤理皆红,亦不复痛,始别以药敷之,日一易焉,易时旋剪去黑烂恶肉,月许,疮乃平。是岁秋夏间,京师士大夫病疽者七人,余独生。”此处称其发背同时病者七人,仅他因用灸而独得生存的事例,进一步印证了用灸法治疗痈疽发背的疗效。许叔微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如叶天士评价许叔微“盖其心存普济,于以阐发前人之秘,以嘉惠后人者,厥功伟矣”。
9.王执中
王执中(公元1140-1207年),字叔权,东嘉人(今浙江瑞安县),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曾任澧州(今湖南)教授,宋针灸学家。著《针灸资生经》,其灸疗学术观点如下。
1)学承古人,尊古而不泥古。
从他对穴位的考证来看,他把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他尊古不泥古的思想。这就充分说明了王执中重视收集民间有用资料和吸取他人的经验,不一味泥古的思想。王执中对腧穴的禁针禁灸与否,是采取非常客观的态度来论断的。在临床治疗方面,王执中既有按典籍取穴施治的,也有依自己的临床经验取效的,更有用实践来检验、补充古人医疗方法的,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
2)取穴独特,按穴酸痛效宏。
王执中在针灸取穴时,除根据骨度分寸与凹陷间隙取穴外,还特别注意寻求病人身上的反应点,按之酸痛后才开始施术。如他在《针灸资生经》所说的:“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皆需精悉商量,准而折之。又以肌肉纹理节解,缝会宛陷中,乃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如此仔细安详,用心者乃能得之耳。” 明确指出了取穴的关键。
3)重视灸法,擅用火针温针。
王执中提倡针灸药饵,因证而施,但由于受到南宋时期灸法盛行的影响,他在临床治疗时,还是以灸法为多,体现了他对灸法的重视。此外,在《针灸资生经》中多次提到运用火针和温针治疗疾病。
10.闻人耆年
闻人耆年,南宋针灸家,槜李人(筋浙江嘉兴西南)。大约生活于公元12世纪下半叶,正史无记载。著《备急灸法》。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保命之法,灼艾第一。
急症用灸是《备急灸法》的最大特点,该书虽载方不多,但均为古代急症灸法的经典方,是对宋以前急症灸法经验的概括性总结,提出了急症的治疗要遵循“既病防变、病愈防复、先时治疗”的原则,早诊断、早施灸,取穴宜少而精,操作简便易行,见效快。对于当今的针灸临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各有所宜,辨证施灸。
该书详细介绍了几种艾灸的操作方法、体位、灸治的先后顺序、适应证和注意事项,以及与天人相应、七情六欲、饮食适宜的关系,对当今灸法的推广和应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及参考价值。
3)施灸壮数,知常达变。
闻人耆年所用的艾炷有粟米大艾炷、绿豆大艾炷和大艾炷三种,一般多用绿豆大艾炷,粟米大艾炷使用较少(如灸人中),大艾炷主要用于隔物灸。艾灸的壮数少则3壮,多则数百上千壮,具体用量因病制宜。
4)取穴精少,操作简便。
闻人耆年在艾灸治疗的22个病症中,所取的穴位不过十六七个。每个病症只取一两个穴位,而且多是在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的部位,操作简便易行,并且强调用穴的男女之别。
5)破陈出新,热证可灸。
《备急灸法》所载灸穴,几乎全部采用部位描述,避开了经络腧穴等专业名词术语,是典型的民间疗法版本。闻人耆年积数十年的临证经验,对外科发背、疔疮、肠痈等热病大胆施灸,提出了热证宜早灸的观点。
11.席弘(陈会、刘瑾)
席弘(生卒年不详),或名宏,字宏达,号梓桑君,后又名横,江西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南宋针灸医家,席弘针灸学派创始人,旴江针灸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席弘学派及其著作在针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针灸学术思想独具特色,且一直被医学界沿袭。其著作颇多,如《席弘赋》《补泻雪心歌》《天元太乙歌》《神应经》等,《神应经》尤其反映其学术思想。《针灸聚英》称治“家世以针灸相传”,记载有家传著作《席横家针灸书》(已轶),至第十代孙席信卿,除传子外还传其徒陈会(宏纲),会广传门徒24人,其中以刘瑾学业最优。
1)他非常重用灸法。
如“小儿脱肛患多时,先灸百会次鸠尾……气上攻噎只管在,噎不住时气海灸”,此处记载用灸法治疗小儿脱肛、噎膈。同时对灸材的选取与使用也有所描述,其认为“唯用三月三日艾最佳”。席弘第十二世传人刘瑾根据前人记载,所著《神应经》中所记载灸法相关内容较多,更是对灸量等进行量化,并明确规定了各穴的灸治壮数。在《神应经·灸四花穴法》记载:“灸两穴各百壮,三次共六穴。”另外,《神应经》中所记载的处方中较多都标明了艾灸壮数,且有描述灸法补泻的内容,均表示席弘学派对灸法亦非常重视。
2)其灸法学术思想为灸而不针,唯腹除外。
席弘对针灸同时施用之法提出异议,《神应经》记载:“昔宏纲先生亦常言,唯腹上用针,随灸数壮,以固其穴,亦可,他出忌之,不可以一例用之。”他认为腹上上针灸,以固其穴;腹部之外,针灸不可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