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  代

第三节 明  代

1.杨继洲

杨继洲(1522—1620年),名济时,浙江三衢人(今浙江衢江区),明朝著名针灸学家,著有《卫生针灸玄机秘要》《针灸大成》。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三法并用,辨证施治。

《针灸大成》记载:“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一,亦不容一律……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一不可缺一者也。”杨继洲倡导临床治疗须针、灸、药三者并用,灵活采用相应治法以取得最佳的疗效,迥然于历代医家针重于灸或灸重于针的见解。

2)循经施灸,重视病位。

杨继洲施灸注重经络理论的掌握和应用,重视调整经络之气血的主导作用,并结合局部取穴,善用特定穴,将之作为临床诊查治疗病症的主要方法之一。《针灸大成》中记载:“按经治疾之余,尚何疾之有不愈。”“头不补可多灸。”“灸穴须按经取穴,其气易连而其病易除。”杨继洲在书卷中记载:“治疗癫狂灸少海、神门,同属手少阴心经;梦遗失精灸曲泉、中封,同属足厥阴肝经;脾虚不便灸商丘、三阴交,同属足太阴脾经;胸连胁痛灸期门,同足厥阴肝经。” 表明在临床针灸治疗中掌握经络辨证、认清病位之重要性。“凡患风痢疾,发则躺扑在地:灸风池、百会”“唾血内伤灸肺俞、通谷”“结积留饮灸膈俞、通里” 等均体现出杨继洲灸穴选穴之精,重视特定穴的应用。

3)重用奇穴,特色施灸。

杨继洲善用奇穴并首创“经外奇穴”之名,辅助正经之穴灸之,在临床有奇效,如春野公之父患脾胃之疾,灸中脘、食仓,灸发乃愈;箕川公长女忽患惊风,热盛危笃,灸中冲、印堂、合谷等穴各数十壮方作声。杨继洲总结各色灸疗法有鬼眼、鬼哭、四花穴法、骑竹马灸穴法等。

2.高武

高武(15-16世纪),字梅孤,四明人(今浙江宁波),明代著名针灸学家。著《针灸聚英》《针灸素难要旨》等。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辨证施灸,灵活加减。

《针灸聚英》卷三详细介绍了艾叶的特性及采集时间、艾绒的制作及保存,记载了各名家对艾炷大小、施灸壮数、施灸体位的主张并阐述了高武的理念。高武主张施灸“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认为在腹背等肌肉丰厚处艾炷可选大者,壮数可多;四肢头面等肌肉菲薄处则尽量小、少。当然其中须适度,不可过大过多或过小过少,否则要么使经气耗散,要么达不到治疗效果。另外,施灸时还要根据患者年龄、性别、体型及施灸时间的不同,酌情选择,如大人与小儿施灸有所不同,小儿若要灸,艾炷要如小麦大小,壮数应少。如“陷下不甚者,灸当从少;陷下甚者,灸当从多”“寒凉之月,火气衰,灸当从多;温暑之月,火气旺,灸当从少”。高武还强调了施灸时点炷火需要保持一定的体位,保证取穴的准确性。但目前临床上施灸时多统一艾条标准,限定壮数,因而或许可以加以改进,由实践得出其疗效的对比,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上灸法的运用。

2)察色按脉,热证可灸。

关于热证可灸还是禁灸的问题,素来争议颇多,高武在卷二的《玉机微义·伤寒》中写道:“若表见寒证……皆宜灸之,阳气陷故也;若身热恶热……皆热在外也……皆不宜灸也;……是脉证相应也……是阴伏其阳也,虽面赤宜灸之,不可拘于面赤色而禁灸之也。”由此看来,可灸不可灸的关键在于诊清脉证。脉象与证型皆表现出热象的,便不宜施灸;脉证不符的,则可舍脉从证,权宜选择。如周楣声先生在《灸绳》中所说:“热证可灸,当然不是反佐,是反治与从治的运用。”反治与从治,即以热治热,以寒治寒,逆其气而从之,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火郁发之”,亦支持热证可灸这一说法。临床上可普遍见到其用法,例如对于带状疱疹、腮腺炎、睑腺炎等实热或虚热病症,可施用灸法,效果颇佳。

3)尤重灸疮,疮发气至。

高武十分重视灸疮,有关灸疮,高武在卷三分为3篇着重论述,分别为治灸疮令发、洗灸疮、贴灸疮。在“贴灸疮”一节中,高武通过临床实践验证后指出,柳絮、竹膜、猫兔儿腹毛贴灸疮处,灸处干燥,患者容易感到疼痛,可以用白芷、乳香、当归、川芎等用香油另煎贴膏药于灸处发灸疮,并可减少疼痛。他认为,灸之不发,就如针之气不至,对治疗疾病无效。这一观点与杨继洲在《针灸大成·卷九》中所提出的观点相似。

4)灸之宜忌,中病即止。

自《素问》以来,《铜人》《明堂》《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中有关禁灸的问题,高武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对一个腧穴是否施灸,应看病势轻重缓急。病轻势缓者,当别用一主治穴以代之;若病势重急倘非此穴不可疗,当用此一穴。他也提出了小儿逆灸的观点,没有生病的小孩儿,若对其施灸,则是“逆”,其易生痫病。我们常认为足三里是保健穴位,高武却认为此穴不宜灸之太过,正如高武所言:“有人年少气弱,常于三里、气海灸之。节次约五七十壮,至年老热厥头痛,虽大寒犹喜风寒,痛愈恶暖处、见烟火,皆灸之过也。”所以过度施灸对人体亦没有好处。再者,对于灸后饮食,高武也提出了他的观点:“当茹淡。使饮食清淡,胃气平和,气血流通,邪气便易随艾气而出。”同时他还强调“须熟读,不独针灸为然也”。

3.王肯堂

王肯堂(1549—1613年),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郁冈斋主。明代金坛人(今江苏省金坛区),所以一般医家又尊称他为王金坛。著有《证治准绳》《医镜》《新镌医论》《郁岗寨笔尘》《古代医统正脉全书》等书。其灸疗思想主要是提出内生之邪,灸可外散。对外治之灸法,其认为疮疡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自内而出者宜灸。如初觉发背,欲结未结,赤热肿痛,先以湿纸覆其上,立视候之,其纸先干处,即是结痈头也。取大蒜切成片,如当三钱厚薄,安于头上,用大艾炷灸三壮,即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灸至痛时方住。

4.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年),字毓仁,又名若虚,明代祟川人(今江苏南通市),明代著名的外科医家、中医外科学三大流派之一“正宗派”创始人、针灸大师。著《外科正宗》。其灸疗学术思想看概括为以下方面。

1)外科当灸,重在早期。

《外科正宗》所记录之中医外科疾病极为详尽,其中提及灸法所治之病众多。书中所载20余种疾病可采用灸法治疗,包括痈疽、脑疽、疔疮、脱疽、流注、乳痈、附骨疽等。如治疗痈疽,提出“痈疽发背怎生医,不论阴阳先灸之,不痛灸至痛,疼灸至不疼”的治疗大纲。治疗疮疡,提出“初起知痛或不痛,起发或不发,毋论阴阳表里,日数远近。但未见脓者,俱宜灸之。既灸不知痛痒,明灸之”。应对乳痈,认为“唯初生核时,当急用艾灸核顶”。陈实功强调了在各种疾病早期应用灸法的重要性。如对于痈疽之治疗,陈实功云:“凡疮初起,唯除项之以上,余皆并用艾火。”并提出了“贵在乎早灸为佳”的观点。应对脑疽,陈实功认为对于新发的脑疽“初生有头或无头,大痛或不痛,俱隔蒜灸”。治疗脱疽,陈实功建议“初起水窠黄泡者,即灸之”。对于小腹痈,陈实功提出“初起七日以前,用艾当肿顶灸七壮”的方法。由此可见,陈实功认为,选用灸法重在早期,以此从内托补,以达内外同消之功。

2)特殊灸法,疗效明确。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特殊灸疗方法,主要分为桑木灸法、隔蒜灸、隔附子饼灸、隔蟾酥饼灸四种。桑木灸法为《外科正宗》中首次提及的灸法,在书中应用颇为广泛,主要用以治疗诸疮毒,坚而不溃,溃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书中还论及隔蒜灸主要应用于痈疽、脑疽等疾病,隔附子饼灸主要治疗多骨疽、流注、悬痈等多种疾病,用于元气虚弱,难以托毒外出的久病,蟾酥饼灸用以治疗鬓疽、脱疽等疾病。

3)根据灸感判断病情。

陈实功认为不少外科疾病的预后好坏可通过施灸时的痛感或者灸疮的形态来判断。陈实功在《疔疮论·第十七》中提出,通过艾灸时的痛感来判断病情的轻重,“凡疔项之以上针刺不疼,项之以下灸之不痛俱死”。治疗急重症破伤风时,灸感对于判定预后也是很有帮助的,陈实功提出“外灸伤处七壮,知疼痛者,乃为吉兆”。而在《脑疽论·第十六》中,陈实功则提出了通过灸感来判断阴阳的方法,“如阳证轻浅者,候自腐溃,不用前法针刺,如不肿不疼,灸亦不痛,阴证尤当速用,不必迟延,此为移深居浅之大法也”。陈实功在论述疔疮时,提及一妇人病情预后是通过其灸疮形态来进行判断的,医案全文如下:“年少妇颧下生疔,疙瘩作痒。予欲针之,彼家不信,辞后白灸。次日,四边渐肿,疮渐软陷:又三日,头面大肿,复请治之。予观原疮灸上已结黑靥,干陷无脓。此毒气内陷,外肉已死;又面目浮肿光亮,发热形状不堪,此正气衰而邪气实也。虽治亦不效,后必终死。彼家方悔自误之说,后延半月,果然归寝。”

5.徐凤

徐凤(1177-1224年),字廷瑞,江右弋阳人,明代著名针灸医家,其精研《黄帝内经》《难经》等医学经典,博采先贤针灸学术思想,重视医学理论的继承,立了针灸两法不可偏废、临证治要、唯医理是举的思想。著有《针灸大全》,全书只有6卷,对针灸歌赋、十二经脉、奇穴、要穴、针灸方法、证治、宜忌无所不备。其灸疗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重医理、针灸两法并重。徐凤早年“凡有医者,不用于针,而用于灸”,重视灸法的应用。后来“恐针法荒废”,更以“济人之心为心”,同样重视针法的应用。其重视灸疗,承岐黄之论,博采前贤之术,概括自己的经验对灸疗详加叙述,于卷6中专门介绍灸法,并且强调体位端正、穴位准确,否则“徒坏好肉”“不得真穴”,难以取得预期疗效。对艾炷的大小,要求“炷务大”,但“小弱也乃小作之”,亦可灵活变化,在论壮数多少时,介绍了历代贤诸家用灸壮数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并对一些重要穴位,如四花穴、盲穴、肾俞穴等的位置及灸法做了详细说明。书中如此详细论述灸法,对重视针法忽略灸法的倾向具有纠偏就正的指导意义。徐凤还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撰出《禁灸穴歌》,强调灸疗要重调护适宜忌。

6.薛己

薛己(1487-1558年),字新甫,号立斋,江苏吴郡人,明代著名医家,著有《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保婴粹要》《口齿类要》等书。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内疮外透,随证取灸。薛己推崇灸法,他将灸法广泛应用于疮疡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薛己认为,“疮疡之症,有诸中必形诸外。在外者引而拔之,在内者疏而下之。苟或毒气郁结,瘀血凝滞,轻者药可解散,重者药无全功,是以灼艾之功为大”。凡灸法,若疮未溃则拔引郁毒,已溃则补接阳气,祛散寒邪,疮口自合,功效甚大。薛己在治疗外科疮疡疾病中推崇运用灸法,既可治虚,亦可治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运用灸法有直接灸、间接灸,间接灸有隔蒜灸、隔附子饼灸、隔豆豉饼灸、隔香附饼灸、隔木香饼灸等;直接灸可用艾或桑木。薛己均在《薛氏医案》中予以记录,方法具体,形式多样,颇具实效。薛己治疗虚损证,除内服药外,多采用桑木灸、隔豆豉饼灸、隔附子饼灸等。在使用补益药物治疗的同时,兼用灸法以温阳补虚,扶正散邪,效果更佳。对于实证的治疗,薛己主要用隔蒜灸以发泄其毒。对于头项部患疮者,因头为诸阳所在,前人多避开患部,而采用骑竹马灸,或足三里穴灸之。薛己则认为,“其头项患者,亦宜灸之,但艾炷宜小,而少其壮数为善”。

7.李梴

李梴(生卒年不详),字建斋(一作楗斋),江西南丰人,明代著名儒医,旴江十大名医之一。著有《医学入门》一书及《杂病穴法歌》和《南丰李氏补泻》,后两者被收录于《针灸大成》中。其灸法学识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百证可灸,灸有宜忌。

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李梴在《医学入门·针灸》中记载:“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温。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也。”从中看出李梴认为无论寒热虚实皆可以灸之。李梴提醒医者应注意针灸之禁忌。第一,久病、危病及虚损之病不宜针。由于久病、危病多阳气虚,此时若针刺易扰动阳气且耗损阳气,如此则病情加重。如《医学入门·针灸》中记载:“久虚损,危病,久病,俱不宜针。刺之重竭其气,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第二,禁针穴。李梴在《医学入门·针灸》中记载:“脑户囟会及神庭,玉枕络却到承灵;颅囟角孙承泣穴,神道灵台膻中明。水分神阙会阴上,横骨气冲针莫行;箕门承筋手五里,三阳络穴到青灵。孕妇不宜针合谷,三阴交内亦通称;石门针灸应须忌,女子终身孕不成。外有云门并鸠尾,缺盆主客深晕生;肩井深时亦晕倒,急补三里人还平。刺中五脏胆皆死,冲阳血出投幽冥;海泉颧谬乳头上,脊间中髓伛偻形。手鱼腹陷阴股内,膝髌筋会及肾经;腋股之下各三寸,目眶关节皆通评。” 李梴认为这些穴位是严禁针刺的,而且就某些穴位在特殊情况下的宜忌做了说明,如孕妇。第三,人神禁忌。人神禁忌是针灸著作中较为多见的两类。人神禁忌最早出现于唐代,人神指的是人的神灵,人神有着一定的运行规律,随着年、月、时的变化而停留于人体的某些特定部位,凡人神所在之处均不可针灸。人神禁忌分为九部、十二部、四季、十二支、逐月、逐日、逐时等多种。如李梴在《医学入门·针灸》中记载:“九部人神禁忌。一脐二心三到肋,四咽五口六在首,七脊八腰九在足,轮流顺数忌针灸。其法一岁起脐,二岁到心,周而复始数之。行年犯处,忌用针灸。”这里九部人神禁忌是指人从出生开始,一岁时人神在脐部,二岁在心脏,三岁在肋,四岁在咽部,五岁在口,六岁在头,七岁在脊,八岁在腰,九岁在足,十岁又回到脐部依此类推,人神所在之年,忌用针灸。

2)重炼脐法,灸药并用。

脐中神阙穴是任脉上主要穴位之一。李梴认为人之脐,受生之初,父精母血相受,凝结胞胎混沌,从太极未分之时,一气得二穴。一月一周,真气渐足。三七脐门自闭,唯觉口深,于是阳盛年长,沉溺于五味,溺于五音,外耗精神,内伤生冷,而真气不得调畅,所以立法蒸脐固蒂。人常熏蒸脐部,可以调和荣卫,安魂定魄,寒暑不侵。

3)灸法调养,注重补泻。

《医学入门》中“捷要灸法”,即专门转载灸法治疗诸种病症的施灸部位和方法,强调灸法要重视调养,须“调护脾胃”,并运“炼脐法”治病防病等,为后世灸疗治病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价值。李梴提出:“凡灸,预却热物,服滋肾药;及灸,选其要穴,不可太多,恐气血难当……素火盛者虽单灸气海,亦必灸三里泻火。”故他主张热病可灸,但注重补泻,选穴精简,拓展了灸法的临床应用。

8.汪机

汪机(1465-1540年),字省之,因世居祁门之石山,故号石山居士,明代四大名医之一,从医一生以“儒医名世”,著有《针灸问对》《重集读素问钞》《外科理例》《石山医案》等书。其灸法学术思想概括为以下方面。

1)热证可灸,灸治疮疡。

《黄帝内经》记载:“灸寒热之法……当灸二十九处。”“以火补者,勿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说明热证也是可灸的。汪机遵从经旨,认为“热证可灸”,灸火可“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所谓“热证可灸”并不是说所有的热证都可灸,对于真寒假热者,如鼻不闻香臭、流清涕,但轻手得弦紧脉,虽有面赤,亦可灸也,因为这是“阴伏其阳”也;对于实热证,如身热恶热、躁作者,出现外热现象,如面赤、咽干、口干……均不可灸,风热感冒也不可灸。

汪机受朱丹溪用灸法治疗疮疡实证可“火以畅达,拔引郁毒”从治之意、治疗疮疡阴证及灸可“补阳”的影响,在《外科理例》中提出“疮疡者,火之属”“大抵不可刺者,宜灸之”,并提出“灸治疮疡”的观点。若疮疡未溃,则拔引郁毒,若疮疡已溃,则补接阳气;若疮疡在外部应“引而拔之”,在内部应“疏而下之”;若阴证疮疡则采用补阳法治疗,阳证疮疡则用灸法治疗。其中,隔物灸治疗疮疡独具特色且效果甚佳,如一妇人臂结一块,溃不收敛,用豆豉饼置于患处(若患处有疮孔,勿覆孔上,四布豉饼而灸)以艾炷灸之,内饮托里药而愈;再如一人发背,焮痛如灼,用湿纸置于上,纸先干处为脓头,取蒜片(三分厚)置于脓头,以小艾炷灸之,3壮换一片,灸30壮,使痛者不痛,内服托里消毒而愈等。

2)辨脉察形,随证施灸。

汪机认为灸法的基本作用有3点:一是用于沉寒痼冷的疾病,这是灸法温通作用最本质所在;二是用于阳绝出现脉的危急证候,此时灸法具有回阳救逆作用;三是用于腹壁皮肤出现紧急感的阳陷病症,也是灸法补阳助阳的体现。

汪机十分注重辨证的过程,就灸法而言,汪机认为应该辨脉察形。汪机首先强调在针灸施治之前,应当依据患者的形体精神状态而决定当补当泻。如汪机在论述艾灸壮数及艾炷大小的决定因素时,提到应以腧穴所在处“肉之厚薄” 及“病之轻重”为依据,即是辨形气与病气在灸法中的体现。汪机认为疾病病位在气分或血分的不同,直接关系着如何选穴与施治,故强调在施治之前应当分清病邪在气分还是血分,从而选用相应的穴位、采用相应的施治手法。

汪机在《外科理例》中“灸治疮疡”的理论颇有特色,首先,汪机认为疮疡之证多属火热,由于“热毒中隔”而导致机体内外不得通畅,此时应发泄体内热毒,才能使邪气得以消散,一旦失去治疗良机,热毒之邪进一步内攻会导致“毒气沉伏”,若患者高龄或素体虚弱,则不耐寒凉药物,服之则“气血愈虚,脓因不溃”,此时应用艾草灼热于体表,引内里的蕴热向外发散,则“必假火力以成功”,从而使郁热得以解除,疾病不会进一步发展。汪机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自然界“同气相求”之理,印证了“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其次在临床上,疮疡一类的疾患多伴有气血瘀滞的情况,因疮疡导致的病理产物容易堆积在体内变为有形之邪,阻滞经络中气血的正常运行,从而产生肿胀疼痛的症状。

3)无病忌灸,中病即止。

汪机云:“针灸治病,亦不得已而为之。”认为针灸治病,如强敌攻国,出兵抵御乃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轻易为之,主张“无病忌灸”和三伏天忌灸。其对“若要身体安,膏肓、三里不要干”的世俗之通论予以否定。推断其原因,一者可因当时灸法多采用直接灸中的瘢痕灸,多数患者不忍灸治之痛,反增病痛之苦,两者可因瘢痕灸灸瘢的出现,导致经气循行受阻,不易出现气至现象,故予以否定。此外,汪机继承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提出“三伏者,火旺金衰”,提倡无病不可多灸。灸法方面,汪机指出:“某穴宜灸几壮,唯当视其穴俞、肉之厚薄、病之轻重,而为灸之多少大小则可耳。”灸法应辨证施治,施灸壮数、时间等不可墨守成规,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具体病情等特殊因素做出灵活的调整,不可一概而论,否则“执中无权,按谱施治,譬之狂潦泛滥,欲塞下流,而获安者亦偶然耳”!

9.万全

万全(1499-1582年),字密斋,今湖北罗田县人,我国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祖传三世的著名医家。著有《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片玉心书》《万密斋医书十种》等书,为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灸疗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灸有宜忌,因地制宜。

万全指出由于南北方之人的差异,因此有的适合灸法而有的不宜灸。如《片玉心书·卷之四·变蒸门》中记载:“凡小儿初生之时,多有灸百会者,取其可以截断风邪也。但是殊不知地有南北,人有勇怯,北方之人用灸适宜,南方之人用之,无益而有害也。”万全指出,由于南北小儿性格勇怯的差异,因此北方的人用灸能固宜而南方之人用之则有害。

2)灸治众疾。

万全在其著作中重用灸法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病症,且效果显著。如在内科方面,《保命歌括·卷之一·治风诸方》记载:“若风邪中脉,见口眼斜,宜灸地仓、颊车、听会,左灸右,右灸左,各三七壮。若风邪中腑,手足不遂,宜灸风市、足三里、绝骨、百会、肩髃、曲池。如觉手足麻木,或痛,或不仁,良久方已,此是中风之中腑之候,宜灸此六穴。凡风邪中脏,气塞涎出,不语昏危者,灸曲池、间使、百会、风池、大椎、足三里、绝骨,立效。如觉心中昏乱,神思不怡,或手足麻痹,此是将中脏之候,不问是风是气,可速灸此七穴,可保无虞。”又如在《保命歌括·卷之一·治风诸方》中记载:“泄久不止,中脘、气海、天枢,灸之见效。”由此看出万全在用灸法治疗中风、泄泻这类内科疾病时,不仅辨证准确,且条理清晰。在妇科方面,《保命歌括·卷之十六·疝气》记载:“女子阴户凸出,虽亦疝之类,俗名茄病,谓其下垂如茄状也,此病乃因热致不禁固,不可认为其是虚寒之证而治之以温热之剂。宜以苦坚之,甘缓之,升而举之可也,灸气海穴。”在儿科方面,《片玉心书·卷之五·目病门》记载:“小儿惊风,目斜视而不转睛者,灸风池穴,目左斜,灸右穴;右斜,灸左穴。”同时万全也擅长用灸法辨证施治治疗寒热虚实各种证型。如治疗寒证,《伤寒摘锦·卷之下·少阴传经欲解可治不可治脉证心痛》记载:“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保命歌括·卷之三十·心痛》记载:“有热厥心痛者,痛甚则烦躁而吐,身热足寒,额自汗出,知其为有热也,其脉浮洪大而大。当灸太溪、昆仑四穴,此谓表里同泻也。”

3)灸法和服药相结合。

万全在其著作中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善用灸法和服药相结合。如《保命歌括·卷之十四·脚气》记载:“如治疗脚气病,……如四气流注于足少阴经,宜服附子左经汤,灸涌泉穴。四气流注于足三阴经,宜服换腿丸,灸三阴交。”对于疝,万全在《保命歌括·卷之十六·疝气》中记载:“疝必不可下,初服术附散,后附加味守效丸,更灸章门二穴。”又如治疗痘风疮,万全提出首先内服胡麻丸,之后外灸风池穴、血海穴、曲池穴各三壮,取之速效。又如治疗脱肛不收者,万全在《保命歌括卷·之二十二·痢疾》篇中外用荆芥穗、五倍子末、朴硝煎汤熏洗,再用手轻轻按入,勒之以帛,再灸百会、长强穴。

4)儿科灸法显奇效。

万全在儿科成就高且精,在灸法治疗儿科疾病上也是屡显奇效。小儿惊风是临床难治且危险的急症,万全在著作中每每用到灸法显奇效。如万全在《片玉心书·卷之四·惊风门》中记载:“凡急惊风发作之时,其牙关紧闭不醒者,急灸两手少商穴,合而灸之,即醒,而后施治法。”万全在急惊风发作期时,用灸手太阴肺经井穴达到泻热息风、醒神开窍之功。对于慢惊风,万全也多用灸法治疗。

10.张介宾

张景岳(1563—1640年),本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绍兴府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明代杰出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其灸疗学术思想介绍如下。

1)温阳化阴,重用灸法。

张介宾作为一代温补派大师,注重用灸是其针灸思想的主要内容。张介宾认为温补的灸法胜于药物,主张补益真阴元阳,临证可常用温补之法。他还总结灸法有三大作用:一是行气活血,亦即疏通经络,宣通血脉,行气散郁破滞。如《非风·论寒热证》云:“以艾治者,当随其急处而灸之,盖经脉既虚须借艾火之温以行其气,气行则血行,故筋可舒而歪可正也。”二是回阳补气,亦即驱寒散邪,升阳举陷,温补脾胃。在《伤寒厥逆》中,他主张“速灸气海数十壮,以复阳气”。“而治脱肛用百会”,乃“借火力以提下陷之气”。三是散风拔毒,如治疗痈疽。《针灸要览·外科》载:“未溃而灸,则能拔散郁毒,不令开大;已溃而灸则能补接阳气,易于收敛。”在其著作《景岳全书》中还有“治疽之法,灼艾之功,胜于用药”的论述,这本书除了收录隔蒜灸、隔附子饼灸、隔豆豉灸、木香、香附灸外,还记载了骑竹马灸等特殊方法,为后世灸法发展开拓了思路。

2)随证补泻,灸重在补。

张介宾虽重补,但仍然认同灸法的补泻。“凡用火补者,勿吹其火,必待其从容彻底自灭,灸毕可用膏贴之,以养火气,若欲报者,直待报毕贴之可也;用火泻者,可吹其火,传其艾,宜于迅速,须待灸疮溃发,然复贴膏,此补泻之法也。”对于灸量,张介宾指出:“然灸头面者,艾炷宜小,亦不宜多,灸手足者稍倍之,灸腹背者又倍之。”“且手足皮薄,宜炷小数少,腹背肉厚,宜炷大壮多,皆当以意推测。若灸背者,宜熟斯佳也。凡灸察生熟之候,当以人之盛衰老少肥瘦为则。凡灸脐下久冷、疝瘕痃癖、气块伏梁积气,宜艾炷大。”又《小品》诸方云:“腹背宜灸五百壮。四肢则但去风邪,不宜多灸,七壮至七七壮止。”张介宾还对灸法施灸顺序进行了强调,指出:“凡灸法,头面上艾炷宜小不宜大,手足上乃可粗也。又须自上而下,不可先灸下后灸上。”为后世树立了规范。

3)热证不可灸。

张介宾认为艾灸以温补为主,所以对热证用灸持反对态度,并明确指出了灸的禁忌。在《类经图翼·第十一卷·诸证灸法要穴》中说:“其有脉数、躁烦、口干、咽痛、面赤、火盛、阴虚内热等,俱不宜灸,反以助火。不当灸而灸之,灾害立至矣。”《非风·灸法》中指出:“然用火之法,唯阳虚多寒、经络凝滞者为宜。火盛金衰,水亏多躁,脉数发热,咽干面赤,口渴便热等症,则不可妄加艾火,若误用之,必致血愈燥而热愈甚,是反速其危矣。”“如巨阙、鸠尾,虽是胸腹之穴,灸不过七七壮。艾炷不须大,以竹筋头作炷,正当脉上灸之。若灸此处而炷大久多,令人永无心力。如头顶穴多灸多,令人失精神,臂脚穴灸多,令人血脉枯竭,四肢细瘦无力。既复失精神,又加于细瘦,即脱人真气也。”

此外,张介宾还介绍了一种“脐灸法”,《景岳全书》载:“神阙,用净盐炒干,纳于脐中令满,上加厚姜一片盖定,灸百壮至五百壮,愈多愈妙。姜焦则易之。或以川椒代盐;或用椒于下,上盖以盐,再盖以姜灸之,亦佳。”“霍乱危急将死,用盐填脐中,灸二七壮,立愈。”这对后世的脐疗很大的启发。

11.龚居中

龚居中(1612年前后在世),字应园,别号如虚子,江西金溪人。明代晚期太医院医官,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著有《痰火点雪》等书,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灸治百病。

龚居中结合《黄帝内经》及临床实践认为:“灸法祛病之功,难以枚举,凡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所不宜。”龚居中以生动的语言论述了灸法不仅可用于寒证、虚证,更可用于热证、实证。“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不仅打破了张仲景对于灸法的观点,还拓宽了灸法的运用范围,且龚居中思维严谨,提出了关于灸法运用的适应证为肌肉未尽脱、元气未尽虚、饮食能进者,若肌肤羸,元气虚极,不唯无益,必反招病家之怨。其书重点在于对痨祭的论述:“痰火证的治疗方法为灸四花穴。龚居中常常选用四花穴(即膈俞、胆俞,两侧共四穴)、膏肓穴、肺俞二穴、肾俞二穴、足三里二穴,合谷二穴,或加膻中穴进行灸治。因内经中有背属阳,腹为阴之说法,又病在肺脾肾,取背部腧穴,乃从阳治阴之义;足三里、合谷为阳明经穴,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最能生发人体之正气,又膻中为气海,灸之可化气生津,对阴虚痰火用之最宜。”

2)灸必发疮,所患即愈。

《资生》云:“凡着艾得疮发,所患即瘥,不得疮发,其疾不愈。”龚居中也认为,凡艾灸,需得灸疮,疾病才可治愈,若未得疮发,则不可愈,即“气不至而不效,灸之亦不发”。同时引用《针灸甲乙经》中的促发灸疮的方法:“灸疮不发,用故覆底灸令热,熨之,三日而发。今有用赤皮葱三五茎,于微火中煨热,熨疮十余遍,其疮三日自发。亦有用麻油涂之而发者,亦有用牙皂角煎汤候冷,频频点之而发者,恐气血衰,有宜服四物汤滋养者,不可一概而论。灸后务令疮发,乃去病也。”并且详细叙述了贴灸的方法。

3)对灸材要求高。

龚居中在艾叶的选择上十分精细,要求要“陈久者,并令细软”,即为熟艾,切不可用生艾,用之会“伤人肌脉”,并引用孟子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在制作上,龚居中强调拣取干净的艾叶,捣去尘屑,用石杵捣熟,去掉渣滓,再捣至柔烂如棉花般为度。

12.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年),一作应贤,字子才,号云林,金溪县霞澌龚家人,明代旴江医家,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著有《古今医鉴》《济世全书》《云林神彀》《寿世保元》《万病回春》《种杏仙方》等。其灸法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中风证治,火艾为良。

龚廷贤十分肯定灸法在中风证中的防病作用,强调一旦出现中风先兆应及时施灸干预,利用灸法激发经络之气,提高机体正气,平衡机体阴阳,防止中风发生,减轻疾病损害程度。中腑证较轻,常见发作性偏身麻木以及一过性偏身瘫软等,先兆症状则表现为可自行缓解的手足麻木疼痛,不易察觉,可灸百会、肩髃、曲池、风市、三里、绝骨等穴,“病在左则灸右,在右则灸左”;中脏证较重,多见语言謇涩甚或晕厥,发作前可见心烦懊或手足麻痹,应及时灸百会、风池、大椎、肩井、曲池、间使、足三里七穴,并应注意灸法和灸量,“但以次第灸之,各五七壮,日别灸之,随年壮止”。

2)灸治疮疡,以火拔毒。

龚廷贤认为疔疮为风邪热毒相搏,“疔疮名有十三种,皆由热毒及邪风”。邪在内宜疏通,邪在外宜发散,邪在经络宜和解,而不痛不作脓不溃者为血气虚甚宜峻补;而火性温热炎上有畅达之义,用灸治之法,疮毒可随火而散。龚廷贤对灸治疮疡的效果十分肯定,他从朱丹溪之说,认为灸法用于此症为从治之法,有回生之功。《寿世保元·卷十·灸诸疮法》篇中说:“一切疮毒,大痛或不痛或麻木,如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其毒随火而散,盖火以畅达拔引郁毒。”龚廷贤采取的灸法多为病变局部的隔物灸,常用大蒜辛辣以助发散,一般疮疡切片即可。灸治还可判断疮证预后:“如不痛,或不作脓,及不起发,或阴疮,尤宜多灸。而仍不痛、不作脓、不起发者,不治,此气血虚之极也。”而对于痈疽,龚廷贤认为灸法用“治痈疽发背初生,累试累效”。《万病回春·卷八·痈疽》:“凡人初觉痈疽发背,已结未结,赤热肿痛……取大蒜切成片,如三个铜钱厚,安在头上,用火艾壮灸之三壮,换一蒜片。痛者灸到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住。”龚廷贤特别提出灸治痈疽要注意把握时机,“最要早觉早灸为上”,“方发一二日者,十灸十愈;三四日者,六七愈;五六日者,三四愈;过七日则不可灸矣”。

3)妇人虚寒,温灸散瘀。

龚廷贤认为营卫虚弱、气寒血凝是妇科病的主要病因之一:“夫妇人乃众阴所集,常与温居,营卫平和,诸病无由而生,营卫虚弱,而百病生焉。”提倡气血并治,他指出:“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龚廷贤深刻认识到肾虚宫寒是不孕症的重要病机,注重以灸法温煦下元,散寒通瘀。《古今医鉴·卷十一·求嗣》篇详细记载了灸治之法:“治妇人无子,及经生子,久不怀孕,及怀孕不成者,以女人右手中指节纹一寸,反指向上量之,用草一条,量九寸,舒足仰卧,所量草自脐心直垂下,至草尽处,以笔点定,此不是穴,却以原草平折,以折处横安前点处,其草两头是穴,按之有动脉,各灸三壮,神验!即胞门、子户穴也。”《济世全书·卷六·求嗣》记载:“妇人子宫久冷不孕,加干姜、肉桂各五钱,灸丹田七壮。再如带下病机多责之脾肾亏虚。脾失健运,运化失常,中阳不振,水湿下陷,伤及任脉,以致带脉失约;或肾阳不足,阳虚内寒,带脉失约,任脉不固。”故龚廷贤采用艾灸治疗寒湿带下使胞宫得以温煦,下焦得以煦暖,以达到健脾益气,升阳除湿,温肾培元,固涩止带的目的。

4)小儿难药,灸建奇功。

龚廷贤在儿科治疗方面力荐灸法,其在《云林神彀》《济世全书》《寿世保元》等书中屡次提到疾病用艾灸多有奇功。如惊风是儿科四大要症之一,其病来势凶险,突然发作、变化迅速,处理不当,往往危及生命。慢惊风多属肝肾虚亏,血不养筋,风自内动。《云林神彀·卷四·慢惊》记载:“慢惊慢脾危恶证候,药力不到者……即灸百会穴灸三五壮,炷如小麦。”“灸法,治小儿惊风。男左乳黑肉上,女右乳黑肉上,周岁灸三壮,二三岁灸五七壮,神效。”百会为督脉与手足三阳经之会穴,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经,艾灸百会以温养脏腑,疏散风寒。

5)经外奇穴,出奇制胜。

龚廷贤用灸取十四经穴较少,而擅用经外奇穴,龚廷贤用奇穴,既有补充一般病症的治疗,如《寿世保元·卷十·灸诸病法》:“一论卒中恶风,心烦闷痛欲死,秘穴立效,取两足大指下横纹,随年壮灸之。”《云林神彀·卷三·癞疝》:“偏坠气痛妙法,蓖麻子,一岁一粒,去皮,捣烂,贴头顶囟上,却令患人仰卧,将两脚掌相对,以带子绑住二中指,于两指合缝处,艾麦粒大,灸七壮,即时上去,神效!”更用于治疗疑难杂症,如《寿世保元》:“一论癫痫,不拘五般,以两手相合灸之,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