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编者前言
英文编者前言
［i］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过两次柏拉图《高尔吉亚》研讨课，第一次是195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是在六年后，1963年秋季学期。他还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开过一次《高尔吉亚》研讨课，就是他过世那年即1973年的秋天。其中保留下记录稿的只有1957年的课程，1963年的课程则仅有录音，1973年在圣约翰学院的研讨课录音仅存一讲（可能是第二讲）。1973年施特劳斯骤然离世，当时他不仅正开着《高尔吉亚》研讨课，而且已经开始动笔写作一篇讨论《高尔吉亚》的文章，计划收入《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既然1973年研讨课的磁带只有一讲，而且那次研讨课以及关于《高尔吉亚》的文章都因他的去世而中断，施特劳斯的学生和研究者们就不得不主要寄望于前两次课程对这篇对话的解读。目前这两次课程都已整理完成。
1957年第一次讲授《高尔吉亚》时，施特劳斯正在写作他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当然那也是他对一位近代作家最为深刻、最为详细的表述——《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此书1958年出版。序言的落款日期是1957年12月，他似乎是在完成其余部分之后才写了序言。因此，我们可以设想，1957年秋季时施特劳斯正处于写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的最后阶段，[1]即便在他讲授《高尔吉亚》的时候，马基雅维利仍在他心里占据很大分量。《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末尾的一条注释兴许可以提供一个线索，使人看到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与他对《高尔吉亚》的兴趣之间的联系：注释219出现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第四章的一个重要章节，靠近结束的地方，施特劳斯在那里比较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哲学的地位和意义的思想——与“古典作家”的思想。在这部分，施特劳斯最为明确地批评了马基雅维利。他提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分析导致以下结果：“仿佛这一分析并不指向超越政治的层面，或者说超越政治的层面根本不存在”；其结果就是“一个巨大的简化，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外观现象，仿佛他发现了迄今为止完全出人意料的整个新大陆”（页295）。“地平线的一个规模巨大的节略收缩在马基雅维利和他的继承者们眼里，俨然别有洞天，气象万千”（页295，亦可参见页173、296-298）。相反，“古典作家根据人的至高完善性来理解道德—政治现象”，他们坚持这样来评价城邦，即“它对哲学虚位以待，崇敬恭候”。然而，既然古典哲人们也理解城邦必然向哲学关闭的理由，他们便认为自己跟城邦相分离，亦即跟这个意义上的民众（demos）相分离，后者即“全体城邦公民，他们不具备尊重哲学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尊重哲学”，他们与哲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页295-296）。施特劳斯这样写道：
这道鸿沟只有通过一种高贵的修辞术才可能得以沟通弥合，这种修辞术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责难性的或惩戒性的修辞术。哲学不具备提供这种修辞术的能力。［ii］它所能做的无非是勾勒这种修辞术的轮廓。执行这种修辞术的任务，必须留待演说家们或诗人们去完成。
正是在这段表述结尾，施特劳斯插入了注释219，其中说道：
追求这种高贵的修辞术——它有别于《斐德若》中所讨论的另一种［修辞术］——是《高尔吉亚》所特有的。
施特劳斯还请读者考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1074b1-4，亚里士多德在那里提到一个古代神话传统，该传统将天体描绘成诸神，整个自然充满神圣的事物。然后施特劳斯又指回该书第125-126页，他在那里讨论了马基雅维利对李维的含蓄批评，即李维的判断深受道德考虑的影响——这一批评为马基雅维利的“批评权威本身”做了准备。
如果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的这个注释引导我们试着把握他关于《高尔吉亚》的第一次课程与他当时的主要作品之间的联系，那么，他的第二次课程与当时的写作之间的联系就更为直截了当。1963年秋天，施特劳斯刚刚完成了《城邦与人》（1964年出版），而且已经开始写作《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虽然后者直到1966年才出版，但是施特劳斯在1962年写给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的一封信中曾说：
我正在准备出版关于《城邦与人》的三次讲稿，处理的是《政治学》《王制》和修昔底德。只有当这些事完成后，我才可以开始我真正的作品——对阿里斯托芬的解读。（参见《论僭政》，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通信，页309）
既然《城邦与人》的三个主要部分之一涉及《王制》，而施特劳斯又认为《王制》与《高尔吉亚》密切相关——最直接的原因是两篇对话的核心都是正义问题，其次还因为二者都涉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高尔吉亚》与《城邦与人》的关联就显而易见。但是，施特劳斯对《高尔吉亚》感兴趣，可能还与《高尔吉亚》同他“真正的作品”即他对阿里斯托芬的解释有联系，因为修辞术主题或问题在他解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许多段落中，施特劳斯审查了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评：阿里斯托芬认为苏格拉底不够审慎，无法充分领会修辞术的必要性（need），它既能保护哲学，又能保护城邦，使双方免于危及彼此。实际上，阿里斯托芬支持诗优于哲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但却是一个重要部分——论据在于，他相信诗为诗人尤其谐剧诗人提供了修辞性的资源和辩护，这是哲人尤其苏格拉底式哲人的欠缺（参见《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页24-25、44-49、63-65、192-193、233-235、311-312）。由此，或许可以把《高尔吉亚》看作柏拉图对阿里斯托芬批评苏格拉底的一种回应，尽管这回应暗地里也承认“对手”的批评指控还挺有道理。1963年课程的第十二讲和第十三讲证实，施特劳斯确实将《高尔吉亚》看作对阿里斯托芬的回应。仅仅从清晰可辨的注释中便可看出，施特劳斯勾勒了他计划要写的《高尔吉亚》文章的开头，而《云》在文章的导论部分占据了关键位置。
这里不可能详尽比较1957年课程和1963年课程。不过，请允许我提出几个要点，让读者在阅读讲稿时可以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两次课程最为显著的差异是施特劳斯讲课的方式：［iii］1963年上课时，施特劳斯会让人照着书高声朗读出对话的每个段落（由Donald Reinken代读），而1957年上课时，他通常是先亲自复述文本，然后再进行评论。如此差异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1963年的那次课程没能把这篇对话讲完，他没有讨论对话结尾的神话，仅用三言两语简单加以概括。但是，1963年的课程某种意义上更加贴近文本，而且作为两次课程中的第二次，它应当被看作更权威的来源，从中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对这篇对话深思熟虑的看法。在这一点上，还有两点对于学生和学者们意义重大，其一是1963年课程的录音保留了下来（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另外，施特劳斯在1965年春开设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研讨课时，专门用了前三次课来总结1963年课上对《高尔吉亚》的解读。
至于两次课程在内容方面的差异，我只提两点。第一，1963年课程一开始是广泛讨论了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挑战下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而1957年课程一开始则更加宽泛地思考了柏拉图如何理解哲学本身的意义，在思考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时，施特劳斯直接比较了柏拉图为一方，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为另一方的两种思想。如果说1963年课程作为《高尔吉亚》的解读要更好，那么，1957年课程的第一讲则比1963年课程的第一讲涉及更广泛的旨趣，因为前者探讨的是更根本的问题（阅读1957年课程的第一讲时，应当以同年的第十二讲为补充，施特劳斯在第十二讲中讨论了柏拉图的理式论）。
第二，在解读对话方面，或许两次课程之间最为重大的差异在于施特劳斯对卡利克勒斯的性格的分析。在两次课程中，施特劳斯都反复强调卡利克勒斯不可能被苏格拉底说服；他不像珀洛斯，苏格拉底在珀洛斯身上至少取得了某种成功，卡利克勒斯却不可能被苏格拉底的论证或修辞术打动。他在对话中代表哲人不可能真正打动的那类人。但是，为什么卡利克勒斯如此固执？在1957年课上，施特劳斯最初强调，卡利克勒斯顽固的根源在于他的软弱和他对自我放纵的欲望。只有在后来并且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施特劳斯才提及卡利克勒斯的性格或关切中的另外两个特征，而它们在1963年课上得到了着重强调：第一，卡利克勒斯被习俗奴役，这尤其表现在他执着于某种男子气概的影像，根据这影像，真正的男子汉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或在论证中放弃自己的立场；第二，他对好人受苦、坏人享福感到愤怒。但在1963年课上，卡利克勒斯的复杂性格中的这两个方面被表现得更充分、更形象，特别是卡利克勒斯的愤怒。相关讨论得出了一个迷人的说法——施特劳斯称之为“自我辩护的辩证法”，即，对于免受不义的合法关切可以导致人最终走向僭主式的侵犯行为。
虽然存在如上差异，但两次课程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解读这篇对话。施特劳斯的看法在两次课程之间或在第二次讲课过程中并没有大的改变。我在这里很难充分道出施特劳斯整个《高尔吉亚》解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我要指明一些主要特征。不像大多数研究者，［iv］施特劳斯并未将对话解读成对修辞术的彻底谴责。他解读的关键在于，修辞术依旧是这篇对话的中心主题，贯穿了对话的三个主要部分：高尔吉亚部分、珀洛斯部分和卡利克勒斯部分。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第一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对修辞术的严厉批评，逐渐让位于第三部分中更为复杂的论断，该论断在某些重要方面恢复了修辞术的地位。
《高尔吉亚》中对修辞术的审查，证明部分意义上是对修辞术的必要性的审查，修辞术甚至——或尤其——对于哲人而言也有必要。苏格拉底或许实实在在会批评高尔吉亚所实践并讲授的智术式修辞术，但他也指向了一种新型修辞术，它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施特劳斯分析了这种新的、高贵的修辞术的许多方面，但请允许我只突出他特意强调的三点。第一，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中勾勒的这种修辞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控诉城邦或通过“召唤城邦到哲学的法庭面前”，为哲学作了辩护。第二，为了达到预期效果，这样的修辞术必须抽离哲学的顶点或者对其保持沉默，理式论在对话中缺席就说明了这一点。“缺失的顶点”——施特劳斯在1963年课上反复谈到这点。第三，对哲学的顶点的沉默也是对哲学的快乐的沉默，因而这种新的修辞术主张彻底区分快乐与善。
当然，施特劳斯就《高尔吉亚》所指向的这种修辞术有十分丰富的论述，以上只是其中三点。就像他反复强调的，这样一种修辞术无论在目标和性质方面都相当不同于《斐德若》的爱欲修辞术。我所罗列的三点显然过分简化了施特劳斯的解释，要纠正这样的过分简化，就需要详细阐述每一点，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他没有提及的要点纳入思考。任何一篇序言也传达不出施特劳斯解读《高尔吉亚》的全部精妙，所幸读者现在可以亲眼看到施特劳斯实际说过什么了。
最后，我要感谢韦尔比茨基（Mark Verbitsky）和黑尔费尔（Ariel Helfer）在编辑1957年课程和1963年课程上提供的帮助。
斯托弗
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Leo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译按］中译本参见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