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货币质料之非货币性使用性的放弃
我们必须要记住：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确证了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发端于货币内在价值与所有其他价值互相协调一致之时。因此，我们还必须对另外的一些概念进行否证，那些概念显然与我们关于货币无内在价值的说法相一致，即：它们强调了货币与其他所有价值之间的不同，并由此而企图证明货币不可能与它们是同一类价值。因为这种情况极为常见，所以它只是以一种僵化和预期的方式确证了那种只能以无限接近的方式而确证的东西。在反驳货币内在价值论这一教条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同时成为货币无价值论的牺牲者——下面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这一错误。一般的看法是：即使是最有用的东西，它也必须放弃它的有用性以便行使货币的功用。举例来说，在阿比西尼亚〔15〕，人们专门把盐坨砸成小块当作钱币使用，这时候这些盐坨就是钱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它们根本不是被当作盐来使用的。在索马里海岸地区，蓝色的棉布片被当作货币使用和流通，每一块布片大约有十二厄尔〔16〕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当作货币使用的布片只是被随便地剪切和组合；但是这一过程却表明了一种放弃把布作为布来使用的趋势。只要黄金和白银仍然被当作货币使用和流通，它们就不可能被用于技术和装饰的目的，其他种类的货币也有同样的境遇。一旦当作货币来使用，货币质料的各种用途就都必须放弃。而一旦这些货币质料恢复其实用和装饰作用时，它们就必须撤出流通领域不再是货币了。根据用途大小，可能所有其他物品都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换以便来获得其特殊价值，但是货币却完全与此无涉。理由是：一旦货币被以它要购买的物品的价值在同样方式上使用，它就停止行使其货币功能。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钱币而非其他的方式来被储存，这一点应归功于用它来作货币质料的贵重金属所独具的那种适合性。但是，在任何时候，它们都可以随时成为货币或首饰，即可以随时行使货币的功能或是使用价值功能。这样一来，货币似乎又与其他的价值范畴极为相似。如果我买了一米长的木头来作燃料，那我只是根据它能够产生热量来衡量其质料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这块木头其他可能的用途来衡量。但是在现实中，情况会很不同。如果有人声称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质料的价值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价值是由这个质料的质或力量所体现的，而不是由货币的质或力量所体现的。这种明显的矛盾表明：货币的价值不一定非要建立在有内在价值（即有其他方面的价值）的质料之上。如果行使货币功能的能力被转移到了其他任何质料上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货币质料的其他的特质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结论还是一样：对于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那种理论来说，对支持这一理论的所有价值功能的放弃证实了我们的结论——货币只能是货币而不能是任何其他别的什么。
问题的要点是关于事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于一件东西，它可以具有数个功能，但是却只有其中一个与其他所有功能都相排斥的功能才可以发挥出来，以及，这个发挥出来的功能是否因其他功能的隐退而在其意义和价值上都有所修正。为了理解不同可能性的共存，我们或许可以首先指出那些不同的功能是如何影响那个最后剩下的功能的。假如在世界的道德秩序中，与一个从未犯过错误的义人相比，一个悔过了的罪人被给予了更高的地位，那么，这种对罪人道德优越性的评价并不是来自当下的情境——因为根据我们的假设，当下情境中的道德内容与义人所处的情景完全相同——而是来自先前的情境，在那种情境中，道德行为是不同的，也来自先前的道德情境已经不存在了这样一个事实。另外，如果存在着对我们行为的阻碍和外在的强力限制，那么当自由和自我决定恢复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得体和有价值的；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行为的内容或它的成功，而是来自这样的事实——造成我们依赖性的情况已经被排除了。相比较而言，同样的行为如果处于独立的、一直未被打断过的情况中，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而仅仅是简单地从已经过去的先前生活向现在生活的过渡。这种由非存在者（Nichtseiende）对存在者（Seiende）的影响，也在抒情艺术或音乐艺术中的直接情绪生活中显示出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略有不同或是更明显些。因为，尽管抒情和音乐是建立在内在情绪之上的，但它们作为艺术的特点要求这些情绪的直接性应该被克服掉。尽管情绪的原材料与其冲动性、情绪的个人局限、情绪不稳定的偶然因素都是一件艺术品的先决条件，艺术的纯粹性还是要求一种距离的存在，一种情绪的释放。艺术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于艺术家以及对于艺术的欣赏者，艺术使我们超越了艺术与我们自己的关系的直接性以及艺术与世界关系的直接性。艺术的价值依赖于我们对此种直接性的克服，以至于艺术就仿佛根本不存在着这种直接性一样地发挥着作用。如果能够肯定地说，艺术品的魅力毕竟是依赖于与原始情绪的共鸣，正是这种原始情绪从根本上激动了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得承认，艺术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情绪的美学形式和直接性，而在于当直接性隐退之后艺术品所获得的新面目。
最后，让我们来考虑一个最具决定性和最一般性的例子，由于这个例子的情况根植于我们最基本的评价经验中，所以它很少被人们考虑到。对于我来说，人们所享受到的绝大多数人生经验好像都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所享受到的经验本身，我们总是留下很多可享受的机会不去利用，也留下很多其他可以展示我们自己的机会不去利用。一种帝王式的奢侈或是一种高傲尊贵的生活方式，是藉由人们彼此的目中无人或是不冷不热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也是通过我们对许多可以相互给予更多帮助的人们的漠然视之表现出来的。但正是从这种不愉快的评价经验中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升级了的和更凝聚的快乐。这种在许多可能性中仅取其一的经验事实赋予它一种胜利者的感受；生活中没有尝试过和被漠视的丰富性像一种背景衬托效果，使经验的主角成了带领侍从的主人。再进一步地说，给予别人的一切是因为有所保留才具有价值，或者说是因为有些东西别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才有价值。一种热诚的赞助，特别是当针对相对较低地位的人来说，如果做得太过分了，或是毫无保留，就会失去价值。最重要的是：对于接受者来说，即使你把你的全部所有都给了他，他还是会觉得你仍然有所保留。最后可以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劳作中也有同样的情况。突然和强迫的要求往往会使我们发现完成任务所具有的特殊的能力和能量，而在此之前这些能力和能量好像根本不可能似的；如果不是偶然地发生紧急情况，我们的这种特殊能力和能量将会一直潜伏在我们体内而不表露出来。这说明，除了我们通常在使用着的能力和力量之外，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沉睡着无名的潜力；所以，或许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与现在不同的人。生活只成就这无数可能性中极小的一部分；因此，那些实现者乃是众星捧月的结果，还有许多形式的功能没有施展机会而不得不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越是理解了这一点，这种道理的意义也就越发明显。由于有这么多可能的成就不得不为了一个特殊者的发展而牺牲自己，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特殊者应该是更宽范围内的生命能量中的一个精华。通过否定这些其他能量的生长，而使它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一种与众不同、凝聚的力量，这使它能够成为我们人格的中心和代表，使它能够超越它所在的那一领域。
货币或许可以属于这种价值构成的一般类型。我们可以肯定：为了成为货币，货币质料的其他价值必须被抛弃掉；但是，货币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使货币功能形式成为可能的，或许正是货币那已经被遗忘了的其他那些可能的用途。正如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种情况，得到发展并显露出来的功能既是由其积极内容来决定的，也是由对其他所有功能的排除来决定的。这里，发挥作用的不是那有为者，而恰恰是那无为者。如果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由他者的牺牲来决定的，那么对于货币质料来说，它的价值正是因其放弃了其他用途才使其最终成为货币。当然，这种评价方式也是双向的；即，如果货币作为货币的用途被放弃掉的话，用于其他目的的货币质料价值也将会得到提高。在北美洲，印第安人所使用的贝壳念珠由一些贝壳串成，它们可以被用来作货币使用，但也可以被用作装饰品佩带。这些功能显然都是相互关联的；作为首饰的贝壳角色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特性，因为：它们不得直接被用来作货币使用。这种价值的整体形态可能会被看作是物以稀为贵的一个例子。这通常意味着一种被更多人或更大数量的需求之物是供不应求的。如果一件物品可以满足数种不同的需要——不管这些需要是发生在一个人还是多个人身上——对这件物品的需要都自然会受到对供给限制的影响，它使得多种需要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就像在以谷物作为交换物的例子中，谷物作为货币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足够的谷物来满足所有饥饿人们的需要；在把这种质料作为货币用途之外，没有足够的这种东西来满足所有人对它的需要，货币质料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就是源于这一事实。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作为货币的金属的价值被约减，它的其他用途被放弃掉而终至于变成了一种没有价值的质料；从这种现象来看，质料的这些没有实现出来的用途反而极大地促成了货币本身价值的实现。
反对符号货币的第一个理由：货币与货物的关系——这将为过剩的货币制造内在价值——并不是可精确规定的；内在价值补救了这一缺憾
关于货币不能是一种价值的论断——即我们刚刚否定的那个论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企图说服我们的更直接的论证。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特定群体内有这么一个全能的独裁者，他有权支配他想得到的所有东西；例如，像大洋洲的那些酋长们，据说他们“不能偷窃”，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他们的了。像这样的一个人将不会有机会攫取其部落里的金钱，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占有那些用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如果货币在它的其他价值之外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货币只是实际价值的一种象征，而一旦实际价值可以不用钱就能得到的话，那么货币就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了。但是这种简单的想法已经预设了它想要证明的结论，即：货币质料除了其作为货币的功能外自身不具备价值。因为，如果它具备这样的价值的话，当权者就会觊觎于此，不是像想得到钱那样占有它，而是要作为有价值之物那样占有它。如果这样的价值不存在，那么也不需要格外地昭示这种不存在。但是，抛开逻辑上的毛病不说，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货币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货币已经获得了它作为交换手段的价值。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以交换，那货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因为很明显，货币作为价值储存和转移的功能并不那么重要，它们反倒是对其交换功能的一种偏离；离开货币的交换功能，它的其他功能也都形同虚设。对于一个人，如果货币可以购买的东西毫无价值，那货币也就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他不需要通过钱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货币同样是毫无价值的。简言之，货币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表现和载体，这种关系使得一个人需要的满足总是取决于相互关联的另一个人。没有相互关系的存在，也就没有货币；这种不存在相互关系的情况要么是因为一个人不想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要么是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似乎不需要任何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他能够满足一切所需，无需任何来自他人的服务。以这种方式来看，货币世界与具体价值世界的关联，与斯宾诺莎体系中的思想与延展之间的关系相似：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干涉另一个，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其自身以自己的语言表现了整个世界。因此，价值的总量不是由事物价值总量加上货币价值总量而构成的；存在着某种特定数量的价值，它们可能是以物的形式实现的，也可能是以货币的形式实现的。
如果货币被完全归约为这种价值并剥去它与其他有价值之物的一切相关性，那么在经济学领域内，货币将成为一种特别的概念，这种特别的概念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柏拉图对我们的经验世界很不满足，这使他构造了一个处在时空之外的形而上学理念世界，在这个理念世界里，存在着的是事物的真实、和谐和绝对的本质。所以，尘世的现实性是所有真实存在和意义的一种缺乏；但是在另一方面，从理念的世界也反射过来一些东西照射在现实身上；现实至少有某些部分沐浴在绝对者王国的光辉里，就像那个王国投下的微弱的影子一样，现实事物因此也获得了原本不属于它的某种意义。这种关系又在价值领域内被重复和确定。感知着的精神所遇到的事物的现实性是没有价值的，就像我们在开头讨论时所肯定的那样；它以一种与价值无关的形式发展着，而且还经常同时摧毁着最高贵之物、保存着最卑贱之物，因为它并不按照价值、旨趣及意义等所处的等级秩序来发展。然后我们就把这种客观存在划归到一种价值等级秩序中，并在好坏、贵贱和高低意义上对之加以构造。这种构造绝不会影响每一个存在的经验现实性，反而倒是我们可能已有现实性的全部意义的源泉；尽管我们也意识到它可能源于人为因素，但我们还是把它看作是与虚幻和主体性相对立的经验。事物的价值——既是幸福论〔17〕的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既是美学的也是宗教意义上的——如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盘旋在世界之上；这是一个被一种独立、不可知的内在规范所统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仍然赋予现实性以解脱和色彩。经济上的价值起源于对这些原始的、直接经验着的价值的提炼，也起源于对那些被赋予了价值的客观对象之间的相互比较，当然前提是它们必须是可交换的。但是在这一领域内，不管经济价值自身是如何构成的，它都与个别对象之间具有特别的关系，就好像它具有一般性价值一样。这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对象根据特别的规范来进行分类和排列，这些规范并非这些对象自身固有的。根据经济价值来划分和关联的对象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系统，此系统完全不同于由那些对象的自然和直接现实性所构成的系统。如果货币真的只是外在于它自身的某些事物价值的表达，那么它与这些事物相关联的方式就与柏拉图的理念与经验性现实关联的方式相仿，而理念在柏拉图看来也是本体性的（substanziell）和形而上学的实存物。货币的运动——收支的平衡、资本的增益和货币的外流——将直接表征事物之间的价值关系。价值的世界高居于现实世界之上，与现实世界显然是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又统辖着它；这个价值世界将在货币的“纯粹形式”中得到表达。柏拉图的理念是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提炼中得来，现实世界仅仅是对这些理念的反映；类似地，具体事物在经济上的关系、发展阶段和波动就是其自身派生物的派生物，也就是像它们的货币对应物之意义的影子和符号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价值能像经济价值这样处于这么一种情况当中。宗教的价值通过教士和教堂而具体化，伦理-社会的价值通过权力国家的管理者和有形机构而具体化，知识的价值则是通过逻辑规范而具体化；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经济价值更疏离于具体的价值物或具体过程；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经济价值更彻底地成为价值之纯粹的抽象符号；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如此忠实地反映相关价值的整个世界。
货币的发展就是努力完成一个它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即成为经济价值的一个纯粹的符号。首先，就像我们必须清楚记住的那一点那样——货币属于与所有其他价值物同样的序列，其具体的质料价值与此保持着平衡。随着对价值交换手段与标准需求的日益增长，货币越来越从价值等价物之间的联结纽带而变为代表这些等价物的符号，并且因此而越来越独立于其质料的价值。但是货币也不能完全抛弃掉其残余的质料价值，这并非因为某种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技术上的某种特定缺点使然，其中之一则必须与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有关。以符号意义来取代货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一些因素才有可能，即：在特定范围内，单个商品与实际发挥经济效用的商品总量之间的比率，相当于特定数量的货币与实际发挥经济效用的货币总量之间的比率。这两个分数中的分母有实际的效用，但并不被明确地意识到，因为只有变化着的分子才是决定交易的兴趣之所在。在这种交易中，商品与货币总量之间似乎有对等关系的发生，尽管与原来存在于物品与货币质料价值之间的对等关系相比，其基础肯定有所不同。即使这种对等方式的发展被接受了，从两种价值总量中各自得出的因数（Faktoren）依然处于浮动限度之内，而且以直觉方式对这些价值大小的估算则一向难以精确。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撇开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直接价值对等的原因。包含在货币内的内在质料价值部分为我们的需要提供了支持和补充，因为我们关于精确比率的知识是不够的；否则，在被度量价值和度量标准（这是货币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同一将是不必要的。只要经验和经济实践表明某一比率是不精确的，那么度量过程就需要在此标准和价值自身之间有一特定质的统一性存在。我们这里举一个用于装饰工艺的贵重金属的例子或许不无益处。有一位专家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讲到金银器在英国和印度境遇的不同。英国工匠似乎刻意地把尽可能多的金银打造在一个尽可能小的造型中，而印度的工匠则“用涂釉、镶花和透雕等方式把尽可能多的技艺显现在一块尽可能少的金银上”。但即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至少还有一小块贵重金属在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对首饰的审美意义还是不可缺少的。即使在这种工艺中只使用了很小的一块金属，但为了装饰和审美的快乐，这一小块金属仍然必须是贵重金属。质料的内在价值并不重要，只有这一事实才是最重要的——统一各个部分的那种完美形式关系的唯一合适承担者必须是贵重金属。
顺便说一下，这种把货币的质料价值归因于一种涉及不确定关系的补充和支持原则，显然只是对发生在经济主体自身的潜意识过程的一种诠释。经济互动通过对无数细节精微有序的整合而具有如此令人赞叹的合理性，这不能不使人作出一种假定——如果我们不诉诸人类的潜意识适应能力的话，那么这种经济互动肯定是被一个高级精神以超人的智慧整合而成。个人有意识的意向和预见都不足以使经济活动如此和谐，而不陷入可怕的紊乱和无效之中。我们不得不假定：存在着无意识的经验和推敲，在经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无意识的经验和推敲不断积累并调整着积极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无意识的概念并不提供一种满意的解释，而只是助长了那种实际是建立在谬误基础之上的理解。从特殊的概念以及推理的链条等要素中，我们最后得出了确定性的思想，做出确定性的行动。但是，如果这些结果的出现都是没有先兆的，那么，我们得出结论说：那些先兆实际上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从逻辑角度来看，这很显然也是不可靠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我们把仅仅是我们忽略了因果性概念这一否定性事实转变成了一种肯定性的结论，即：无意识的表征活动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对不依赖于有意识的先兆而产生了灵力的过程一无所知，而无意识表征、经验和推理的说法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实际效果的发生，只是显得仿佛它们是有意识动机和观念的结果一样。对解释的需求不得不诉诸把这些过程视之为（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原因，并以此来对待和处理它们，尽管它们仅仅是事件实际原因的符号化。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中，不可避免地因此也就合理化地把价值的形成——它们的稳固和波动——看作是按规范和有意识推理形式而进行的无意识过程。
反对货币仅是符号的第二个理由：货币符号之无限的可增性；相对主义对货币数量之绝对界限的漠然处之，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https://www.daowen.com)
不把货币看作仅仅是符号的第二个理由与交换中一种因素的重要性相联系。尽管一般来说，货币的交换功能可以仅仅通过纸币来完成，但是，面对可能的误用，却不存在能提供充分保证的人为力量。交换和计算的功能显然依赖于货币数量的限度，依赖于它的“稀有性”（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如果商品和货币的单量与总量之间的比率被认作有效而被接受的话，那么这个比率似乎不会因货币数量的随意性增加而有所变化，并且能够为建立价格而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货币的比率分数（Geldbruch）在分子和分母两方面都可相应地增加，但却不改变这一分数的值。但是在现实中，如果货币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些变化却不会以同样的比率产生。货币比率分数的分母事实上是增加了，但是在交换交易活动没有被调整到新的基础之前，货币比率的分子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此，相当于分子绝对大小的价格在此时尚不会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作为货币总量的一个比率分数，价格却已经降低了。新的货币量的拥有者——首先是政府——相对于所有的商品销售者，占有一种非常有特权的地位。针对交换活动最严重的反应于是由此而产生，特别是当政府自己的税收被用贬了值的货币交付的时候尤其如此。在大批量的货币已经被政府消耗了之后，政府就会发现自己碰到了货币量减少的情况；只有在此之后，货币分数的分子——商品的价格——才会按比例对应增加的货币供应而有所上升。这样一来，发行新货币的诱惑一般来说都变得不可抵挡，随后这个过程又周而复始地重新开始。我这里所说的情况，只是把它作为那种随意发行纸币而造成失误的例子，对此我们已经多次频繁地讨论过了。在任何时候，如果货币与有限供给的物质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话，这种随意发行纸币会成为一种诱惑。有一个明显对立的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一个法国政治家提议：不应该再把白银作为货币，而应该以铁来铸币，因为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已经使这种金属不再稀缺。对有价值的金属的使用只有通过政府的行为，才能为货币数量必需的限度提供可靠的保证，因为如果每一个白银的拥有者都因此而自动地成为货币的拥有者的话，那么货币的供应就失去了限度。那位政治家的这个独特的建议表现出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清醒理解：一种贵重金属并不就是货币的合适质料，而只是说它为货币供应建立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如果一种金属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得让位给另一种质料，以便使其能被更有效地控制。对作为交换手段的金属的选择是某种功能性特质的结果；如果一种金属因任何原因而缺少某种功能，那么它就将被在这方面有更合适特质的交换媒介所代替。在1673年的热那亚〔18〕，由于不胜枚举的各种货币的涌入所造成的恶劣情况，交易只好根据银行汇票来进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只有贵重金属——实际是只有黄金——才能保证这种必需的特质，特别是对货币量的限制；纸币，只有通过法律或经济而建立起与金属价值的联结，才会避免由任意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对纸币的滥用。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这样的限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甚至在控制个人投机行为时也是如此。在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流通的纸币——“绿背纸币”（Greenbacks）〔19〕——在西部各州是被禁止使用的，尽管它也是法定货币。没有人敢用它来偿还过去的借贷，那意味着偿还者已经获得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润。在18世纪的法国，政府发行的用来弥补税收不足的国债，其情况与此有些类似。按照法令，这些国债的支付能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就是这样这些国债还是迅速贬值到了最低点。这些例子表明了硬通货的价值是由交换自身的规律来维护的。这种情况不仅只发生在到现在为止我所举出的例子中。在1796—1819年之间，当英国银行停止偿付纸币的时候，黄金价值的下跌只有三到五个百分点，但是商品的价格却因此而上涨了百分之二十至五十。每当强制兑换率使流通中只存在纸币和小面值硬币的时候，要想避免严重的后果，必须要使交换率表现出在长时间内只有最小的波动才行，而且，为了保证这一点，纸币的发行也必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黄金之不可或缺的调节功能（过去是白银）并非来自它的价值与其欲交换物品的价值之间的互相对应，而是来自这种金属的相对稀缺程度，正是这种稀缺程度防止了货币在市场上的泛滥，也防止了随之而来的对某一商品与一定数量货币之间比率之基础的损害。这种比率的失调可能来自双方。货币的过度增加会造成人们悲观和不信任的情绪，以至于他们会废弃使用货币，重新回到物物交换或是契据交换的方式上去。这种对货币需求的缩减导致了流通中货币的进一步贬值。负责发行货币的权威为了阻止这种贬值，会继续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样一来，供需双方就愈加分离，循环往复的结果是使得货币持续地贬值。这种因政府的铸币行为而造成的对货币价值的不信任——与对硬通货价值的信心相对照——可能会形成如发生在罗马共和国〔20〕时期的这么一种情况：钱币只在零售交易中使用，而在大规模的交易中，货币的支付是以重量来计算的。据信，在这种方式下，贸易可以受到保护而不受政治危机、政党利益和政府干涉的影响。
货币的供应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能会觉得：货币量无限制的增加所造成的不便并非完全应归咎于这种增加本身，而毋宁说应归咎于货币分配的方式。震荡、过度增长和停滞的发生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新货币最初产生于某一只控制之手，然后由此而以一种不平衡、不成比例的方式扩散出去。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平等分配货币的方式或是能根据某些平等性原则来分配货币的话，这种现象也许是能克服的。因此，据说如果每一个英国人都突然发现他们口袋里的钱增加了一倍，那么所有商品的价格也都会相应地增加一倍，结果是没有人得到任何好处；唯一的区别是英镑、先令和便士将不得不以更大的数量来计算。一般的经验是，更多的货币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大的福祉、权力以及文化；从这个经验事实来看，上述说法将不仅否定了对代用币的反对，而且也将会说明货币量增加的好处。
这样的假说建立在极不可能实现的预设之上，从讨论这样的假说出发也得不出太多的结论，但是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真实的条件，正是这些真实的条件使得货币的内在价值不可能被逐渐地去除掉。让我们来假设有一种理想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货币量的增加已经带来了对每一个个人货币拥有量的平等增加；那么，那种认为由于价格也同等地上涨而使得一切都保持不变的结论就和另一种结论相抵触——货币量的增加带来了贸易的调整和扩展。人们会倾向于作这样一种假设：在我们所举例子的情况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高低贵贱的相对社会地位——将会保持不变，而客观的文化商品总量则会有所增加；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生活内容和享受将会在个人和一般两方面都有所上升，而无需改变贫富的相对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相互制约的。或许应该指出：现代商业文化已经为穷人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商品——公共娱乐、受教育的机会、生活资料，等等——这些东西在过去的时代，如果不改变贫富相对关系的话，即使是富人也难以享受到。是否存在下面这种可能性是值得详察的：货币量的增加及有比例地分配在绝对的意义上扩展了客观文化及个人生活文化两方面的内容，而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同时保持不变。但是，通过更缜密的考察，我们似乎发现：那些真正成功的情况似乎只有通过对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进行不平等的分配才会取得，起码在第一个例子里是这样的。货币完全是一种社会性的规则，如果只把它限制在个人范围内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货币可以通过改变个人之间的相对关系而引发一般状况的改变。由货币量的过剩所造成的商业活力和强度的增加，都可以追溯到与此同时对货币需求增加的这一事实。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货币的愿望尽管总是存在着的，但只有个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钱比别人的少的时候，这种愿望才会变得急不可耐，从而带来努力和勤奋；这就是那句话——Les affaires-c'est l'argent des autres[商业就是赚别人的钱]——的意义所在。如果上述理论的预设是真实确凿的——也就是说，货币量的增加将不改变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那么，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工作能量的调整。更进一步，货币量魔术般的翻番也将影响到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人的经济状况的起点就是不同的。三种不同收入的翻番——例如1000马克、10000马克和100000马克的翻番——将改变收入被翻番者的相互关系，因为第二个1000马克和10000马克所购买的物品，并不仅仅简单地是第一个1000马克和10000马克所购买的物品的翻番，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或许增加食品营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会是艺术文化的陶冶，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会是更多地进行金融投机。如果我们假定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在的绝对平等性，那么在人们生活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将不会产生什么变化，因为如果后者改变了，那么它将会是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只有在个人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变得或是被感觉变得比以前更至关紧要的时候，人们才会表现出高涨的活动积极性。
与我们的目的更有关系的是对这种理论实际上隐含的推理的考虑；即，所有货币收入的翻番将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变化，因为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将同时也翻一番。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货币的一个特殊且决定性的特点，这个特点或可称为是货币相对意义上的僵化性（inelasticity）。这种僵化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定经济领域内对额外货币量的分配并不相应地提高所有的价格，而是创造出新的价格关系，此价格关系不一定非得产生于个人的利益驱动力。僵化性又是另一个事实的后果——商品的货币价格尽管是相对的，而且不具有与商品的内在关联，但它却获得了一定的稳定性，并显得如同是一种客观上适合的等价物。如果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物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的话，那么通常它不会仅仅因为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就也发生变化而不遇到什么阻力。在物品和其价格之间的联系——既是利益的联系也是概念的联系——已经在心理意义上变得如此稳固，以至于卖家没做好准备接受价格下降或买家接受价格上涨。假设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平衡是由类似温度计的不受限制的机制所实现的，即温度计的汞柱根据温度的升降而升降，不会遇到因运动的阻力造成的变化而对任何精确因果关系的干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商品与价格之间的联系当然就成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口袋里的钱在短时间里突然翻了一番，他不会乐意出同样翻了一番的价格来买每一件商品。或者相反，在穷人乍富的心态下，他会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财富，从而根本不屑于考虑价格问题。但是，愿意支付更多和不愿意按新价格来支付这两种现象都表明：在货币增多的最初阶段里，对价格的适当调控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商品和传统价格范围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发挥着持续地影响。更进一步，随着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对商品的需求将极大地发生改变，虽然说这种增加和减少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相等的。例如，如果货币量有所减少，那么一直有着充足稳定销售量的某种物品可能仍然会以半价销售出同样或甚至更大的量，但一旦超出了某一特定限度，这些物品可能会根本找不到任何买主。另一方面，在货币供应一般性增长的情况下，对那些为大众所渴求的物品，即刚好超出他们现有生活水平的物品，需求可能会更活跃和有所增长。而对那些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则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对于它们只要有一定量的供应就够了；而那些只对社会小圈子有意义的最精致最高雅的商品，也不会有什么增长。价格的增长主要影响到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商品，而正处于这两个极端点上的商品则相对保持价格的稳定。对于货币供应之增长会同等地影响到所有商品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一般说来，那种认为价格的相对性造成了货币绝对量不变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相对性在实践中被一种心理过程不断地打断，这种心理过程使得特定商品的价格变得固定和绝对化。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货币供应无限制增长的无害性，只有针对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调整转换阶段才是有效的。他们的预设是：整个的过程是从商品量与货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演化出来的。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这种关系必定是可能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波动像在先前曾发生的波动一样也都可以被免除掉。上述怀疑只可能针对变动期，而非针对变动之完成期，变动完成期不应对变动期的各种调节不良、错位和困难负责。我们不可能设想会存在任何那样的交换手段：它不会最终地强化某种调节，因此某种商品的货币价格能够表达出它的价值与商品总量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对货币的随意增加也因此而不能始终对这种比例关系有所破坏。这种推理完全正确，但是在考虑到人类所处的匮乏境况时，这种推理并不能证明去除货币供应增长的全部限度是可能的。对于过渡期来说，如果它的不稳定和困难被接受了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持久的条件，而原则上对于任何数量的货币可以达到的调整状态将永远不会实现。
现实性作为对纯概念相互的限制
上述讨论或许可以概括如下。货币行使其职责最好的时候是当它不只简单地是货币的时候，或者说是当它不仅仅以纯抽象的形式表征事物价值的时候。贵重金属在当作首饰或是为技术目的服务的时候也具有价值，但贵重金属必须在概念上作为第一事实，从而与第二事实区分开来，所谓第二事实就是在第一事实基础上所具有的价值；而第二事实是货币之所以有价值的第一特质，也是唯一的特质。要在技术上完成在概念上正确的事情是不可行的，即把货币功能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符号货币，并把货币彻底地从限制货币量的质料性价值中剥离出来，尽管货币的实际发展过程暗示着这将是最终的结局。这并不自相矛盾。有许多过程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它们逐渐地趋近于一个确定的目标，通过这个目标它们的过程被明确地确定了，但是当它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时候，却肯定会失去引导它们走向这一目标的那种独特的东西。标志货币经济的一个显著现象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在谈到个人境遇的时候，这个现象也为无限制供应货币的结果提供了一种类比。个人拼命挣更多的钱这种现象是社会经济的最大意义所在。通过对最大可能的获益的追求，证券经纪人带来了交易的活跃、对供求的调整，或者也会把无用价值带进了经济流通中。然而，只有当存在着交换率的过度浮动和投机因素占上风的时候，股票交换的高额利润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这种社会的最大利益所在，在一个领域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而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却被忽视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中，它都从正常的发展的过程中被引开了，这个过程是与其特殊内在条件和实际需要相一致的。在这里，货币的特质成为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分化的基础；而在过去的某一点之前，二者一直是吻合无间的。物品的价值从物品自身中被分离出来并以一种独特的质料形式而取得独立的存在地位，只有通过这个事实货币才有可能发展它自己的旨趣、运动和规范，并在某些场合与被它符号化的物品的旨趣、运动和规范相对立。只要努力保持这一点，与货币相联系的私人企业就在促进着社会在生产和消费商品两方面的利益，虽然有可能其目的的最后实现会损害社会的目标。这种类型的情境最经常和最关键性地发生在这样一些案例中：在这些案例中，情绪性冲动追求一种最终的目标，但却意识不到所有期望的满足都是相对进步的结果，当这些目标达到的时候，那些期望或许会转变成其对立面。我在这里提请您注意关于爱的现象。爱欲渴求最亲密的和最持久的结合，爱的内容和色彩即来自这种爱欲，但是当爱的目标达到之后，它常常同时失去这二者。也可以以政治理想为例。政治理想可以为整整几代人的生活提供力量和精神热情，但是一旦理想得到实现，它却并不能带来理想的状况，反而是实用的唯物主义、麻木不仁及庸庸碌碌。或者以对和平宁静生活方式的想望为例，那是所有努力和辛苦的目标，可是实现之后却又总是带来懒散和内在的失望。有一种早已是陈词滥调的说法：尽管幸福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目标，但如果这目标一旦被实现并成为永恒的状态，那么幸福将变得仅仅是一种烦恼。尽管我们的意志驱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目标状态的获得却将与我们的努力相抵触，只有与那种我们竭力想避免的痛苦状态混合，才使我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意义。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上述过程：生活中某些或是全部因素的效用取决于同其对立因素的并存。一种因素与其对立因素结合和协作的比例本来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时候一种因素会稳定地增加，而另一种则会有所下降，所以，发展趋势似乎是一种因素最终将替代另一种。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后一因素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前一因素的意义和效用也将失去，陷于瘫痪。譬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之间。有这么一些时期，社会主义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不仅在现实中如此，而且社会主义是对理想信念推断的结果，是对一种竭力趋于完善的、发展中的社会概念的表达。但是，如果在这样一个党派政治时代，我们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因为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它们的胜利将会产生事物最高级和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措施的一切成功都有赖于这样的环境，即引入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环境。社会主义手段的相对增加带来的进步并不能证明，彻底推行社会主义将代表着更大的进步。对于个人主义日趋高涨的时期也一样。个人主义手段的意义取决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这一事实；它们可以被逐渐减少，但彻底地取消它们将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这些后果与先前个人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极为不同。在艺术领域，自然主义和风格主义这两种对立的企图（naturalistisch und stilierend Bestrebungen）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在艺术发展的每一特定时刻，都存在着对现实简单写实与主观的变形两种模式的混合。从现实主义立足点来看，艺术通过客观因素的增长而日臻完美。但是当这种趋势成为艺术品的唯一内容时，日益增长的现实主义兴趣会突然变得淡漠起来，因为这时艺术品已经与现实没什么差别，将失去其作为独立存在物的意义。在另一方面，尽管概括性和理想性因素的提高会在某些时候使艺术更精致，但是它必须达到这么一点，在这一点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理想化的运动理应以一种更纯粹、更完美的形式再现这一关系——完全丧失了，这是剔除了一切个体的偶在性造成的结果。总之，有一些极为重要的过程是以这种模式进行的，一种要素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更大的成功，但如果这种要素彻底地唯我独尊，把对立的要素彻底排除出去，则并不会取得全部的成功。相反，这将使最初的要素丧失其独特之处。在货币内在价值与其纯粹功能的和符号的特性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以一种类似的风格发展；货币的符号特性不断地取代其功能，但是功能的一些特性还必须保留，因为如果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货币的功能和符号特性将会失去其基础和意义。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类比，而且也是生活更深刻意义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以这种外在的相似性表现出来。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允许一种整齐划一的、一边倒的原则在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段时间统辖我们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付构成我们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要素和倾向。但现实的多样性以这种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我们，并重新设计我们的主观努力，把它们和所有那些对立的要素一同构造成为一种经验的存在，这种经验的存在使得理念得以进入现实。这并非意味着对理念的否定；生活适应了这样绝对的努力，以之为其组成的要素，正如物质世界适应了运动，而如果没有任何阻力的话，运动将会有不可想象的结果，而运动只有作为与反作用力的合力的结果，才造就出自然事件的有序世界。如果实际的世界是以这么一种方式构成，即我们的意志专注于永恒之上，只通过被扭曲、被怠慢的方式接触现实的世界，那么，实际生活的结构已经预先确定了理论的结构。在无数的场合，我们关于事物的概念都被打造得如此纯粹和绝对，以至于它们并不反映我们的经验，而只有通过对立的概念的限定和改动才使概念具有了经验的形式。但是，这些概念并不因此就变得糟糕之极了；恰恰是通过这种独一无二的夸张过程——随着这个过程而来的是缩回到概念和格言的构成形式中——与我们的理解保持一致的世界观才会出现。我们的心灵通过一种公式来与事物的同一性建立关系，这个公式并不是借助于对其加以补充和再创造然后直接可以达到的，这种公式在实践中和在理论中一样，是一种原初的过多者、过高者和过于纯粹者。它只有通过约束对立的东西的方式，才能获得现实性辖域与真理辖域的一致性。因此，作为事物之间进行相互价值度量的纯粹表达形式，货币的纯粹概念，也即自身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概念，保留着其存在的完全正当的理由，尽管在历史现实中，此货币概念一直遭受着作为拥有内在价值的、对立的货币概念的贬抑和限制。我们的理智只有通过对纯粹概念的修正才能把握现实，不管纯概念怎样地偏离现实，都因其在对现实的诠释中所行使的职责而具有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