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过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经常提到，理智力量是货币经济这一特殊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力量（seelische Energie/psychic energy），不同于一般被称为情感或情绪的那些心理力量，情感在货币经济尚未渗透的时期和兴趣范围（Interessenprovinz）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这首先是货币作为手段的特性所造成的后果。一切手段本身意味着把现实中的种种关联融入我们的意志过程。正因为我们能把现实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客观图像，这一融合过程才成其为可能，并且，一种能够统观全局的精神思想的确也会在精神上精通从任何起点出发实现任何目的的最佳手段。但是，尽管这种理智（Intellekt）自身包含着尽善尽美的手段，它却还不能把任何一个手段转变成现实，因为要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只有与这一目的相联系，这些现实的力量和关系才能成为手段，而目的本身唯有靠意志行为才能被创造出来。客观世界是没什么目的性的，除非有意志存在；理智世界（Intellektualität/intellectual world）亦然；理智仅仅是对世界内容或完美或不太完美的再现。意志是盲目的，这句话说得很对，但常常被误解。意志的盲目不是像霍德（Hödhr）〔1〕或被戳瞎眼的库克洛普斯（Cyklop）〔2〕一样随意地乱冲乱撞。从理性的价值观来看，意志不会做任何非理性的事；相反，除非意志获得它自身完全没有的某种内容，否则它根本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因为意志不过是诸种心理形式（如存在、义务、希望等等）之一，我们的生活内容就由这些形式构筑而成，意志不过是诸种范畴之一——这些范畴可能通过相应的肌肉反应或神经反应在心理上得到实现——借助这些范畴我们把握到了纯理念的世界内容，从而赋予它们一种我们的实践的意义。意志——它不过是达到一定独立自主程度的形式的名称而已——并未自主地选择任何一种确定的内容，从对世界内容的纯粹意识中，即从理智世界中，同样也绝少能确定任何目标。毋宁说：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哪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的“手段”。无论理智把我们带往何方，我们全得依着它，因为唯有理智才能引领我们穿越事物之间客观的联系。理智是一个中介，通过这一中介，意志（Wollen）调整自己以适应不以意志为转移的（selbständig）存在。如果我们构想一种严格的手段计算（Mittelberechnung/calculation of means）的概念并按照这种概念去做，当我们这样行动时，我们就成了纯粹理论的、完全非实际的存在。意志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系列的思考，就好比是低声部的长音似的，或者说像某个领域的一般前提条件一样，这个前提条件并不插手干预该领域的具体内容与关系，但是它且唯有它让生活和现实涌进了这个领域。
因此，构成了我们的活动内容的手段，其数量之多寡和序列之长短与主观地再现客观世界秩序的理智性（Intellektualität/intellectuality）是成比例发展的。由于任何手段本身都是完全居中无偏向的，所以现实中的一切情感价值都与行动的目的地、行动的关键点（Haltepunkte）息息相关，这个关键点一旦达到，它就不再影响我们的行动，只影响我们心灵的感受能力。我们的实践生活包含越多这样的终点站，与理智功能（Intellektfunktion）处于此消彼长关系中的情感功能（Gefühlsfunktion）就会愈加强烈。屡屡见诸报道的原始初民的情绪冲动和感情用事，或许正是和他们目的序列比较短有关。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没有贯穿连接起各种生活内容，而在较为高级的文明里就是如此，即一种“职业”始终如一地贯穿人的一生。与此相反，原始初民的活动都是由单纯的兴趣序列（Interessenreihen）组成的，只需凭借相对较少的手段就可完全达到其目的。在其中，直接获取食物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因素，但在高级文化里，这种作用却几乎被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多方面联系的目的取代。在原始初民这里，对最终目标的想象和欣赏出现得相对比较频繁，理智性（即对客观关联和对现实的意识）产生作用的次数，比构成最终目的的直接概念及其直接显现的典型情绪的作用要小。即使在中世纪，由于建立的各种手工作坊满足个人需要的生产占主导地位，由于特别是通过教会联系起来的行会的多样性和封闭性，当时比今日有更多的具体方面可以满足目的性行动。现在要达到这样最终的满足需要无限漫长的拐弯抹角的方式和准备时间，特定时刻的目标更多的时候超出那一时刻，甚或超出个体的视野。各种序列由短变长，首先是由货币通过以下方式造成的，货币在本来各不相关的各个序列之上塑造了一种共通的核心兴趣，从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一个序列可以变成另一个实际上毫不相关的序列的准备（比如，某一序列的金钱利润——随即这一整个序列——都被用于服务资助另一系列的基础）。然而，关键在于一个普遍的事实——我们在较早时已经分析过这一事实的出现——即，货币到处都被视为目的，迫使众多真正目的性的事物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但，由于货币自身是无处不在的手段，存在的内容因而就放置于一种无所不包的目的论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存在的要素既没有排第一名的，也没有排最末一位的。再者，由于货币以残酷无情的客观性衡量一切对象，还由于这样来衡量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与各种对象的关系，一张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而成的网就浮现出来了，它近似于按自然规律而行的宇宙，连续不断地聚合在一起，遵奉严格的因果关系。无孔不入的金钱价值把这张网连缀在一起，一如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的能量把自然界连结在一起。能量像货币一样似乎有数不清的千百种形式，但是能量借助其基本本质的统一性及其把任意一种具体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性，使各种形式相互关联起来，使所有形式都互为条件。在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中，任何偏重情感的解释都已经销声匿迹，被一种客观理智的解释取代，与此类似的是，我们生活世界里的对象及其联系，由于它们组成了日益相互交织的系列，也把情感的介入排除在外。情感沦为智力（Intelligenz/intelligence）的对象，只出现在目的论的终点站。生活的组成部分日渐转变为手段，以前在各自自足的目标结束的各个序列现在相互结合成一个由相对要素组成的综合体，这些不单是对自然的因果关系不断增多的认识，以及自然的绝对成分转变为相对成分在实际生活里的对应物。不如说，由于手段的整个结构——就我们目前的观察而言——打一开始就看得出来是一种因果关系，所以现实世界对理智力量来说也越来越成了一个问题；更确切地说，可理解的行为内容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成了推算得出的理性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把带有感情的强烈反应和决定——它们只附着在生活的转折点和终极目标上——排除在外。
生活风格之无特性和客观性
理智的意义和货币之于生活的意义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确定了此二者均占优势的那些时代和兴趣范围的特征，并且首先是以否定的方式确定的：即特性的某种缺乏。如果说特性从来就意味着人或物确定地处于某种排斥任何他者、区别于任何他者的个别存在方式（Daseinsart），那么我们可以说，理智是绝不受这些因素的左右的。因为，理智是不偏不倚地反映现实的镜子，在现实中各个部分均享受同等的权利，它们的权利就在它们的现实存在（Wirklichsein）之中。人的理智性的特征自然各不相同，但严格地讲这些特征要么只是程度不同——或深或浅，或宽或窄——要么是由于添加了其他心理力量、情感或意志，而有所区别的。作为纯概念的理智是绝对无特性的，这并不是说它缺乏某些必需的性质，而是由于它的存在彻底脱离了有选择的片面性，正是片面性决定了特性。在货币中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无特性。货币本身是对事物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对任何人的用处都一样，因此，在金钱交易中人人的价值相等，这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由于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但是，理智和货币的无特性超出了这层纯否定的含义。我们要求——也许这样并不总是恰当的——万事万物都具有明确的特性，为此我们埋怨纯粹的理论家，他们由于理解一切东西所以总是宽恕一切：这一客观性的确适合上帝，但对人却不适合，因为这样明显会将他置于一种既违背他的本性又违反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的矛盾之中。因此我们也抱怨货币经济：它以其核心价值充当一种完全百依百顺的工具，为最卑鄙的阴谋诡计服务；尽管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这也于事无补。相反，这明显说明了一系列的金钱操作与我们的高级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纯属偶然，用这一个来衡量那一个毫无意义。现代情感生活的特征显得尤其平淡无奇（Abflachung），这和以前时代的人所表现的强烈粗犷截然不同；天性和地位千差万别的芸芸众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在理智上相互理解——而在过去的时代，甚至像但丁这样智力超群、专注于理论思考的人物也告诉我们，应该用刀子而不是用论据来回答某些论敌；调和之风产生于漠不关心地面对我们内在生活的基本问题，这种调和趋势的最高层次是灵魂拯救，而且理性无力解决；这样的趋势一直上升到尤其受自由主义圈子青睐的、作为唯智论和金钱交易的历史代表的世界和平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无特性这一否定性特征造就的正面后果。这种无特性的特征反而变成了达到顶点的金钱交易方面职业活动的特色风格。现代大城市里充斥着大量既无客观形式也无工作确定性的职业，例如某些行业的代理人和经纪人，以及大城市里所有以不确定的谋生形式生活的，依靠各式各样碰运气的赚钱机会而生存。对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而言，经济生活——也就是他们的一系列目的所编织的网——除了赚钱之外再无任何明确的内容。货币这个绝对不固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固定点，他们的活动围绕着货币在无限制的领域里摆动摇晃。这是一种特殊的“不熟练（unqualifiziert）工作”，通常所说的不熟练工作与之相比仍旧是高度纯熟的。后者的本质无非是纯体力劳动，其中耗费的劳动量完全比表现这种劳动的形式更重要。但是，这种类型的工作，即使在最低级的工人中，仍保留了专业的特色，若没有它，最近英国要把这样的工人组织成工会的尝试就将是不可能的。那些追求各色各样机会赚钱的人，他们的生活缺乏任何的先验确定性，其缺乏的程度远甚于银行家，对银行家而言货币不仅是最终目标，也是其工作的原材料，货币同样可以产生出特定的已规定妥当的方向、特殊的兴趣，以及某种专门职业特性的特征。但是在那些成问题的谋生方式中，通向货币这个最终目标的路线偏离了一切实际的统一或联系。金钱目的对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兴趣造成的那种消除差别的过程（Nivellement/leveling process）在这里只是遭到最微弱的抵抗，确定性和色彩——它们通过个人的经济活动来影响个体——销声匿迹了。显然，这样的谋生方式只有在禀有一种高超的理智性之际才会获得成功，甚至才成为可能。可以把理智性的这种形式称作“精明”，它意味着聪明挣脱了从任何事物或理念的规范而来的决断，绝对地服从相关的个人利益。如人们所想，离乡背井的人尤其愿意做这些“职业”，它们没有“职业生存方式（Berufensein）”，也就是说个人与其生活内容之间缺乏固定的观念的维系，同样他们也被怀疑有不可靠之嫌。在印度，代理人或经纪人有时甚至成了“靠欺骗同类为生的人”的代名词。这些在大城市生存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赚钱，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一般性的理智，因为专业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些人组成了那一类不稳定的人的主要代表（Hauptkontingent），这类人很难被正确地加以约束和“定位”，因为他们的灵活性和多面手才能似乎使他们摆脱了被束缚于任何环境之下的可能。货币与理智性拥有非预先确定性（Unpräjudiziertheit）和无特性的一般特征，这是以上这些现象的前提条件，它们唯有在这两种因素共存的地方才能得到发展。
理智与货币的双重角色：关于二者超个体的内容
现代经济的冲突丝毫不讲怜悯，其冲突之强烈和货币经济的这些属性截然相反，构成了对立，因为人们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兴趣，从而把这些经济冲突释放了出来。这一现象不仅是因为，经济的冲突发生在一个客观领域中，在该领域中个人的重要性不是取决于他的性格，而取决于他体现着的一种确定的实际的经济潜能，在该领域里，今天殊死对抗的竞争者明天就可能是同业联盟盟友。而且最重要的是，某一领域内设立的各种规则虽然仍旧会受到在该领域之外被认为有效的那些规定的影响，但却与那些规定彻底不同。比方说，一种宗教对内可能在其教徒和教义范围里宣讲和平的福音，但对异教徒和相邻的生活势力（Lebensmächten）却非常好斗凶残；同理亦然，一个人可能会被跟他自己的生活内容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感情和思想所激发，因为它们能提供他所不具备的东西；一种艺术思潮按其自身信念和艺术观念来看是十足自然主义的，直接联系自然，旨在单纯地再现自然，然而这样忠实地献身于现实的表象以及反映现实的艺术努力却代表了生活体系——与其他组成生活的要素相比的话——中一种绝对理想的要素，远远超越了一切自然主义式的现实。正如理论逻辑论争上的尖锐对立并不妨碍理智性固有的调和原则——因为一旦争论从情绪的对峙，或意志的对立，或无法证明只有基于感情认可的公理的对峙，转移到了理性讨论，在原则上争端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同样地货币经济中利益的冲突也很少动摇它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它使争端的双方超越了真正的个人因素，并最终提供了互相理解的基础。诚然，以纯理性主义的方式对待人和事物显得有点冷漠无情，但它不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因素（Impuls），而仅是纯粹的逻辑产生的结果，纯粹的逻辑跟关心、善意和温柔的感情不相干。出于这一原因，单单对金钱感兴趣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谴责他残忍无情，在他看来自己的行为符合逻辑和纯粹的客观性，没有任何坏念头。但需要切记的是，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作为经济活动形式的货币，出于其他各式各样实质性的动机，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可能会有彻底不一致的特征。生活——不考虑理智性加剧冲突和货币经济强化矛盾所带来的其他任何后果——不再取决于特性的规定性（Charakterbestimmtheit），人们也许会称这一事实为生活风格之客观性。这不是附加给智力的特征，而恰恰就是智力自身的本质。智力是人唯一可把握的方式，可以不凭借主观的任意武断来理解人与事物的关系。即便我们假设整个客观现实都是由我们的思想功能所决定，我们仍旧把思维功能等同于智力，通过这些功能，现实对我们来说仿佛才是客观的——就该词的专门意义而言——而不顾智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其他力量激活，受其他力量所指引。这种相互关系最突出的例子是斯宾诺莎，在他的哲学里我们看到一种对世界最客观的态度，它要求内心的每一个单独行为都自然和谐地延续普遍存在之必然性，绝对不允许个体的反复无常破坏世界统一的逻辑数学结构。这种世界观及其规则所承担的功能就是纯理智的功能；这种世界观本身也是主观地建立在对事物的单纯理解上，对事物的理解足以完成世界观的要求。然而，这种理智性本身的基础是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是一种对事物根基的全然超理论的关系，而事物的根基从来未曾介入完整自主的理智过程的具体细节中。总体而言，印度民族表现出类似的混合关系。据说从古至今在交战的印度国家军队之间农民都可以安然地耕自己的田，不受任何敌对一方的干扰，因为农民是“朋友和仇敌共同的施主（Wohltäter）”。很显然这是以客观态度处理实际事件的一种极端的克制（Maβ）：那些仿佛自然而然的主观冲动被彻底根除了，而有利于只考虑事件的实际意义的实践行为。区分人的行为的是对客观利弊的考虑，而非个人的一时冲动。但印度这个民族也是十足理性化的（intellektualistisch）：在明晰的逻辑中，在深奥地阐释世界的沉思冥想中，甚至在其最宏伟的幻想和最高的伦理理想所体现的一丝不苟的理性中，印度在古代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这正如印度在温情脉脉的情感方面、在意志力方面又不如诸多民族。这个民族变成了世界进程中一个纯粹的看客，一个按逻辑行事的设计师，但它之所以这样最终取决于情感的决断，取决于遭受巨大的痛苦，从中演变出对宇宙必然性的一种形而上-宗教的感受，因为个体无法应付这种痛苦，无论是在情感领域里，还是化痛苦为一种充满力量的生命实践里。
生活状态里的这种客观性，它本身也是生活状态与货币的关系产生的后果。在前文我已经指出了，贸易表现出生活状态摆脱了原始时期的人那种相差无几的主体性。在非洲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清楚，除了抢掠和赠礼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产权变更方式。但是，正如对比较先进文化的人而言，客观利益既伴有利己和利他主义——令人遗憾的是，伦理学至今把人的动机限制在这两类选择中——的主观主义冲动，又超越了这两种冲动，正如为客观利益奉献、负责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毫不相干，只涉及实际的利弊和理念，所以，交换依据客观正确性和公正的标准演变出一种产权变更，它既超越了抢掠的利己主义冲动，也不同于赠礼的利他主义冲动。但是，货币在单纯的变更（Abgelöstheit）和独立的化身中似乎表现了交换活动之客观性的重大意义，既然货币没有那些被交换的个别物体的一切具体性质，因而在本质上货币与任何主观经济因素的关系都一视同仁。同样，理论规律代表的是自然存在物的客观性，相对于客观性而言，每一种个别情况仿佛都是偶然发生的，对应的是人的主观性。千差万别的人和货币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关系，这一点依然证明货币超然独立于任何主观特殊性之外。货币与其他主要的历史作用力共同分有这种性质，这些历史作用力就像一望无际的湖泊，人们可以视手边容器尺寸的大小，从湖泊的任何一边汲取容器足以盛装的水。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性——客观性原先仅仅是由主体力量提供的物质的一种构形（Formung），但最终它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形式和规范——在纯粹的货币经济利益里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被出售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归入出价最高的买家名下，不管他是谁，从事什么工作。在其他等价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出于荣誉、役务、感激等原因放弃一件财产时，那么接受财产者的特性也要被考虑进去。相反，但凡我是用钱买东西，我无论从何处买到我想要的、物值其所的东西都无关痛痒。但是，当一个人用于交换的价码是一项役务，或者是涉及内在或外在关系的个人义务时，他会审慎地检查与之打交道的人，因为我们不想把随便哪个东西（Beliebigen）交给任何一个人，除了钱。银行结算单注明了对持票人“无须身份验证”即可付款，这典型地体现了处理金融交易事务上绝对的客观性。在金钱事务方面，有一个比印度民族更情绪化得多的民族出现了和印度的农民免遭战争干扰相似的情况：一些印第安人的部落允许商人在和他本族交战的部落中自由来往！货币把人的行为和关系完全置于主体的人之外，正如精神生活——就其是纯理智的而言——离开了个人主观性，进入唯一由它反映的客观性范畴中。显而易见，这暗示了一种优势关系。一如有钱的人比占有商品的人更有优势，因此，像这样理智的人就有一定的力量凌驾于多愁善感、爱冲动的人之上。无论后一种人作为一个完全意义的人来说是多么有价值，无论其决断力可能远远胜过理智的人，他却比前者更片面、更容易受影响、更抱有先入之见和偏见。他不像纯理性的人那样高瞻远瞩，敢于运用一切可能的实际手段。货币与理智性正是凭借其客观性，才对一切特殊的生活内容构成了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促使孔德在其乌托邦国家中把银行家置于世俗政府之首，因为银行家是具有最普遍、最抽象职能的阶级。在中世纪的行会中已经可以辨认出这种相互关系，当时行会的司库同时是行会会长。
理智与货币的双重角色：关于二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功能
对理智性与货币经济之相互关系——建立在二者共有的客观性和特性之无规定性（charakterologische Unbestimmtheit）基础上——的解释可能会遇到一种十分明显的相反情况。理智的内容里除了固有的不涉个人的（unpersönlich）客观性，在理智和个体性以及个人主义的整体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亲密的关系。无论货币这一方怎么把行为的主观冲动模式转化成超越个人的客观标准模式，货币依然是经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温床。在这里我们显然面对的是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和复杂性，必须一清二楚地区分它们，才能理解它们标识出的生活风格。一旦把理智与货币的内容、它们本质的客观内容与它们的功能，也即是说它们的用处区分开来，理智与货币扮演的双重角色就为人所了解了。就其内容而言，理智具有一种消除差别的，几乎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特征；首先其根本内容就是，理智可以普遍传递，若以理智内容的正确性为前提，则每一个受到充分教育的头脑就会确信其内容，然而在意志和情感领域里绝没有与此类似的情况。在理智当中，每一次相同的内心状态的传递都取决于既定的（mitgebrachten）的个体精神状态，它有条件地屈从于任何一种强迫力量。相对于意志和情感，要给公众传播相同的信念，就没有类似这样的、至少在原则上可供理智驱使的证据。理智独有的可习得性意味着每个人都和他人一样处于同一水准。此外，如果排除十分偶然的复杂情形，理性的内容不具备从嫉妒而来的排他性，而这在实际生活内容中司空见惯。某些情感，例如某个“你”、“我”之间涉及隐私的私人关系，要是也可以让其他人分享的话，将彻底失去其意义和价值。对某些意志目标同样非常根本的是，要把他人从中排挤出去，他们既不可以追求也不可以达到这些目标。但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恰当地指出，理论上的观念就像火炬，它的光芒并不会因为点燃了无数其他火炬而变得暗淡。由于理论概念潜在的无边无际的传播对自身意义毫发无损，它们就比其他任何生活内容更排斥私有权。理论的观念最终通过一种固定方式呈现出来，在理论内容的吸收方面，这一方式从原则上不接受一切个人的偶然性。我们绝不可能以这样一种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方式记录下感情的活动和意志的力量，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回到它们那里去，并利用其客观结构不断再创造出类似的内在过程。相反，只有在理智的内容中，我们借助语言——它通过概念及其逻辑关系而行——才拥有了一种适合的、相对摆脱了个人喜好的手段。(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一旦现实的历史力量开始给理智内容的抽象客观性和可能性开掘渠道，理性的意义就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首先，恰恰是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及其随之而来的强迫性和不可抗拒性，使得理智成为代表知识的突出且强有力的武器。不容易受影响的人可以抵抗一种占优势的意志，但是若要躲避某种占优势的逻辑，他们只能倔强地说“我不想”，这就暗示他承认自己处于劣势。此外，人们每天为生计财产进行的较量是由耍聪明的手段决定的，纵然他们之间的重大决策产生于超理智的力量。高级理智的力量恰恰取决于它的共产主义特征的品质：因为理智的内容是普遍有效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效用，得到公认。所以，个体理智天赋的纯粹数量比任何更个体化的财产赋予了人一种更加绝对的优势，原因在于，由于个体的财产具有个体性，不能被普遍使用，或不能在现实世界的每个地方找到自身的统治地盘。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正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个体差异才能充分发展、得到利用。正因为人与人关系的纯理智概念和结构——无视意志和情感强调的非理性——不承认个体之间先验存在的（a priori）差别，所以也很少有理由去缩小实际存在的（a posteriori）差异，缩小这种差异随后却可能做到，一如通常借助于社会责任感、爱感、怜悯感缩小个体间的差异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如同不偏不倚的货币一样，它近似于社会主义的生活构想——既追随近代利己主义，也拥护肆无忌惮贯彻的个体性主张。根据通行的不太深奥的观点，自我在实践和理论上均是人显而易见的基础和必然的首要兴趣所在。任何无私的动机看起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似乎是事后人为灌输的。结果只有以自我利益为转移的行为被认为是真正彻底“合乎逻辑”的行为。一切献身和自我牺牲的行为仿佛都来源于感情和意志的非理性力量，使得纯理性的人不无嘲讽地把这种行为看作不太聪明的证据，或者谴责它们是伪装的利己主义。这当然是误解，因为利己的意志与利他的意志同样是一种意志，利己的意志同样也很少能从纯理性主义的思维中萃取出来。相反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理性的思维只能给利已或利他的意志提供手段，它对于任何一种意志选择并实现的实际目标是全然无所谓的。既然纯粹的理智性与现实的利己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仍旧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它或许有某些现实基础，即便不是基于所谓直接的逻辑，也是基于某种间接的心理方式。但不仅真正伦理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而且社会上的个人主义看起来都仿佛是理性必然的相关物。任何超越了个别组成部分、营造出一种新的生活统一体的集体主义对冷静的理智性而言都似乎包含着某种无法参透的神秘因素，因此这样的集体主义不能被还原成个别要素的简单总和，这正如一个有机体（Organismus）的生命统一体一样，理智性也不能把它理解为由部分组合而成的机械结构（Mechanismus）。故而，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它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展至顶点——紧密相连的是一种严格的个人主义，唯有从赫尔德（Herder）〔3〕开始发展到浪漫派的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公开承认生命情感超越个人的潜力，因而它也承认超个体的集体性，把它视为统一体和历史现实。理智性内容的普遍有效性对每个人的理智都能起作用，从而使社会原子化（Atomisierung）。借助理智性，并从理智的立场来看，每个人似乎都作为一个包含在社会里的自足的组成部分出现在每个他人身旁，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没有以任何方式分化为具体的普遍性，只有在具体的普遍性里，个体的人才能与他人结合构建一个统一体。最后是理论知识内在的可接近性和反思性——它根本不能拒绝任何人，而某些感情和意志却能——产生了直接抵消其实践结果的后果。首先恰恰因为理论知识是普遍可以接近的，所以跟个人能力无关的要素决定了对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这致使最愚钝的“受教育者”面对最聪明的无产者也有了巨大的优势。教育资源在表面上的平等，即资源出现在每个想得到它的人面前，在现实中却成了辛辣的嘲讽。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符合自由主义学说的其他自由中，虽然它们的确不会阻挠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自由地获取各种各样的利益，然而却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只有那些已经以某种方式拥有特权的人才有机会获得利益。正因为教育内容——尽管它是普遍可获得的，或者，由于它是普遍可获得的——最终只能通过个体活动才能获得，所以它产生了最难以触动因而也最牢不可破的贵族统治，产生了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要消除这种区分既不能像取消社会经济差异那样靠一条法令或一次革命，也不能靠有关人员的良好意愿。耶稣可能教诲过家境富裕的年轻信徒，“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但他没说过“把你的教育送给下等人。”没有哪种优势条件像教育优势一样，让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感到如此受到蔑视，在这种优势面前他们感到如此困顿无助。出于这一原因，想要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各种努力经常采用变化多端的形式表现出对理智教育不屑一顾：从佛陀，犬儒学派（Zynikern）〔4〕，基督教中的特定流派，直到罗伯斯庇尔主张的“nous n'avons pas besoin de savants[我们不需要学者]”，无不如此。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用语言和写作把知识固定下来——抽象地看，这是知识的共产主义本质的表现形式——使知识的积累，尤其是知识的集中成为可能，因此就这方面而言，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可获得的教育资源越多越集中，天资聪颖或者衣食无忧的人就越是有更多机会在大众之中鹤立鸡群。正如无产者在今日可以坐拥许多以前享受不到的舒适生活和文化陶冶，但同时——尤其是我们回溯几个世纪、几千年以来的情形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上等阶层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沟壑确实愈变愈深，因此同样的，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绝对没有产生一种普遍的平等，而是产生了相反结果。
我详尽地分析这个现象，是因为理智性概念呈现出来的意义上的对立，在货币那里有与之非常类似的情形。理解货币本质不仅可以通过货币与理智性的相互作用——它给予二者一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且或许可以通过它们发展过程的类似性表现出的一条更深入的共同原则，也许还涉及历史要素的基本特性或倾向，这些特性或倾向构成了历史要素的形式，从而塑造其风格。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论述了，货币依据其普遍可获得性和客观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成长，同样，货币一成不变的统一性（Immer-und Allgleichheit），以及它在本质上的共产主义特点致使任何一种量的差异变成质的不同。货币权力的这一扩张使得其他任何文化因素都无法望其项背，并且这种扩张给予最势不两立的生活发展趋势以平等权利。在这里，货币权力的扩张表现为对纯形式性的文化力量（Kulturenergie）的凝聚，这种文化力量可以被附加到任何一种内容中去，从而使内容按自己的方向得以加强，产生越来越纯粹的表现。因此，我主张只强调货币与理智性在内容上的一些特定的类似之处，大意就是货币抽象客观的本质之非个人性（Unpersönlichkeit）和普遍有效性——只要涉及货币的功能和使用——支持利己主义和分化。反映在利己主义中的理性的、按逻辑办事的特点也黏附在丝毫无所顾忌地剥夺占有金钱的行为上。在以前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较之其他的财产形式，货币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并非指任何具体的使用，因此也意味着对货币的使用可以毫无阻碍，使用货币不会产生比使用其他形式的财产更陌生、更困难的感觉。货币完全适合任何一种用途，其性质与真实物体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货币没有起任何特别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故而货币类似于逻辑的形式，逻辑形式对任何特殊的内容均一视同仁，不管这些内容如何发展或结合。所以，对于客观上最荒谬、最有害的内容和最富有价值的内容，逻辑形式均给予了同等机会准确无误地表述它们。此外，货币与法律体系也很类似，法律常常极度缺乏保护措施来防止严重的不公正假借形式上无懈可击的公正之名而行。充分利用金钱之威力的无限可能性不仅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好像这样做也具有逻辑和概念上的必要性。既然货币的内部既无方向指引，也没有阻碍，随之而来的就是最强烈的主观冲动，在一切金钱事务中这种冲动就是利己主义的冲动。那种禁忌的观念，如某些钱“被血玷污”，或某些钱受到诅咒，都是情绪化的产物，当货币越来越不偏不倚的时候——即货币越来越只是纯粹的钱——这种观念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货币纯负面的规定性——即货币的使用不像别的财产形式，也绝不会受到事实或伦理想法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一种完全积极的、无所忌惮的态度。货币的灵活机动是由于它超然于特殊的利益、根源和关系之外，这种灵活性产生的必然逻辑结果就是，货币统辖的那些生活范围不再给我们什么束缚。绝对客观性——它来源于对一切片面的客观性的取缔——帮利己主义把一切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如纯粹的理智性为它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个推动力在逻辑上最简单，唾手可得，所以纯形式性的、无区别的诸种生活力量在货币中达到了首要的，似乎是自然的、心心相印的满足。
货币与法律、逻辑之理性主义的关系
如我上文所述，一般的法律形式以及理智性和金钱交易，都不考虑实际上、道德上最不公正的内容，而且形式与真正的内容之间的这种分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里达到了巅峰。法律、理智性与货币这三者的特征均是对个体的特性完全无动于衷；它们都是从生活潮流的具体整体性中提取出一个抽象普遍的要素，该要素根据自己独立的准则发展，并介入那个存在着利益的整体中，依照自己来规定该整体。因为这三者对内容（本质上它们对内容漠不关心）的形式和方向予以严格地规定，它们就必然把那些形式与内容间的矛盾注入我们这里讨论的生活总体性当中。无论在任何地方，当平等紧密接触到人与人关系的形式基础，平等作为手段就最尖锐地、最影响深远地表现出个体的不平等。通过遵守形式上的平等造成的局限性，利己主义就无须再担心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了。利己主义在形式上平等的普遍有效性中拥有了一件武器，它可以为任何人所用，也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人。法律平等的形式就是和理智性以及货币共同分有的典型形式：它们普遍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它们潜在的共产主义特征——共产主义为每个人，上等人、下等人以及地位相等的人，消除了与财产类别划分有关的地位上先天存在的特定障碍。只要土地财产和专门职业还掌握在某些阶级的手里，他们就会迫使较低阶层的人承担某些义务，团结同等阶层的其他人，以及一清二楚地限制外人的野心。但，“开明的”理性主义没有理由把这些做法再保持下去，只要每一种财产都可以转化为一种价值，在原则上就不能阻止任何人无休止地追求财产。当然，这并没有回答在历史进程中利己主义的总量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
最后，我想提到一种最有特点的事实，即理智成果的积累赋予了那些被理智宠爱有加的人过度的、飞速增长的领先地位，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货币经济关系的结构，货币产生利润和收益的方式是这样的：当货币超出一定的数量以后，它的所有者不必做出相应的劳动，货币也会成倍增值。与此相似的是文化世界中知识的结构，当知识的发展越过了某个点以后，它所要求的个体自己获取的知识就越来越少，因为认知内容是以越来越浓缩的、超出了一定水平的集中的方式提供给个体的。在教育的最高阶段，向前迈出的每一步所需的努力都比较低阶段时少，且同时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正如货币的客观性允许最终相对不受个人能力限制的“劳动”存在，越积越多的利润自动地以越来越大的比例聚拢起更多的钱，所以，知识的客观化，智力成果与产生成果的过程的分离，促使这些成果以一种浓缩的抽象形式积累起来，因此假如我们站得够高，就可以把知识像果子一样摘下来，果子的成熟无须我们多费神。
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赞同普遍平等的发展趋势最毅然决然地拒绝货币，纵使货币在本质上、在概念的规定性上是一种绝对民主的、平均化的、排除了任何特殊的个人关系的社会形式。而我们考察理智性时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其原因也如出一辙。逻辑-内容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社会-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分裂到两个范畴里。在此之外的其他范畴中，这两种普遍性经常充分地吻合在一起。例如，据说——不管这是不是一个详尽无遗的定义——艺术的本质是在其内容中再现现象的一般典型特征，由此诉诸常驻在我们心中的典型的人类情感，艺术对主体的接受提出的原则性要求是基于艺术对象排除了一切偶然的、个别的因素。与此类似，根据宗教的概念，宗教的诸形式超越了一切世俗的特殊性，到达了绝对普遍的水平，由此宗教就确立了一种对所有个体而言最共通的关系，一种把个体在人类世界中合为一体的关系。通过宗教内容包罗万有的统一性（All-Einheit），宗教形式把我们从纯个体的属性中解放出来，把这些属性向后追溯，归结为所有人性的共同根源里的那些基本特征。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正是如此。可以在逻辑上推而广之，又不会自相矛盾的行为模式就是每个人的道德法则，不管他的身份如何。在这里起作用的标准是，一个人可以把实践准则设想为自然法则，它在概念上的、客观的普遍性确立起对所有主体的普遍性，对他们而言它就变成了一个道德律令。与这些形式截然相反的是，现代生活在其他领域似乎加强了客观-内容的普遍性和实践-个人的普遍性之间的紧张。某些生活要素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内容普遍性，对数量日益增加的生活细节和关系来说，它们变得愈加紧要，它们的概念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现实越来越多的组成部分。比方说法律、理智性的过程和结果、货币都是如此。伴随着这种现象的是：这些生活要素使生活形态在主观上的分化愈加突出，利用它们无所不包的重要意义为利己主义的实践服务，以及在这种平均化的材料基础上全面发展个人差异，因为这种材料是普遍可获得和有效的，因此它对任何个人意志均来者不拒。在很多方面形成现代生活风格之特征的是内心的紊乱和隐秘的自我矛盾之感，这些感觉部分地基于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这两者即是这些生活领域的实际内容和客观意义，与它们在普遍性和平等性方面的个人使用和发展。
现代的算计特征
我想提到现代生活风格——它的理性主义特点清楚地显示了货币影响的痕迹——的最后一个特征。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算计（rechnende/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问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中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康德相信，自然学说（Naturlehre）真正达到科学的程度就是数学被应用到其中的程度。并非只有物质世界才必须由计量和盘算的思想方式来把握；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一样希望用乐与悲相互抵消来确立生活价值，其理念就是计算欢乐与痛苦的数量。经常以多数人投票表决来决定公众生活是同一种发展倾向的表现。凭借着其他拥有平等权利（而非高级权利）的人持有不同意见这一点，就要让个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这样的现象并不像今天我们看起来那么自然而然。这在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中是闻所未闻的：无论是谁不同意部落的决议，就可以不受其约束。在易洛魁人（Irokesen）〔5〕的氏族会议中，延续到16世纪的阿拉贡地区（Aragon）〔6〕议会中，在波兰国会和其他社会的国会中，都没有以多数票否决的情况存在；没有一致通过的决议并不生效。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原则表明，个人选票的绝对价值或质的价值被化约成一种纯数量意义的单位。在这种计算方法中，没有详细界定的单位在数字上的多或寡表达了这个群体的内在事实，并指引着它的外在事实，这一计算方法的结果或前提就是民主式的平均化，每个人均被计算为1，没有任何人被计算成多于1。现代的这种计量、掂量和精打细算的精确性是其唯理智论最纯粹的反映，然而以抽象的平等为基础的唯理智论也支持诸种因素的利己主义欲望：语言以精细的本能判断力把一个“算计的”人直接理解为在自私自利意义上“算计”得失的人。正如在使用“合理的”或“理性的”这样的词的时候一样，因此此处“算计”这个概念表面上是全然中立的形式主义，却可从中看出一种充满了确定的、片面的内容的气质倾向（Disposition）。
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易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有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所进行的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通过金钱对价值的斤斤计较，我们学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了越来越高的精确度和越来越明确的界限。当我们认为某些事物与其他事物有直接关系时，也就是它们不能被简化成货币这个公分母时，就会有很多去尾存整（Abrundung）的做法，并以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进行对比。生活中经济关系的准确、精密、严格——自然会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与金钱事务的扩张携手并进，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中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裨益。唯有货币经济才给实践生活，或许甚至还有理论生活，带来了数字计算的理念。从这个作用来看，货币体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般经济领域的强化和升华。在英格兰人与他们的国王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尤其在13世纪和14世纪英格兰人从国王那里买到了各色各样的权利和自由。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这种方式可以从实际上解决那些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国王有权利当上他的臣民的统治者，人民则有权利成为这个王国——国王是其人格化体现——的自由民，有权构成各个社会阶层。纵然在原则上确定二者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极其困难，但是一旦把它简化成买卖问题，在实践中就简单易行多了。”这说明，一旦实际生活因素的某种质的关系被当作生意往来的一部分来看待其意义，它就获得了一种精确性，以及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在具有质的差异的现象中直接表现这种精确性和确定的可能性是行不通的。然而，这样的过程还并不是非需要货币不可，因为这种交易常常通过实物付款的方式进行，比如用羊毛。但不言而喻的是，商业贸易对价值和需求的精确性所做的贡献，可以由货币更加清楚明白、准确无误地达成。在这方面，人们也许可以说，在整体上货币交易与商业贸易的关系就好比货币与交换之前存在的确定性的关系或者事物间的关联的关系一样。货币表达出的仿佛是商务处理中纯粹商业的内容，正如逻辑表现的是可理解的事物的可理解性（Begreiflichkeit/comprehensibility）。当代表了事物内在价值的抽象形式具有算术般的精确形式，并因而具有绝对的理性确定性，那么抽象形式的特点一定会反射到物体身上去。如果一个时期的艺术确实逐渐确定了我们观看自然的方式，如果艺术家在现实中自发而主动抽取的东西给我们的意识构成了非常直接的感觉图像，那么凌驾于质的现实之上的货币关系的上层结构也将根据其形式愈加根本地决定现实的内在形象（innere Bild）。货币精打细算的本性使生活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浸透了一种精确性，一种判定相等和不等的可靠性，一种商定和约定的毫不含糊性，这正如怀表的普遍使用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种相似的结果。一如货币确定了抽象价值，时钟确定了抽象时间，这为最细节、最确定的事务划分和权衡提供了某种模式（Schema），这一模式为接受了它的生活内容（起码为生活内容在实践和外部的管理）赋予了某种透明度和可计算性，若非如此则无法达到这种透明度和可计算性。算计的理智性就体现在这些形式中，反过来它也许会从这些形式中衍生出部分力量以掌控现代生活。所有这些关系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反面情况的存在，某些思想家激烈地、充满敌意地反对以经济学阐释人类事务：如歌德、卡莱尔（Carlyle）〔7〕和尼采，一方面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唯理智论，另一方面他们坚决地驳斥对自然进行数学计算式的精确解释，而我们认为这样的自然观是货币制度在理论上的对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