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三节

自我与诸事物间距离的变化——生活风格差异之表现

我们极少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对灵魂过程的观念具有纯粹的象征意义。原始的生活需求迫使我们把触摸得到的外部世界当作第一个注意到的客体加以考虑。这些概念首先是对于世界的内容和关联而言有效，我们通过概念来构想一种在观察的主体之外的、察觉不到的存在。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客体类型，任何观念要成为我们的客体的话就必须符合客体类型的形式。这一要求指向的是灵魂本身，灵魂变成了它自己观察的对象。然而，首先确实是对“你”的观察才是公共生活和个体保持自我最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既然我们永远也不能直接观察到他人的灵魂，既然我们的一切知觉只不过就是外在的感觉印象而已，因此一切心理认识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灵魂所感觉到的意识过程的阐释说明罢了。当我们面对事物产生感官印象时就把这样一种阐释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即便这种传递兴趣似乎太过于集中在其目标（Zielpunkt）上，而没有对其起点（Ausgangspunkt）作出解释。灵魂若要成为它自身理解的客体，只有借助空间过程的图像才有可能。当我们谈论着种种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谈论着观念上升为意识和沉没到意识阈限（Schwelle des Bewuβtsein/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之下，谈论着内在的嗜好和禁忌，谈论着欣喜和沮丧的心情之际，这些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表现，其中任何一个都清清楚楚地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我们或许笃定，支配人的灵魂生活的规律与统辖外在机构的规则有着天壤之别，主要的原因是灵魂的单个元素缺乏清晰的界限和可靠的可辨认性。但我们不知疲倦地把这些“观念”当作一种本质，一种参与到连接与分割、上升和降落的机械关联中的本质。故而我们确信——且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依据直观过程的类型对灵魂的阐释体现了现实的内在意义，正如对天文学家而言，他写下的运算公式成功地表现了星球的运动轨迹，所以其运算结果再现的天文图景可以被真实的力量导致的后果所验证。

这一关系的相反方向也同样有效，即根据我们的内心生活内容来阐释外部事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前者只是一套世界观，而是认为，一旦某个相对外在的现象面对某个在某种认识论基础上的、相对内在的现象时，这个内在现象的用处就是把外部现象构筑成可理解的一幅图像。故而，由于整体意义上的对象是由其全部性质实现的，所以对象只有屈从于我们的自我的统一形式之下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来，我们就从根本上体验到了大量的规定性和命运是怎样附属于一个固定的统一体的。如常言所道，外部事物的能力和因果关系也无不如此：我们把生理-心理上的紧张感、冲动感、有意志行为的感觉投射到对象身上，并且当我们把这些阐释性范畴安置于对象的直接可感知性背后时，我们就依照自己内在性的感觉经验在对象身上认清了我们自己的方向。或许，这就是一旦某个人挖开了一个低于内在现象的最初象征物的、更深层的实体般的东西时，他就跟彼此对立的相互关系不期而遇。假设我们把一个灵魂的过程描述为种种观念的关联，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靠的是空间的范畴；但也许这种关联范畴本身是在一种纯粹内在的、绝非直观的过程中获得其含义和意义的。我们所谓的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就是不管以什么方式统一起来，彼此共存，实际上是在外部世界里总是保持着相互毗邻的状态，而对这里的关联性存在我们的意思是指单单从我们的内心向外投射到对象上的某种东西，是外界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某种东西，即我们对它无以名状、无法直接表达的那种东西的象征。所以这里存在的是一种相对主义，一种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之间无始无终的过程：在此过程里，一个东西是另一个的象征，为其带来可设想性（Vorstellbarkeit）和可表现性（Darstellbarkeit），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第一，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第二，它们彼此依赖成为统一体——即由此而实现的我们的存在。

灵魂和肉体的存在内容越是向这种相互象征化的阐释敞开，它们就越简单。在这个简单的关联过程中，我们对观念的融合、观念的再现可以坚持一种普遍的形式合法性的理想，这一理想要求给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规定相似的关联，因而使其中一个世界恰当地表现另一个世界。对那些较为复杂、与众不同的灵魂形式而言，要按照空间上栩栩如生的类似物来描述它们显得愈发困难；这越来越取决于是否能适用众多的情况，为的是不要显得太武断随意，而是要和灵魂的现实性保持一种安全可靠的（尽管只是象征性的）关系。从灵魂现实性自身出发，它将会发现，两边的过程越是专门化，或者越是由众多元素组合而成（zusammengesetzter），对事物的理解、对事物自身的含义和意义的阐释就越困难、越无法确定；因为出现在内外两种现象中的神秘的形式相似性（灵魂的形式相似性是沟通这一个与那一个的桥梁）就变得越难以想象、越难以感觉得到。这应该是下面这些看法的开场白，这些看法结合了多种多样的内在文化现象的一个系列，由此应该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不同的现象均归属于同一种相似的生活风格，因为它们可以依照同一种直观的类比（anschaulichen Analogie）来阐释其意义。

一个经常用以描述生活内容之构成的形象，是把它们围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是真正的自我。有一种关联的模式存在于这个自我同事物、他人、观念、兴趣之间，我们只能称之为这两方面的距离（Distanz）。无论我们的客体是什么，它能够在内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靠近我们视野圈和兴趣圈的中心或者外围。但是这不会使我们与该客体的内在关系产生任何变化，相反，我们只能藉着对两者的距离的一种确定的或变化的直观的象征，来描述自我与其内容间特定的关系。当我们把内在的存在分裂成一个处于中心的自我和一系列排列在四周的内容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对这个难以言传的事态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根据事物离我们的感觉器官的远近不同，事物的感官—外观印象有惊人的差异——不仅有清晰可见的差异，而且有感受到的形象的性质及整体特征的差异——有鉴于此，这种象征化的表现有所扩展，它自身就表明了，人与种种事物最内在关联的多样性被理解为二者之间远近亲疏的距离的多样化。

从距离这一角度出发有一些现象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系列，其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艺术现象。艺术风格的内在含义可以解释为各种艺术风格在我们和事物之间产生的远近不同的距离造成的后果。一切艺术均改变了我们源初地、自然地置身于现实时的视界（Blickweite）。一方面艺术使我们离现实更近，艺术使现实独特的最深层的含义与我们发生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艺术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外部世界冰冷的陌生性背后的存在之灵魂性（Beseeltheit），通过这种灵魂性使存在与人相关，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此之外，一切艺术还产生了疏远（Entfernung）事物的直接性；艺术使刺激的具体性消退，在我们与艺术刺激之间拉起了一层纱，仿佛笼罩在远山上淡蓝色的细细薄雾。艺术拉近和疏离人与现实的距离的两种效果有同样强烈的吸引力；它们二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多种多样的对艺术品的要求中的分配，赋予每一种艺术风格具体的特色。是的，风格存在的纯粹事实本身就是距离化（Distanzierung/distancing）最重要的一个例证。风格作为我们的内心过程的呈露，它说明这些过程不再即刻喷涌而出，而是在呈现之时就套上了伪装。风格作为个别细节的一般形式，对这些细节而言它是一层面纱，给那些接受其表现形式的人强加了一道壁垒和距离。即便自然主义艺术——其明确的目的就是克服我们与现实的距离——也遵守一切艺术奉行的这条生活原则：使事物与我们有距离，以此方式让我们更靠近事物。只有自欺欺人，才会不承认自然主义也是一种风格，即，自然主义在十分确定的前提条件和艺术要求的基础上也组织和重构了印象的直接性。这一点无可辩驳地由艺术史的发展得到了论证，在艺术史中，某个时代认为忠实于现实、精确地摹写现实形象的任何一件东西在随后的时代都被认为是极度有成见、有失偏颇的，而后来的这个时代也声称现在才是如实地呈现事物。艺术现实主义犯的错误和科学唯实论一样，如果它以为没有一种先验性，没有一种形式（从我们的本性之倾向和需要中产生的）也能过得去，因为这种先验性或形式使感觉的现实身上有了一层遮盖，或产生了一种变形。现实屈从于我们的意识产生变形，这种变形确乎是在我们与现实的直接存在之间的屏障，但同时也是认知现实、再现现实的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主义的确可能产生针对事物的一种相当与众不同的距离化，倘若我们观察到自然主义偏向于描摹日常生活的对象，以及陈旧的老一套东西。既然自然主义无疑地也是一种风格化（Stilisierung），这种风格化针对一种更加高雅的艺术感觉——该艺术感觉认为艺术存在于艺术品中，而非存在于对象之中，无论是用哪种艺术手法来表现——时更能感觉得到，假如这种风格化是在一些直接的、原始的、世俗的材料上面展开的话。

距离增大和距离缩小的现代趋势

总体来看，现代的审美兴趣拉长了事物成为艺术时所产生的距离。我所想到的就是那种非比寻常的魅力，即时间和空间上非常遥远的艺术风格成了现代的艺术感觉。那种遥远的东西唤起了许多活跃地上跳下跃的观念，并且满足了我们对刺激的多方面的需求；虽然由于所有这些陌生的、疏远的观念同我们最个人的、最直接的兴趣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围绕着这些兴趣，因此对变得脆弱的神经来说，它们不过是安慰性的刺激而已。我们这个时代所称的“历史精神”或许不仅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有利的起因，而且与这种现象根出同源。通过大量的跟时间空间上非常遥远的兴趣的内在关联，历史精神使我们对于在近处以及直接接触人和物时遭遇到的震惊和困惑更加敏感了。逃离当下（Nicht-Gegenwärtige）更轻而易举了，也很少有什么损失，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正当合法的，只要这样做导致的是对具体现实的认知和享受，尽管这些现实遥不可及，只能非常间接地体验到。从这一过程中还产生了现在让人感觉生动的，片断、纯粹的暗示、格言、象征、拙朴的（unentwickelt）艺术风格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形式（在一切艺术中耳熟能详）使我们与事物的整体有了一种距离，事物“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同我们说话。在这些形式中，现实不是非常肯定地表现出来的，而好像是用指尖轻轻碰一下马上又缩回去了。我们极为讲究的文学风格不直接描写对象，只用言辞轻触遥远的对象外缘，这种文学风格把握到的绝非事物，而仅仅是罩在上面的面纱而已。这异常清楚地表现在造型艺术、言语艺术和文学的象征主义倾向中。在象征主义风格中，艺术在我们和事物之间已然设立的距离又扩大了一步，因为最终被激起的灵魂过程的内容所构成的观念，在艺术品自身中再也没有一个感觉的对应物，而是通过内容完全不同的可感觉性，使人联想起这些观念。在所有这类现象中有一种感觉特征，其病理学上的行为表现就是所谓的“畏触病”（Berührungsangst/agoraphobia），即害怕过近地接触物体，它是触觉过敏（Hyperästhesie）的后果，每一次用力地直接接触就会感到疼痛。所以，现代芸芸众生的敏感、精神状态、有着细微差别的感觉，在一种否定性爱好中找到了表现方式，他们很容易被无法接受的东西冒犯，他们坚决地拒绝使人不快的东西，他们反感许多（通常是大多数）由别人提供的刺激范围；同时那种肯定性的爱好，果断地断言“是”，兴高采烈、毫无保留地接受喜欢的东西，简言之就是积极地把能量占为己有，却显示出巨大的亏空。

距离所象征的这种内在倾向远不只发生在美学范围。例如，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它自信能够直接把握理解现实——如今已让位于主观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的种种理论，它们认为在事物可能成为认知之前，可以通过灵魂的中介来反映或者蒸馏提取出事物。现代的主观主义的基本动机与艺术同出一辙：为了获得和事物更亲近更真实的关系，就通过摆脱我们与事物的关联返回我们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有意识地声称我们与事物间总是存在着不可规避的距离。当这种主观主义面对一种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时，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强调我们的内在性，而另一方面，当这种主观主义要表现终极的东西，或者是要给一种不断地展露其最内在根基的东西赋予自然主义形式的关联的时候，它也和一种新的更深刻、更自觉的羞赧，一种委婉的缄默结合起来。再看其他科学领域：在伦理学的思考里面，陈旧的实用性作为意愿的价值评判标准被进一步推到了后面，人们可以看到，在实用性当中，行为的特征只涉及那些最近在眼前的关系，所以为了使它超越作为手段的纯粹技巧，它就必须从层次更高的东西——通常是与感官直觉性毫不相干的宗教原则——那里获得特有的指示。最后，对专业化的具体劳动，四面八方都兴起了整合和一般化的呼声，那就是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一监，无遗地鸟瞰所有细枝末节的呼声，在鸟瞰视野之下，所有因接近而产生的不安均被消除了，以前肯定触摸得到的东西（Greifbare）现在只能理解领会（begreifbar）了。

若距离扩大的趋势没有相反的倾向相伴随的话，也许它就不会如此发挥功效、令人瞩目了。人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释现代科学与世界在精神上的关系。诚然，我们与事物之间无穷无尽的距离已经借助于显微镜和望远镜被克服了；但是这些距离被人们首次意识到之时，也就是它们被克服的那一瞬间。假如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即被解决的谜团总比营造出的新问题更多，对事物的接近往往不过是向我们表明它们离我们仍旧有多么遥远，那么人们不得不说：从主观视角来看，在神话的时代，在认识相当一般化、表面化的时代，人才对自然有人格化的认识，在感觉和信仰（无论多么荒谬）方面才维系了人与物之间比如今的时代更短的距离。我们闯入自然的内在方面所凭借的这一切聪明办法，只能非常缓慢地、零碎地取代古人与自然熟稔的亲近关系，这种亲近关系被赋予灵魂是通过希腊神灵、通过按照人的欲望和情感解释世界的意义、通过把人类福祉的目的论思考和某个对个人有影响的神联结在一起。我们首先也可以把这一点描述为，相对来说外在的方面被征服的距离越多，内在方面增加的距离就越大。当这个象征性的表述应用于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内容上面时，其正当性会再次显示出来。现代人与周遭环境的关联通常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他越来越远离同他最亲近的圈子，目的是凑近那些曾经离他比较远的圈子。维系家庭的纽带日益四分五裂，被束缚于关系最亲近的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忠诚常常和解放得到自由一样是悲剧性的——时难以忍受的近距离感，对个体性——它最断然地从直接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日益重视：跟这些距离化的整体过程齐头并进的是和最遥不可及东西的关系，是对远处偏僻的东西抱有兴趣，是和某些圈子（其关系取代了一切空间上的接触）在思想上的结合（Gedankengemeinschaft）。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全景图当然意味着存在于真正内在的关系中的距离日益拉大，而外在关系中的距离却日渐缩小。文化的进程显示出，以前无意识地、本能地做出的事情后来出现时都带上了清清楚楚的可计算性，以及支离破碎的意识；而另一方面，起初需要小心翼翼和自觉地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在现代变成了机械式的例行公事、本能的理所当然的东西。故而相应地，在这里最遥远的东西离人近了，付出的代价是原初和人亲近的东西越来越遥不可及。

货币在这一双向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货币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广度和强度，首先显现为货币对距离的克服。只有把价值转化成货币形式才能使那样一种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即参与者的空间距离绝对被忽略不计，这一点不必赘述。在成百上千个例子中只举一个例子：只有通过货币的手段，某个德国资本家或某个德国工人才可能实际地卷入西班牙的一桩内阁人事变动，可能分享非洲金矿的利润，可能涉足一次南美洲革命的成果。但是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似乎是货币作为相反发展倾向的载体。家庭纽带的松散是根源于家庭个体成员经济上的特殊利益，这种现象只有在货币经济中才可能发生。家庭关系的松散首先产生的就是生存完全可能以个人才能为基础；只有和个人才能等价的货币形式才可能评估出相当专门化的劳动的价值，如果不把它们转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就很难进行相互的交换。等价物的货币形式使个人更容易与外界接触，更容易进入那些不太熟悉的、只对具有金钱价值的成就或其成员在金钱上的贡献感兴趣的圈子。家庭却恰恰是按相反的结构形成的，其基础主要是集体所有制（kollektive Besitz），尤其是地产。集体所有制带来的结果是家庭利益的团结一致，在社会学上这表现了家庭成员的联系中的一种连贯性，而货币经济非但使一种相反的距离化成为可能，而且甚至无疑地强化了这一趋势。除了家庭生活形式之外，其他的现代生存形式也都取决于金钱交易所产生的这种距离化。金钱交易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交易双方中只有某一方得到了他确实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与其具体需求相对应的东西，而另一方只换到了钱，所以他必须寻找第三方来满足自己真正的所需。进入交易的双方的兴趣截然不同，这在二者对立的兴趣已经造成的敌意之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疏远性。同样，上文已经提到，货币导致了交易普遍的客观化，一笔勾销了所有个人的色彩和方向，并且更进一步，以货币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数量不断攀升，一个人之于另一人的意义越来越追溯到（尽管常常是以隐蔽的形式）金钱上的利益。以这样的方式，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一道内心的屏障，然而对现代生活形式而言，这一道屏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当代都市文化的商业、职业和社会交往迫使我们跟大量的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如果这种社会交往特征的客观化不与一种内心的设防和矜持相伴随的话，神经敏感而紧张的现代人就会全然堕入绝望之中。种种关系的金钱性——要么公开地，要么以上千种形式隐蔽起来地——在人与人之间塞入了一种无形的、发挥作用的距离，它对我们文化生活中过分的拥堵挤迫和摩擦是一种内在的保护与协调。

货币对生活风格发挥的类似作用甚至也更深入地向下渗透进入个别主体的人自身，但这种作用不是指个人与他人的疏离，而是指人疏远了生活的物质内容。如今财富不像原始时期是产生于消费资料，而是从生产资料中聚敛，这说明了距离化的一种惊人的程度。正如文化客体自身的生产中引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段——因为成品离原材料越来越远——所以，如今财产占有的方式使所有者在技术上，因而也是内在地，与一切财富的最终目的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比起财产只意味着大量的直接消费可能性的时期，二者间的距离要大得多。生产领域通过劳动分工（和货币体系互相作用的条件下）有利于产生类似的内在性后果。每个个体完成一件完整的成品时参与越少，其活动就显得越像是处于纯粹的初级阶段，其活动的根源就离劳动的意义和目的的出口越远。直截了当地说，一如货币横亘于人与人之间，它也横亘在人与商品之间。货币经济甫一出现，我们就不再直接面对经济交易的对象了。我们对商品的兴趣通过货币这个中介被瓦解了，商品自身的客观意义离人的意识比较远，因为商品的金钱价值或多或少地渗漏到了商品在我们的兴趣关联中的位置之外。假如我们回想一下，目的意识（Zweckbewuβtsein）是多么频繁地被抑制在金钱水平上，那么这就表明，货币及其扩大距离的作用不断使人跟事物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由于距离的扩大频繁发生，使得事物质的特性游离于我们的视阈（Sehweite）之外，我们和事物完整的、与众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被瓦解了。这不仅仅是针对文化客体而言。我们整个的生活还受到了远离自然的影响，货币经济的生活以及依附于货币经济的都市生活加剧了这一趋势。诚然，这种独特的对自然具有审美的和浪漫的体验只有经过远离自然的过程才成其为可能。任何人只要直接同自然接触，不知晓其他形式的生活，都可能主动地享受自然之魅力，但是他与自然之间缺乏距离，只有在距离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Naturgefühl）的特征。倘若现代人经常发现，最高的自然享受莫过于欣赏银装素裹的阿尔卑斯山和北海之滨，那么很难仅仅把这解释成强烈的刺激的需求。也可以这么来解释，这个不好接近的、实际上把人拒之门外的世界代表的是整个自然之于人的意义的极度强化和风格化，自然之于人的意义乃是：一个精神上遥远的形象，即便身体挨近的时刻仍旧是作为一种内在意义上无法接近的东西，一个永不能兑现的诺言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最热情的献身它只报之以淡淡的拒绝和冷漠。风景画（作为一种艺术，风景画的存在取决于跟对象保持一种距离，取决于打破人与风景的自然合一）只有在现代才会发展起来，风景画是浪漫的自然感觉，这些都是人日渐疏离自然，尤其是那种抽象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都市生活强加于人身上的——产生的后果。这与如下事实绝不矛盾，即正是占有了金钱才使人可以逃避而纵情于自然山水间。都市人恰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即总是在他与自然之间硬塞入这种东西）下才能享受自然，这表明——无论自然有多少的变形，无论自然是否只是纯粹的回声而已——这种东西连接了都市人与自然，同时它也分裂了二者。

信贷〔10〕

货币的这种意义在其扩展的形式即信贷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和金钱的居间地位所能及的程度相比，信贷使货币的一系列观念扩展得更宽，对其无限制的适用范围有了更明确的意识。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支点似乎在其直线的联结范围之外，离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个体的活动同个体的交易一样以此获得了远见卓识（Langsichtigkeit）的特征和被强化的象征性。由于汇票或一般的金钱债务概念代表的是远处客体的价值，因此价值仿佛被浓缩在票据里，正如从一定空间距离之上俯瞰的风景在透视法缩短的表现方法中压缩了这段距离的内容。货币既使我们与事物之间疏远，又使事物向我们靠近——从而表现出货币对这些截然对立的效果明确的不偏不倚——与此类似的是，信贷手段（Kreditanweisung）与我们的财产贮存量也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人们指出，支票交易（Checkverkehr）对挥霍钱财有缓和之功用，某些人现金在手时更容易进行无谓的消费，但若是把钱存在第三者手中，必须通过一种支付通知才能取钱花时则较少乱花钱。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眼前确实没有大笔可以随意处置的现金，但只要用笔在支票上一划就可以花钱时，鲁莽花钱的诱惑似乎也特别强烈。支票交易的形式——通过我们设定的在人与金钱之间的诸多机制来运作——在一方面割裂了我们与货币的关联，另一面使交易活动更轻而易举，这不仅是因为技术上的便捷，而且因为心理上的作用，现金钞票的价值直观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与之割舍更加困难一些。

对交易的信用特征的意义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虽然不是很普通，却非常有特点。据某旅行者叙述，一个英国商人曾经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普通人就是用现金付款买东西的人，绅士就是我允许他赊账，每隔6个月他用支票结清的人。”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基本的态度：并非是当了绅士才可以赊账，而是要求赊账的人才是绅士。信用交易似乎表现出那种更为巨大的突出性，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两种不同的情感方向。首先，这种交易需要信任。突出性（Vornehmheit/distinction）的本质绝非炫耀突出的观念及其价值，而是直接预设信任它们——相应地，这也是为什么炫耀财富引人注意是如此典型地不突出（unvornehm）。当然任何信任都暗藏着一种风险；有突出身份地位的那些人要求同他们做生意的人冒这个风险，潜台词就是他们不认为这是风险，不会为此支付所谓的保险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可信任的。那句席勒式的格言反映出了这种基本的态度：高贵的人物只凭他们是什么人，而非凭他们做什么事来付账。可以理解的是，对这种商人而言，用现成的钞票付账的方式意味着某种小气市侩，这种方式把经济序列里的各个阶段都一起推拢到令人不安的狭窄地方，而信用交易则在这些阶段之间创设了一种距离，这个商人可以基于信任来控制距离的大小。在任何地方，更高级的发展阶段的模式乃是，各因素源初的毗邻和直接的统一分崩瓦解了，它们彼此分开变得独立，目的是在一个新的、更加抽象、更加全面的综合体中聚合统一。在信用交易中，价值交换的直接性被一种距离取代，距离的两极由信任支撑在一起；正如上帝与个体灵魂之间不可估量的距离——有别于一切神人同形同性论和一切感觉论证明——越远，宗教性（Religiosität）就愈高，距离这么远的目的是旨在唤起最大程度的信仰来沟通二者间的这一距离。在商业团体比较大宗的交易里面，不再会感到信用交易的突出性要素，其原因在于信用变成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组织，信任丧失了其明确的个人性特征，没有这种特征，突出性的范畴就无用武之地。首先，信用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交易形式，哪怕十分微弱的一点心理泛音也是或有或无。第二，买主欠贸易商的小额债务累积到最后用支票付账，使买主一方相对于贸易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矜持，现金支付中司空见惯的买卖双方接连不断地、直接地打交道的过程被取消了，贸易商的交货（从外表来看，即从所谓的审美角度来看）接受了一种献贡的形式，一种向某个强大有力者呈献的形式，至少在个体交易的情况下，这个强大有力者只接受东西却没有给予回报。既然在信用交易的最终阶段，支付方式不是一个人把钱付给另一个人，而是通过支票、汇款单付给似乎很客观的银行户头，主体的矜持就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从各方面来看，“绅士”与生意人之间的距离更突出了，距离是“绅士”概念之基础，自然也是信用交易这种方式恰当的表现。

我感到相当满意，单用这一个例子就可说明信贷对生活风格的距离化效果，只需要再补充这种效果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特征，它追溯到了货币的意义。近代以降，尤其是现代以来弥漫着一种紧张、期待、无以排解的强烈欲望的感觉——仿佛预感到最确定的东西，预感到生活与事物的真正意义和中心点。这显然跟较为成熟的文化里生活手段超过生活目的的突出优势有关。除货币之外，军国主义也许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常规军只是纯粹的准备、潜伏的力量、应急措施，其最终鹄的和目标不仅绝少付诸实现，而且也不计代价地避免实现；是的，大规模的军备只是作为防止战争爆发的手段才倍受称赞。在这个目的论的圈套中，我们达到了以手段颠覆目的这一自相矛盾之绝对的顶峰：与手段日益发展，相应程度地恰恰某目的越来越遭到拒绝和否认。这样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弥漫在社会生活中，最大范围地干预了人际关系、内部政治关系、生产关系，并且直接和间接地赋予了特定的年龄层、特定的社会圈子以特色！

技术的宰制

技术的先进和估价方式使终极目的变为虚幻的发展方向似乎不那么明显，但却更加危险、潜滋暗长。假如说现实的技术成果对真正的、最终的生活意义至多意味着手段或工具，甚或根本没有任何关联，那么在错误地判断技术之作用的各种各样诱因当中，我想提到的只是技术自身发展而来的显赫之势。人类最司空见惯且无法避免的特征之一，就是把在某个特殊领域界限内内在的前提条件所达到的高度、广度和完美程度，同整个领域的意义混为一谈；个别部分的价值和完美程度，该领域接近其自身内在理想的程度，常常过于轻率地被理解为它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以及它跟其他生活内容的关联。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某物可能在其所属种类当中，与类型的要求相比十分出类拔萃，而同时这一种类和类型本身被评价成微不足道和低级的东西——这种认识预先假定了（对于每一种个别情况）一种异常敏锐的思维方式和一种区别对待的价值感。我们常常经不起这样的诱惑，即夸张自己成就的意义，把这个成就所归属的整个领域被夸大的意义放在这一个成就上，把我们成就在这个整体之上的相对高度拔高成某种绝对的高度！当我们占有任何一种价值性质（Wertart）的某个突出的个别部分——从收藏家爱好的收藏品到一门特殊学科的专门化知识——时，常常受到诱惑以为这种价值性质作为整体之于价值宇宙（Wertkosmos）的价值程度，跟该个别部分之于其所属的领域的价值程度一样高！这基本上是源自那样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谬误：把某个整体的特定要素具有的、跟其他要素彼此有关的规定性转变成该整体的规定性。也是通过这一谬误，我们才会认为，对因果关系根据的要求——它对世界上所有部分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均有效——也被拔高成对世界整体的要求。对热衷于现代技术的人来说可能最奇怪的是，他们内在的态度同沉思冥想的形而上学者一样建立在形式谬误的基础上。同样如此的情况还有：相对于更早时期的状态，在承认特定目标的基础上，当今的技术进步所达到的相对高度，被扩展成为这些目标和这种技术进步的绝对意义。的确，现在我们用乙炔灯和电灯换掉了油灯，但是热衷于完善照明设备有时却使我们忘记了最根本的事情不是照明本身，而是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东西。人们对电报、电话的成功倍感狂喜，这常常使他们忽略了真正要紧的是人们说的话的价值，与此相比，交通方式的快或慢往往只不过是事务性的，它获得目前的地位只是靠篡夺上位。其他诸多领域的情况也莫不如此。

手段对目的之优势在如下的事实中找到了其概括和极致的表现，即生活的边缘以及在其精神性之外的事物变成了操纵生活的中心乃至操纵我们自己的主人。虽然我们为自然效劳以控制自然的说法没错，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只针对生活的外部形式而言才是正确的。倘若考虑到生活的整体与深度，那么我们靠技术控制外部的自然之所以可能，只有付出被技术奴役，放弃精神性中的生活中心这样的代价。这一领域中的这些幻觉一清二楚地反映在这些表达方式里，通过这些表达方式，一种因为其客观性和祛魅性（Mythenfreiheit）而自豪的思维方式，暴露出其优越性和弊端。我们征服或支配自然的说法是非常幼稚的表述，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一种阻力，一种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因素，一种对我们的敌意。但自然只是冷漠的，它的可屈服性并不阻止其自身的规律性。与之相反的是，所有统治与顺服、征服与臣服的观念唯有在一个对抗的意志被粉碎时才有严格的意义。只不过与这种表达方式相匹配的另一种表达即是，自然规律的有效性对事物施加了无可逃避的强制作用。但首先，自然规律根本没有起作用，因为它们只是针对可能的活动（那些具体的物质和能量）的公式。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这种误解——就是假设自然规律作为现实的力量指导现实，一如君主统辖其帝国——其天真的程度如同相信上帝会直接干预我们尘世的生活一样幼稚。所谓的强制性，即自然活动应该遵循的必然性也同样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但是在这些范畴下，人的灵魂感到受规律的束缚，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试图把我们领往另一个方向的感情冲动。诸如此类的自然活动并非一定得在要自由还是受强迫的两种抉择中择一，“必须如此”把一种二元论强行注入事物单纯的存在状态中，但这种二元论只对有意识的灵魂才有意义。虽然这一切看来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但的确把那些浅薄的神人同形同性的认识引入了歧途，并且表明，神话虚构的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之世界观也相处融洽。人控制自然的这种概念支撑着那种对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沾沾自喜的幻想，即便在人与自然两相对比的基础上这种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外部的客观性和所看到的东西诚然暗示着日渐强大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作用，然而这并未确定，主观的反射作用，以及这一历史事实内在确定的意义是否就不会朝相反方向发展。人们不应该被数量惊人的、创制了现代技术之理论基础的聪明才智所误导，它似乎把柏拉图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以科学统治生活。那些线索——技术用它们把自然的能量和物质编入我们的生活——也很容易被视为枷锁，它们束缚我们，它们使许多事物对我们而言成为绝对必需的，但对于生活的本质这些东西可以甚至必须被弃之不用。有关生产领域人们已经断言，机器本应该取消人对于自然的奴隶般的劳动，但却迫使人自身成了机器的奴隶。在更加细微、更加广泛的内在关系中，这一点甚至显得更加真切：我们靠服务自然的方法来控制自然这句话暗含着可怕的反面，即我们是靠控制自然的方法为自然效劳。若相信现代生活的意义和精神潜能已经从个体的形式转化到大众的形式，是十分谬误的；恰恰相反，个体形式实则转变成了实物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无限巨大的充裕中，不可思议的便利中，以及机器、产品和当代文化超越个体的组织的复杂精密性中。相应地，“奴隶起义”——旨在推翻专横独断和强有力的个体的循规蹈矩的性格——就不是大众的起义，而是实物的暴动。正如我们一方面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奴隶一样，在另一方面我们成为产品的奴隶：这即是，自然凭借技术在外部为我们提供的东西成为凌驾于自我主宰（Sich-Selbst-Gehören）之上，凌驾于生活的精神集中点之上的主人，其方式有无止境的习惯适应、无穷尽的娱乐消遣，以及无始无终的表面化需求。因而，手段的统治所占据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目的，而恰恰是目的之驻扎地，是一切目标的汇聚点，因为终极目的就发源于此。人类因此变得和自身疏远，在人与其最真实的存在、最本质的存在之间，树立起了一道来自手段特性、技术成就、本领才干、宴饮享受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样一个年代如此突出生活的手段内容，与生活的核心的、明确的意义针锋相对，在此之外我想再也没有哪个时代（它对这样的时代感到完全陌生）是这样。更确切地说，既然人完全被置于目的与手段的范畴之上，人类持久的厄运就是彷徨于目的与手段直接提出的相冲突的要求之间；手段向来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困难，即手段所运用的力量和意识并非真的打算为它服务，而是针对一种别的东西。然而，生活之意义并不是真的在于实现它孜孜以求的调和状态的持久存在。实际上，我们内在生命的活力也许确实取决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相冲突的要求的延续，按照其冲突的剧烈程度，按照手段这一边或者目的那一边及其相应的心理形式占据上风，二者轮番粉墨登场，生活风格或许根本就是千姿百态的。就当前时代而言，技术的优势显然表明了清醒的理性意识（它既是技术优势的原因也是其后果）的统治地位，我曾经强调过，灵魂的精神性和专心镇静在自然科技时代喧嚣的辉煌中麻木了，造成了紧张和茫然地追求的某种模糊感的恶果，造成了一种感觉，即离我们的存在的完整意义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无法锁定存在的完整意义，处于不断地远离它而非靠近它的危险之中；此外，存在的完整意义又仿佛同我们照面，仿佛我们本来可以伸出手抓住它，若不是我们总是恰好缺乏勇气、力量和内心安全感的话。我相信，在意识阈限之下内心深处这种隐秘的不安，这种迷惘的强烈欲望驱使现代人从社会主义走到尼采，从勃克林〔11〕走到印象主义，从黑格尔走到叔本华然后又返回来，这不仅是现代生活的紧张忙碌所致，而且反过来，通常也是这种内心最深处心理状态的表现、征兆和爆发。由于灵魂的中心缺乏确定的东西，所以驱使我们在一种短暂的满足中追寻常新的刺激、感动和外在的主动性；因此，就这方面而言，我们首先卷入了那种混乱的动摇不定、不知所措中，这时而表现为大都市中的喧哗嘈杂，时而是酷爱旅行的癖好，时而是对竞争的狂热追逐，时而是现代典型的不忠实于品位、风格、思想、关系的要求。货币对这种生活状况的意义，是十分合乎逻辑地从本书所有讨论确认的前提中推导出结论的。这里只需提及货币的双重作用：货币与所有文化手段和文化工具站在一个系列中，该系列挤到了内在目的和终极目的前面，最终将这些目的掩盖并取而代之。一部分由于人们渴求金钱的激情，另一部分由于货币自身的空洞无物以及纯粹的转瞬即逝特性，所以货币在阐述目的论的错位导致的无意义和后果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然而，就这方面而言货币也是所有这些现象范围内唯一的至高点。货币实现了在我们与目的之间进行距离化的功能，与其他技术手段所做的同出一辙，但货币干得更纯粹、更彻底；在这里，货币也表明自己绝不是孤单单的，只不过它是对距离化这一倾向——在一系列低阶段的现象中也表现出来——最完美无缺的表达而已。但按照另一个方向，货币又置身于这一整个系列之外，因为货币通常就是载体，通过它实现了对目标序列的改组。货币作为手段的手段，作为外部生活最普遍的技术编织着目标序列，没有货币我们文化中具体的技艺本来就不可能发展。甚至在这一作用方向上，货币也展示出其功能之双重性，通过其联合的作用，货币重复了生命潜能最伟大、最深刻的形式：一方面货币在存在的诸序列中是一个跟其他因素平起平坐的要素，或者甚至在其中排名第一个，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支撑和渗透每个单独因素的联结力量，它超出各种因素之上。同样，宗教也是这样一种生活力量，宗教与其他的生活兴趣并驾齐驱，又时常同它们截然对立。宗教是一种这样的要素，它既构成生活的总体，另一方面它自身又表现着完整的存在的统一体和根基；宗教一方面是生活有机体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又与该有机体相对立，因为宗教是在其巅峰状态的自满自足和内向性中表现生活有机体。

生活内容的节奏或对称，及其对立面

现在我开始分析第二种生活风格的确定因素，它跟距离化不一样，它是被一种时间上的而非空间上的类似表现出来的。并且，既然时间包含的内心活动与外部活动一样多，所以这里分析的现实之特征比前面的距离化特征更为直接，更少诉诸象征主义。这里关注的就是节奏（Rhythmus/rhythm）——生活内容按节奏前进和后退——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什么程度上不同的文化时代会支持或破坏本身进程之节奏，并且，是否货币不仅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且通过它强化或削弱生活周期性（Periodik）的影响，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们生活的一切序列均是由向上增长和向下降落的节奏加以调整；波动（Wellenbewegung）——我们在外部的自然中直接感受到它，并且它是诸多现象的基本形式——也会对灵魂施加最广泛的影响。规定我们的整个生活形式的昼夜交替向我们展现出作为一般模式的节奏；我们无法宣称两个并列概念的意义同等重要，而不在心里偏重强调其中一个，降低另一个：比如，“真实与诗歌”跟“诗歌与真实”的两种表述，就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并且，假如在三种因素中，第三个应该与第二个并列，这在心理学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灵魂的波动形式就会把着重点放在与第一个因素相似的第三个因素上：譬如说，扬抑抑格（Vermaβ）的音步就无法那么精确无误地诵读出来，第三个音节总是比第二个音节稍微要重读一些。把无论大小的活动序列引入到节奏重复的时间段里首先可以节省能量。通过单个阶段里内在的交替变化，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活跃的器官轮流得到休养，与此同时，交替轮作的规律性促成了对整个运动综合体的调整，综合体逐渐有条不紊的运动使每一次的重复更为容易。节奏满足了多样性与规律性、变化与稳定两方面的基本需求：因为构成每个阶段内容的是各不相同的因素，是沉浮荣衰，是数量上、质量上的多种多样，定期的循环重复产生了这个序列之特性中的镇静和整齐划一。节奏的单调或复杂、节奏单个周期的长抑或短、节奏的整齐匀称、节奏的间断，或者甚至没有节奏，似乎都为个人的和社会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生活序列提供了抽象的模式。在此处所讨论的文化进程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种现象的序列，它们早期阶段的进展富有节奏感，但是后期的发展则是连续的或不规则的。或许在这些现象中最突出的就是人不再有确定的交配期，人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性兴奋与性冷淡的时期是截然分开的，尽管原始初民的性行为仍旧显露出这种周期性的残留。各种动物的发情期之所以不一样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生产幼崽的那个时间必须是最有利于抚养它们的喂食季节和气候条件。一些非常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人没有家畜，因此定期面临饥荒，他们只能在一年的特定时间内生孩子。文明人控制了食物，不受气候突变的侵害，因此在交配这方面他可以按个人的欲望随心所欲，不再遵循一般的也就是必然按节奏确定好的性冲动：以上论述的性欲（Sexualität）的种种对比就转变成了一个波动程度较大或较小的连续统一状态（Kontinuum）。在任何情况下，已经确定的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的最大生育量和最小生育量的周期性在农业地区比在工业地区突出，在乡村比在城市明显。此外，只有乡村地区的小孩子才会遵守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如睡眠和起床、活动和休息，在乡村地区还可以观察到与此类似的一些东西；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对城市居民而言，生活作息（不仅仅是令他们满意的事！）的规律性长期以来已经一片混乱了。假如妇女代表着一种不太分化的、仍然直接跟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类阶段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生理生活的周期性就可以用来证实这一点。只要人仍然需要直接依赖收成或采猎食物，此外还依靠小贩的走街串巷或定期赶集而生活，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他们就必须按照一张一缩的节奏过日子。对于某些游牧部落——他们比澳大利亚土著民已经向前发展了一步——比如一些非洲人，没有草原可以放牧的季节就意味着每年重复出现的半饥荒时期。即便不存在真正的周期性，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在消费方面至少表现出了其本质特征：从一个极端直接转变到另一个极端，从短缺向过剩、从盈余向匮乏的转变。文化夷平的作用（Ausgleichung）在此立竿见影。它不仅保证了生活必需品在全年数量的分布粗略相等，而且借助于货币的方式减少了消费中的浪费：现在暂时过剩的物资可以换成钱，而用钱买东西享用可以平均地、连续地分配到一整年当中。

最后，我想提到的是——虽然只是作为节奏发展的一个颇富特色的象征，而与经济不相干——音乐中的节奏要素也是在音乐的原始阶段首先清楚地形成，且是在外部最突出的要素。阿散蒂地区的一位传教士对那儿的音乐感到很意外，尽管其旋律杂乱不协调，不过演奏者的节奏停顿令人叹为观止。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戏剧音乐虽然是刺耳的嘈杂噪音，但却应该说具备了严格的节奏韵律。一位旅行者叙述温顿印第安人（Wintunindianer）〔12〕的节日景象时说：“接下来就是每个印度人表达自己感情的歌曲，说也奇怪，他们完美地保持了节奏。”进一步地考察低一级的生灵：某些昆虫会发出一种声音，由同一种尖利而有节奏的重复音调构成，目的是吸引迷惑雌虫；而较为高级一些的鸟类则不同，它们的求偶曲的节奏完全服从于旋律的需要。在音乐发展的最高阶段，人们注意到新近的音乐潮流似乎完全不讲节奏感，不唯瓦格纳的音乐如此，而且就是他的对手的某些音乐也是选择那些不讲求节奏的篇章，把哥林多书和所罗门的训诫〔13〕改编成音乐；音调高低的急剧转换让位于更为平衡，或更不匀称的形式。若我们把音乐中的类似情形应用到经济的、一般的文化生活中，这就更容易作对比了，因为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用钱买任何东西，所以个人的感情冲动和刺激不再需要任何有节奏的停顿，节奏为了使这些情绪可能得到满足，会给它们强加上一种透过个人的（transindividuell）周期性。当评论者由于当前经济秩序在过剩生产和危机之间规律性的变化而谴责它时，他们希望借此指出的是该经济秩序仍旧是不完美的，应该建立生产与销售的连续性。在这点上我想指出交通手段的膨胀扩展，从周期性到达的邮车到最重要的地区几乎四通八达的交通联系，到使通讯无时无刻都成为可能的电报、电话；人工照明设备的改善日渐消除了白昼与黑夜之别，结果就是彻底削弱了生活的自然节奏；印刷的文学品使我们不受思想过程的活跃或平息这种自然的机制交替的影响，在任何时候想读就读，文学品给我们提供了想法和刺激。简言之，正如常言所道，如若文化不仅克服了空间而且克服了时间，那么就意味着时间上分段的确定性不再给我们的活动和休养生息制定强制性的图式，反而只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关联，取决于其实现的纯粹客观条件。故而：普遍必要的生活条件脱离了节奏，甚至更被夷平了，提供了个人自由和可能的不合常规性。在这种文化中，匀称性和多样性要素（它们在节奏中融为一体）四分五裂了。

然而，把生活风格的发展过程简化成诱惑人的简单公式的想法可能是完全谬误的，即认为从生活风格内容的节奏，到其内容的实现不受任何图式的束缚。这种说法只对特定发展阶段有效，且需要更为深入复杂的阐释。因此，我想首先考察节奏的心理学-历史意义，忽略其纯粹的生理学发生条件（其只不过重复了外部自然的周而复始而已）。

节奏与对称的前后继替和同时并存

节奏可被定义为时间上的对称，正如对称是空间上的节奏。假如人们画线条来表现有节奏的运动过程，这些线条会是对称排列的；反过来，对于对称的研究意味着一种有节奏性的想法。节奏与对称只不过是同一基本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一切把原材料塑造成形的过程一开始，节奏就是为耳朵听的，一如对称是为眼睛看的。为了使事物具有理念、意义、和谐，人们首先就必须均匀地构筑事物，使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均衡一致，围绕一个中心点均匀地排列它们。当面对着纯天然形式的随意混乱时，人的造形（formgebend）力量就以最迅捷、最明显、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称形式是理性主义第一次力量的崭露，把我们从事物的无意义，以及对事物的简单接受中解救出来。因此原始初民的语言通常比文明人的语言匀称得多，甚至他们的社会结构——例如，“百户邑”就是处于原始阶段的各地不同民族的社会组织原则——也展现出对称组织的前奏，这是理智第一次尝试把一览无遗的、易于控制的形式赋予大众。对称结构是（正如已论述的）完全理性主义本质的，它便于控制老百姓，从某一点而言也有利于老百姓。通过一种匀称排列的中介来延续推动力的时候，比通过那种内在结构和组成部分的界限很不规则、变动很大的中介，其延续的时间更长、阻力更小、更易于计算。倘若事物与人共同就范于体制之枷锁下，也就是说它们势均力敌地被组织在一起，那么最好用理智对付它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均特别强烈地倾向于按照对称思想建构社会，这两种社会体制的确如此，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要求把其组成要素的个体性，把其参差不齐的形式和关联统统夷平为对称均衡的形式。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说路易十四（Ludwig XIV）拿他的健康去冒险，把门和窗都按对称形式建造。同样，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构想中一向是依据对称原则来设计理想城市或理想国家的局部细节：居民点和建筑物不是建成圆形的，就是正方形的。在康帕内拉〔14〕的太阳城里，首都的设计图以圆规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测量，市民的日常安排和权利、义务的等级划分同样也很细致。拉伯雷的特来美修道院（Orden der Thelemiten）〔15〕和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截然对立，它教导的是绝对个人主义。在修道院这个理想国中不许使用时钟，凡事根据需要和时机该发生则发生；尽管如此，生活的无条件的可计算性和理性化风格也引诱拉伯雷以恰好对称的方式来安排其理想国中的建筑：一个六角形状的巨型建筑，每个角都有一座塔，直径是六十步的距离。中世纪的建筑工行会按照其严谨的、精确制定的标准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临时工栅”都尽可能地建成正方形的形状。社会主义蓝图的这种一般特征，只不过以比较粗糙的形式表明了那种和谐的、内在稳定的、克服了非理性的个人性阻力的人类行为组织这一思想产生的深邃魅力。对称-有节奏的形式是作为第一种最简单明了的构形出现的，理智（Verstand）仿佛以该形式使生活素材具有风格，使其可被控制、可被吸收。对称-有节奏的形式是第一种理智借助它可以穿透到事物里面的模式，但这也表明了该种生活风格的意义和正当性的局限。从两方面来看对称-有节奏的形式令人感到压抑：首先与主体有关，主体的欲望和需求并非在事先预定的融沿关系中产生，而唯独是以某种被固定的模式在快乐随机的和谐中产生；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方面与外部现实有关，现实之于我们的力量和关系只能强制性地在一个如此简单的框架中表达。对于其有效范围的正确分布，人们以一个明显的悖论提出这一点：自然不像灵魂所要求的那么对称，灵魂不像自然所要求的那么对称。系统学加之于现实之上的一切暴行和不恰当性也应归于生活内容构形中的节奏化（Rhythmisierung）和对称。正如个体的人对其他人和事物的同化就是把他本质存在的形式和法则强加于它们身上，以显示他的相当可观的力量，正如地位优越得多的人在使事物服从他的目的和力量的过程中也会公平对待它们的独特性，对它们表示尊重，所以人类一个高度突出的地方就是强迫理论的和实际的世界整合到一个由我们提供的模式中。但更高明的做法是认识事物特殊的规则和要求，遵循它们，从而把事物整合到我们的本质存在和活动中。因为这不仅说明人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包容性和可塑造性，而且也可以更加彻底地利用事物的财富和可能性。所以，我们观察到在某些领域中，作为理性主义对称原则的节奏出现在发展阶段的后期，而在其他领域中这个构形的阶段根据具体的情况得让出位置，按照事物自身变化的要求调整被提供的模式的预先确定性（Vorbestimmtheit）。比如，我们注意到在较高的文明中，人们有规律地安排一日三餐，把白天按普遍的节奏划分成几段；原始初民并不知晓大多数稳定不变的日常饮食。反之，我们已经提到了，原始民族在整体的饮食方面经常周期性地遭遇穷困饥荒时期，和不计后果地挥霍欢宴的轮回，这在比较发达的经济技术阶段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然而，虽然日常饮食的规律性在非常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达到了其很大的稳定性，但却不是在社会和精神尺度的最高阶段。地位最高的社会阶层由于其职业、社交以及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顾虑，中止了这种规律性的习惯，客观事物和日常情绪不停变化的需要也导致艺术家和学者这么做。这已经表明，进餐时间的有节奏和无节奏是与工作上的节奏相对应的。在这里不同的序列也表现出了全然不同的关系。原始人劳动时完全没有规律，一如他们吃饭也无定时。谋取必需品或者反复无常的脾气消耗了原始人大量的体力，接下来的时间他们简直就懒得动了，但这二者间的更替轮回全是偶然的、无规则的。人们这样假设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北欧的国家中，一种有固定秩序的活动，一种按有意义的节奏一张一弛（Anspannung und Abspannung）的做法的问世首先是从农耕开始的。在更为复杂的工厂劳动以及各种办公室工作中，这样的节奏达到了其最高的程度。但是在文化活动的顶峰，如科学的、政治的、艺术的、商业的活动中大幅度削弱了这种节奏性；比方说，假如我们听说某位作家每天定时运笔写作和辍笔休息，会怀疑这种四平八稳的写作节奏会缺乏灵感和内在意义。就是挣工资吃饭的人发展到后期阶段，也倾向于（即便出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过不合常规和难以预料的生活。英国的大型工业出现伊始，企业内的工人们急剧地遭受到如斯之苦，即工厂的任何销售停顿困扰一个大型企业的程度，比许多先前小规模的企业尤甚，因为以前的行会要分担损失。从前的手工匠生意不好时也继续干活以积累存货，但现在光景一不好，工人马上就被解雇了；以前的薪酬由当局固定下来，但现在每一次价格的下跌都紧跟着工人工资的削减。在这些情况下，据报道许多工人宁愿继续留在那种旧体制下工作，也不肯为了赚高一些的工资干那种更无规律可言的工作。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个人化使（至少部分程度上）整体意义上的劳动——并且因此也包括劳动内容！——比之在行会时期更加不稳定、屈从于更多的偶然格局之下，而在行会时期工作条件更大的稳定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赋予其他的生活内容一种固定得多的节奏。最近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前的劳动内容的形式安排具有一种突出的韵律性（尤其是在原始的合作劳动当中，并且常伴有号子的时候），后来当工具趋于精良、劳动趋于个人化以后，这种韵律性随后就消失了。诚然，现代工厂仍具备强烈的节奏性因素，但是就其所达到的程度是要求工人单调重复的动作而言，它们与古老的劳动韵律相比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主观意义。古代的劳动韵律表达的是人生理-心理能量上的内在需要，然而现代的劳动节奏要么是直接与冰冷无情的、客观的机器运动有关，要么是和单个工人充当劳动团队的一个环节的必需性有关，他仅仅是与其他成员保持步调一致的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已。也许这产生的是对韵律感的麻木不仁，如今它可能有如下的表现。古代的行会组织和现代的工会一样争取缩短工作时间。但是，以前的行会接受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5点或6点到下午7点，这包括一整天直到上床休息，并且行会竭力争取一整天的休息时间，现代的工会所争取的则是缩短白天的工作时间。从工作到休息的有规律转换的时间段到了现代工人这里变得比较短了。对早先的工人而言，有节奏的感觉可以持续下去，并足以使他们在一周的时间段里得到满足。但是现在工人经常需要有刺激——也许是神经衰弱的后果，或许是其表现——工作与休息的轮换不得不被加快，以便产生符合主观期望的效果。

货币作为节奏与对称的类似物、作为其载体的发展

货币制度（Geldwesen）的发展遵循的是同一种图式。货币表现出了某些有节奏性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作为一种中间阶段的性质：从混乱无序的偶然性（这是货币首次面世时必须具备的）开始，货币经历了一个起码反映出某种原则和某种有意义的形式的阶段，直到后来发展到进一步的阶段，货币获得了一种自我呈现（Sich-Darbieten）的连续性，以此它进行自我调节去迎合所有客观的和个人的需求，不受某种有节奏的形式的限制，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货币仍迎合了偶然性的模式。要满足我们分析的目的，只需用一些例子来描述货币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情况。即便在16世纪，在类似安特卫普〔16〕这样有着数量惊人的货币交易的城市中，要想在定期的汇票交易外搞到一大笔款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提供大笔货币的可能性蔓延到一个人想用钱的任何时候，就表明一个羽翼丰满的货币经济的转型完成了。无论如何，货币制度在有节奏和无节奏的形式之间的摇摆以及人们对此的认识都是很典型的，所以安特卫普的贸易市场被那些习惯了中世纪货币交易的重重障碍和非理性的人称作一个“不散的集市”。此外：只要一个商人支付和收取时全部直接使用现金，当定期的大额款项到期该支付的时候，他就必须筹措大量的现金到手，另一方面，当资金回笼后他还必须懂得怎样有效、及时地投资这笔大的数目。在大型银行里集中进行金融交易使商人从攒钱和投资（Drainierung）的周期性限制中解脱出来；既然商人与他的生意伙伴使用同一家交换银行，把交易款项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资产和债务就彻底平衡了，所以现在这个生意人只需要留出供日常花销的一笔相对微不足道的总是照旧不变的现金就足矣，同时银行自己由于不同顾客的借贷相抵，也只需要预备比以前那个生意人需要留在手里更少的一笔现金。最后再多举一个例子。在货币文化羽翼未丰之际，短缺和充足的那种或大或小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了利率的一种相应的周期性起伏，从极低的利率到过高的利率。货币经济日臻完善就消除了这种波动，利率与早期相比保持稳定，英国银行贴现率一个百分点的变动都成了至关紧要的大事；这样，个体商人的计划安排愈发灵活机动，既摆脱了他无法控制的利率波动的制约性的影响，也不用使他自己的经营作风的需求被强加上通常使他十分勉强的形式的节奏。

有节奏或无节奏赐予存在内容的诸种形式最终不再轮流出现在发展阶段中，两种形式同时呈现并发。生活的两条原则——人们可以用有节奏-对称的象征和个人主义-自发的象征来表现其特征——是两种深刻的本质方向的表达，它们的对立面并不总是（像在以前所举的例子中那样）可以通过安置在发展过程中得以调和，而是最终刻画出了个体与群体持久不变的特征。系统规划的生活形式不只是——如我在上文所强调的——集中化倾向的技巧，无论是专制统治还是社会主义，而且此外它还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内在的协调与外表的简洁、各部分的和谐一致以及命运的可预料性，赋予了一切匀称系统的组织机构一种吸引力，其效果施加的构形力量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延伸到无数公众的和私人的兴趣中。人们借助于这种组织应该使存在的个体偶然性获得一种统一性和渗透性，藉此把它们打造成艺术品。机器所唤起的审美吸引力与此类似。机器运动的绝对合目的性和可靠性，对于对冲摩擦的彻底消除，最小的机件和最大的机件的严丝合缝：这使机器粗略地一瞥也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感。工厂的组织机构正是在更大的程度上重复显现了这种美，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应该是对这种美最大范围的体现。但是这种美的魅力和一切美感一样奠立在一种终极方向和生活意义上，奠立在灵魂的一种基本性质上，由此，这种美的吸引力或有效的证明不过是外观材料的一种表现罢了。我们并不是占有这种性质，正如我们占有它对生活材料的组织，如审美的、伦理的、社会的、知识的、幸福的组织方式，毋宁说我们就是这种性质。人类本性的这些终极决定性不能以言语道其万一，只能在那些作为最终动力和指引的个别表现形式中感觉到。故而，当人们体验到贵族主义倾向和个人主义倾向——无论我们的兴趣可能受哪一个影响——互相对抗时，是不值得议论针锋相对的生活形式的魅力的。历史上的贵族统治尽量避免把个体囊括到某个外在于他的模式中的那种系统、那种普遍的形式，与真正的贵族意识相适应的每一种形式——政治的、社会的、客观的、个人本质的——都应该作为特有的东西联合起来，并证明自身的价值。所以，英国生活的贵族自由主义在不对称形式中，在不受相似情况形成的偏见约束的个别情形中，找寻到它最内在动机的似乎颇有系统的典型表达方式。狂热的自由主义者麦考利明确地强调，这是英国立宪政体生活的真正力量所在，他说：“我们考虑的不是什么对称而是恰当实用。我们从来不会单单因为某个现象是反常现象就不予考虑。我们不会制定规范，除非考虑到特殊情况的要求。这些就是从约翰国王至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指导我们的二百五十届议会权衡利弊的规则。”在这里，对称和合乎逻辑的稳固的理念——它从一个中心点赋予每个个体以其意义——被拒之门外，以便每个要素按照自己的条件独立发展，因此自然也允许整体表现为一种参差不齐和杂乱无序的现象。很明显，这种对峙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个人的生活风格。在对峙的一边，生活被系统地规划：它的不同区域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和谐一致地组织起来，所有的兴趣被小心翼翼地划分了等级，这些兴趣的每一种内容只能按照整个体系预先确定的那样才容许存在；这些单个的活动有规律地在一种运动和停顿的固定循环之间轮转，简言之就是在一种同时并存以及前后继替的节奏中轮换，它既不容许内心需求、力量爆发（Kraftentladung）和情绪的波动起伏，也没有给外部的刺激、环境、预计的机会这样的偶发事件留有余地。反之，按这种方式建构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它排除了生活中与之不协调或未能成功地适应其体系的一切事物。在对峙的另一边，是根据个别情况构造生活形式，每一瞬间的内在情况和外部世界同时发生的情况之间建立了尽可能最良好的关联，一种随时随地准备好进行体验和行动的心态和一种对事物自主的生活永远的敬重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一旦事物的表现和要求出现之际就公平地对待它们。这样一来，生活的可预测性和确定的四平八稳的确被牺牲掉了，这种生活更狭义上的风格亦如此。这种生活不是被理念控制的，因为理念的应用一向偏好把生活材料纳入到一个体系和规整的节奏中去。相反这种生活是由其个体要素构筑而成的，不管其总体构架对称与否，对称在这里只会被觉得是一种束缚，毫无魅力可言。对称的本质在于，一个整体的每一个要素只有顾及其他要素、顾及一个普遍的中心才能各守其位、各遵其道、各存其意。倘若各个要素反其道而行之，只听从一己之愿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体的形态就会随意地左冲右突，必定毫无匀称可言。就其美学映象来看，两种形式的这种冲突是一切活动过程的基本主题，它在一个社会整体——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经济的、社交的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及其个体成员之间反映出来。个体力求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具有自我中心的形象（Gestaltung），他的存在和行为的一切要素均以这个中心为源泉获得了一种统一的、彼此相关的意义。但是假如超越个体的整体寻求自足的完整，寻求实现其自足意义上的客观理念，那么它就不可能容许其组成部分有任何自足的完整：人们不可能指望，一棵树的生长得力于几棵树但只吸收了它们的细胞，或者一幅画借鉴了其他几幅画却只借鉴了笔法的运笔走势，而它自己没有一笔具备熟练的技巧、自我的生命、美学的意义。尽管整体只能在个体特定的行动中，甚或只有在个体内部才能获得实际的现实性，但整体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统一性处于一种永恒的矛盾之中。美学表现这一冲突的形象因此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由于美的魅力总是蕴含在一个整体中，无论该整体直接就是直观生动的，还是像碎片那样通过幻想补充了直观生动性（Anschaulichkeit）。艺术本质上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从一个现实的偶在碎片（它依赖于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发构筑出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体，一个无需其他的自足的微观世界。个体存在与超个体存在之间典型的抵牾，可以被阐释为这两种因素为了达到美学上令人满意的表现形象而无法妥协的抗争。

不过，在这两种截然对峙的形式中货币似乎首先只用于表现其中之一的形成。因为货币本身是绝对无形的，生活内容有规律的升降沉浮在它那里找不到哪怕一丝痕迹。货币在任一时刻呈现的都是同样的活力和效率。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标准价值，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摇摆平衡之间的互相轮换，这些东西本来使个体在其行为可能性和经验可能性中承担起普遍有效的变化。十分意味深长的是，人们把流通中的货币称作“流动”的钱：货币像一种液体那样缺乏内在限定性，毫无抵抗地接受固定的框架提供给它的外在限定性。故而，对于把生活条件中一种强加给我们的超个体的节奏转化成一种均衡和平稳——这种均衡和平稳使我们的个人力量和兴趣得到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更为纯客观的证明——货币是最彻底并且又全然无动于衷的手段。然而：恰恰因为货币拥有毫无实质的本质（wesenlose Wesen），当个人关系的发展或个性倾向迫切需要时它才会支持生活的系统性和节奏。当我们观察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政体与货币经济间具有一种紧密的相互关联时，同样也不得不注意的是，专制主义在货币当中找到了一种极为合心称意的技术，一种把空间上最遥远的地点束缚于专制主义的统辖之下的手段，而在实物经济时期这些地点总是倾向于分裂和独立自治。一方面通过金钱体制的形成发展英国的个人主义社会形式逐渐壮大，另一方面货币也是社会主义形式的先驱，这不仅是在货币促使自由主义转向其反面的辩证过程的意义上而言，而且相当直接的原因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特有的货币经济关系呈现出社会主义孜孜以求地想建构的蓝图或社会类型。

在此处，货币进入了早在前面已经变得对我们至关紧要的、在种种生活力量（Lebensmächten）中的一个范畴，这些力量的独特模式就是其本质和原初的意义超越了存在于它们各自的兴趣范围内的对抗性，它们一致地漠不关心超越其上，但同时这些生活力量同样下降到个别部分的对峙当中：它们变得有所偏袒，正如它们曾经也是不参与者（Unbeteiligte）或裁判者。首先宗教就是如此，人们需要宗教，其目的是调和他的需要和满足、他的道德要求（Sollen）和实践行为、他对世界的理想和现实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一旦完成了这种调和，宗教就再也不能保持它在巅峰时曾达到过的那个高度，而是逐步降低到你争我夺的舞台，甘愿认同了人的存在的二元之一元，而这正是宗教以前曾经统一过的一元。一方面宗教面对的是人们经验到的整体的生活（它是与宗教照面的旗鼓相当的力量），宗教是超越我们通常人性的一切相对性的一种整体性；另一方面宗教只是组成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已，生活的总体取决于宗教和其他生活内容的相互作用。所以宗教既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同时又是一个单独的器官，宗教既是存在的一部分，同时在一个更高的、内在化的水平上就是存在自己。其次，国家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和宗教类似的形式。国家的意义无疑居于各党派及其利益的冲突之上，国家的力量归功于它作为社会最高权威这一抽象意义上的不可接触性和地位。虽然国家被装备了这一切性质，它依旧参与到种种特殊的社会势力的明争暗斗中，扶植一个党派来反对另一个党派，后者尽管在广义上是包含在国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狭义上是与国家势不两立的力量。最高权力的这种双重身份在形而上学内又重演了一回。无论在何种哲学中，存在的总体被归于精神性的本质，被解释为那种绝对体，那种为一种精神实质而承载或构成一切现象的绝对体。但同时这个绝对体也必须被视为某种相对的东西。因为在现实当中与精神对峙的不仅是一种肉身性，使得它在这种对峙中首先要实现自己的本质，而且它还遇到低级品质的精神现象，比如邪恶、懒惰和敌意；一个如此这般的形而上学不会认为这些低级精神属于这个精神——它是存在的绝对实质。相反，与该精神并列的是一切更不具精神性的（ungeistigeren）、不完美的存在，它们是作为另一方、平衡力和具体的价值，尽管精神（它就是那个绝对体）包含一切事物。这种双重的存在状态在自我的概念中最彻底地发挥了作用。自我在构想世界时以同等的高度与世界上的所有具体内容照面，不受个体的一切品质、差异和冲突的影响，这些只发生在个体的内部，即所谓他自己的私事。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感受不允许自我保持在这个高度，而是认同生活的某一些内容，不太认可另一些内容——正如宗教性使上帝干涉了生活的某些确定的地方，而上帝本来应该可以对所有其他地方也发挥同样的功效——自我逐渐成了自己的某一个特定的内容，它分化了自己，在或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按照与自身相比或高或低的标准，同剩下的世界及其独特性针锋相对，而本来自我的意义超越了所有这一切。

因此，货币在与其支配领域的关系上，与那些在内容上相当陌生的力量打交道时，形式同样类似。货币的本质也在于它自身超脱了一切个别兴趣和生活风格构成的这一抽象高度；货币的意义就是作为一种不偏不倚的普遍性的东西，在所有这些兴趣和风格的运动、冲突、平衡之中而又置身于其外，货币自身并未透露出丝毫线索是赞成还是反对为某种特定的兴趣效劳。只有当货币装备了所有那些无与伦比的距离化效果（Fernwirksamkeit）、集中力量、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时——这些性质是货币与所有局部的东西、片面的东西保持距离的结果——它自己就开始为特殊的需求或生活形式效力了。纵然货币作为一种形式与存在形式里的宗教、国家、形而上学思想内在地共有一切突出的、普遍的相似性，但是在这里，一个与此相对的、令人瞩目的差异出现了。当所有它们这些形式认同了某一种兴趣和立足点之际，就明确地偏袒冲突中的一方来对抗对手；它们联合或自觉认同了以前曾对之表示无动于衷的、有明确分歧中的一方，并且这样做也排挤掉了其他的分歧方。然而货币在其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对几乎每一种意图均一视同仁地效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存在同其他事物敌对的形式，像那些力量一旦把它们的普遍意义转变为一种特殊意义后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货币保留了构成其普遍意义的全面性（Umfassende），方法是当对立的双方利用彼此与货币的普遍联系扩大二者的差异、决战到底时，货币一视同仁地为它们效劳。货币的客观性在实践中不是游离于对峙之外的东西，使得它后来会被一方不合理地用来反对另一方，相反，这种客观性从一开始就尽力为冲突的双方同时效力。

然而，货币这样做的时候不属于包括了空气（各不相同的东西无差别地呼吸空气）的那种大范畴之类的东西，也不属于武器（陷入冲突的所有派别都可以同样地使用武器）的范畴。但是就如下事实而言，货币的确是最包罗万象的例子：人类世界中即便最根本性的分歧和敌意也总是为一致性和共同性留有余地，但货币远不只是这样。其他无所偏袒的事物类型完全远离它们为之效力的内在意图之外。货币与这些类型不同，它作为抽象的实体并且作为价值世界（就其完整的程度而言）的经济抽象物，无论对一切内在性和品性显得多么陌生异己，货币却经常表现出可以为两个敌对的方面全然独有的本质和倾向效犬马之劳的神秘莫测的能力。在这双方中，一方从货币所代表的这些力量的普遍价值宝库中，提取出适合其独特本性的表达手段、沟通可能性或独立可能性，而同时对于内容上对立的另一方，货币对它的内在性的热情帮助也非常百依百顺、完全听从。货币之于生活风格的意义是，恰恰因为货币超然于一切片面性之上，它才可能被其中任何一个当作一件自己的工具使唤。在狭隘和经验的世界中，货币是存在难以名状的统一体的象征，世界就是从这个统一体中流溢而出，涌入了其能量和现实的完整的广度及其所有的纷繁复杂。形而上学不得不这样主观地解释事物难以识别的结构：世界的内容（它构成了一种纯精神性的关联）存在于纯粹的理想中，只有那时——当然不是在现时的过程中——存在才超越了世界的内容而出现。这一点曾经被这样表述：即“什么”获得了“是什么”的意义（daβdas Was sein Daβgewinnt）。无人能说出这种存在实质上到底是什么，该存在区分开了实在的对象跟在性质上与之无法相区别开的、却纯粹在逻辑上有效的客观内容。无论这种存在纯粹的概念多么空洞抽象，它表现为生命温暖的水流，注入了事物概念的图式，使它们仿佛绽开，显露出其本质，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态度多么大相径庭、相互敌对。但是这种存在对事物而言并非什么外在的或陌生的东西，它就是事物自身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接受了这一存在并将它发展成一个起作用的现实。在一切外部现实的事物中——任何类似这一绝对存在的事物向来都仅仅是局部有效的——货币与存在的这种力量最为接近。货币的观念就是全然外在于种种事物，面对它们的差异毫不关心，所以每件物体都能够完整地吸收货币，借此恰好可以把它的独特本质发展出最完美的表现和功效。我曾经特别强调，货币对于发展有节奏的、特别客观的生活风格的意义，因为生活风格无与伦比的深刻对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货币所起的这种作用。

生活的速度与变化，以及货币贮存的速度与变化

最后要分析的是第三种影响力，通过它货币帮助确定了生活内容的形式和秩序；这与生活进程的速度（Tempo）有关，不同的历史时代、同一时期世界的不同地区、同一群体中不同的个人，其生活速度不尽相同。我们内心的世界似乎延伸到了两个层面上，层面的尺寸大小决定了生活速度的快慢。在任何一种时间单位中，观念内容——即便观念的数量是相等的——之间的差异越是深刻，人们经历的就越多，仿佛走过的生命路程就越长。我们所体验到的生活速度是生活的全部及其变化的程度造就的产物。在一个既定阶段货币决定生活速度的意义首先是由这一事实说明的，即金融环境（Geldverhältnisse）的变化产生了生活速度的变化。

人们曾断言，货币数量的上升——无论是通过进口金属还是金钱贬值，是通过贸易顺差还是发行纸币——不会必然使一个国家的内部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少数人（他们的收入是固定的，不会成倍增加）之外，假如货币供应量（Geldvermehrung）增加，每一种商品或每一件工作都会更值钱。但是既然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则个体作为消费者多花的钱只不过就是他作为生产者多赚的钱，收支情况仍旧保持不变。即便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的客观效果就是价格按比例的上扬，那么也会带来十分根本性的心理变化现象。没有人心甘情愿为某件商品付比以前昂贵的价码，即使与此同时他自己增加了收入；而另一方面，人们收入增加后就受到诱惑花更多的钱，没有考虑到增加的那部分收入已经被日常用品上涨的价格抵消了。当单纯地增加了人们手头可用的钱时——对于这种增加只是纯粹相对性的，他们完全不加思索——花钱的诱惑随之加强，而且这样做促成了更多的商品周转，还有一种经济观念的增多、加速、多样化。我们本质的基本特性乃是：把相对的东西从心理学上变成绝对的东西，掩饰某件客体和一笔具体数额的钱之间关系的流动性，把它凝固成客观的、持久的适当关系。一旦这个关联中的某个环节产生了变故，就会产生一种混乱和方向的迷失。积极的东西与消极的东西的变更绝非直接在它们的心理作用中得到了平衡，当这种变故发生时，人们对经济过程在以前发展的稳定性的意识受到方方面面干扰，今非昔比的感觉在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只要新的调整尚未出现，货币数量的稳步上升就会诱发持续不断的分歧感觉和心理冲击，从而将深化现行的种种概念之间内在的分歧和相比之下的差异，由此加速了生活的步伐。所以，假如有人推断“社会的巩固”来自收入不断增加，这起码是误解。因为恰恰可能是由于金钱收入的增多搅得社会底层的人骚动不安，这种状态——依据各党各派的观点——要么被理解为贪婪和革新癖，要么被阐释成健康的发展和活力。但是当收入和价格处于比较大的稳定状态时——它同时也暗示了社会距离的固定——无论如何会避免这种状态。

增加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心理过程产生的加速效果最显著地反映在贬值纸币（schlechten Papiergeld）的形成中，正好像正常的生理系统的某些方面通过与病态的、反常的状态作对比，从而一目了然。那种互不相关的、无根基的货币流动首先产生的是所有价格摇摆不定的、缺乏内在调整的上涨。但第一次货币过剩（Geldplethora）的发行时仅仅足够满足特定的商品范畴的需要。“故而每一次发行不可靠的纸币接着就会有第二次，第二次以后还有第三次。”据说，18世纪初叶罗得岛“找遍了一切借口用于额外增加纸币发行。假如纸币可以把所有银币驱逐出这个国家，那么银子短缺就是进一步发行纸币的一个新理由。”这种做法的悲剧性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发行了第二版纸币，目的是满足发行第一版纸币造成的需求。这种做法更加全面地引起人们注意到，货币本身是这场运动的直接中心：从纸币泛滥而来的价格的彻底改变引出了投机生意，反过来投机买卖又要求不断增加货币储备。人们可以认为，当货币纯功能性的意义——与货币实质性的价值无涉——变得有问题时，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社会生活速度的加快就一清二楚了；在这里，总体经济运行加速，提高到更高的势能（Potenz），因为现在经济提速的势能甚至纯粹是内在的（immanent），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在加快印制钞票中表现出来的。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纸币数量的增加也尤其地快。一位非常认真仔细的专家就这一相互关系谈论到北美洲时说：“人们不可能指望这儿的人——他们不耐烦只挣区区微利，他们十分有信心从一无所有或者非常少的投资中赚大钱——愿意自我克制来强迫自己，而英国人或德国人的自制则把纸币发行的危险降到了最低点。”然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而导致的生活步调的加快，其根源尤其是因为所有权之剧变。这在独立战争之前的北美纸币经济中清晰可辨。大量印制钞票（它们原来流通时的币值很高）造成的是极其糟糕的贬值。昨天腰缠万贯的人今天一贫如洗，而有些人一开始所借的钱有固定的价值，然后再用贬值的钱还债反倒变富裕了。当时每个人迫在眉睫的兴趣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处理经济事务，不做长期买卖，学会直接抓住机遇，而且这些所有权的变动在经济世界观内部产生了持续的分歧感、突如其来的裂变和震撼，它们延伸到其他诸多生活领域中，因此被人们体验为经济进程的日趋激烈或经济速度的提高。人们曾经宣称，贬值的货币（与稳定可靠的货币相比）有一种用途：用贬值的钱还债是可取的，因为一般而言负债人是积极活跃的经济生产者，而债权人大多是消极的消费者，相比之下后者对经商贸易的积极贡献要少得多。在18世纪初的康涅狄克州和19世纪初叶的英国，空头金券（ungedeckte Papiergeld）〔17〕尚不是合法的流通手段，但每个债主都被迫接受被用于还债的空头金券。货币对于经济速度的明确意义正好被如下的事实所证实，即过度发行纸币之后，在相应程度上也延缓和冻结了经济生活的危机。在这里，货币在经济的客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跟它作为中介者在这一进程的主观方面的作用相呼相应：因为人们不无道理地注意到，交换手段多得超过了实际所需，就会延缓交换活动的进行，正如经纪人数量的增加在特定程度上使买卖容易成交，然而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就成为阻挠交易的障碍。一般来说，货币越是灵活，它就越会贬值，因为每个人都想尽快地抓住它。对这种说法明显的反驳——即交易是两个人的事，一方想让贬值的钱轻易地脱手（Weggebens），但对方不太愿意接受，轻易脱手就被打折扣了——并不十分奏效，因为贬值的钱还是比压根儿没钱可付要强（对于劣质的商品人们就不可能还是这么认为）。出售商品的一方对金钱的兴趣根本使其摆脱了对贬值货币的厌恶。买方有兴趣买东西，卖方却不情愿用他的商品交换贬值的钱，二者之间并不能半斤对八两刚刚好得到平衡，因为卖方更处于弱势，他无法相应地限制买方促成的货币流通的加速。而另一方面，持有贬值的货币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有价值的货币的人，则积极致力于保存使其财产有价值的那种特殊情况。16世纪中叶，王侯们的债务额越积越多，故而到处都有国家破产的情况，当时法国出售养老金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人们这样强调对养老金——因为这些养老金非常不可靠——的捍卫，臣民作为国王养老金的持有人，他对国王的忠心以及挽救国王于水火之中的兴趣因此而大增。饶有兴味的是，Partisan这个词起初指的是参与借钱给君主的有钱人，但后来在马萨林（Mazarin）和富凯（Fouquet）〔18〕时期，由于这样一些银行家和财政大臣利益一致，该术语遂有了“无条件的追随者”之义，从那时起到现在就一直保留着这层含义。这种情况发生在法国财政极不稳定的时期，而苏利（Sully）〔19〕时期财政处于较好状况时，无条件的追随者们退身在幕后。后来当米拉波（Mirabeau）〔20〕发行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指券（Assignat）时，他强调只要指券存在，期望指券可靠的想法就必定存在：“您就能多算上一个这项方案的必要支持者，多算上一个与您成功与否休戚相关的债权人（Vous compterez un défenseur nécessaireàvos me-sures，un créancier interesséàvos succès）。”故而，这样的货币制造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并以新的惯性倾向为基础，制造了各种对立面的新的活跃局面。

但是倘若假设说，增加流通手段的数量造成的诸种后果，比上文所述的贬值货币造成的后果（即货币值的降低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同样的影响）事实上的程度更大，这个假设就太过于简单草率了。现实中的现象远较之错综复杂，混乱无序。首先就客观意义而言：增加货币贮存首先造成的是只有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了，而其他商品的价格还是一切照旧。人们以为可以断定，由于美国稀有金属的涌入，欧洲商品价格自16世纪以来就以一种确定的、缓慢的顺序攀升。当某国在国内加印货币数量时，那些拦住货币泛滥的特定的集团总是首当其冲。首先，只有这种集团里的成员互相竞争的那些商品才会价格上涨，而由大众消费决定的其他商品的价格则继续保持价格低廉。在范围更广阔的社会圈子里逐渐投入更多的货币带来的是平衡价格差异的努力，以前的商品价格关系从稳定可靠性中被抛出去了，每个家庭的预算必须通过不均衡性——在不均衡时每则消息的信息度都变了——适应紊乱和位移的状况。简言之，任何一次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均衡地影响到商品价格的这一事实，必然对经济人物对此情形的理解过程有很大的干扰作用，造成的后果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分甄别的经验，现存比例的崩溃，以及致力于平衡的需要。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影响——部分作用是加速，部分作用是滞缓——不仅是由价格不均造成的，而且是货币价值本身体现的内在的不均等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后果不仅是明确的货币贬值带来的，而且是——或许更多是货币价值的持续波动一手酿成的。据说在大英帝国1570年货币制度改革之前，“假如所有先令的值都削减成四便士银币，做买卖就会相对容易些。但是一先令一会儿等于12便士，另一会儿等于10便士，再一会儿又等于8便士、6便士乃至4便士，使得每一次换算都爆发一场争执”。

商品价格不等引发了这样一种情况，某些人和某些职业以相当特殊的方式从货币价值的变化中牟利，而另一些人和另一些职业则深受其害。以前的农民尤其是这样。接近17世纪末期，英国农民似乎没什么知识、无依无靠，实际上他们受到两种人的轮番压榨，就是那些欠农民的钱却只按钱的票面价值还钱的人，以及那些农民欠他们的钱他们却坚持要农民按实际分量还钱的人。后来在印度，每一轮新的货币贬值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农民把收获的农作物出售时，他根本不清楚卖得的钱是不是够还地产抵押利息。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价格普遍上涨，工资最迟做出反应进行调整。一个经济阶层越处于弱势，其收入涨得越慢，越少得可怜。通常这个经济阶层的人收入增加，只有在他们日常消费品价格已经长期大规模上涨之后才可能成为现实。通过这个过程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激怒震惊，焦虑不安，各个阶层的日趋不同促使他们不断意识到彼此的紧张，因为，由于流通手段增加这一新的情况，现在要证明先前的地位——不仅是在各社会阶层的关系中，而且是在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就不再是坚持保守的或防卫的态度，而是要求积极的竞争和征服。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增加货币数量都会对社会生活速度有如此的干扰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增加货币数量在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和分裂的顶端上，甚至在单个家庭的预算考虑中制造出了新的差异，从而必须不断地加速和深化对这一过程的意识。显而易见的是，大幅度的货币量减少（Geldabfluβ）也将产生类似的现象，只不过好像是带着相反的征兆。货币与生活速度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货币量的增加和削减通过其不均衡的扩散一样产生了区分现象，在心理上反映为中断干扰、刺激诱惑、压缩集中的观念过程。货币状态变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或者是货币之于事物关系的意义——即货币是其在心理上的等价物——的累积罢了。货币在诸事诸物之间创制了一种新的对等（Gleichung）。我们通常把它们互相作比较，依据它们直接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劳动价值以及幸福价值，按照数量质量上成百上千的关系；其结果是，这些事物在这一种关系中的一致可能和它们在另一种关系中压根不一致，并行不悖。事物的金钱价值创造了它们之间的一种对等与对照（Vergleichung），这绝非其他价值的一种固有功能，但却一向是某些价值功能的表现，后者是其他价值的起源和综合。每一种价值观察角度——它超越了种种事物通常的秩序给它们提供了一种排列（Rangierung），一种贯穿它们的排列——同时赋予事物间的关系一种活力，一种向迄今未知的合并和排斥、促成相似和相异的推动力。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夷平那些参差不齐的东西，强迫一致的东西接受差异。由于货币在一个既定范围内比其他任何价值立场都能赋予事物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此货币激起了无穷的努力，把这些努力和从其他价值中派生出来的等级排列在相似或相异这两种倾向的意义上结合起来。

金钱往来活动的集中

增减货币供应量导致的结果就是生活速度仿佛表现为货币量变化的一个函数，除此之外，金钱往来交易的另一个结果很明显地表现为生活内容的压缩。金钱交易的特别之处就是倾向于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几个地方。就局部性的扩散而言，把货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可以建立起经济对象的一个尺度。对该尺度这里我指的仅仅是一些有特点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开始于农业，农业的本性拒绝把它的不同区域集中在一处的企图；农业注定与原来空间的分散维系在一起。但工业生产是可以压缩到一定程度的：与手工制作和家庭作坊相比，工厂是空间上的一种浓缩，而现代工业中心则是一个工商业的微型世界，世上现存的每一种类原料都涌入了这个微型世界，目的是被转化成产品形式，这些产品又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个发展等级中最远的那个环节就是金融交易（Geldgeschäfte）。鉴于货币在形式上的抽象性，它超然于一切空间上的明确的关联：货币可以对最遥远偏僻的地方施加其影响力，它甚至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潜在影响力圈子里的中心点；在相反一面，货币也使最大数量的价值总额被浓缩凝聚在最微小的形式中，譬如杰伊·古尔德（Jay Gould）〔21〕签了字的一千万美元的支票。存在以货币凝聚价值的可能性以及以货币越来越抽象的形式浓缩货币的可能性，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集中金融交易的可能性。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以货币为基础，其金融活动就越集中在金钱往来的大型枢纽地区。城市和乡村不同，它一向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这种对比也存在于小城镇与大都市之间。因此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这样论述，通观伦敦的历史，它从来不是英国的心脏，有时充当英国的大脑，但却一向都是英国的钱包。同样，据说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在高卢花的每一分钱都被记载到了罗马财政簿上。财政所具有的这种离心力维护了双方的利益：一边是借贷方的利益，由于集中流入的资金相互竞争，他们可以借到利息更低的钱（罗马的利率就比古代的平均利率低百分之五十），另一边是债主的利益，虽然他借出去的钱不像在那些资金很不流通的地方利息比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钱随时随地都派得上用场。人们也指出了其结果，在中心金融市场发生的经济收缩向来比中心周边的不同地区的收缩更迅速地被克服。因为货币——人们发现其本质就是存在集中化倾向——度过了把个人手中分散的资金积累起来的原始阶段。金钱交易集中到交易所的时候就抵消了个人支配货币的优势，故此，即使16世纪在里昂和安特卫普的交易所给个别金融大亨赚取了丰厚利润，却使金钱的力量被客观化成一种中心构造物，其权力和规范甚至凌驾于最有权势的人之上，并且金钱防止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一伙人的公司左右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如富格尔家族曾经的所作所为。

对于金融中心的建立的更深层的原因，显而易见在于货币的相对特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货币表现出的仅仅是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而另一方面因为任何特定数量的钱的价值很少能像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可以直接确定，唯有通过和货币供应总量相比较，才获得意义。故此，最大限度地把货币集中在一处，尽可能多的资金总量的不断竞争，供需主要部分的平衡等等，都会导致货币更大的价值确定性和适用性。一舍非尔〔22〕粮食在任何地方都有一个特定的含义，不管这是多么与世隔绝的地方，不管这些粮食的现金价值有多大差别。但是一定数额的钱只有与其他价值照面后才获得其价值，所以它想要更稳定、更公平的价值，就得跟更多的价值照面。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万事万物都迫切渴求金币”——包括人以及事物——而另一方面金钱也迫切要求“万事万物”的原因所在，金钱自己寻求与其他货币形式的结合，与一切可能的价值和价值占有者的结合。而且，这种类似的相互关系在相反的方向也发挥了作用：众多的人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对金钱有特别强烈的需求。在德国，对金钱的一个主要需求来自由领主安排的年集（Jahrmärkte）〔23〕，他们举办年集的目的是从钱币交易和货物征税中获利。通过这种强制性地把商业贸易集中在一个较大范围内的某一地点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买卖东西的欲望，对金钱的需求因此首当其冲地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必需。无论在什么地方，但凡众多的人聚集在一处，相对而言对货币的需求就变得更为强烈。由于货币不偏不倚的本性，它是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之间的最佳桥梁和沟通手段；人们聚拢得越多，他们能够建立起的交易基础的范围在金钱利益之外就越少。(https://www.daowen.com)

价值的流动

上述这一切都说明了货币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了生活速度的提高，以及货币怎样对比着流动的、互相变化的印象和刺激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货币的集中流动倾向不是汇积在个人手中，就是聚拢到了固定的局部中心地区；把个人的利益、因此也把这些个人自身聚到了一起；不但在一个普遍基础上建立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而且正如货币代表的价值形式所决定的那样，在最小的范围里集中了最迥异多样的因素——即货币的这种流动倾向和能力对于提高生活的变化性和丰富性，也就是加快生活速度，具有心理效果。在别处我们已经强调过这样一种关联，现代的时间观念（一种取决于使用性和紧迫性的价值）首先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端而被人们接受的，时值15世纪，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伴随着廉价纸币的迅速流通一同兴起。正是在这段时期，教堂的钟开始每隔一刻钟就敲响一次。塞巴斯蒂安·弗兰克〔24〕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的革命性意义的人，纵然他对此抱悲观的态度，他首次把时间称作一种昂贵的商品。最典型地体现了所有这些相关联系的象征物就是股票交易所。在这种地方，经济价值和利益被彻底简化成金钱的表现形式。股票交易所和股票交易代理达到了最紧密的局部结合体的地步，以便用最快的手段实现交易所清算、分配和平衡。价值浓缩到货币形式上，以及金钱交易凝聚到股票交易形式上，这两种集结的方式使价值可以在最短时间被最大数量的人迅速转手。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年的交易额是棉花投机生意中的棉花收成量的五倍，到了1887年其交易额甚至是全年被出售的石油生产量收益的五十倍：随着某一种价值的行情波动，交易额变动频率呈上升趋势。的确，行情的波动就是16世纪做“王室期票”（Königsbriefen）——即王侯的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交易而发展起一个定期的股票买卖市场的原因。因为体现了王室——比如说法国君王——的信用地位变化的这些期票与以前价值固定的期票相比，给买卖期票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诱因。货币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即绝对顺从地表现估算价值的变化）一定无限地提高了这些变化本身，并一再地产生这些变化。这就是股票交易处于金融交易中心地位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股票交易仿佛是所有这些价格估算变化的几何焦点，同时也是经济生活激起人们最大的体质上的兴奋的地方：他们脸红筋胀地在乐观情绪和悲观态度之间摇摆，他们对可以预知和无法预料的事情的神经质反应，他们迅速地掌握影响股市的每一种因素又同样飞速地忘之于脑后——所有这一切均体现了生活速度的急剧加速，以及这种速度的变化中一种狂热的动荡和压抑，货币对心灵生活过程的特殊影响力在此昭然若揭。

最后，只要货币成了普遍的兴趣中心点，货币相对于其他所有客体自身的流通速度一定会立即提高普遍的生活速度。圆圆的硬币使得它们“必须滚动”，这一种圆的特性象征了货币传递给交易的运动节奏：即使从前的硬币是有角的，不断使用后也会把角修圆磨光，变得圆溜溜的；因此必要的材质使密集的交易买卖获得了最便利的工具形式。几个世纪以来，尼罗河周围的一些国家甚至使用过玻璃、木头、玛瑙做的球形货币，使用截然不同的材料说明了货币形式是它被依样画葫芦并且受欢迎的原因。所以，计算大笔款项时人们应用“四舍五入”（Abrundung）的舍入原则绝非偶然碰到的一桩巧合，并且它适应了不断膨胀的货币经济。“四舍五入”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现代术语。支票抬头人写明是给英国财政部的最原始的支票形式按照实际的非整数计算，它们常常当作钱在市面上流通。到了18世纪，这样的支票才被可以背书的纸质票据取代，纸质票据的数额是五英镑以上四舍五入的整数。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以前几乎没人留意可以四舍五入，即便钱的数目非常庞大。富格尔家族在1530年同意支付给斐迪南皇帝（Ferdinand）〔25〕275333弗罗林和20克朗，1577年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26〕欠这个家族220674弗罗林，这些都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例子。股份制（Aktienwesen）的发展历经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本可以按照意愿被任意分割大小。只有当该公司的贸易运转速度加快后，最后，500佛兰德镑（Pfund Vlämisch）的固定单位才成为交易往来的金额单位以及地地道道的“一股”。即使时至今日，牵涉到大笔数字的现金交易的地方，零售业也是取四舍五入的整数，而比较偏远地区的价格则（令大都市人感到奇怪）很少被四舍五入。

以上所提到的发展过程，即从不太方便的大硬币到比较小的钱币和汇票，跟四舍五入一样对提高贸易速度有着明显相同的意义，这本身引起了一个物理上的类似现象。随着交易速度加快，对小面值钱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对此情形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1844年一张英国银行的银行券被发行之后、在被要求兑现之前在市面上平均流通57天，而1871年仅为37天！假如人们把地产流通的速度与货币作一个对比，那么不同时期——地产或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支点——所具有的生活速度之不同就立刻见了分晓。人们认为，譬如说，纳税在外部和内在层面波动的特征取决于被课税的对象。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时期的英格兰专门对土地强制性课税，到了12世纪收取地租和拥有牲畜的人要负担纳税，此后不久，对动产的某些份额（四分之一、七分之一以及十三分之一部分）也开始征税。课税的对象越来越灵活机动，直到最后金钱收入成为税收事实上的基础。这样一来，课税达到了迄今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程度，其结果就是总岁入具有了更大的确定性，而个人缴的税却有了一种更大得多的变化，每年都有起伏。对于生活速度的直接意义和强调重点是放在地产还是货币上，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常保守的民族认为农业具有巨大价值。中国人笃信唯有农业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且，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对买卖土地课以重税，所以大部分土地买卖都在私下里、没有登记造册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当通过货币促成的经济生活的加速得以实现后，它就力求——在另一方面——要把经济节奏强加于尚在负隅顽抗的地产形式之上。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州给私人购买土地提供抵押，并允许单张抵押票据当作钱币流通。富兰克林〔27〕曾写道，这些票据仿佛是现实中被铸成钱币形式的土地（gemünztes Land）。与此类似，我们德国的保守派人士断言，最近几十年有关抵押的立法力争达到将地产液化的目的，地产将转变为某种纸币，可以被人们分散到任何一笔数额的票据中；所以正如瓦尔德克（Waldeck）所指出的，地产仿佛只是为了被拍卖而存在。无足称奇的是，现代生活内容在最外观的意义上以及在几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方面变得过分灵活多变。我们如今所称的“动产”（就其严格意义而言）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一点儿也没销路。那时的柜橱、餐具柜、座椅都被嵌上了护壁镶板，桌椅都很沉重，所以常常是不挪动的，小型的可以被移来搬去的设施在当时几乎没有。随后到了现代，家具宛如资金一样可以被移动。

最后我想借助于一种法律规定性来举例说明货币经济运动的力量，即它使其他生活内容臣服于其速度之下。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规定，把某物从它的合法持有者那里拿走后，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物归原主，即便目前持有该物品的人是正当地据为己有的。但涉及金钱的时候这条原则就失效了：根据罗马法以及现代法律，小偷偷窃的钱由于第三者轻信而被他占有时，不能要求这位第三者把赃款归还原主。这种例外的情况显然是经过商业贸易活动的实践证明必需的，否则做生意就会特别困难重重，使人忧心忡忡，并受到干扰。然而最近人们却把这种免除赔偿扩大到所有其他对象上，一般而言它们归属商法典管辖范围。这暗示了：商品贸易流通的加速使每一件商品均接近于纯粹的货币特性，它允许这些商品只作为金钱价值起作用，使它们统统隶属于那一个规定性之下，而这一规定性本来是货币为了方便做生意的目的必须要求的！

恒定和运动：理解世界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在存在的相对性中的综合

每逢人们描述货币对生活速度的规定性作出的贡献，即货币凭借其本身的特性，以及上文首次提到过的货币在技术意义上造成的后果作出的贡献时，人们可以用以下的分析作这一描述。对恒定概念与流变概念（Beharrungs-und Veränderungsbegriff）进一步细致的分析表现出了一种双重对立，其形式正如这种对立化为现实时那样。只要我们思考世界之本体，我们很容易归之于一种[存在与万象]的观念，一种恒久不变的存在的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排除了事物的一切增多或减少的一种绝对恒久的特性。而另一方面，若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世界本体的形成过程上，那么就彻底超越了这种恒定性，在此形成过程里一种形式不停歇地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世界呈现出一种恒动（Perpetuum mobile）的壮观景象。这就是宇宙论以及通常形而上学所讲的存在的二元性。但是在一种更为深入认识的经验范围内，恒定与运动之间的对立就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倘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图景一如它自身直接呈现的样子，那么它的确有某些形式是历经时间而持续不变的，而同时组成这些形式的实在要素却在不停地运动变化。所以说，尽管构成彩虹的小水珠不断变换位置，彩虹持续不变。尽管有机体的存活靠不断交换构成它本身的物质，有机体的形式持久地存在。是的，每一种无机物体（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片刻）当中持久的只有最小部分之间的关联和互相作用，但这些部分本身却处于不停歇的分子运动中，虽然我们的肉眼不够锐利观察不到。在这里，现实本身也是在生生不息之流当中，并且即便我们可以说因为缺乏洞察力而无法直接察觉到这一点，运动的形式与格局却在持久不变的客体表象中巩固加强了。

把恒定概念和运动概念应用到被表现的世界上，除了有这样两种对立之外，还有第三种。永恒同样可以有一种意义，即它超越了任一长度的时间段。最简单但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下足够充分的例子就是自然法则（Naturgesetz）。自然法则的有效性取决于诸因素在一种特定的格局下客观上必然产生一种确定的后果。这种必然性完全不以何时其前提条件才会在现实中出现为转移；其作用只发挥了一次还是上百万次，是发生在这一刻还是百万年后都不重要；它的效力万古常在、永恒不灭；它的本质和概念本身就排除了任何的变化或运动。在这点上，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地把绝对有效性归到任何一条单独的自然法则上是完全不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它不能依据可靠无误的标准来区分时常重复发生但却纯属偶然的现象群跟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异——必然能被纠正，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一种自然定律只对一个特定的精神状态起作用，同样的真理对另一种精神状态来说，可能意味着对同一件事实情况完全不同的表述。然而，既然人的精神自来就会发展演化，无论发展得多么迟缓、难以察觉，那么在一个既定时刻里就没有什么有效的规律是不受时间进程的变化支配的。但是这种变化指的仅仅是可以认识到的自然法则的内容，而非其意义和概念；法的理念——它超出了任何一种现实中的不完美的实现，而且它依然证明了其完全的正当性和意义——取决于超越了一切动态的东西，取决于不受任何可变的既定条件制约的有效性。动态形式中一定有一种现象同这种与众不同的、绝对的永恒形式相呼应。正如永恒超乎任何时间段（不管它有多长）之上，直到任一确定的时刻的关联被自然规律或数学公式的永恒效力彻底消灭：所以变化和运动也可以被视为是绝对的，似乎对它们而言确定的时间尺度不再存在一样。假若一切运动均是发生在“此处”与“彼处”之间，那么通过这种绝对的运动状态，即species aeternitatis[永恒状态]的反面，这个“此处”就彻底销声匿迹了。无时间限定的客体在恒定的形式中有其效力，与它们截然相反的客体则是在转变的、不持久（Nicht-Dauer）的形式里生存。从恒定与流动这对针锋相对的概念足以发展出一套世界观，对此我毫不怀。假设人们一方面认识了所有支配现实的法则，那么现实通过法则的复合体（Komplex）实际上就被还原成法则的绝对内容，及其永恒无限的意义，尽管现实自身尚没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因为诸如此类的法则按照其理念的内容对于任何化为现实的个别情况都彻底地漠不关心。但是，恰好因为现实的内容全部溶化到这些法则——它们不停地从原因中产生结果，并且允许这些结果同时作为原因起作用——里，那么另一方面人们就可以在那种绝对的流动状态中感知现实，认识世界具体的、历史的、经验的表象，赫拉克利特（Heraklit）〔28〕具有象征意味的表述已经说明了这种绝对的流动性。倘若人们把世界观归结为这种反面意见，那么任何持久的东西，任何指向当下时刻之外的东西都会被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汇聚到纯粹法则的理想王国中；现实中的事物本身不在任何一刻稍作停留，通过它们的不安定性（借此特性它们每时每刻让自己适用到某个法则中）每一种形式在乍现之际就立即被溶化消解了，形式仿佛只有在被毁灭中存在。每一次形式固定持久存在的事物——不管它们持续的时间多么短暂——都不完美地阐释了它无法按现实运动自身的速度跟上其步伐。因此，存在的整体一点儿不剩地溶化为不折不扣持久的存在和地地道道不持久的存在以及这两类存在的统一体。

货币是存在之相对性的历史象征物

再没有比货币更明确地象征世界绝对的动态特征的记号了。货币的意义就在于被花掉；当货币静止不动时，根据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它就不再成其为货币了。或许货币处于暂时静止状态的作用就在于期望它再一次动起来。货币不是别的，就是某一运动的载体，任何在这一运动中不动的其他东西都被彻底消灭了。货币可以说是actus purus（纯粹的行动），它的存在就是不断使自我摆脱任一既定的地点，因此货币构成了所有独立之存在的对等物，以及对其的直接否定。

然而，或许货币不折不扣地仍然作为象征物呈现了界定现实的截然相反的方式。一笔单独的款项事实上其本质就是连续的运动；但这恰恰是因为其价值与单独的价值对象相关联，正如普遍规律与实现它的具体条件相关一样。假如说超乎一切运动之外的规律仍旧表现了一切运动之形式与基础，那么抽象的财富价值——即未被细分为种种个别价值的，以及货币的存在是作为其载体的价值——则宛如经济活动的灵魂与目的。货币作为可触及的部分是外部的-现实的世界中最短促的事物，就其内容而言货币又是最稳定的事物，它作为中立点和平衡点立足于所有其他内容之间。货币的理念意义（一如规律的理念意义）就是提供万事万物的尺度，而自身却不经受测度，这样的意义实际上只能借助于一种无穷的发展才能被总体实现。货币表现的是经济货物间存在的关联，它涉及如此变幻莫测的关联时本身却保持稳定不变，这就好像一种数字上的比例，它说明的是诸多变化无穷的对象间的关系，又如万有引力规律的公式，它关涉的是各种物质的质量以及它们无穷变化的运动。如同一般概念在逻辑上的有效性不受实现该概念的数量和变化的影响，即可以说规律规定了这些数量和变化，所以货币——即内在的意义，凭借它单片金属或一张纸变成了钱——就是各种事物之所以成为经济事物的一般概念。这些事物不一定需要是经济的事物；但是假如它们想这样的话，就必须适应价值评判（Wert-Werden）规律，这一规律就被浓缩在货币当中。

一种构形物（Gebilde）同等地参与到表现现实的两种基本形式中，这一观察对这两种形式的关系给予了说明：其关系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的意义，即一种形式是在另一种形式身上发现其阐释世界的逻辑和心理学上的可能性。恰恰因为现实自身处于绝对的动态中，承认其对立面（即永远有效的合法性的理想体系）才有意义；反过来说，正因为存在这种合法性，存在之流才是可说明的、可触及的，否则存在之流就会破裂为一片不可挽救的混乱。世界普遍的相对性——初看起来这两种形式的对峙只有一边熟悉相对性——在现实中也席卷吞没了另一边，并证实自己是女王，而这另一边形式只表现为一派而已。同样，货币也超越了它作为单一经济价值的意义，以表现一般而言更高的抽象经济价值，把两种功能缠绕在一种难分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使任一功能都无法排第一。

在这里，货币仅仅作为历史世界中的一种构形物象征着事物的客观行为，并在自身与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社会生活越是受金钱经济关系的支配，存在的相对主义特征在有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确，因为货币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体现了经济对象的相对性的一种特殊构形物，它意味着这些对象的价值。正如绝对论的世界观表现的是和人类事务相应的实践、经济、情感状态相关联的一个特定的理智发展阶段，同理，相对论的世界观似乎表达的是我们的理智瞬间的适应关系，或者更正确地说：相对论世界观的存在是由社会和主观生活的截然对峙的图景证实的，在这种生活中货币发现了真正有效的载体，以及反映货币的形式和运动的象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