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的概念
倘若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优雅的言谈举止（Verfeinerungen），生活精神化的形式，以及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的劳动成就，那么我们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规整这些价值，而按其独特的、客观的意义，这些价值不会自动归属于这一视角之下。这些价值对我们而言表现了文化内容，我们把它们理解为自然萌芽和潜能的强烈显现，强烈到超过了它们纯粹的自然本性所能够发展、丰富、分化的水平。一种自然赐予的能量，或它所暗指的东西——它之所以必需仅仅是为了被实际的发展超越——构成了文化概念的假设前提。由文化的角度观之，诸种生活价值就是被教化的自然（kultivierte Natur）；在这里这些价值并没有那种孤立的涵义，似乎可以从幸福、聪明、美丽等高高在上的理念出发来衡量它们，相反，这些生活价值是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这一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它们超越了自然的力量及其理念上的内容，由此变成了文化。因此，如果说在花园里嫁接的一枚果实和一尊雕像同样是文化产品，则语言微妙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它把果树称作“被培育的”（kultiviert），但绝不会说把光秃秃的大理石块“培育”成雕像。在第一种情况里，人们预先假设果树有一种结出这种果子的自然驱动力和生长倾向，经过精心的照料，果树的成长就超越了自然的限制；至于大理石我们就不会预先假定它有产生雕像的相应倾向。化身为雕像的文化意味着人的特定能力的提高和升华，而我们将人的能力的原始表现称之为“自然的”力量。
初一看起来，把非人格的事物表述为被文化的（cultured），这只有当成一种比喻似乎才合情理。因为，自然所赐予的东西借助意志和理智超越了纯自然的、任意发展的界限之外，是为我们自身所保留的，或者说那些事物的成长发展和我们的欲念紧密相关，反过来它们又刺激了我们的情感。在物质文化产品中，诸如家具和园艺植物、工艺品和机器、工具和书籍，天然的材料被塑造成靠它们自身的能量绝对无法实现的种种形式，这些文化产品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情感的产物，是观念利用事物可利用的可能性产生的结果。这恰恰与文化毫无二致，文化形成了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如语言、道德、宗教和法律。因为我们把这些价值理解为文化，我们把这些价值跟它们自身活跃的能量（据说这些价值靠自己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能量）的成长阶段区分开了，能量只是文明化进程（Kultivierungsprozeβ）中的原材料，比如木材、金属、植物和电。培育事物就是把事物的价值标准提高到超过其自然机体结构所能呈现的范围，通过培育它们，我们也培育了自己：这是同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它既从我们出发，返身又回到我们自己，这个过程感动了外在于我们的自然或我们自己的本性（Natur auβer uns oder die Natur in uns）。造型艺术最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文化概念，因为它表现了对立之中最大的张力。塑造艺术对象似乎要彻底避免的就是适应我们主观性的过程。但艺术品恰恰向我们解释了现象本身的意义，无论此意义是深埋在空间造型、色彩关系上，还是隐约可见又似乎不可见地隐藏在精神性（Seelenhaftigkeit）之中。一切都取决于发掘出事物的意义和秘密，旨在用比事物的自然成长所拥有的形式更纯粹、更清晰的方式再现事物。但这不是在化学或物理技术意义上的方式，技术研究的是物体的规律性，为的是把物体并入在它们之外的、人的系列目标中去。与之相反，一旦艺术品成功地呈现了物体独特的意义，艺术过程就大功告成了。实际上这也实现了纯粹的艺术理想，因为对该理想而言艺术品臻于完美是一种客观价值，完全不在于艺术品是否成功地激发起我们的主观感受。“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口号完美地表现了纯艺术倾向的自足性（Selbstgenügsamkeit）特征。但是从文化理想的立场来看，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文化理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扬弃（aufhebt）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乃至宗教的成就各自独立的价值，旨在把这些组成要素整合到超越人类本性自然状态的发展当中。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这一发展过程必经的里程碑。文化发展的每一瞬间都处于这条道路的某个地方，文化永远不可能不带一定的内容而纯粹形式性地向前发展，即使它并非和该内容完全一致。文化内容由这些形式（Gebilden）构成，每种形式都附属于一个独立自主的理念，虽然说这里我们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文化形式，这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能量或我们的存在之发展超越了纯粹自然状态的程度。在培养客体的时候，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客体的形象：文化进程作为客体的能量超自然的发展，表现或具体体现了我们的能量一模一样的发展过程。诚然，具体的生活内容从其自然形式转移到文化形式的分界线并不明朗，也颇有争议。但这只不过是最普遍的思维困难之一罢了。各种范畴——为了理解认识各种具体的现象，现象及其规范和种种相互关系被归入各范畴之下——相互之间截然划清了界线，通常它们首先只能从这种对峙状态中获得各自的意义，断断续续地构成了序列。然而涵盖于这些概念范畴下的细节部分却常常不可能被同样确凿无疑地定位；相反，通常是细节在数量上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们是归属这个还是那个概念名下，所以，由于一切数量的连续性，由于分属两个特定范畴的物体之间经常可能存在中间位置，单独的现象可能时而放到这个范畴里，时而放到那个范畴里。故而各范畴之间仿佛有某种不确定性，即便就其实际意义来看是互相排斥的概念也有混合的地方。自然与文化有基本明确的分界线，即一个正好从另一个结束的地方开始，而不像个别现象一样无法确定其归属，它们如同白昼与黑夜的概念，并没有因为黎明和黄昏有时归于白昼，有时属于黑夜，而互相模糊在一起。
物质文化的上升和个体文化的滞后
现在我将把一般文化概念的讨论与现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关系进行对照。若要把我们现代的文化与一百年前的文化比较一下，则人们肯定会说——尽管保留诸多例外——在现实中充斥、包围我们的生活的事物，比如工具、交通方式、科学产品、技术产品和艺术品等，都达到了无法以语言表达的文化程度；但是个体文化，至少较高层次上的个体文化却根本没有取得同等程度的进步，甚至常常衰退了。这无须详细举例说明，因此我只想强调其中的某些方面。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自过去百年以来已变得日益精致、微妙，德语和法语均是如此。现在我们不仅有歌德式语言，此外还有不胜枚举的文雅精致、字斟句酌、个性突出的语言表述方式。假如观察个人的说话和写作，从整体上来看却越来越不准确、不高雅、流于琐碎。在内容上，人们的话题范围借助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已经被客观上拓宽了，但如今的交谈——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对话以及信件往来——比18世纪末似乎更流于肤浅、更无趣、更不庄重。同属这一发展过程的事实还有，机器变得比工人更聪明了。即便在大型工业中，如今又有多少工人能懂得工作时使用的机器，也就是懂得融入机器中的智慧？军事文化也如出一辙。长期以来单个士兵的任务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助现代作战的方式，某些方面甚至被简化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军事上不唯物质器械，而且最重要的是彻底置身于个人之外的军队组织的复杂程度简直闻所未闻，表现出客观文化（objektiver Kultur/objective culture）大获全胜。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即便知识渊博、深思远虑的人也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观念、概念和命题，他们却未必知晓它们的精确含义和内容。客观上可获得的知识材料急剧膨胀，它们允许甚或是强迫我们这样来表达：知识像密封的容器一样一代代传承下去，而密封在里面浓缩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没有打开，也并未呈现在个体使用者面前。我们的外在生活被越来越多的物体包围着，我们不敢想象它们的客观生产过程耗费了多少人的智慧，同出一辙的是我们的思想的内在交流和社交活动——对此我曾在上文论述的其他关系中强调过——充斥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它们累积了广泛的思想智慧，但是个体的思想只需要使用其中最小的一部分。19世纪发展起来的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subjektive Kultur/subjective culture）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反映在如下的事实中，18世纪的教育理想的焦点是塑造人，也就是说培养一种个体性的内在价值，到了19世纪它却被全部培养客观知识和行为模式这层意义上的“教育”理念取而代之。这种分歧似乎正逐渐扩大。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Sachkultur）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如何阐释这一现象呢？假如一切物质的文化，如我们已看到的，不过是一种人的文化而已，使得我们只能经由培养事物来发展自我，那么客体的发展、提高、精神化（Vergeistigung）——它们仿佛是从自身的力量和规范演化而来，个体的灵魂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突出了一边是社会生活及其产品，另一边是碎片式的个体存在内容这二者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无数代人的劳动蕴藏在物化的精神（gewordener Geist）中，如语言和习俗，政治体制和宗教信条，文学和技术，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所想、按其所能地取用精神产品的一部分，但没有任何单个的人能把它消耗殆尽。这种财富的数量跟从中取用的数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和极为偶然的关系。个人取用的份额微不足道或者没什么理性，并未使人对这类财富所有权的实质和尊严受到丝毫影响，正如一切实体的存在无论是否被人察觉都一样地独立存在着。一本已出版的书，其内容和意义对于读者群是大是小，读者是心有灵犀还是反应迟钝，都是无所谓的，同样，一切文化产品面对其听众时虽然乐意被任何人理解吸收，但事实上它只是零零星星地被人理解。文化共同体的这种浓缩的脑力劳动跟它在个体中的活跃程度的关系，一如丰富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局限性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些客观精神内容的存在方式，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放到用于阐释世界的范畴的具体框架之中。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这里构成了我们的具体问题——将在这些范畴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在柏拉图的神话中，灵魂看见了世间万物存在于世之前的纯粹本质、绝对意义，所以灵魂后来的知识就是经过感官刺激而出现的对这种真理的一种回忆。在这个神话下面隐藏的最初动机是我们对于知识源起的困惑不解，假如人们像柏拉图那样否认知识来源于经验的话。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超出它出现的临时原因之上——深刻地表明了我们灵魂的一种认识论态度。无论我们把认知解释为外部事物直接作用的结果，还是一种纯内心的过程（在其中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是精神要素内在固有的形式或关系），我们一向把思想，但凡思想被以为是真的，设想为对一种客观要求的满足，对一种预定观念的临摹再现（Nachzeichnen einer ideellen Vorzeichnung）。即便人的认知反映事物之准确无误就如同事物自身那般，通过认识把握一件又一件事物而渐渐接近的统一、正确、完整也不会来自客体本身。与之相反，我们认识的理想一向是套着观念形式的内容，因为即使最极端的唯实论希望把握的也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它们的认识。倘若我们对在任何一刻构成知识的全部断片，从其发展——知识追求这一发展，正是依照其发展知识的各个阶段才有了意义——出发来加以说明，则我们只能靠奠定柏拉图学说基础的东西为假设前提：即存在一个拥有理论价值、完美的理智意义和关联的理念王国，它既非种种客体，因为客体都是它的对象，亦非已经获得的、在心理上成为现实的知识。相反，这后一种知识只能够逐渐地，且总是不太完美地近似那个包含了一切可能真理的理念王国。这种知识只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才是真实的。柏拉图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基本的观感：我们在任何时刻的认识只是单单以理念形式存在的一种知识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它鼓励并要求我们从心理上实现它。但他认为，从以前对理念王国的总体性（Totalität）的把握到获得实际的知识是一种下降沦落，是“不再[可能回到从前]”（Nicht-Mehr/no-longer），而不像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尚未[到达]”（Noch-Nicht/not-yet）。但是显而易见，从这两种理解中体会到的这种关系本身根本是一模一样的，正如要得到同一个数字可以用大数字减小数字或小数字相加两种方法。这种认知理念特有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规范或总体性跟我们实际的认知迎面对峙，一如道德价值和规定的总体性跟个人的实际行为相对峙。这里在伦理范畴中我们能更多地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就是或好或坏地符合某个在内心生效的规范。这个规范——其内容对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生活的不同时期会大相径庭——在时空当中无处寻觅，也不与人的道德意识相吻合，反而是道德意识受制于这个规范。最终我们整个生活的模式——从每日鸡毛蒜皮的事情到精神状态的巅峰——乃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均有一个规范、一个标准、一个观念上预先设定好的在我们之上的总体性，我们试图以行为活动把它转化为现实。这里指的并不是我们的每一个愿望都受某类理想指引这种简单的概括归纳，而指的是人的这些行为活动特定的、或多或少较为独特的性质：即不管我们的行为价值是否与理念相抵触，我们的行为仍遵循着某种预先确定的可能性，好像在贯彻执行某个理想的计划。我们实际的存在尽管是不充分的、残缺片断的，但是只要分担了总体性的实现过程，似乎就获得了一定的意义和一致性。我们的行为乃至我们全部的存在，无论美丑、对错、伟大或渺小，似乎都取自可能性的宝库，所以，我们的行为在任一时刻与观念上确定的内容的关联，就好比具体的物体与其概念的关联一般，概念表现其固有规律和逻辑本质，但其内容的意义不取决于它是否被实现，如何被实现以及实现的频率如何。我们只能这样来设想认知，此外别无他法：认知即是实现我们对这些概念的意识，可以说这些概念正在出现问题的地方等着意识对它们的实现。我们把认识称作必然的认识，也即是认识的内容只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存在，这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即我们认为认识乃是先于认识确立的观念内容在心理上的实现。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千差万别的思想来说只有一种真理。反之，假若一方面给定一种被明确建构的理智，另一方面给定一种规定好的客观性，对这种思想来说是“真理”的东西在客观上就预先形成了，其方式跟给定了运算数目后运算结果就确定了一样。随着被赋予的精神结构产生的任意变化，真理的内容亦随之改变，真理的客观程度不会因此减少一点，也不会因此取决于这种思想进行的意识活动的影响。我们从某些知识的事实——也不得不假设有其他的知识事实——中得出的坚定不移的结论就是阐明了我们认识之本质的偶然原因（Gelegenheitsursache）：每一小块单独的认识均意味着它已意识到了，在客观确定的认识内容的内部关联中它已然是有效力的，并已得到确立。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与这样一种理论有关，根据该理论，一切被认为真实的是伴随着某种观念内容的特定感觉；我们举出的证据不外乎是建立一个产生这种感觉的心理格局。感官知觉或逻辑推导都不能直接确证现实的存在，毋宁说它们只是条件，是唤起肯定和赞同的超理论感觉或不管如何称呼都相当难以名状的现实感的条件。这形成了在两个认识论范畴之间的心理学中介：一边是有效的事物内容的意义，它产生于事物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给事物的每个要素分配了适合的位置，另一边是我们对事物的观念，它对主体的人而言意味着现实。
思想的物化
这种一般和根本的关系在较小程度上类似于物化的思想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切实有效的实体范围中提取生活内容，与之类似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观之，我们从种种人类脑力劳动累积的库存中提取生活内容的主要部分。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预先形成的内容，它们即将被个人思想实现，但它们还保留其规定性，不会与一个物质对象的规定性混为一谈。因为即便在精神依赖于物质的情况下，比方说工具、工艺品和书籍，精神永远也不会与我们的感官在对象中感受到的那部分等同起来。精神是以某种几乎不能被确定的潜在的形式蕴藏在对象中，唯有个体的意识能够使其化为现实。客观文化是历史的呈现，或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真理较完美或不太完美的浓缩，我们的认知就是对真理的再现。倘若我们可以声称，万有引力定律在牛顿把它阐述出来之前就已是有效的，那么诸如此类的定律并不存在于物质实体中。相反，万有引力定律只说明了物质关系把自身呈现给一个明确地组织起来的思想的方式，它的有效性并不受物质存在于现实中这一事实的钳制。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万有引力定律既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也没有存在于主观思想中，而是在客观精神这个领域，我们对真理的意识一步一步地把客观精神浓缩成现实。就正被讨论的万有引力定律而言，一旦这个过程被牛顿完成了，该定律就被融合到客观历史精神中，反过来现在它在历史精神中的理念意义根本就独立于特定的个人对该定律的重新发现之外了。
通过把这种客观精神的范畴确立为一般事物的有效的精神内容在历史中的显现，那么显然，我们认为是主观发展——把物质文化当作人的文化——的文化过程就可以从其内容中分离出来了。这种内容进入该范畴后似乎就获得了另一种物态（Aggregatzustand），因而为客观文化与个人文化分道扬镳的发展提供了原则性的基础。思想的物化为脑力劳动可能的保存和累积提供了形式；它是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人类历史范畴。因为思想的物化把生物学上非常令人生疑的东西，遗传继承，变成了历史事实。倘若人不仅是物种的后代而且是文化传人这一事实表明了人比动物高级，那么思想的物化（存在于文字、作品、组织、传统中）就是人与动物之分野的基础，人据此把他的世界，乃至把所有的世界据为己有。
假如历史社会的这种客观精神是其广义上的文化内容，那么社会各组成部分实际的文化意义则取决于它们成为个体的发展因素的程度。我们假设牛顿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只保存在一本谁也不知道的书里，虽然它仍旧是客观化的精神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一种潜在的财产，但它不再是一种文化价值。因为这种极端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无数的层面上，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社会中只有一定比例的客观文化价值可以变成主观文化价值。若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即若把客观化的精神性纳入一个时间上实在的综合体（zeitlichsachlichen Komplex）中，那么整个文化发展——假设它统一地表现出来——在内容上就比它的每个文化因子丰富得多。因为每个文化因子的成就都可以融入整体的文化遗产中，但是文化遗产的成就却没有渗透到每个因子中去。一个共同体的整体生活风格取决于客观化的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上文中我已经提到了数量规定性的重要性。在一种低级文化的小社群中，主客观文化的这种关系几乎是完全平衡的；客观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不会大举扩张，超过主观文化的现实。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当它与社群的扩大同步发生之际——却促成了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分崩离析。雅典黄金时期的独特情形不同于此，这应归功于雅典有能力在其文化顶峰时避免主客观文化的分裂，也许只有巅峰时期的雅典哲学除外。社会圈的规模大小本身无法充分地解释主客观因素之间出现的分歧。故而，现在我们要探寻的是这一现象奏效的种种具体原因。
劳动分工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彼此分歧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把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它目前出现的强烈程度用一个概念来界定，那么它就是劳动分工（Arbeitsteilung/division of labour），依据是劳动分工对于生产、消费的重要性。在生产方面通常被充分强调的是，产品是以牺牲生产者的发展为代价完成的。从事单面化（einseitiger）劳动的结果是身体-心理能力和技能的提高，这对整体的个人而言毫无价值，甚至经常使其成长受到阻碍，因为单面化劳动转移了个人精力——对自我的和谐成长必不可少——的方向，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它的发展似乎切断了与个体核心的关系，好比是具有无限自主权的省份不把收入返还上缴给中央政府。种种经验似乎表明，自我内在的完整性从根本上源于，毕生事业的始终如一和完整无缺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能通过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中的方式实现对象的统一性，旨在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塑造对象，所以多种多样的规定性最终演变成了“自我”的统一性。同理亦然，我们创造的对象具有或缺乏统一性，则相应地在心理-实践意义上对我们个性的塑造产生作用。无论何时，但凡我们的力量没有创造出某个完整的东西，没有使力量可以在其中根据它特有的统一性充分发挥才能，就使我们失去了主客体之间适当的关系。我们劳动成果的内在倾向就是把这种关系拖向他人的成果，和他人的成果一起建构起一种整体性，但是这种整体性不会再回到生产者那里。由于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过程（Spezialisierung）造成的，工人的存在形式和其产品的存在形式之间的不恰当关系很容易致使产品与工人完全分道扬镳。产品的意义不是从其生产者的心灵中衍生，而是产生于它和别的渊源不同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片断式的特点，它缺乏精神性的特征，而在完全由单个人完成的劳动产品中却很容易看到这种精神性的特征。因此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意义既非主体性的反映，也不是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
这种关系在劳动产品最极端的对立面，即艺术品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艺术品的本性就是彻底地抵制大量工人——他们谁也无法独自完成整个产品——的劳动细分工。艺术品在一切人创造的作品中是最完美自立的统一体，是最自足的整体，甚至连国家都无法与之比肩。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国家可能是自主的，但它却不会囊括所有的组成部分，使每个组成部分都不能按自己的兴趣过独立的生活：我们只有一部分个性与国家交融在一起，而个性的其他部分则可能围绕着其他核心。然而，在艺术设定的范围之外存在的任何要素，艺术都不会赋予其意义，各种艺术品破坏了语词、音调、颜色、形式的多重含义，其目的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只保留那些跟艺术品有关的方面。不过，艺术品的这种自主性指的是它表达了一种主体的心灵统一性。艺术品只针对一个单独的人提出要求，但是它要求他的全部，直到他灵魂内心的最深处。艺术品对这个人的回报是它的形式成了他纯而又纯的反映和表达形式。所以，艺术品自主的整体性与人的心灵统一性之间的联系既是彻底地拒绝劳动分工的原因，也是这一联系的标志。反之，但凡劳动分工盛行之处，劳动成果使劳动者难以望其项背，他在劳动产品中再也不能发现自己的表现，产品的形式与所有个人心灵的东西都不相似，它似乎只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非常片面的组成部分，对人的完整统一体漠不关心。只要劳动产品的基础是显著的劳动分工，是由这种分工意识完成的，在本质上产品就强行闯入了客观性范畴。生产者把他的劳动及其效果当成纯客观的、无名无姓的，这种想法似乎越来越合情合理，因为它们不再触及生产者整个生活体系的根基。
由主观贡献构成的某个整体越是完整地把组成部分吸收进来，每个组成部分的特征就越是仅仅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起作用，那么这个整体就越客观，其生命就越独立于生产制造它的主体。一般而言，与消费的扩大相对应的是生产的专门化。如今即便是精神活动和职业领域最专业的现代人也读报纸，因此他们沉浸在一种更为广泛的精神消费中，而在几百年前，即使是最博学多才、涉猎广泛的人也不可能有如此的精神消费。但是消费的扩大取决于客观文化的增长，因为一个产品越是客观，越没有个性，就越适合更多的人。这样的消费资料要让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接受并享用，就不能按照千差万别的主观口味来谋划它。在另一方面，只有生产流程采纳最严格的分化才能够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既便宜又充足的产品。因此，消费模式是联结文化的客观性和劳动分工的纽带。
最后，工人与生产资料（Arbeitsmittel/means of production）分离的过程——它也是一种劳动分工——清楚地显示出同样的意义。由于资本家起的作用就是获取、组织和分配生产资料，所以这些资料对工人而言就拥有了一种客观性，一种彻底不同于那些用自己的材料和工具工作的人而言的客观性。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化使主客观的劳动条件根本地分开，只要主客观劳动条件还并在一起，它们二者的分裂就没什么心理原因好讲。劳动本身和直接的劳动对象分属不同的个人，这些对象的客观特点必须极为明确地呈现给工人的意识，另一方面劳动以及劳动资料更加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它们的相互接近愈发使当前的这种两极对立的特征变得令人瞩目。这个过程还继续发展并反映在如下事实中：除了生产资料，劳动本身也和工人分道扬镳了。这就是“劳动力已变成了商品”这一论点所说明的现象的意义。当工人用自己的原材料工作时，他的劳动仍保留在自己的个性范围内，只有当他把完成的产品售出，产品才会和他分开。但是当工人不再可能以这种方式利用自己的劳动时，他就以市场价把劳动提供给另一个人，在劳动离开了其根源的那一瞬间工人就与他的劳动分离了。劳动现在和所有其他商品享有同样的特点、评价方式和命运，这一事实表明劳动相对于劳动者变成了某种客观的东西，他不仅不再是（ist）劳动，而且实际上也不再拥有（hat）劳动。一旦工人潜在的劳动力被转化成了实际的劳动，则只有劳动的货币等价物才属于他，而劳动本身归属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归属某个客观的劳动组织。故而，劳动成为一件商品的过程只不过是这一影响深远的分化过程的一方面，个性的各种具体内容在分化过程中被分裂开，使它们成为具有独立规定性和动力的客体，和个性形成对比。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这种命运结果最后还表现在劳动产品里。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产品是这样一种客体：具有明确无疑的自主性，具有自身运动规律，和一种生产它的主体也相当陌生的特征，对这一事实最强有力的说明就是，工人想拥有他自己生产的产品，就不得不去购买。这是普遍的发展模式，它的有效范围远远超过了雇佣劳动者的情况。比方说在科学领域里大量的分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极少数研究者有能力获得工作的必要条件，人们干脆把数不胜数的事实和方法作为客观资料，作为他人的精神财富从外面接受过来，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我回想起在技术领域里，甚至到了19世纪伊始，当纺织和钢铁工业中辉煌壮观的发明一个个接踵而至时，发明者不仅必须要亲手——不用别的机器辅助——制作新机器，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先设计和生产出制造新机器必需的工具。在广义上，也就是这里所指的任何情况下，当今科学发展的情况都可以被称为工人和其劳动资料分开的过程。在科学研发的实际过程中，相对于生产者的客观的材料与他劳动的主观过程分道扬镳。科学活动分化的程度越小，科学家就更需要亲力亲为制造出工作的先决条件和材料，他的主观成就与客观上被给定的科学事实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就越不明显。这种对立也蔓延到科学家的劳动产品上：就算劳动成果本身，只要它已经包含了他人的劳动，并结合到最终产品中，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主观努力的结果，它也要被提升到不受生产者制约的客观事实范畴中。因此我们也能观察到，在分工程度最小的学科譬如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中，一方面被采纳的客观材料起的只是次要作用，另一方面产品绝少脱离主观的根源，因此哲学看起来反倒完全像是一个人创造的成果。(https://www.daowen.com)
劳动分工——在广义上也包括生产分工、劳动过程的分化和专门化——割裂了劳动者同其所生产的产品的联系，赋予了产品客观的独立性。某些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者的关系上。此处我们的目标是从众所周知的外在事例推导出内在的心理后果。中世纪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定制服务（Kundenarbeit/custom work）只是在上个世纪〔8〕才迅速衰落了，这种服务使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存有一种个人关系：既然商品是特别为他而打造的，并且似乎体现着他与手工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这件东西就像属于制作者一样，也内在地属于消费的顾客。如果使客体成为主体感觉的一部分，在理论上主客体的根本对立就得到了调和，同理亦然，只要客体是由单个主体创造或者是为单个主体创造的，主客体之间类似的对峙在实际中就不会发展。既然劳动分工破坏了定制服务——因为顾客可以和一个手工匠，但却不可能和一打分工合作的工人建立联系——的形式，对消费者而言，笼罩在产品上的主观色彩也就消失了，因为这件商品的生产现在与他没有关系了，商品变成了客观上的给定物（Gegebenheit），消费者只能从外部接近它，商品的存在和如此的存在（Dasein und Sosein）是自足的，独立于消费者的。例如，高度专门化的现代时装店同在主顾家里做工的某个裁缝的工作之间的差异，就突出强调了经济世界日益增长的客观性，以及经济世界与个体消费者关系中不受个人影响的独立性，而原先经济领域是与消费者紧密地合而为一的。人们已经强调过了，当劳动被分割成越来越专业的局部操作，交换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中介，即经济必然建立了越来越多并非直接相关的关系和责任。很明显，一旦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塞进这么多的中间阶段，他们二者互相看不到对方，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交易的整个特征客观化，使主体性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被置换成冷漠的矜持（Reserviertheit/reserve）和匿名的客观性。
涉及消费者的这种生产自主性还与一种劳动分工的现象（现在非常普遍）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尚未为人所知。有一种简单的观念广为流行，它是从早期生产形式中派生出来的，即社会较低阶层为较高阶层劳动，就像植物靠土壤、动物靠植物、人靠动物而生存。人们假设社会结构是对这种生物链的重复，带有正当或不正当的道德理由：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地位越高，其生存形式就越奠定在那些比他们低级的人的劳动基础上，他们不是用劳动，而是用金钱来结算地位低的人的劳动。但是，如今看来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地错了，因为现代社会用大型企业来满足居于从属地位的大众的需求，而大型企业雇用了无数较高阶层的人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为其服务。杰出的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思考染色的表现形式，他也是在为一个从杂货商手里购买了五颜六色的围巾的农妇而工作；批发商在全球投机生意中把美国谷物出口到德国，那么他也是为最贫穷的无产者服务的仆人；雇用了高智商者的棉纺厂，它的生意依靠的是社会最底层的消费者。现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不胜枚举的这种反向服务（Rückläufigkeit der Dienste）的事例，即较低阶层的人购买了较高阶层的人的劳动产品，这些情况决定了我们的整个文化生活。这种现象之所以可能是拜生产的客观化所赐，客观化使生产脱离了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因此使生产凌驾于社会差别和其他差别之上。最高层的文化生产者为最底层的消费者服务，这意味着他们二者间没有关系，只不过在中间强行塞入了一个客体。生产的一群忙着在这个客体的一边劳动，而消费的一群则在这个客体的另一边对其进行消费。这个客体把他们二者联系在一起，一如它把二者分开。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理由显而易见就是一种劳动分工：生产技术如此专业化，以至于不仅是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是越来越千差万别的人掌握了技术的不同部分，直到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最低消费品的一部分由最高层次的人来生产。相反，机械技术进行的劳动细分工导致了完全相应的客观化：最粗糙无比的手在生产最高文化水平的、最精密的产品时一起通力合作（只需要想想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制作与现代印刷机的对比就够了）。社会上层和底层的典型关系的颠倒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劳动分工导致上等阶层为下等阶层劳动的事实。然而这种现象可能发生的唯一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彻底客观化的过程，客观化是对这两个社会群体而言的。这种颠倒的关系不是别的，不过是劳动分工与文化内容客观化之间联系的最终结果罢了。
迄今为止，劳动分工均被阐释为个人活动的一种专门化。但对象自身的专门化同样也对劳动分工起了作用，它们和主体的人保持距离，体现了对象的独立性，以及主体没有能力吸收对象，使其屈从于自己的节奏。首先生产资料就是这样的。生产资料越是参差不齐，越是由众多专门化的部分组成，工人就越不可能借助它们表达其个性，就越难以从中辨认出他对劳动产品的个人贡献。艺术家使用的工具相对地没那么分化（undifferenziert），因此也给个人发挥能力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艺术家的工具同他的关系不像工业机械同工人一样是对立的，工业机械由于其专业复杂性，其自身似乎就具备了一种个人的坚定性和限定性的形式，所以工人无法把自己的个性浸透到机械中，就像他使用其他不那么确定的工具时能做到的那样。雕塑家的工具全然是非专业化的，这一点几千年来都没变化。当艺术器具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比如钢琴，它的特点也变得相当客观了。钢琴的客观性已经发展得十分独立自主，因此它对主体性的表达比其他艺术器具——例如，技术上差异程度更低的小提琴有着更严格的限制。现代机器的自动化特性是材料和技艺高度发达的拆分和专门化产生的结果，这近似于非常发达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特点，行政机构之所以得到发展，也只能奠基在职能部门精密分工的基础上。机器渐渐变成了统一体，完成的劳动比例越来越大，因而机器仿佛作为某种自主的力量与工人对峙，似乎工人不再是个体化的人，只是实际规定好的劳动的执行者而已。想看一看工具的专门化在多大程度上使个人技艺（不管是优是劣）的有效性陷于瘫痪，使客体与主体相互独立，背道而驰，只消比一比鞋厂工人与手工制鞋匠的区别就足够了。没有分化的工具只是手臂单纯的延伸而已，而专门化的工具则上升到纯粹的客体范畴内。就军事装备而言，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非常典型、非常明显的，其巅峰之作就是最专业最完美的机器——军舰。军舰的客观化提升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在一场现代海战中，几乎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质量相同的军舰单纯在数量上的多寡！
在专门化基础之上，文化内容之客观化进程产生了主体及其产品之间日益的疏远（Fremdheit/estrangement），这一过程最后甚至入侵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隐私的方面。19世纪的头几十年，家具设施、我们四周的实用物品、装饰品还比较朴素耐用，也都符合较低阶层以及较高阶层人的需求。这就导致人们同其周围的物品的“连生”（Verwachsen/attachment）现象，这在今天较为年轻的人看来简直已经是其祖父辈的怪癖。客体的分化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打破了这种情况，每一方面产生的后果雷同。首先，形状各异的物品的大量涌现使主体想和它们中的每一个建立起亲密的，也就是个人的关系愈发困难：个体更容易适应少量的简单用具，而数量庞大、品种不同的用具几乎变成了和个体的自我相敌对的一方。家庭主妇们抱怨维护照料家居成了一种拜物教的仪式，性情比较严肃的人对于我们过分装饰生活的无数小玩意儿偶而也萌生出恨意，都表现出这一点。前者是我们文化中非常典型的情况，因为以前家庭主妇们维护和操持家务的活动比现在要广泛和劳累得多。但那时没有面对客体时不自由的感觉，是由于客体和个人紧紧地融为一体。人们可以用几件不太分化的用品表达其个性，而面对一大堆专门化的、独立的器具时则不太容易。只有当我们被物所奴役时才把它看作是与人敌对的力量。自由不是什么消极的东西，而是积极地把自我扩张到臣服于它之下的客体中，与此类似的相反情况则是，假如我们面临的是自我无法吸纳的客体，我们的自由就被削弱了。人们被现代生活的外部事物压抑的感觉不仅是事物作为独立自主的客体对抗人的结果，而且是其原因。令人难堪的是，对这些云集在我们周遭的大量事物，我们根本就无所谓，这是货币经济特有的原因：它们产生的根源不涉及个人，而且轻易地就可以被替换。大工业之所以是孵化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不仅归功于大工业中工人的社会环境，而且也归结于大工业产品的客观特性：围拢在现代人四周的全是缺乏个性的东西，以至于现代人越来越习惯于接受一种反个人的社会秩序的观念，当然他也可能反对这一观念。文化客体日益发展演化成一个互相连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地指向带有其意愿和感情的主体灵魂。支撑这种发展倾向的是客体的某种自主灵活性。人们已经指出，现代的商人、手工匠、学者远没有宗教改革时期那么活跃。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的客体都独立行事，无需个人的载体或传送者。事物和人各自为政。思想、劳动成果、技艺日益体现在客观表现形式，即书籍和商品中，它们遂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交通工具在现代的进步只是这一趋势的实现或表现而已。客体借助不受个人影响的灵活性，完成了它们从人那里分化出来的最后阶段。彻底说明现代经济的机械性的实例就是自动售货机，因为有了自动售货机，即使在零售业——长期以来，零售业中商品的交换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中人与人的关系也被彻底根除出去了。现在货币等价物凭借一种机械装置转变成了商品。此外，在五分钱商店以及类似店铺里，相同的原则在以不同的方式起着作用，在这些地方，经济心理学的流程不是从商品流向价格，而是从价格流向商品。所有商品预先定好的价格全一样，这将会一笔勾销掉顾客的各种权衡考虑，无需售货员劳费唇舌解说，因而经济活动非常迅捷地、不带丝毫感情地通过了个人的渠道。
同时并发的分化过程（Differenzierung im Nebeneinander/concurrent differentiation）与前后继替的分化过程（Differenzierung im Nacheinander/consecutive differentiation）产生的效果相同。时尚的更替瓦解了主客体之间吸收和同化的内在过程，该过程通常不允许它们二者间有分歧。时尚是社会形式之一，它以特殊的比例结合了独树一帜、变化的魅力同追随相似、一致的魅力。每一种时尚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阶层的时尚，也就是说时尚通常象征着某个社会阶层的特征，以统一的外表表现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对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性。一旦地位较低的阶层试图跟从较高阶层的时尚模仿他们时，后者就会扔掉旧时尚，创造一种新时尚。只要存在时尚的地方，时尚无一例外地被用于展现社会的区别。近几百年来的社会变革使时尚丧失了其十分独特的步调，一方面是通过削弱阶级壁垒，以及众多个体（有时甚至是整个群体）不断向上升为较高阶层的社会灵活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第三等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前一个因素致使时尚十分频繁的更替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非常必要，因为较低阶层老是仿效他们，很快就使现有时尚的意义和魅力荡然无存。第二个因素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跟上流社会和农民阶层的保守主义大不相同，他们是最变化莫测的阶层。不安分的、迫切要求变化的阶层和个人，在时尚以及变幻不定、相互对立的生活形式中找到了折射其自身心理轨迹的一种步调。如果说当今流行的时尚不如前几个世纪的时尚那么奢侈放纵、豪华昂贵，但持续时间也短得多，部分原因应归咎于现代时尚必须覆盖更广阔的范围，必须更容易被社会底层的人所模仿，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现代时尚真正地发端于富有的中产阶级。所以，时尚的扩展就广度和速度来说似乎都是一场独立的运动，一种客观自主的力量，不受个人的约束走着自己的路。要是时尚——我们在这里谈的绝不只是服装时尚——持续时间长一些，把相对较小的社会圈子凝聚在一起，主体与时尚的具体内容之间似乎就可能存在一种个人关系。但是时尚的日新月异——即其前后继替的分化——以及日益的传播瓦解了与主体的这种联系，并且正如同其他一些在现代社会的被奉为守护神的东西一样：时尚较少依赖于个体，个体也较少依赖于时尚，它们各自的内容像相互独立进化的世界，各不相干。
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的分化，即同时并发的分化与前后继替的分化，有助于构成它们独立的客观性。所以现在，第三点，我想详细阐述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因素之一。我指的是众多的风格，每天围绕在我们四周的客体都带有这些风格，从房屋建筑到书籍格式，从雕塑到花园以及家居装饰，可以看到文艺复兴风格、日本风格、巴洛克风格、法兰西第一帝国风格、前拉斐尔风格、现实主义的实用风格，它们相互毗邻并存。这是我们的历史知识扩大化产生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和上文提到的现代人的多变性相互影响。一切历史理解都需要灵活的头脑，需要一种能力领会与自身全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在自己身上重构出这种精神状态。因为一切历史——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处理的是直观材料——只有其根源是关于最基本的兴趣、情感、追求的历史时，才是有意义的、为人所理解的历史。即便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就是一种心理的假设罢了。为了把握住历史内容，认知的灵魂必须具备一种可塑性和模仿性，一种对变易性的内部升华。我们19世纪的历史化倾向，以及无与伦比地从时间和空间上再现最遥远的古代东西，并使其生命复活的能力，只是其适应性以及广泛应用的灵活性普遍发展的内在方面而已。这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风格的根源所在，它们被我们的文化接纳、呈现、仿效。假如每一种风格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有特定的声音、特定的词形变化、特定的句法来表达生活，那么只要我们唯独了解一种风格，并用它构筑周遭的环境，我们的意识就不会把这个风格当成有独立生命的自主的力量。没有人说母语时会幼稚地觉得他必须求助于客观的语言规则，像是求助于某种溢出了他自己主观性之外的东西，以便从中借鉴符合独立规范的、用以表情达意的办法。相反，在说母语时，人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与被表达出来的东西合而为一，只有在我们懂外语时，我们体验到的独立的、与我们相对峙的存在物不仅有我们的母语，而且首先就是语言本身。同理亦然，若人们只了解一种渗透了整个生活的、始终如一的风格，他们就会把这种风格和其内容当作一回事。既然他们创造或构思的任何东西都自然而然地以这一种风格表现出来，他们就不存在任何心理原因把风格同塑造和构思的材料区分开来，或者把风格视为独立于自我的形式。只有当存在各式各样的既定风格时，人们才会把风格从其内容里脱离开来，为的是风格的独立性和不受限，以及选择此风格或彼风格的自由。通过风格的分化，每一种个别的风格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所有风格都变成了客观的东西，风格的有效性不受主体的人及其兴趣、行为、喜好的束缚。我们的文化生活的全部直观内容分裂为多元的风格，这瓦解了主客体最初在风格中尚未分裂的关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富有表现可能性的世界，每一种可能性按照自身的规范，带着表现生活整体的大量形式向前发展。所以一边是这些形式，另一边是我们主体，二者宛如两派，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纯属偶然的关系：由接触、和谐、不和谐交替主宰。
大体而言，这就是现代文化客观化的主要进程的发展轨迹，即它是通过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就个人意义以及客观意义而言）而实现。所有现象构成了这样一整幅图景，文化内容在这幅图景中变成了与文化接受者和生产者均有关系的，越来越有意识的客观精神。随着客观化的日益加深，我们刚开始考察时觉得奇怪的现象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个人文化之发展可能远远滞后于物质（无论在功能还是精神上）文化的进展。
主观文化偶尔的优势
文化进程中的相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这说明思想的两种形式彼此是独立的。下面的现象以略为隐蔽和变化的形式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北部的农村经济似乎只有以单独继承地产权的形式才能保存下去，即地产不分割，由一个继承人承袭地产，其他继承人则补以小于地产相应市场价的数额。倘若按地产的市场价来估价——市场价在目前远比地产的预计收益要高——这样的补偿就会使地产负担很重的抵押额，以至于只有价值不大的工场才能保存下来。然而现代个人主义式的公平意识仍然要求按金钱机械地计算所有继承人的平等权利，不会单单给某个子嗣任何优惠，即便这种优惠是地产继承里的一个客观可行的前提条件。毋庸置疑，这套程序常常提升了单个主体的文化高度，付出的代价是客观文化落在了后面。可以在现实的社会体制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主客观文化的这种分歧，社会体制的进化比个人进步的步伐更加行动迟缓、因循守旧。与此模式类似的还有这样的情形，生产关系存在了一定时间后，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生产力超过了生产关系，使得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有适合生产力正确表达和使用的方式。这些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是具有一定素质的人（Persönlichkeiten）能够实现的，或有正当权利想要的东西在企业的客观形式中无法再找到正确的位置。当且仅当迫切要求变化的要素变成势不可挡的力量时才会发生必要的转型。到这个时刻，生产的客观组织机构就落在个人经济力量发展的后面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诸多原因都可以由此模式来解释。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把过去妇女承担的大量繁重的经济家务活动转移到了家庭外，在那儿可以更便宜更方便地解决家务。结果是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因此失去了原来的生活内容，又没有其他社会活动和生活目标可以取而代之。现代妇女反复出现的“不满足”和浪费精力（可能会给她们带来各式各样的紊乱和毁灭），她们部分合理地、部分则一反常态地寻求在家庭之外存在的价值的证明，都是这一事实的后果：带有客观性的技术更加独立、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比人的发展机会更独立更快。现代婚姻中广泛的不满意特点也可以追溯至同样的情形。婚姻生活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固定形式和生活习惯与夫妻双方，尤其是与妻子这一方的个人发展背道而驰，她的个性发展可能远远地超越了婚姻的这些形式。现代的个体可以说倾向于接受一种自由，一种相互的理解，以及一种权利与教育的平等，而传统的、客观设定的婚姻生活却不能够为这些提供足够的空间。所以可以说，婚姻的客观精神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主观精神。法律也同样如此：法律以特定的基本事实为基础逻辑地发展，在一套条文确定的法典中记载下来，由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为代表，法律对于其他由个人感觉的生活情况和生活需求要求的是一成不变的特性，这种特性像永恒的疾病一样被传承下去，相对于它理性沦为胡言乱语，善行沦为祸害。在宗教方面，一旦宗教的冲动定型为大量言之凿凿的教义，通过神职人员的劳动分工为信徒保留了一个作为教义载体的团契机构，宗教就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若人们留心到生活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客观化的文化形式，即历史基本运动的后果，用这种独立性同主体的人相对峙——那么历史的进步问题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不解了。假如每一种解释都可以同样似是而非地证明为正确或反证为错误，这种做法的谬误可能常常在于二者说的不是同一个事物。譬如，一个人可能同样有理由地宣称历史是进步的，或道德秩序是不可改变的，这取决于其落脚在已经被社群意识吸收的一成不变的原则、机构、律令上，还是落脚在个体的人与这些客观理念的关系、个体道德行为的恰当与否上。进步和停滞有可能同时并存，不仅并存于历史生活的不同范围中，而且在同并存于一个相同的范围中，这取决于人们关注的是主体的进步还是形式的进化。对形式而言，尽管它们是从个体的贡献发展而来，它们却已经获得了自身独立的客观精神的生命。
客观精神进展的速度可能比主观精神快，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考虑了这样的可能性之后，我想回过头分析劳动分工实现前一种可能性的意义。简言之，这双重可能性是以下述方式发生的。客观化精神（体现在各式各样的生产中）超过单个的人，这是生产方式的复杂性造成的，这种复杂性是以数量极多的历史因素和物质因素、先驱者和合作者的成就为先决条件的。结果是生产的产品或许凝聚了完全超出单个生产者的掌握能力的能量、质量和扩增的潜在因素（Steigerungen）。这种情况在劳动分工导致的结果，即现代技术中尤其司空见惯。只要产品是由单个生产者或者经过不太专门化的合作形式制造的，产品中被客观化的精神和力量的含量就不可能大幅度地超过所涉及的主体的精神力量的含量。精密复杂的劳动分工给单个产品灌注了众多生产者的能量，所以被视为统一体的产品和单独的个体一比较，就注定在各个不同的方面都超出了个体。质量和完美在客体身上的这种积累——它们综合在一起成就了客体——是没有尽头的，但个体的成长在任何时期都有明确无疑的自然规定性的限制。虽然客观的产品吸收了众多人的品质，为其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但是它仍旧丧失了综合一个单独的主体的能力达成的那种尽善尽美。国家，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理性主义学说公开谴责君主制国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君主单独一个人却统治着数量众多的其他人，但是，这种指责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他们所构成的这个君主制国家而言，这些老百姓和君主本人在作为“人”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只拿出很小一部分的存在和力量参与到国家中，剩余部分则伸展到其他圈子中，他们完整的个性绝不会投入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然而君主的确把他自己与国家合而为一，他投入的比任何一个臣民都多。但只要这种政体是君主集权制，集权的意义就是说统治者有无限制的权力支配其臣民，这种不合比例的关系就会存在。与此相反的是，现代的法治国家精确地勾勒出人民受国家约束的范围，国家区分这些范围，目的是从中选择特定的要素来构成国家本身。这种区分的程度越大，国家作为一种客观的、与个人的心灵相抵触的形象，就越是和个体对立。由此，国家就成了主体各不相同的因素构成的综合体，它的综合性显而易见地既低于个体，又高于个体。客观精神的一切造型——其基础是结合了各不相同的个人的成就——均与国家类似。不管它们的客观精神含量和可发展的潜力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超出了个体的理智，我们看它们仍旧像看一种无生命、无灵魂的单纯机制，只不过其中分化和合作性因素的数量有所提高罢了。在这里，精神（Geist）与灵魂（Seele）的区别搁到了桌面上来。精神是灵魂作为一种活跃的功能所意识到的客观内容；灵魂则仿佛是精神——即思维在逻辑-概念上的内容——作为我们的主体性，为我们的主体性所采用的形式。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精神并不非要构造出一个统一体，而没有统一体灵魂则无法生存。就好像精神内容不知怎么就散落到各处，唯有灵魂把它们汇聚成一个整体，一如无机物质被融合到有机体和生命的统一体似的。相对于意识的诸种个别内容，就其独立有效性和客观意义而言，灵魂既有伟大之处也有其局限性。柏拉图把理念王国描绘成熠熠生辉的、完全自给自足的完美世界。这些理念不是别的，它们就是思想的客观内容，摆脱了主观任意的实际的表现，因此对柏拉图来说，人的灵魂对事物真实意义的苍白模糊、几近难以捕捉的反映似乎是不完美的、受条件限制的、半知半解的。然而对我们来说，轮廓分明、逻辑明确的形式确定性不是评判理念和现实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个性的整一性——意识把事物客观精神的意义也汇聚于此——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只有在这里，它们彼此才发生了摩擦，这就是生命与力量；只有在这里，感情隐秘的脉脉温情的线索才得以发展，纯粹的客观确定的观念在其一清二楚的完善过程中，既没有给这些感情的线索留下位置，也不赞同它们。精神的情况与此类似，精神借助于对人的理智的客观化，作为客体，与灵魂相对立。只要对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分工合作的产物，精神与灵魂之间的距离肯定就在增加；因为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把个性的统一体——即灵魂的价值、活力、特性的组成部分——熔铸到产品中。由于现代的分化，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我们文化产品的机械性，客观精神缺乏灵魂性的形式（Form der Seelenhaftigkeit）。这或许是现代高度个人主义和天性极度敏感的人对“文化进步”抱有敌意的最终原因。的确，由劳动分工发展所决定的客观文化越是成为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或结果，下面这一点就越真实：在我们的时代，非常紧要的事情是由大众而非由个人得以实现。劳动分工实际上造就了这样一种情形，甚至连个别客体也是大众的产物。把个别物体分解为特殊能量——这一过程由我们的劳动组织决定——然后把分化后的东西重新聚合成客观的文化产品，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参与产品生产制作的人越多，单个产品里的灵魂就越少。现代文化的伟大辉煌和柏拉图熠熠生辉的理念王国具有某些相通之处，现代文化里的客观精神是毫无瑕疵的完美存在，但是它却缺乏无法溶化于客观性中的特殊个性的价值。正是客观精神的这一缺陷使人们完全意识到了，个性的这些价值的特性就是片断、非理性和短促的。的确，个人的灵魂性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拥有一种价值，它坚持自己的价值，而不管其内容是如何平庸，如何违反观念论。人的灵魂性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固有的意义，与存在的一切客观性势不两立，即便对那些我们一开始就着手讨论的情况——即个体-主观文化衰落了，而客观文化却在不断进步——它自身仍然有意义。
客观化精神及其向主观精神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每一个文化共同体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涉及共同体的生活风格时。若风格的意义在于它有能力用相关的形式表现任何数量和种类的内容，则主客观精神——涉及数量、大小和发展步伐——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即便是对于文化精神千差万别的内容。生活的一般方式，即社会文化给个体欲望冲动提供的框架，限定在下列问题中：个体的内在生活是接近还是远离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客观文化进程？个体觉得这种文化进程——对此他只是一知半解——超过了自身，抑或认为他的个人价值超过了一切物化的精神？客观的、历史上既定的要素是不是他的精神生活中独立自主的力量，以至诸要素同他的个性内核各自为政、独立发展？或者说，灵魂是不是所谓的自家的主人，还是说灵魂最内在的生命跟它必须吸收的那些不涉个人的内容之间建立的标准、意义和节奏起码有一种和谐关系呢？这些抽象的阐述勾勒出了无数具体的日常的及终身的兴趣和情绪的图像轮廓，因此也表明了客观文化同主观文化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风格。
货币与这些相对立运动的载体的关系
倘若这种主客观文化关系目前的形式是由劳动分工维持的，那么同样地它也是货币经济的衍生物。首先，因为生产过程分割成众多的局部作业，这就要求有一个起绝对准确可靠的作用的组织，自从奴隶劳动终结以来，只有付薪的工人才可能组成这样的组织。雇主和工人之间以任何其他形式为中介的关系都会承担难以估计的风险，一部分是由于实物支付方式不那么简易和确定，另一部分是由于唯独纯粹的金钱关系才具有独一无二的客观自动性，这正是高度专门化和错综复杂的组织产生的先决条件。第二，生产越来越专门化之际，要求货币出现的根本原因就越来越紧迫。经济交易的本质就是一个人交出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只要后者也给出前者想要的东西。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他人——这样的道德准则在形式上的实现从经济领域中找到了最清楚不过的例子。譬如，某生产者为他想交换出去的甲产品找到了某个顾客，那么通常就是反过来这个顾客希望用以交换的乙物品却不是那个生产者想要的。两人需求上的差异并不总是和他们提供的产品的差别恰好吻合，众所周知，这就要求加入交换手段。故而，假如甲乙物品的主人不能在一桩直接交换中达成共识，那么甲物主可以用甲产品换到钱购买他想要的丙产品，乙物主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与第三者交易筹措到钱来购买甲产品。由于存在产品的多样性，或者对产品需求的多样性，所以人们需要货币，而交易中流通的对象品种越多，货币的作用就变得愈发重要，愈发不可缺少；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不再需要直接交换时，才出现了对支付款项（Leistungen）的详细说明。当产品和人的需求越来越具体特殊时，某件产品的买主正好可以供给生产者同样需要的某个物品的概率就下降了。所以在这方面，现代分化过程与货币的优势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没出现什么新花样；但在其根源处发现了双方文化价值的联系。并且，专门化（对此我已有论述）与货币经济相互作用构筑成一种历史的统一体，这不过是二者固有的一种综合趋势的逐渐激化。
借助这种联系，生活风格——就它取决于主客观文化关系而言——也和货币交易栓连在一起。这一层关系的本质被这样的事实清晰地揭示出来：金钱交易体现着客观精神对主观精神的优势，以及主观精神的保留、独立自主的提高与发展。物质文化成为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的力量，这一后果是物质文化在现代成为一种统一体、一种自足的封闭体所造成的。现代生产，连同其技术和成就，似乎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所谓符合逻辑的规定性及无穷发展的宇宙，它跟个体照面的方式就宛如命运面对我们变化无常、毫无规律的意志一样。这种形式上的自主性，这种内在的强制性——把文化内容统一成对自然关系镜子般的忠实写照——只有凭借货币才能实现。一方面货币起的作用正如有机体的关节系统的作用，使机体各部分可以移动，互相依赖，借着关节传递所有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好比血液，它从不间断地流动，渗透并同等地给养身体所有的末端，从而担负起它们的功能的统一。所以，货币作为人与物之间的中介环节，仿佛使人成为一种所谓抽象的存在，一种摆脱了直接关涉物体、直接和物体产生关系的自由的存在，没有这点人的内在本质将不再有特定的发展机遇。假如在某些有利情况下现代人可以赢得一片主体性的保护区，为其最个性化的存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更深层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获得一个隐秘的离群索居的独处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代宗教生活风格的弥补，那么这是因为货币使我们越来越无须直接接触事物，同时又使我们极为容易地统辖事物，从中选取我们所需。
这些相反的发展倾向一旦开始就迫不及待地追求一种完全绝对的区分理想，在这个理想中，生活的一切物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没有个性，无法被物化的所剩无几的东西则变得更为个性化，是自我更无可争议的财产。这种发展倾向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打字机。写作虽是一种外在的具体活动，但仍然具有一种体现性格和个体化的形式，现在使用打字机，却可以置这一形式于不顾，而唯独青睐机械化的千篇一律。从另外一面来看，使用打字机具有双重好处：首先，写下的东西只传递出纯粹的内容，不会受任何写作形式的支持或干扰；其次，它不会泄露最个性化的东西，而手写体却常常透露出这些东西，无论是在表面的、无足轻重的还是最隐私的通信往来中。不管所有这些机械化的发明物是多么社会主义化（sozialisierend），残留下来的精神自我的私有财产更加令人嫉妒地被保护起来。很明显，主体的灵魂性被驱逐出每一种外在的事物，这对审美生活理想的不利正如对人的纯粹内省的有利一样。这样一种相反趋向的结合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具有审美意向的人对当今的世界感到绝望，以及为什么这些审美的人的灵魂同那些只关注宗教内心拯救的人的灵魂之间以隐蔽的形式——非常不同于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9〕时代——演变出一种轻微的紧张关系。货币是万事万物变得一模一样和外在化的象征，也是导致它们如此的原因，同时，货币也成了最内在领域的看门人，因而该领域可以在自己的地盘内独自发展。
无论这使个人变得举止优雅、与众不同、内心自省，还是使被征服的客体由于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被人占有而反过来统辖了人，都不取决于货币而取决于人本身。这里货币经济再一次显示出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形式上的关联。因为人们指望社会主义的东西——摆脱了个人求生存的挣扎，保证可以获得生活必需品，以及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同样也可能产生分化的作用，让社会的某一部分可能上升到史无前例的精神高度，远离世俗的考虑，而社会的另一部分则相应地陷入了空前的实用物质主义。
在我们的生活风格取决于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优势的这些部分，货币总体上的影响最为深远。货币也可以支持其反面，这一点把货币历史力量的本质和起作用的范围展露无遗。在某些方面货币好比语言，语言也屈身投入千变万化的思想和感情的趋势当中。货币属于这样的力量，其特性在于压根没有特性，但仍旧给生活染上了五颜六色的色泽，因为这些力量纯粹形式上的、功能上的、数量上的规定性对抗的是由质量规定的生活内容和方向，并诱使它们产生质的意义上新的构成形态。货币促成了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之间的两种可能的关系，故而货币之于生活风格的意义非但没有被这样的事实否决，反而被增强了，非但没有被驳倒，反而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