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统领世界的中国文明
我们经常把中国的崛起当成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但事实上，在人类史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领导力量。只有在最近的5个世纪里，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相对于欧美才有所下降。在古典时代，中国自认不输于世界另一端的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产出都差不多。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的罗马人成功到访中国，并且至少有一位中国使节（甘英）到达了罗马帝国的外围地区，为中国的朝廷带回了一份海外报告。和最终坍塌的罗马帝国不同，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成功延续下来，依靠相对完整的语言、文化及物质遗产，它历经朝代更迭，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的陆地大国，但中国其实拥有非常悠久的航海技术发展史。早在欧洲提出类似的构想之前，大型多楼船就已经在中国的河道上航行了至少3000年。从秦朝开始，中国的探索范围不断向海外扩张，不仅成功从海路抵达越南，还将远征的足迹拓展到了印度甚至东非的某些地区。汉朝时中国人又建造了第一批大型海船——戎克船。[1]这种船只采用了多项创新技术，包括用来提高船只耐用性的水密隔舱，能够提升船只稳定性的中插板，以及可以提高航行效率的船尾舵等，这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戎克船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风帆，这些风帆由很多根水平梁固定而成，看上去像是分成段的扇子。这虽然稍微增加了船只的重量，但同时也让船只变得更为坚固。更不可思议的是，戎克船其实相当灵巧，和同尺寸的欧洲帆船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海船变得越来越稳固，中国航海者也开始对印度洋展开定期探险（他们可能在那里偶遇了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也恰好在同一时期抵达印度）。8世纪末期，中国地理学家贾耽在其著作《皇华四达记》中，描绘了各种从中国至印度、阿拉伯以及东非的旅程。到了宋代，中国的常规航线已经拓展到非常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埃及，甚至成功进入波斯湾，和巴格达（他们可能在这里遇到了维京人）盛极一时的阿拔斯王朝做起了生意。熙熙攘攘的中东集市、宣礼塔风格的灯塔，以及停满了单桅三角帆船的海港，这些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都有精确记载。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文献中也逐渐开始出现对中国戎克船以及中国水手的记载，他们正准备亲自前往东方中国，一探究竟。
然后突然之间，在1206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一个令人恐惧的新势力在中亚的大草原上崛起，给毫无戒备的世界各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蒙古人便建立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其版图更是一直从朝鲜延伸到波兰。蒙古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射箭，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生活。那些专业的弓箭手会使用由动物肌腱制作而成的远程复合弓，可以一边策马疾驰一边射击敌人。蒙古勇士很少会选择近身战斗，他们更习惯于在远处向敌人发射密集的箭雨。这种战术让蒙古人所向披靡，几乎天下无敌。那些欧洲骑士和宋朝骑兵虽然拥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没有蒙古骑兵快，根本没有办法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蒙古骑兵在自己的战斗范围之外跑来跑去。凭借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蒙古人的铁蹄踏遍了亚欧大陆，牢牢统治了世界中心地区，并把东方和西方紧密维系在了一起。
蒙古人主要以肉类和马奶为日常饮食，喜欢轻蔑地称那些非游牧民族为“食草者”，表示自己高人一等。他们不仅善于在亚洲空旷的大草原上作战，而且很快便针对那些被高墙围住的城市研制出了特殊战术。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需切断食物供应就能让城里人乖乖投降。如果有必要，他们还会恐吓农村人，使其尽可能多地逃往城市，进一步消耗城市中的粮食储备，加快其投降速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墙下挖洞，或破坏大坝展开水攻。不久之后，通过学习中原和西方的建造技术，蒙古人掌握了石弩和攻城锤等武器的制作，成为攻城器械方面的专家。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军事顾问第一次受雇于对抗西方城市，反之亦然。基辅攻城战中，俄罗斯的防御工事遭“火龙”（中国的火箭）狂轰滥炸，其场面之壮观，令城中守军目瞪口呆。
一次特殊事件大大推进了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进度。1218年，成吉思汗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派遣出一个商队，试图与其建立贸易往来。然而在某位当地领导人的命令下，整个商队惨遭屠杀。我们不确定他为什么会下令杀害一个毫无敌意的使团，这很可能是为了展示他强大的权势。现在想一想，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糟糕的决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成吉思汗精心策划了一次军事行动。仅仅不到三年时间，中亚地区那些繁如锦簇的城市就被夷为平地，近半人口惨遭屠害。自此以后，这个游牧民族就像是被解开缰绳的野马一样，势不可当。成吉思汗的后代策划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张了蒙古的势力范围。从中东到埃及，从俄罗斯到欧洲大陆，全部归进蒙古人的版图。最终，在进军中原以后，他们建立了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
蒙古人的入侵酿成了欧洲与远东地区之间的首次直接冲突。蒙古人在占领俄罗斯之后，进入了中欧地区，此后欧洲骑兵便和亚洲的游牧人展开对决。1241年，蒙古军队在绍约河河岸击败了匈牙利军队，随后继续行进，又在波兰西部的莱格尼察一举击溃了全副武装的欧洲骑士部队。有趣的是，蒙古大军中的汉军分遣队可能在上述战役中使用了火器，这是欧洲大地上首次出现火药的应用。随后，蒙古军队又将铁蹄踏进了波希米亚（捷克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领土，并逐步逼近当时欧洲最为强盛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人们怀疑，无论欧洲采取怎样的行动，都不可能挡住蒙古军队前进的步伐。不过最终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这片大陆侥幸逃过一劫。1241年12月，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突然去世，成吉思汗所有的皇子都被召回以便拥立新主，蒙古军队的铁蹄就这样停了下来。
中东地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258年，蒙古人来到位于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巴格达的大门前。经历了几天的围困之后，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迅速瓦解，之后迎来的是为期一周的劫掠。宫殿、清真寺、图书以及其他公共建筑全部被摧毁。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某些遗失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从衰败的古典文明中幸存下来的、流传了1000多年的一系列古希腊作品的最后副本。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衰减，数十万人因入侵而丧生。洗劫了巴格达之后，蒙古人又继续西进征服了叙利亚。一直到1260年，来自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利用和蒙古军队类似的游击战术，于艾因·贾鲁战役中击败了蒙古军，这场疯狂的侵略行动才终于停了下来。
蒙古人因各种残酷暴行而闻名于世。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毫无思想的破坏者。一方面，他们在连接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肆意破坏之后，蒙古人又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先进的思想。一旦初期的恐慌情绪得以平息，蒙古人就会向世人证明他们其实是非常仁慈的统治者，尤其是在人们轻易屈服的情况下。这些令人畏惧的草原骑兵展现出好奇心、对新思想的包容，以及对宗教的宽容态度。[2]他们对穷人免税，鼓励大家识文认字。虽然来自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储备的大草原，但他们对技术专家表示出了充分的尊重，而且经常会对工匠和学者网开一面。和罗马帝国一样，蒙古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的不干预政策。只要当地人乖乖进贡，不举兵闹事，蒙古人就允许他们自治。[3]
为了能够在有史以来疆域最为庞大的帝国内有效通信，蒙古人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驿站制度。每个驿站都有充足的物资储备，能够让信使在途中更换马匹。通常，在站点之间疾驰25英里之后，信使们可以选择换一匹马继续前行，也可以把信件交给另一位信使，以确保信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蒙古信使可以在一天之内骑行125英里，这意味着一封从欧洲寄出的信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抵达中国。在西伯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他们会用狗拉雪橇取代马匹。蒙古人还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向商人提供充足的保护，鼓励他们到统治下的各区域内行商。尽管领土过于辽阔，但蒙古人还是齐心协力地消灭了强盗土匪，使贸易路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把地中海地区和中国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肇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古希腊时期，在蒙古人的努力下得以复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仅需跨越一个国家就能完成从欧洲到中国的旅行，对于国外商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之事。
这段思想、技术、商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大规模流动的时期，史称为“蒙古和平”。由于旅者和商人带回了大量的新资讯，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得以迅速提升。1492年，哥伦布奉命西航，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抵达中国，把伊莎贝拉一世及费尔南多二世的信件交给蒙古可汗，当时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蒙古人的天下。信息交流是双向的。1285年，忽必烈下令制造一份标准统一的世界地图。尽管这份地图已经遗失于历史之中，但它极有可能和韩国1402年制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似。韩国这份地图目前仍有副本存世，详尽描绘了亚洲甚至是欧洲和非洲的地理细节。与此同时，欧洲的意大利制图师弗拉·毛罗绘制出了在大发现时代之前最为完整的世界地图，对整个“旧世界”做出了详尽描绘。欧洲人和亚洲人第一次把他们各自掌握的知识汇聚到了一起，对世界有了一个较为整体的理解，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4]
“蒙古和平”为马可·波罗的旅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到1271年为止，丝绸之路已经存在1000多年，但大部分时间里它只是扮演着一个“货物接力”的角色。那些从亚洲送往欧洲的货物要经过数十手的倒买倒卖，而既然每个中间商都要从中获利，商品价格也就一涨再涨。很少会有人独自走完整个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不是第一个前往中国的欧洲人，甚至也不是第一个前往中国的“波罗人”——他其实是和父亲尼科洛·波罗以及叔叔马泰奥·波罗一起到的中国，后两者更是早在10年前就曾到访过中国。马可·波罗之所以能够闻名世界，是因为他凭借着一本记录自身游历的畅销书，重新燃起了欧洲人对远东地区的兴趣。在印刷业出现之前，这本书是当时最流行的图书之一。[5]马可·波罗的书中的某些故事显然有夸大美化之嫌，但其中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相信它的本质真实性。《马可·波罗游记》不仅给当地读者提供了远东地区的知识，也激励了后来的那些旅行者和探险家，让他们勇于踏上自己的道路。哥伦布当年就随身携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甚至将其视为一本亚洲地理指南（当然，鉴于他最终登陆另一片完全不同的大陆的事实，这本书显然不是很有帮助）。
当时威尼斯是全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一个富裕商人遍地的共和国。尼科洛·波罗和马泰奥·波罗于1261年在此启程，开始对中亚地区进行探索。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忽必烈的使节。由于那位大汗从来没见过欧洲人，这位使节便邀请他们二人到中国做客。1266年，当他们到达位于北京的宫廷之后，忽必烈开始就欧洲法律、政治、经济、宗教制度等问题对他们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提问。之后，忽必烈要求他们给欧洲教皇（教皇是当时最接近欧洲“领导人”的职位）带回一封书信，并让他们回去寻找100名通晓语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数、音乐、天文这七大艺术形式的专家，然后将他们带到中国来。除此之外，忽必烈还要求他们带回一盏耶路撒冷圣殿油灯。回到欧洲以后，这两位波罗家族的人成功搞到了油灯，但却没能够找到100名专家，唯一能带去中国的人似乎只有17岁的马可·波罗。于是在1271年，尼科洛·波罗、马泰奥·波罗、马可·波罗三个人一起从威尼斯出发前往亚洲。[6]
在穿越地中海抵达叙利亚之后，这三个人又骑着骆驼来到位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乘船前往中国，却发现港口的船只条件实在很差，于是只好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前行。这趟旅途极其艰难，他们要穿过广阔的平原，跨过冰雪覆盖的山脉，还要想办法穿过地球上环境最为恶劣的几片沙漠。途中他们遭遇了一次沙尘暴，之后又惨遭土匪埋伏，差点丧命。在离开威尼斯三年半以后，这三个人终于抵达北京，在朝堂上见到忽必烈。[7]年纪轻轻的马可·波罗给忽必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宫廷中的红人。马可·波罗非常聪明，至少会讲4门语言，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没怎么学过中文。他当时很可能使用了波斯语和忽必烈交流，这门语言在蒙古的统治者当中颇为常用，甚至通用于整个帝国。[8]
忽必烈将马可·波罗任命为元朝官员，并给他分配了很多任务，马可·波罗因此得以在中国各地旅行。他到访了中国南部和东北的很多省份，甚至还去过缅甸。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载了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的某些情况（他是第一个做出类似记录的欧洲人），尽管他不太可能真的到访过这些地方。马可·波罗的作品有一点不同寻常，那就是没有任何偏见。虽然作为商人，波罗家族的人应该已经习惯于见到各种外国人，但同时代的其他人可能会批判那些不同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与此相反，马可·波罗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井然有序的社会表现出了极高的赞赏和钦佩，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值得欧洲人去学习的地方。对外国人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让马可·波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世俗人文主义学者。
马可·波罗在朝廷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从中脱身变得越来越难。一开始，忽必烈拒绝了所有波罗家族族人的返乡请求。与此同时，波罗家族的人开始担心，如果忽必烈突然死亡，那么必然会出现权力斗争，而忽必烈的敌人们则可能会趁机对波罗家族的人动手。1292年，波罗家族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的侄孙）向中国派遣了使节，试图寻找一位可以喜结连理的夫人。忽必烈随后便允许波罗家族的人随婚礼团一起航至波斯，然后再从那里回家。他们跟随一个由14艘戎克船组成的船队驶过新加坡，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随后他们又经陆路行至黑海，最后终于回到威尼斯。至此，波罗家族的人离开威尼斯已有24年有余，其间旅行距离长达1.5万英里。马可·波罗在国外度过了一半以上的人生，不仅到访了远东地区，而且深深融入当地文化。由于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时是17岁，返回时已有41岁，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已经认不出来他了。[9]
除马可·波罗之外，欧洲还有很多旅行者，只不过他们的影响都无法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其中有一个名叫约翰·曼德维尔的人名气也很大，但他的故事极有可能是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当中充满了各种比《马可·波罗游记》还要精彩的故事，其中有很多片段在14世纪中后期广为流传：一个充满怪物的世界，狗头人，由凶猛女战士统治的亚马孙，吃大象的巨型鸟，长满钻石的土地，由胡椒树组成的森林，长生不老泉水，还有一只来自埃及、每隔500年就浴火重生的凤凰。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这些故事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当时，欧洲人迫切希望能够发现世界奇迹，因此他们愿意相信这本书中的故事全是真实的。甚至就连哥伦布也在探索新世界时把《曼德维尔游记》跟《马可·波罗游记》一起带在身上。尽管有人说曼德维尔是一名英国骑士，但实际上历史中很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据说是一名法国人，其创作灵感全部来自二手资料和彻头彻尾的捏造。因此它算不上是开创性的地理书籍，只能算是早期的游记小说，其价值并不在于传播信息，而在于激发人们对冒险的兴趣。
不过确实有几位欧洲人成功旅行到远东地区，比如一位名叫若望·柏郎嘉宾的神父，他在马可·波罗之旅的几十年之前曾率领一个天主教团来到蒙古首都。这些人受到了蒙古方面的热烈欢迎，不过使蒙古人皈依基督的任务以失败告终。几年之后，身兼冒险家和教士的卢布鲁克代表法国国王执行了和柏郎嘉宾一样的任务，结果也失败了。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反向旅行的马可·波罗，他从远东地区出发，大约在同一时期抵达欧洲。列班·巴·扫马是一位汉族（也可能是突厥族）修士，其旅行路线和马可·波罗几乎一致，但方向相反。扫马全身心沉浸于欧洲文化（在一位意大利翻译的帮助下使用波斯语进行交流），他站在一个亚洲人的立场上，以东方看西方的视角，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和中世纪欧洲相关的文字记述。
至此，旧世界已经连接到一起，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辨别到底哪个文明更优越。如果你在1400年开始了一次世界旅行，然后途中有人问你哪个文明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统领世界，那你给出的答案只能是中国。元朝于14世纪末崩塌，明朝站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中国再一次屹立于世界之巅。在北京紫禁城的统治下，中国人口达到欧洲的两倍，每个居民都至少和同地位的欧洲人一样富有。长达1100英里的大运河经翻修成为高速通道，航行于其中的船只比欧洲所有海军船只加在一起还要多。即使收成不好，朝廷掌管的粮仓也能满足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水库也可以同时供给农业灌溉和日常饮用。奢华的丝绸和瓷器在海外价格非常高，这让富裕的中国人在享受荣华富贵之时，同等生活水平的欧洲人却只能望洋兴叹。中国的官僚体制也在不断扩大，政府官员将近50万，而且充满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可以确保较高的识字率和社会流动性，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想象的。[10]
和中国富饶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欧洲是一潭让人痛苦的死水，正在试图从致使欧洲人口锐减1/3的黑死病当中恢复过来。欧洲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由数百个争端频现、被战争分割的政治力量拼接而成。德国和意大利分裂成数十个小王国、选区、公国、总督辖区、共和国、主教辖区、城邦以及其他任何人们能够想到的政治形式。英国和法国陷入百年战争的死亡旋涡。西班牙变得四分五裂，面临着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侵扰。似乎只有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种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商人共和国拥有较为明朗的未来，但这些国家小且分散，而且经济利润总量有限，各国经常会因为份额的分配而争吵不断。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欧洲在教皇的统领下应该是统一的，但这几乎从未给各国带来任何形式的合作，只是确保了让人压抑的宗教教条主义的长久延续。尽管在拜占庭和阿拉伯档案馆中的古典手稿重新问世以后，欧洲即将出现一些变化，不过文艺复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一个外部的旁观者来说，偏僻、贫穷、落后的欧洲能够在几个世纪之内统治全世界，这简直是世间最为荒谬的事。1400年，这片土地仅占全世界的10%，人口也只占15%。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接近100万。在全球最大的10个城市当中，只有一个来自欧洲（巴黎），但它和当今繁荣大都会的形象相去甚远，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都比它大。欧洲城市阴暗又肮脏，街道逼仄狭窄，卫生条件恶劣，垃圾和尸体被随意丢在街上或倒进河里。由于街道光线昏暗，天黑后出门便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时欧洲的犯罪率是现代美国的50倍，打架斗殴注定稀松平常。此外，当众处决也很普遍，各种疾病猖獗肆虐。
1400年，在全球十大城市之中，中国独占四席。中国流域是世界上最早萌生文明的地方，而且在文化延续性和政治同一性方面成功保持了2000年，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用西方一个虚构的例子类比就是，从古都罗马开始，罗马帝国逐渐统领了所有位于欧洲的拉丁语国家，整个文明一直存续至今）。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中国几乎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11]，而且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明创新。中国的发明包括但不限于针灸、钟、皮带传动系统、棺材、指南针、弩、补牙技术、多米诺骨牌、麻黄碱、烟花、抽水马桶、法医学、汽油、金鱼、马颈轭、热气球、水力学、熏香、接种技术、炼铁技术、风筝、漆器、火柴、犁、指甲油、餐巾纸、负数、面条、纸张、纸币[12]、纸牌、瓷器、印刷术、船舵、自来水、丝绸、马镫、茶、豆腐、厕纸、牙刷、雨伞、包装纸等。中国某些1000多年前的发明听起来完全就是现代化产物。比如发明于9世纪的火药，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军事技术，地雷、大炮、炮弹甚至依靠流线型机翼飞行的多级火箭中都有它的身影。某些深入人心、看上去很典型的欧洲物品也可能是在中国发明的。最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国古人饮用低度数发酵谷物饮料的证据，这意味着中国人有可能发明了啤酒。[13]
中国有几项重要的发明直接促进了探索技术的发展。比如大约出现于2000年前的艉柱舵技术，它为操纵船只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当年维京人使用一个巨大的桨充当“转向板”，“右舷”（starboard）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中国船只的设计要比西方船只坚固得多，因为它们被分割为一个个单独的舱室，即使船体的某部分突然漏水，其他部分也可以继续保持水密性。此外，中国还发明了脚踏划艇——这种船抛弃了向外凸出的船桨或风帆，能够在狭窄的河道中航行自如。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中国发明的磁罗盘彻底改变了导航技术。自此之后，水手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准确判断船只的航向，而且不需要任何外部的参照物。
在大发现时代之初，中国要比欧洲先进很多。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第一批葡萄牙远征队对印度进行首次考察，此时当地水手已经在印度洋的各个航道中航行了数百年。随后的权力争夺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葡萄牙人差点儿功亏一篑。不过，尽管这场斗争极为激烈，葡萄牙人还是很幸运，因为此时的印度正处于一个权力真空期。欧洲人不知道，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刚从这片区域撤退。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舰队还是差点儿被印度海军和阿拉伯海军毁灭。如果葡萄牙人遇到的不是这些当地人，而是过去几个世纪中频繁访问印度、无比宏伟的中国舰队，那么欧洲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获取该地区的统治权。
15世纪早期，中国运营着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海军部队。跟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更具备探索地球、开辟定居点，甚至征服全世界的条件。如果历史出现了某种分支，那我们可能会生活在另一种可能性之中：中国远征欧洲，以皇帝的利益为优先考虑，强制设定贸易特权，让欧洲人穿过非洲或大西洋前往亚洲的梦想沦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某位探险家在途中犯了地理性错误，以至于本来想找到一条直通欧洲的航线，最后却误打误撞地到达美洲。此外，把阿兹特克和印加城市夷为平地、疯狂搜刮金银珠宝的也不再是西班牙征服者，而是中国人。在这种历史可能性当中，中国航海家可能会在美洲寻找一条通往欧洲的海路，一些中国的朝圣者为了逃避帝国强权，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殖民地。如果历史走了一条稍微不同的道路，那么汉语可能会变成美洲的主流语言，进一步成为国际通用语言。[14]
在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上述的一切都具有非常明确的可能性。1405—1433年是明朝初期，在这段时间内，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7次驶入印度洋进行探险。每一次远航的声势都极为浩大，这既足以彰显皇恩浩荡，也可以展开贸易。1405年的远征队包含60多艘“郑和宝船”，以及200多艘体积较小的支援船，水手共计3万名。现代资料把那些最大的船只描绘为长度超过400英尺、宽度超过170英尺、拥有四层甲板的“怪物”。每艘船都载满了大量货物，最多可容纳1000名乘客，由9根桅杆上的风帆提供动力。这些数据让它们成为史上最大的木质船之一，其尺寸甚至比之后几个世纪当中欧洲最雄伟的船还要大。相比之下，哥伦布船队最大的船只圣马利亚号的尺寸还不到它们的1/6。更夸张的是，哥伦布整个船队可以非常轻松地被一起塞进郑和舰队的一艘船里。
郑和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而是一位穆斯林官员的儿子，其父曾在元朝统治下的云南省任职。此外，郑和出生时也并不叫这个名字。1381年，郑和被明军俘虏，经宫刑之后成为宦官，分配予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随着时间的流逝，郑和不仅成为值得信赖的宠臣，也成为朱棣的私人好友。在1402年的靖难之役中，朱棣率军攻进应天（今南京），其侄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即位。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皇帝在登基时都会更改年号，而朱棣则选择了“永乐”这两个字，寓意“永世安乐”。这一事件也导致郑和从地位卑微的宦官一跃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几位大人物之一。之后郑和被朱棣任命为正使，并代表皇帝多次出使西洋，以展现新生明朝的强大实力。
凭借着数百艘船只，以及随船而行的成千上万名水手，郑和船队的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从1405年开始，郑和船队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地区。一路上郑和向各地赠送了金、银、瓷器、丝绸等各种礼品，并得到了鸵鸟、斑马、骆驼、象牙等各种新奇的东西作为回赠。其中最为特别的一件回赠礼品是从非洲斯瓦希里海岸带回来的一对长颈鹿，由于长颈鹿碰巧和中国神话故事对麒麟的各种描述相吻合，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征兆（类似于欧洲独角兽的概念）。之后很多年中，长颈鹿一直都是北京动物园的招牌，被大家视为对皇帝长久统治的一种祝福。此外，郑和还使得其他与中国相距甚远的国家与本国建立了外交联系，印度洋地区有30多个国家都向中国派遣了使节，以示对朝廷的效忠。
尽管郑和船队的航线已有数百年历史，中国商人早就弄清了这些航线的存在，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率领武装力量前往这些海域。郑和的船队装备了数百门青铜大炮，如果之后的葡萄牙入侵者在同一时间与郑和航行至同一海域，那么郑和的船队很快便能击溃他们。不过，郑和一般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而是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仅仅是从远处看到郑和强大的海军部队，就足以让潜在的敌人心生畏惧、未战而降，因此郑和船队的武器很少用于战斗。然而，在某些场合下，郑和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装力量。比如有一次，郑和强行罢免了锡兰国的统治者，然后让另一位对中国更有利的君王取代了他。除此之外，郑和还借机消灭了长期盘踞于亚洲水域的海盗。
郑和的航行给世界各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各地留下的海外侨民最终发展壮大成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群体，遍布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随着这些人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也是汉语在今天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甚至广泛流行于整个东南亚的原因。郑和在侨居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成为备受尊敬的人物，许多地方都建有用来纪念他的寺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漆木家具传遍了全世界，在整个“艺术圈”内掀起了一股“远东狂热”。17、18世纪的欧洲人希望他们的房屋和宫殿内能够摆满各种各样的中国风器物，比如令人垂涎的白底蓝纹的明代花瓶，或者充满中国风的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china”这个词指代陶瓷餐具。
1424年，永乐皇帝驾崩。1431年，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奉旨出航，之后这一伟大的发现之旅便彻底画上了句号。出航没多久，郑和也离开人世，而且他本人也很可能被葬于大海之中。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官员逐渐停止了国家对探险行为的资助，而且大部分航海记录都因为人为毁坏或工作疏忽而丢失。政府宣称取消出海冒险计划是为了省钱，但真实原因很可能不止于此。这些航行代表了一种和外国人积极互动的外交政策，使中国当权者面临新思想输入的风险。随着保守的儒家思想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当权者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终结了和海外的一切联系。中国从此停止了对世界的探索。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人们都觉得自给自足完全不成问题，其广袤的内河系统和内部经济体系完全足以维持国家高速发展。那些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对于一个天朝大国来说能有什么用呢？到了1500年，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戎克船已经变成死罪。中国严禁海外贸易，并摧毁了自己的船队，这些措施彻底搞垮了国内经济，并在那些以大海为生的沿海地区引发了走私活动和海盗行为的爆炸式增长。之后日本海盗和欧洲人来到这片海域，填补了中国海军的空白，接手了曾经让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的海外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自此，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而变成列强国家提出的不平等条约下的受害者。中国彻底断绝了和世界的联系，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欧洲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曾经属于中国的主导地位。
【注释】
[1]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使用戎克船。这个词起初源于马来西亚语，用来指代“船只”，后来被葡萄牙人翻译为“junk”，汉语中称为戎克船。
[2]蒙古人最初信奉萨满教，不过他们的宗教信仰很快就变得五花八门，很多人转向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元朝政府甚至出资赞助不同的信仰进行辩论。他们把世界各地的宗教代表邀请到一起，讨论各种哲学、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成吉思汗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宗教自由法案，规定政教必须明确分离。
[3]这就是莫斯科变成俄罗斯首都的原因。根据协议，莫斯科成为其他蒙古帝国的“税收代理人”，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贡品全部上交此处。1147年，莫斯科还是一个小城镇，之后在各地税收的帮助下变得越来越富有。1480年，在积攒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之后，莫斯科成功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并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其他城市拥有掌控权。
[4]东西方一体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1347年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就是源自黑海卡法海港的热那亚商人。
[5]这本书并不是马可·波罗自己写的：从亚洲回到欧洲数年之后，他在一场对抗热那亚人的海战中被俘，之后他把自己的旅行故事讲给了一位狱友。
[6]由于尼科洛·波罗常年在亚洲旅行，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突然之间就决定背井离乡，和一位几乎是陌生人的父亲踏上旅程，马可·波罗可真算是一个勇敢的人。
[7]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证据是，如今每天都有航班从马可·波罗国际机场起飞，往返于北京和威尼斯之间。
[8]根据他书中的文字和描述，历史学家们认为，除意大利语中的威尼斯方言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外，马可·波罗还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甚至很有可能还学会了一些蒙古语。这听上去好像已经很多了，但据说约翰·保罗二世至少熟练掌握8门语言，其他语言也多有涉猎。
[9]马可·波罗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好大力气才成功让欧洲同胞们相信自己所见到的那些神奇事物，比如杭州的巨型造船厂、煤炭和火药等技术，甚至是东方人每天洗澡等“另类”习惯。他的确有一些实体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旅途的真实性：一个名叫彼得的蒙古仆人和他一起回到欧洲，一直侍奉到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彼得肯定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10]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是西方公职人员选拔考试的根基所在，东印度公司也引进了这种制度，后来在19世纪后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纷纷采用了类似制度。
[11]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大约在350年前超过中国（因为它夺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不过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很稀少。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也比中国大，前提是你得把湖泊面积也算进去——加拿大湖泊面积占总面积的10%，而中国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国家，大型湖泊的数量并不多。
[12]中国的纸币上印有“伪造者斩”的字样，这可比美元上的“我们信仰上帝”有想象力多了。
[13]这看上去有点儿讽刺，因为当年正是定居中国的欧洲人发现这片土地缺少啤酒，这才建立了很多闻名至今的“中国”啤酒品牌。比如青岛啤酒就是1903年德国人用城市名字设立的品牌，当时青岛对于德国来说就像英国占领的香港一样。
[14]英语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言，原因有二：其一，美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很大；其二，100年前，大英帝国统治了全球1/6的土地。如今地球上有1/4的人都会说基本的英语。在那些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欧洲国家中（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这样的），几乎有一半的人都可以用英语和别人交流，但这些人在每个国家中所占的比例都不太一样：最低为22%（西班牙），最高为90%（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