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不快乐?
动物只要体质健康,有足够的食物果腹,便快乐了。有人认为,人类也应该如此,但事实并不这样,至少目前大多数的人并不因为体壮饱食而感到快乐。如果你是不快乐的,那你也许会承认你便是如此。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试问你的朋友中有几个能跟你一样。当你与朋友会面时,请学会一些察言观色的艺术,使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能体察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和情绪。诗人布莱克[1]说过:
在我遇见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标记,一种软弱的标记,一种忧郁的标记。
无论在哪里,尽管你遇见的人的不快乐的种类各异,但你却能觉察出来。假如你在人们上下班时间站在一条热闹的街上,或在周末站在一条交通要道上,或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舞会,只要你在脑子里完全丢开自我,悉心观察你周围的每一个陌生人,你将发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烦恼。在人们办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焦虑不安,强作专心,消化不良,只知拚命,对其它事物毫无兴趣,不知娱乐,对周围的人们麻木不仁。在周末的大街上,你可看到男男女女,全都打扮得很好,有的还很有钱,一心一意去追寻欢娱。大家坐在慢到不能再慢的车子上,踩着同样的速度鱼贯而行。坐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周围的景致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旁视走神就会闯祸。所有的车子中的人,唯一的欲望是越过旁人的车辆,而又因拥挤而不可能。即使车上有人自己不开车,心思可以闲散些,但立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抓住他们,在脸上显露出微微不悦的表情。假如有一车有色人胆敢表露出真正的欢乐时,他们的放任行为就会引起旁人的愤慨,最后还会因为车辆出了乱子而落到警察手里:休息时间的取乐,是受禁忌的。
再不然,你去观察一下快乐的晚会上的人们。凡是来这里的人都决意要来寻欢作乐的,仿佛是咬紧牙关,特意到牙科医生求得诊治牙齿一般诚心。饮酒和狎习,是欢乐之门,所以人们率相痛饮,并且尽量不去注意他们的同伴是否讨厌。但是饮酒过度之后,男人们会伤心流起泪来,自怨不该如此,在品格上愧对母亲的教诲。酒精的作用,解放了他们的罪错意识,而这些意识在平时里是被理性压抑着的。
这些种类各异的不快乐,一部分是根源于社会制度,一部分是根源于个人心理——当然,个人心理也大多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如何改革社会制度来增进人类快乐的问题,我以前已有著述论及。关于消灭战争,根除经济剥削,废除残忍和恐怖的教育等,都不是我在本书里想要谈的。要发现一种能避免战争的社会制度,对我们的文明确是生死攸关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种希望,因为今日的人们是如此地苦闷,甚至觉得宁可互相残杀而死,也不愿忍痛求生。如果机器生产带来的利益,确能对那些最需要的人或多或少有所裨益的话,那当然应该阻止贫穷的延续;但是,如果富翁本身就在忍受痛苦,那么教每个人做富翁又有什么用呢?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是,那些本身就做了残忍和恐怖精神的奴隶的人,人们往往难于给予其它什么类型的教育。以上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现代的男子或女士,在我们这弥漫着恋旧情绪的社会里,经过怎样的努力,可替自身去获取快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并不受着外界的苦难压迫的人身上。我假定他们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不愁吃不愁住,有健康的体魄可以作普通体力活动。我将不考虑大的祸害,如儿女夭折,遭受公众耻辱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可以议论,而且也是挺重要的,但它们不属于我在此所要讨论的一类问题。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张治疗日常不快乐的药方,这不快乐是文明国家中大多数人感受到的,而且因为并无显著的外因,所以更显得无法逃避,难以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念、错误的生活习惯,从而使自己毁掉了对一般可能的事物的天然的热忱和嗜好。君不知,一切的快乐,不管是人类的快乐还是禽兽的快乐,都是以这些事物为根基的。观念和习惯等等,都在个人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愿意提出若干改革的建议,凭了它们,只要你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就能获得快乐。
简要的自我经验介绍,或许对我所要论证的哲学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楔子。我不是生来就快乐的。在我孩提时代,我最爱的圣诗是:“令人生厌的世界,负载着我的罪孽。”我5岁的时候曾想:如果我得活到70岁,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只不过熬了全部人生的十四分之一,瞻望前途将经历的厌烦,我觉得几乎不堪忍受。步入青春时,我十分厌恶人生,老是站在企图自杀的边缘,然而想多研究一些教学的想法使我继续活了下来。如今,我变得完全相反了,我享受到了人生的乐趣;甚至可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快乐与日俱增。这一部分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最迫切期望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并且逐渐地获得了许多我所期望的东西。一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成功地驱除了某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欲望,例如想获得关于这个或那个事物的彻底无疑的认识的企求。但最大的原因,还应归功于在心灵中逐渐减少对自我的关心。像其他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过去一直习惯于对自己的罪过、愚妄和弱点,作不断的反省冥想。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标本。但是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点不再念念不忘;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对外界事物的关心上:例如世界现状,各种各样的知识,以及我所热爱的友人等。当然,对外界的关切也会给你带来各式各样的烦恼:世界可能陷入战争,某种知识可能难于获得,朋友可能死亡。但是,这一类的痛苦,不会像自己厌恶自己而产生的痛苦那样,破坏人生的根本乐趣。而且,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发你的生命活力,只要兴趣持续不衰,你就不会感到生活厌倦无聊。相反地,如果只专门关心自己就不能促使你去进行任何进取活动。它只能使你去记记日记,作自我心理分析,或者去当修道士。但是,当一个修道士也不会使他快乐,除非修道院的修炼能使他忘掉自己的心灵。他献身宗教而得到的快乐,其实靠从事清道夫的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真正做一个清道夫。对于那些沉湎于自我的不幸者来说,常常是无可救药的,外界的纪律确是一条通向快乐的唯一之路。
“沉湎自我”的种类繁多。不过,我们可以选择最普通的三种类型的人来分析,即“畏罪型”“自负型”“好权型”。
我说“畏罪型”,并非说那些人真正犯罪:大概人人都有罪,也可以说人人都没有罪,这要看我们对犯罪的界说而定。我这里指的是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永远招惹自己的厌恶。他有一幅理想人格的自我想象,这幅理想的自我形象却和他所认识的实际的自我,不断发生冲突。如果说在他的清醒的意识里早已忘却了幼年时母亲给自己灌输的道德信条,那么他的犯罪感觉可能深藏在潜意识里,只是在醉酒或熟睡时才显露出来罢了。然而,这种犯罪感足以使他在所经所历的事情上带有这种意味。他心底里依然认为他儿时接受的告诫是对的,如赌咒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日常生意中的狡计是邪恶的,性行为更是大逆不道的。当然,他对于这些有乐趣的事情并不会放弃不做,但这些取乐又给他自己全部毒毁了,毫无乐趣可言,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它们而堕落的。他全灵魂所愿望的唯一乐趣是他记得的在儿时经历过的受到母亲宽容的抚爱,既然这种乐趣对他来说不可能再有了,便感到一切都是乏味的;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他就决意深深地犯罪。当他堕入情网时,他是在女子身上寻找慈母式的抚爱,但他又难以接受,由于心中存在着对母亲的意想,他并不尊敬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于是,在失望懊丧中,他变得残忍起来,而一经残忍,他又忏悔他的残忍,于是,他陷入了一个不断幻想的罪过又真正的悔恨的可怕的圈子。许多表面看来是铁石心肠的浪子,其心理状态就是如此。把他们诱入迷途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于一个无法得到的对象(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的专注和迷恋,另一方面是早年所接受的许多虚妄的道德信条。对于这些慈母“美德”的牺牲者来说,从早年的道德信仰和情爱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是走向人生快乐的第一步。
“自负型”在某个意义上说与普通的犯罪意识相反。其特点是惯于自赞自叹,并希望受到别人的赞赏。在某种程度内,这情操无疑是正常的,无可非议,它只是在过度的时候才成为一种严重的祸害。有许多女子,特别是富有社会里的女子,感觉爱的能力完全丧失了,取而代之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都爱她们。当这种女子确信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便用不着他了。有些男子也是如此,不过较为少见罢了。畅销小说《私通的危险》中的主角,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描绘了法国革命前夕一个法国贵族的风流逸事。一旦虚荣心到了这个高度,除了自己以外,不会对任何人有真正的兴趣,所以在爱情方面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这种“自负型”的人如果有别的方面的兴趣,其失败还要惨。例如,一个自负者会在追求大画家的荣禄目的的策驱下,去做一个艺术学生;但既然绘画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标的手段,技巧从来不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且除了和他自我有关的事物外,他不能够发现别的对象物。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和失望,期待的是恭维,得到的是冷嘲。有些小说家总把自己描写成书中理想化的英雄,也会蹈同样的覆辙。工作中一切真正的成功,全靠某种对和工作有关的事物抱有真正的兴趣。一个接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相继倒台,这悲剧发生的原因何在呢?因为他把自负自恶的兴趣代替了他赖以立足的对社会的关切,对民众拥护的方策的关切。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并不可赞可羡,别人也不觉得他可赞可羡。因此,如若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唯一目的是受到世人的钦仰,而对社会本身毫不关切,未必能实现他的目的。即使能够,他也不会完全快乐,因为人类的本能是永远不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负型的人勉强限制自己,恰如畏罪型的人强行控制自己给犯罪意识。原始人可能因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感到狩猎之乐。虚荣心太盛,社会把每种活动本身的乐趣毁掉了,结果社会使你不可避免地空虚厌倦,百无聊赖。原因往往是缺乏自信,治疗的方法是培养自尊心。但是,只有在对客观对象的兴趣的激励下去从事进取性的活动,才有可能获得自尊心。
“好权型”和“自负型”的不同之处,是他希望大权在握胜于受人欢心,他追求令人畏惧胜于令人爱慕。很多狂人和历史上大多数的伟人,都属这一类。爱好权力和爱好虚荣一样,是正常人性中一个很强的因素,只要它合乎人性范围,人们是会加以容纳的;但是,如果偏于过度,而且同很不实际的意识联系在一起时,那才变得可悲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好权意识就会使一个人或是忧郁不快,或是脑子发疯,甚或两者俱备。一个自以为头戴王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决不会被任何意识清醒的人所艳羡。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赋有雄才大略,能够完成疯子的梦,但心理上便和狂人同型。然而,他还是不能实现他自己的梦,因为他的成就愈大,他的梦的范围也愈扩大。当他看到自己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决意声称自己一个为神。但他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的对女人的冷淡,以及他想做神明的愿望,令人猜想他并不快乐。牺牲了人的本性中的其余一切因素来培植其中的一个因素,或把整个世界看作造就一个人的自我显赫的材料,是决无终极的快乐可言的。好权势者,不论是癫狂状态的或外表看来是正常的,大多是受过极度羞辱的产物。拿破仑在学校读书时,在一般富有的贵族同学前面感到自惭形秽的苦恼,因为他是一个卑微的苦读生。当他后来准许亡命的贵族回国时,看到当年的同学向他鞠躬称臣时,他感到了满足。这是何等的快慰!依旧是这种早年的羞辱,鼓励他在沙皇身上去寻求同样的满足,而正是这满足把他送到了流放自己的圣赫勒拿岛。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那么,一种完全被酷爱权力所控制的人生,或迟或早要碰到不可战胜的困难。假如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力,可以把胆敢指出这种情形的人禁锢起来,或者处以极刑,他就会对此变得完全无知,陷入某种疯狂之中。政治上的压抑和精神分析学上的压抑,便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任何明显形式的心理分析上的压抑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快乐。约束在适当的范围内的权力,可大大地增加快乐,但把它看作人生唯一的目标时,它就会导致灾难,不是外在的灾难,就是内心的灾难。
从心理方面来考察,不快乐的原因显然很多,而且种类不一。但所有的不快乐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少年时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的人,以致后来把这一种满足看得比一切其余的满足更有价值,从而使他的人生专向这方面努力,过于重视这一种满足的实现,而对其它方面的东西不甚重视。另外,有一种趋势在今天也是很普遍的,那便是如果一个人所爱的挫折太多太重,就会使他寻求不定型的满足,只图排遣和遗忘,变成了一个享乐狂。换言之,他设法减少自己生命的活力来使得生活变得容易忍受些。例如醉酒,无非是暂时的自杀;它给你带来的快乐是消极的,是苦闷的暂时休止。“自负型”者和“好权型”的人相信快乐是可能的,尽管他们所用的寻找快乐的方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寻找麻醉的人,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麻醉,除掉希望遗忘之外,确已放弃了一切的希望。要挽救这样的人,首先就是要向他指明快乐是值得期待的。忧郁的人像患了失眠症一样,以为能以此自傲。也许他们的骄傲好似失掉了尾巴的狐狸的那种骄傲;如果是这样,那么治疗的方法是让他们知道怎样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我相信,倘有一条快乐之路摆在眼前,几乎没有人会深思熟虑地去选择不快乐。我不否认,去选择不快乐的人也会存在,但他们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的讨论中无关重要。因此,我假定读者是宁取快乐而舍弃不快乐的。能否帮助读者实现人生快乐的愿望,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去尝试一下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1]布莱克(W:LLiam·BLake,1757—1827),英国著名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