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竞争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英国商人，最影响他人生享乐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回答必定是“生存的斗争”。他的回答是很真诚的，并且他相信确实是如此。这种解释在某种意义上看，是很对的；但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看，却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生存斗争是常有的事情。只要我们谁运气不好，就难免会有这种遭遇。康拉德小说中的主角福克就是一个例子。在一群呆在一条破船上的水手中，只有福克和另一个同伴持有武器，而船上除了把别的没有武器的人作为食物以外再也没有东西可吃了。当两人默契地把他人的人肉吃完之后，一场真正的生存斗争开始了。结果，福克战胜了对手，但他从此成了一个荤腥不沾的人。然而现在的一般商人所说的“生存斗争”，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不准确的名词，用来使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显得严重些。可以试问他，在他的阶层里，他认识的人中有几个是饿死的。可以问他，他的朋友们一旦破产之后会遭遇到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破产以后的商人，在物质生活的舒适方面来看，要比一个从来没有钱经商并没资格破产的人实在是好多了。所以，一般所谓的为生存而斗争，实际是为成功而斗争。他们从事斗争时所惧怕的并非唯恐第一天没有早餐吃，而恐怕是不能出人头地地在邻人中炫耀。

很少有人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被一种无计可逃的自动圈套抓着，而是他们自愿钻进这个圈套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因此能爬上更高一层的社会等级。当然，我这里是指那些处在较高事业阶梯上的人，已有很好的收入，只要愿意能够藉以很好地生活。但是，他们认为靠现有的一切过活，似乎是可耻的，好比当着敌人的面临阵脱逃一样；可是，如果你去问他们，凭着他们的工作对公众事业能有什么贡献，那么他们除了讲一大套替狂热的生活作的陈词滥调之外，确实不知如何回答。

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人的生活。假定有一个人，他有一幢诱人的屋子，一个姣好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儿女。清晨，全家犹在好梦犹酣，他就得起来，匆忙地赶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的职责要求他表现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他咬紧牙齿，说话很有决断，给每一个人一种机警而又凛然不可冒犯的印象。他对秘书口述信札，在电话里和各种重要人物洽谈，研究市场行情，中午时去陪着和他作买卖或他希望与之谈判一笔生意的人用午餐。下午干的也是同样。他回到家，又是疲惫不堪，但马上要整理衣冠赴晚宴。在宴会上，他和许多同样疲乏的男人，不得不装做乐于有女士作伴，而这些女士倒真的还没有机会使自己疲倦呢。要过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男人才能逃脱，这是无法预料的。最后他终于可入睡了。在这几小时内，他那紧张的神经总算可以松弛一下。

这样一个职业生活的男子，其心理状态好像百米赛跑。但是，他全身心进行的这一赛跑的终点是坟墓。像他这样集中一切精力来进行百米赛跑是很合适的，但他要天天如此就过分了。关于儿女，他知道些什么？平日他在办公室里；星期天他要去打高尔夫球。关于妻子，他又了解些什么？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睡着。整个晚上，他和她忙着交际应酬，不能作亲密的交谈。大概他也没有心心相通的男友，虽然他对许多人装得非常亲热。他不关心春华秋实，四季变更，只关心天气对市场的影响；他也许到过外国旅行，也许他到过欧洲各国去旅行，但他是用极厌烦的目光去看的。书籍对于他是废物，音乐使他皱眉。他的孤独与日俱增，注意力日益单一，事业以外的一切生活，他都日渐觉得索然无味。在欧洲，我见过这一类的美国人在人到中年以后的境况，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游历，显然是她们说服了这可怜的家伙的，让他相信这已经到了休假的时候，并也该给他的女儿们有一个观光旧大陆的机会。兴奋出神的母女围绕着他，要他注意吸引她们的那些有特色的新鲜事物。但他却显得非常疲乏和烦闷，寻思着此时此刻办公室的事情进展得怎样了，棒球场的比赛有什么新消息。最后，他的女伴们终于不顾他了，结论是男人都是没有情趣的俗物。她们从没想到这个可怜虫正是她们贪婪的牺牲品，正如欧洲人不理解印度殉夫的妇女一样。在印度，大概十分之九的寡妇，自愿殉夫来求取光荣，因循宗教的法规而自焚。商人们的宗教与光荣就是要求多多地赚钱；所以他像印度寡妇一样，很乐意地忍受痛苦。如果美国的商人要使日子过得快乐一些，首先得改变他的宗教。只要他不但期望成功，而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一个男子的责任，凡是不这样做的人将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只要他在生活中精神过于集中，心情过于焦虑，那么他是决不会获得生活快乐的。以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投资为例，许多美国人都宁愿要八分的利息作比较冒险的投资，而不要四分利息的比较稳妥的投资。结果，常常招致金钱的损失以及割不断的遗憾和恼恨。就我而言，我所希望从金钱中获得的东西，不过是闲暇和安稳。但典型的现代人所希望于金钱的，是要以它挣得更多的金钱，能够在同仁中炫耀，超过目前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在美国，普通人的社会梯第是不稳定的，老是在升降的。因此，社会的势利思想，较之社会阶级固定的地方更为盛行。并且，金钱本身虽然不足使人在社会中显要，但没有金钱确实难于使人显要。挣钱多少是衡量一个人的头脑好坏的公认的标准。大家会认为，挣钱多的人必定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家伙；挣钱不多的人则便是脑子不活的蠢汉。没有人乐意被看作蠢汉。所以，当市场行情动荡不定时，一个人的感觉就像青年学生面临考试一样惶惶不安。

我想，在一个商人的焦虑中，常有对一旦破产会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因素，虽然这种恐惧是不合理的，但却是真实的。阿诺德·本涅特[1]笔下的克莱汉格，不论他已变得怎样富有，却老是在担心自己做工死在工厂里。我深信，那些幼年时代深受贫穷磨难的人，常常惧怕他们的孩子将来遭受同样的苦难，因此觉得即使赚得几百万的家财也难于抵御贫穷这大灾祸的降临。这种恐惧在第一代人身上大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尝受过赤贫滋味的人来说，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了。无论如何，惧怕贫穷毕竟还是问题中不甚重要的和例外的因素。

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人生快乐的主要源泉，这才是烦恼的病根。我不否认，成功的体验容易使人领会到人生之乐。比如说，青年时代一向默默无闻的一个画家，一朝他的作品受人赏识时，也许要比原先要快乐些。我也不否认，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很能增进人生的快乐，但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我坚持认为，成功只是造成人生快乐的因素之一，倘如牺牲其余的一切因素去赢取成功，那代价未免太高了。

这种弊病的根源，是商人得势的那种人生哲学。在欧洲，确实还有其他社会圈子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在有些国家，贵族阶级是受人尊敬的；在大多数国家里，有高深才学的人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少数小国以外，海陆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虽然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业都有一种争取成功的竞争，但同时，使人尊敬的并非只是成功本身，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那种特性。比如，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并不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现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的并不富有是没有人惊奇的。的确，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令人敬重的原因。因为这个缘故，在欧洲，纯粹逐鹿金钱的竞争只限于某一类人，而这一类的人也许并非最有势力或最受尊敬的。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一切服务事业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可言。至于高深的技术，没有一个门外汉能说清一个医生究竟懂得多少医学，一个律师究竟懂得多少法律。所以，人们常常从他们的生活水准来推测他们的收入，再用他们的收入来判断他们的才学优劣。至于那些教授，那是商人们雇用的仆人，所以远不如欧洲的教授们受人尊敬。在美国，这一切的结果是，一切专门人才效仿商人，而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在整个富有阶级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那种为金钱上的成功而进行的偏狭而赤裸的争斗。

美国的男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觉得金钱的成功是唯一重要的事，一切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是不值得一顾的。然而，教育的目的向来被认为主要是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的——我在此所说的享受，乃是指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的，比较微妙的享受。在18世纪时，凡是对文学、绘画、音乐能感到有欣赏乐趣，算是“绅士先生”的特征之一。我们现代人，尽可对他们的欣赏口味不表同意，但至少他们那种欣赏是真实的。今日的富翁却倾向于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类型。他从不看书。假如他为了提高个人的声望而在家里建立一间绘画陈列室时，他把选画的事完全交托给专家；他从画上所得的乐趣并非是观赏的快乐，而是别的富翁不再能占有这些名画的快乐。至于音乐，如果这富翁是犹太人，恐怕他还能够有真正的欣赏；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无知，正如他在别的艺术方面的无知一样。这种情形，结果使他不知如何应付他的闲暇。既然他越来越高，挣钱也越来越容易，最后，他只知道一天5分钟内可以挣多少钱，但他却不知如何消费才好。一个人成功的结果，便是这样的彷徨失措。只要谁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谁就不能避免这种可怜的情形。除非一个人知道自己一旦获得成功之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否则，成功的来临必定会使你领受烦闷的煎熬。

竞争的心理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竞争的领域。比如，以读书来说，读书大概有两个动机，一种是享受读书之乐；另一种是读书为了日后可以向人夸口。在美国有一种风气，女士们每日读着或似乎读着某几部书；有的全读，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从杂志上看到别人对这本书的评论，但大家桌上都放着这几部书。可是她们并不读巨著。这也是竞争的后果之一，不过这或许还并不十分坏，因为这些女士们，如果不经人指导，任凭自己好恶，非但不会去读名著，也许还会去读些比她们的精神生活指路人或文学大师代选的更糟的书。

现代生活之所以这样偏重于竞争，正如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丁大帝以后的情形一样，实在与文化水准的普遍低落有连带的关系。男男女女似乎都不能领会比较属于心智方面的高尚乐趣。比如，一般的谈话艺术，在18世纪的法国沙龙磨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在年前还有谈话生动活泼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巧妙优美的艺术，为了阐明一些渺茫空灵的主题，必须充分调动人的最高级官能活跃起来。但是现代谁还关切这样悠闲的事呢？在中国，10年以前这艺术还很昌盛，不过我猜想民族主义者的那种信徒式的热忱，近来早已把它逐出了生活圈。50年或100年以前，优雅的文学知识，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是极普遍的，如今只限于少数教授了。一切较为恬静文雅的娱乐都被摈弃了。有一年春天曾有几个美国学生陪我散步，穿过学校旁边的一片森林，那里长满了诱人的野花，但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叫得出它们的名字，甚至连一种野花都不认识。在这些学生看来，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增加任何人的收入。

这种病根并不仅仅潜伏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无法单独克服这种现象。病根是一般人所公认的那种人生哲学。按照那种人生哲学看来，人生便是一场搏斗，便是一场竞争，只有其中的胜利者，才会令人尊敬羡慕。这种人生观使人过分注重培养意志，而牺牲了感觉和理智。可以说，这么做是一种因果倒置。在现代，清教徒派的道学家总在大声疾呼提倡意志，但他们原本重视的是信仰。可能清教徒时代产生了一类人，它的意志发展过度，而感觉与理智却大大退化了，所以这一类人采取了竞争的哲学，以为它最适合自己的天性。不管竞争的起源究竟如何，这些宁要权势不要理智的现代恐龙，就像史前史上的恐龙那样，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普遍地被人模仿：他们到处成为白种人的模范，这在今后的一百年中似乎还有日益加强的趋势。然而，那些不迎合这潮流的人仍可自慰，只要想到史前的恐龙最后并未胜利；它们互相残杀，把它们的王国留给了理智的旁观者来继承。我们现代的恐龙也在自相残杀。平均而论，他们之中每对夫妇生育的儿女不到两个；他们并不期望从儿女身上获得更充分的人生乐趣。就此而论，他们从清教徒派的祖宗那里承袭下来的这种过分狂热的哲学，似乎显得并不适合这个世界。那些人对人生的瞻望使自己如此忧郁不快，以致不愿生孩子，这在生物学上看来已是被判处死刑了。用不着太久的时间，他们一定会被更为达观，更为欢快的人所替代。

把竞争当作人生的主要内容，总不免太沉闷，太执拗，使肌肉太紧张，使意志太专注；如果把竞争当作人生的基础，至多只能持续一两代。过了之后，定会产生各种神经衰弱和遁世现象，像工作那样紧张而困难地去寻求快乐，因为宽松自如已成为不可能，到头来只能毫无成果而归于灭亡。竞争哲学所毒害的，不仅是工作而已；人们的闲暇也同样受到毒害。人们的闲暇，本来应该是恬静自在的，能使神经得以松弛和恢复，但那些热衷竞争的人却觉得闲暇令人讨厌。继续不断的加速度变得不可避免了，结果势必是停滞与崩溃。救治的方法是遵循一种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领受心智健全而恬静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