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烦与刺激

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它远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我相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它一直是一种原动力，在今天则更是如此。厌烦似乎是人类特有的激情。动物在被拘捕时，固然会无精打采，踱来踱去，躁动不安；但在自然的情态中，我不信它们有类似厌烦的经验。它们大半的时间用以预防天敌或食物，或者两者兼顾；它们有时寻找配偶，有时设法取暖。但即使它们在不快乐的时候，我想它们也不至于会厌烦。如同在许多旁的事情上一样，也许类人猿在这一点上与我们相似，但我既没有和它们一起生活，也就无从实验。厌烦的原因之一，是面对着眼前的现状，心里却想象着另外一些更令人愉快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一种鲜明的冲突。厌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人的官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专注于一事一物。从要你性命的敌人那里逃跑，我想那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决不会使你纳闷。一个人临到束手待毙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厌烦，除非他有超人的勇气。在类似的情形中，没有人在第一次进上议院作处女演说时会打呵欠，已故的德温雪公爵除处，他是因为这出人意料的举动而赢得上议院的议员们关注的。厌烦在本质是一种渴望发生某种事件的期待，所渴望的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是一些事情，能使厌烦的牺牲者觉得这一天和另一天有所不同就行。一言以蔽之，厌烦的反面不是欢乐，而是刺激。

人类求刺激的欲望是很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我猜想，这刺激的欲望在狩猎时代要比其它任何时代更容易得到。打猎是刺激的，战争是刺激的，求偶是刺激的。一个野蛮人，遇到一个身旁有丈夫睡着的女人，就会设法犯奸，虽然他明知她丈夫一醒来便会要他的命。此情此景，我想决不令人厌烦。但人类进入农业时代时，生活就开始变得黯淡乏味了，只有贵族还能够流连在狩猎时代，能享受那种刺激。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现代机械管理如何枯燥无味的话，但我相信旧式农业耕作方法至少也同样枯燥无味。的确，我的见解和一般博爱主义者所持的见解相反，我认为机械时代大大地减少了世界上的烦闷。以薪水阶层而论，工作时间不是孤独的，夜晚又可消磨在各种娱乐上面，而这在老式农业的乡村中是不可能的。再看较下的中等阶级的生活变化。在从前，晚饭以后，当妻女们把一切家务料理完后，大家围团坐下，来消磨那所谓的“快乐的家庭时光”，那意味着，父亲朦胧入睡，母亲编织着衣什，女儿们却厌烦得要命，宁愿死去或到非洲去。她们既不准看书，又不准离开房间，因为在理论上说，那时间是父亲和女儿们谈话的，而谈话是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的。倘使幸运，那么她们终要嫁人，有机会使她们的孩子挨过一个和她们曾经历过的同样黯淡的青春。倘使不幸运，她们便慢慢地走上老处女的路，也许最后变成憔悴的黄花淑女——这种残酷的命运，与野蛮人赏赐给他们的牺牲者的如出一辙。在我们评价百年以前的社会情形时，这种种的厌烦不快都不能低估，如果我们再往上追溯，厌烦的程度也越厉害。试想一下中古时代一个村落里的冬天的单调情形罢。一般的人们不知读书，不能写字，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他们一些光亮，只有一个房间能抵御彻骨的寒冷，并充满着炉灶的烟雾。乡间的路实际上无法通行，所以一个人难得看见别个村子里的什么人。他们是那样地厌烦无聊，只有捉鬼的游戏是他们严冬的夜晚唯一娱乐的方法，使他们显得有一点生气。

我们不比祖先那样厌烦，但我们比祖先更加惧怕厌烦。我们终于认识到，更确切地说是相信，厌烦并非一个人生命本质的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方法便是相当强烈地去追求刺激。现代的女子自己谋生，大半是因为这样可以能在夜晚去寻求刺激，逃避当年祖母们难以忍受的“快乐的家庭时光”。凡是能够住在城里的人都住在城里；在美国，不能住在城里的却有一辆汽车，或至少有摩托车，可以经常光顾电影院。不用说，他们家里都有收音机。现代青年男女的结交，比从前容易多了。简·奥斯汀[1]以一部小说来描绘的女主角所巴望着的刺激，现在连女仆都希望每周至少有一次。当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时，刺激的追求便越来越强烈。凡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永远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着，随时寻欢作乐、跳舞、饮酒。为了某些缘故，他们总是希望在一个新的地方更加纵情地享乐。那些不得不为生计劳碌的人，在工作的时候总逃避不了厌烦，但那些富有而毋需为生计劳碌的人就能过上一种逃避厌烦的理想生活了。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理想，我也决不想加以非议，但我担心它像别的理想一样，是难于实现的，远非理想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愿以偿。总之，越是昨夜玩得快乐的人，早晨起来越是显得无聊。青年过了还有中年，可能还有老年。有些人以为到了30岁人生便完结了。我现在已经58岁了，但我还没有这种思想。也许，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像经济资源那样消费是不明智的。也许，厌烦之中的某些因素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东西。希望逃避厌烦是人类的天性；事实上人类的每一个种族一有机会时都表现出这个神性。当野蛮人首次在白种人手里尝到美酒时，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件法宝，可以由此逃避天长日久的烦厌了，如果政府不加禁止，他们会个个烂醉如泥。战争、杀戮、迫害，都是逃避厌烦的一种形式；甚至跟邻居吵架似乎也要比无事聊聊要好过些。所以，厌烦是道学家所要对付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至少人类的半数罪恶是由于想逃避厌烦而引起的。

尽管如此，我们不该把厌烦完全看作是坏事。厌烦有两种：一种是富有成果的，另一种是愚蠢荒谬的。富有成果的厌烦，是起因于不麻痹；愚蠢荒谬的厌烦是起因缺乏有生机的活动。我并不是说麻痹不能在生活中起任何良好的作用。比如，一个聪明的医生有时要在药方上开列麻醉剂，我想那些需要用麻醉剂的病人有时远比禁用论者所想象的要多。但是，渴望麻痹决不是一件可以听任人们自然的冲动而不加阻止的事情。一个用惯了麻醉剂的人在缺乏麻醉时所感到的厌烦，我以为只有用时间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和服用药品进行麻醉一样。刺激过度的生活乃是使人精疲力竭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增加刺激来给自己一阵激动，到后来这种激动竟被看作是愉快的主要因素。一个惯于过度刺激的人，正如一个有胡椒瘾的人一样，谁都忍受不住的胡椒分量，对他来说似乎连味道都还没有尝到。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和逃避过度的刺激有密切关联的，而过度的刺激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自己的感官对一切的快乐变得麻木，只要皮肉的刺激，不求心灵的满足，活络代替了智慧，表面的惊奇代替了真实的美感。我不想把反对刺激的话说得太极端。在相当程度上的刺激是有益的，但几乎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分量对于利弊有着极大的关系。刺激太少，产生病态的嗜欲；刺激太多，使人精力疲竭。因此，快乐的人生必须有一种能够忍受厌烦的能力。这是应该讲给青年人听的许多道理之一。

一切伟大的著作，总含有枯燥无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的人生，总含有平淡无奇的岁月。假如《旧约》是一部新的书稿，被初次送到一个现代美国出版家手里，他给予的评介我们是不难想象的。对于《旧约》中关于宗谱部分，他大约会说：“我亲爱的先生，这一章太缺少情趣。你不能希望一大串极少提及事迹的人名会引起读者兴味。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写得很优美，最初给我的印象不错，但你太想把故事全盘托出了。留取精华，删掉噜苏，等你把书稿的篇幅合理删改后，再拿回给我吧。”现代出版家会这么说的，因为他了解现代的读者讨厌烦闷。对于孔子的经书，《可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一切销行最广的典籍，他都会作出这样的批评。不仅神圣的典籍，而且一切最好的小说都有沉闷的篇章。一本小说从头至尾都动人心魄，几乎可以断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即使是伟人们的生活，除了少数伟大的时刻以外，极少有令人激动的地方。苏格拉底不时可以享用一顿筵席，而且当毒药在肚里发作的时候，他仍然从和门徒的谈话里得到很大的满足[2]，但他人生的大半的光阴是和妻子赞茜帕安静地过着日子，下午散散步，或在路上遇着几个朋友聊聊。据说康德一生没有走出故乡哥尼斯堡十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以后，余下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深居简出。马克思发动了几次革命之后，决意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度过他的余年。大体而论，伟人生活的特征是安静，他们的快乐也不是常人所认为的那种刺激兴奋。没有坚韧不拔的工作，就没有伟大的成就。大凡成就大事者，要付诸全部的精力来战胜艰难，使人再没余力去热衷狂热的娱乐。当然，在假日参加恢复精力的活动除外，攀登阿尔卑斯山便是一项最好的活动。

忍受生活中或多或少单调乏味的能力，应该自动培养。在这方面，现代的父母们应该受到责备；他们提供给儿童被动的娱乐，例如看电影，吃好东西之类实在太多，他们不懂得平淡的日子对儿童是很重要的，过节那样的日子难得有。儿童的娱乐，原则上应让他从环境中经过自己的努力与创造来获得。凡是刺激的娱乐，同时又毋需耗费体力的娱乐，如看剧等等，决不可常有。刺激在本质上便是麻醉品，使人的瘾头越来越重，而兴奋时刻生理上是被动的，是与人的本能向背的。一个儿童的成长如同幼苗的生长一样，让他在自己的环境中深深地扎根，就能获得最好的发展。太多的旅行，太多复杂的印象，不适宜于青年人，因为这样会使他们长大起来不耐单调，殊不知唯单调才能产生硕果。我不说单调本身有何优点，我只说某些美妙的事物，没有一定程度的单调就不能获得。譬如以华兹华斯的名诗《序曲》而论，每个读者都能体验这首诗在思想与感觉上的价值，但一个心思错杂的都市青年却不能够领会。一个男孩子或青年人，若怀着严肃而有建设性的目标，在为之奋斗的道路上一旦感到必要，一定能甘心情愿地忍受许多厌烦。但若他平日过着一种心思散漫，纵情佚乐的生活，头脑里就难以孕育建设性的目标，因为在优游放纵的生活中，他的思想所贯注的将是可及的欢娱，而非遥远的成就。由此种种原因，不能忍受厌烦单调的一代，定是渺小无为的一代，他们好比瓶中的花那样，与自然界的缓慢发展进程脱节，每一个有生命力的冲动都会渐渐地枯萎。

我不喜欢用神秘玄虚的词藻，但倘若不用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带有诗意的文句，简直难于表白我想说的意思。无论我们怎样思想，我们总是大地之子。我们的生命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从大地上汲取养料，与动植物并无两致。自然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对于它，秋冬之重要犹如春夏一般，休息之重要不亚于活动。儿童比成人更应重视和自然生活的消长循环保持一致。人的肉体，经过了多少年代，已和这个节奏合拍了，宗教在复活节的庆祝里就多少包含着这种意义。我曾知道有个两岁的男孩，他一向在在伦敦，有一次大人把他带到乡间绿野去散步，此时正是冬季，到处都很潮湿而黯淡。在成人的目光中，这种景色毫无欢乐而言，但孩子的心却沉浸在奇妙的沉思中了；他跪在潮润的地上，脸腮贴在草地上，发出不成音韵的欢乐声。他所感到的快乐是原始的、单纯的、宽广无限的。这种官能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凡是在这方面不获满足的人，很难能说是一个健全完善的人。许多娱乐，例如赌博，本身没有这种与天地万物沟通的成分。这样的娱乐一旦停止之后，一个人就感到空虚与不满，好像又渴求着什么，但究竟渴求什么，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娱乐决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可以称之为享乐的东西。反之，凡使我们与天地万物沟通的娱乐，本身就有令人深感快慰的成分；虽然它们存在时，快乐之强烈不及更为刺激的行乐。但它们停止时，带来的快乐并不随之消失，我确信，这种区别，从最简单的取乐到最文明的消遣，都一样存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位两岁的孩童，表现了与天地万物生命合一的最原始的形式。但在较高级的形式上，同样的情境可在诗歌中发现。莎士比亚的抒情诗之所以千古流传，就因为其中表现着和两岁的幼儿拥抱绿草时同样的欢乐。试想一下：“听着，听着，那百灵鸟的美妙歌声！”或者“来呀，来呀，这儿有黄灿灿的沙子！”这些句子，不就是用文明的言词，表达了与那位两岁的男童不成音韵的欢叫同样的情感吗？再者，让我们考虑一下爱情和单纯的性行为之间的区别。爱情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正如大旱之后的甘霖对于植物一样。没有爱的性行为，却全无这种力量。瞬息的欢娱之后，剩下的是疲乏、厌恶，以及人生的空虚之感。爱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的性行为却与之无缘。

现代都市的民众所感受的那种特殊的厌烦，是他们脱离自然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脱离了自然万物，生活就变得灼热、污秽、枯燥，犹如沙漠中的跋涉。不管这种说法初听起来如何奇特，在那些富有因而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之所以熬受难以忍受的厌烦却是由于惧怕厌烦造成的。他们为了逃避那种富有建设性的厌烦，却堕入另一种更可怕的厌烦。一种快乐的人生，在相当程度上是恬静淡泊的，因为唯有在一种恬静淡泊的氛围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