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兴致

第十一章　兴致

我想在本章探讨，我认为快乐人的最一般最显著的标记，这就是兴致。

要理解何谓兴致，也许最佳方法是把人们入席用餐时的各种态度考察一下。有些人把吃饭仅仅当作一件厌烦的事，无论食物如何精美，他们都觉得无味。他们以前吃过美味佳肴，可能几乎每顿都如此丰盛。他们从未领略过没有饭吃而饿火中烧的滋味；他们把吃饭纯粹看作是为社会习俗所规定的惯例。如其他事情一样，吃饭是令人讨厌的，但用不着因此而大惊小怪，因为比起别的事情来，吃饭的烦恼是最轻的。其次，就是那些病人，出自责任感而进食；因为医生告诉我们，为保持体力起见必需吸收一些营养。再次，就是那些享乐主义者，抱着满心的希望开始用餐，但后来发觉菜都烧得不合口味。此外，就是那些大吃大喝者，贪得无厌地吞咽食物，吃得太多，于是体内血液增多，睡时鼾声如雷。最后，就是那些胃口正常的人，他们吃饭时津津有味，吃饱了便停下。凡是坐在人生筵席之前的人，对人生给予的美好的东西所取的各种态度，类似于坐在饭桌前对食物所取的态度。快乐的人相当于前述的最后一种吃饭的人。兴致与人生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觉得食物可厌者，相当于拜伦式的痛苦的牺牲品。因责任心而进食的患者，等于禁欲主义者，大吃大喝者无异于纵欲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无殊于吹毛求疵者，他们把人生一半的乐趣斥为不够完美如意的。怪得很，上述各类人，除了大吃大喝者之外，都瞧不起一个胃口正常的人，而自认为比他高明。在他们心目中，因为饥饿而有口腹之欲是鄙俗的，因人生有赏心悦目的景致、出乎意料的阅历而享受人生，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们在幻灭的高处，往下望着那些他们所瞧不起的浅薄的灵魂。以我个人所见，我根本不赞成这种态度。一切幻想自己高人一等的态度，我都认为是一种病态。固然，在某种情况下，此种病态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可一旦出现，至少得赶早治疗，而不应视为一种高级的智慧。假定一个人喜欢杨梅，而另一个人不喜欢，后者又在哪一点上优于前者呢？没有抽象的和客观的证据可以说杨梅好或不好。对喜欢它的人，杨梅是好的；对不喜欢它的人，杨梅就是不好的。但喜欢杨梅的人享有他人所没有的一种乐趣，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活更有趣味，对于世界也更适应。在这个琐屑的事情上适用的道理，同样可适用于更重要的事情。在获得人生快乐方面，喜欢观看足球赛者优于无此兴趣者。当然，以读书为乐的人要比不以此为乐的人更优越，因为读书的机会经常多于观足球赛的机会。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便愈少，因为若他不能享受某一种快乐，还可享受另一种快乐。人生太短促，无法对件件事都感兴趣。不过，感兴趣的事总是多多益善，这是丰富我们的人生所必需的。我们都有内省癖的倾向，眼前无数有趣的事物不去欣赏，而把目光投向一无所有的内心。我们切勿以为，在内省癖者的不快乐里面有什么伟大之处。

从前有两台制肠机，构造很精巧，可以把猪肉制成很好的香肠。其中的一台机器保持着对猪肉的兴致，故制造了无数的香肠。然而，另一台机器说：“猪肉对我来说有什么用！我自身的工作比猪肉有趣得多，更奇妙得多。”于是便不要猪肉，专门研究自身的构造。当它摒弃了天然的食物后，它的内部就停止工作了。它越研究自身，越显得空虚与愚笨。那精巧的机器本可用来制作好的食物，现在却无法发挥作用了，而对此又毫无办法。这台制肠机就像失去兴致的人，至于第一台制肠机则像保留兴致的人。人的大脑是一台奇特的机器，能把外界提供的材料用最惊人的方式组合起来；但若失去外界的材料，便无法施展其才能了。然而，大脑与制肠机有一处不同，便是我们必须自己捕捉材料，因为外界的事物只有在我们对之感到兴趣时，才能转化成经验；倘外界的事物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那对我们就毫无用处。因此，凡注意力向内的人，便无法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凡注意力向外，只是偶尔内省的人，则会发现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经过大脑的分析与综合，便构成一个丰富多采的有启迪性的整体形象。

兴致的形式是无以计数的。你可能记得，夏洛克·福尔摩斯[1]碰巧在街上拾到一顶帽子。他注视了一会儿之后，推测帽子的主人一定因酗酒而坠落，而且其妻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他了。对偶然的事产生如此强烈兴趣者，决不会觉得人生烦闷。试想，到乡间去散步的时候所能注意到的各种东西：一个人可能对小鸟发生兴趣，另一个可能对草木发生兴趣，再有人关心地质，还有人注意农事，等等。这种种东西，只要使你感到兴趣，便是有趣的东西；其它东西也不差上下。因此，一个人对其中一种东西感到有趣的人，要比无此兴趣的人更能适应环境。

再看不同的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差异又是怎样的悬殊：在长途火车旅行中，一个人会完全不注意四周的旅客；而另一个却相反，先总是察看周围的人，再分析他们的个性，巧妙地猜测他们的境况，甚至可能猜出其中某几个人的最秘密的身世。各人对别人所感觉的不同，正如对别人所猜测的不同一样。有些人觉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讨厌的，另一些人则对所接触的人很快很容易地产生好感，除非有什么确切的理由使他们感情转向。再拿诸如旅行这样的事来说，有些人会游历许多国家，总是住在最好的旅馆里，吃着和在家完全相同的饭菜，遇到和家乡所能遇到的相同的无所事事的富人，谈着和在家里饭桌上相同的话题。当他们回家时，因为费用昂贵的旅游终于无聊地挨过去了，而感到如释重负一般的轻松。还有些人，每到一处便留意观察其特征，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察看有关历史或社会的饶有趣味的事，品尝当地的饭菜风味，学习当地的习俗和语言，满载着新思想，愉快地回家过冬夜。

在上述种种不同的情况中，凡对人生有兴致者比无兴致者，生活要有意义多了。对于前者，即使不愉快的经历，也还是有用处的。我很高兴，曾经体察过中国老百姓和西西里乡村的生活风味；尽管我不能说当时的兴趣很大。冒险的人对于沉船、兵变、地震、火灾以及种种不愉快的经历都有兴致，只要不损害其健康。例如，他们在地震时会自言自语道：“哦，地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并且因为这件事使他们增加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而高兴。要说这样的人不受命运的支配，自然是不真实的；假若他们失去健康，他们的兴致也可能随之消失；但并非一定如此。我曾认识在多年遭受痛苦之后死去的人，他们的兴致几乎深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疾病摧毁了兴致，有些则不是这样。我不知生物化学家能否区分这些形式。也许当生物化学更进步时，我们可以服用药片来激起我们对一切事物的兴致。但在这一天尚未到来时，我们只能凭藉对人生的合乎常理的观察，来判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某些人对任何事都有兴致，而其他人则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致。

兴致，有时是一般的、有时是特殊的。的确，兴致可能是很特殊的。读过博罗[2]著作的人，也许还记得在《莱文格罗》一书中的一个人物。他的爱妻死了，一时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然而，他的职业是茶商，他自学了经过他手中的茶箱上的中国字，结果，这件事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热心研究一切有关中国的事了，我知道，有些人用全副的精力去努力搞清诺斯替教派[3]的学说，也有些人的主要兴趣是校对霍布斯[4]的原稿和早期的版本。要事先猜出什么事能引起一个人的兴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大多数人能对这样或那样的事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一旦有了这种兴趣之后，便不再对人生感到厌烦了。然而，对于某种很特殊的事物有兴趣所感受到的快乐，不及对人生一般的事物有兴趣。因为对特殊事物的兴趣难以填补一个人的全部时间，而且最终他所热衷于的那个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已掌握，他便有失去兴趣的危险。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我列举的各种用餐者之间，提到大吃大喝者，那种人是我不准备表扬的。读者可能认为，我所赞美的有兴致的人和大吃大喝的人之间并无界限可划分。现在我必须试图把这两种人更明确地区分开。

正如每个人所知道的那样，古人把适度视为主要美德之一。由于浪漫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许多人都抛弃了这个观念，而赞美感情的奔放，即像拜伦（Byron）的英雄们所具备的那种含有破坏性和反社会性的激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显然是对的。在美好的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决不可把其中之一推到极端，致使其它的活动不可能。大吃大喝者牺牲它一切乐趣来满足口腹之欲，便减少了他的人生快乐的总量。除了口腹之欲以外，很多旁的情欲都可同样地犯过度之病。约瑟芬皇后[5]在服饰方面特别讲究。起初拿破仑尽管不断地表示反对，可他还照付她的做衣服的账单。终于，他告诉她必须学会适度，以后他只付数目合理的账单。后来，当她拿到做衣服的账单时，一时束手无策，不过她立即想出一个计谋。她到作战部长那儿，要求部长从军需款项下拨款支付。部长知道她的权势能把他革职，于是只得照办。结果在以后的战争中，法国打了败仗，丢掉了热那亚[6]虽然我不敢担保这个故事是否完全真实，但至少一些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夸张的，对我们总是同样有用，因为它说明一个女人有机会放纵她的服饰之欲时，可以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好酒狂与性欲狂显然也有同样的事例。在这些事情上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一切个别的嗜好和欲望，都得和人生的整体塑造相吻合。如果要使嗜好和欲望成为快乐的源泉，就该使它们与健康，与我们所爱的人的感情，与我们社会的关系。和谐一致。有些情欲几乎可以通行无阻，而没有什么限制，有些情欲却不能，例如，某人喜欢下棋，假如他碰巧是一个单身汉，有自立的能力，那么他丝毫不必限制自己的棋兴。但是如果他有妻子儿女，并且没有经济独立的可能，那么他应当非常严格限制他的嗜好。好酒狂与大吃大喝者即使没有社会的束缚，从他们自身的利害上着想，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纵欲会损害健康，几分钟的快乐将带来几小时的痛苦。如果要使情欲不成为痛苦的根源，则要受到人生整个塑造的制约。制约性的因素是：健康，保持自己的各种能力，维持生活所需的足够的经济收入以及一切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诸如对妻子儿女的义务等。为下棋而牺牲这一切的人，实质上害处不下于酒徒。我们不严厉指责这种人的唯一理由，是这种人不属于凡人，唯有某些超人的才能者，才会迷于如此极费脑力的游戏。希腊的所谓适度，实际上包括了上述的因素。特别喜爱下棋者，白天工作时，期待着夜晚下棋。这样的人是幸运的。但荒废了工作去整天下棋的人就丧失了适度的美德。据说托尔斯泰在年轻时一意孤行。他由于在战场上英勇顽强而荣获十字勋章。但当授奖时，他正专心致志于一局棋战，竟决定不去领奖。我们很难因为这个缘故而责备托尔斯泰，因为在他看来，是否得到勋章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但在一个较为平庸的人看来，此举则是愚蠢的。

以上所述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应当承认有例外，有些行为从正义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是那样的崇高，以致为此而牺牲一切其他的事情都应得到赞美。例如，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生命的人，决不因他使妻子儿女穷困得无以谋生而该受到责难；以伟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为目标的人，也决不因为他使家里人忍受贫穷而该受到指责；只要他的努力能以最终的成功来回报。不过，倘若他努力从事的那种发现或发明从未成功过，则他定将被社会舆论斥为狂人，而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人能在这样一种事业里预操成功之券。在基督纪元的最初的一千年内，凡是抛弃家庭以从事圣徒生活者，均为人所称赞。不过，现今人们以为，凡有这种志愿者，必须向家庭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

我觉得大吃大喝者与胃口正常者之间，在心理上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别。听任一种欲望放肆无度，以致牺牲其它一切愿望者，通常是由于有某些根子很深的烦恼，而想方设法避免之。以醉酒者来说，显然是为了忘记苦恼而喝酒。如果他们生活之中没有无法摆脱的苦恼，他们便不会发现醉酒比清醒更惬意，正如传说中某中国人所言：“我不为酒饮，我乃为醉饮”。这是一切过度且片面的情欲的典型，所寻求的不是事情本身的乐趣，而是遗忘。然而，遗忘之道也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饮酒过度而使自己糊涂，一种是施展自己的才能。博罗小说中的那位茶商，自学汉语以便忍受丧妻之痛，便是在寻求遗忘。不过，他藉以遗忘的是毫无坏处的活动，相反却能增进他的智慧和知识，对于这一类方式的逃避，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于以酒醉、赌博或任何无益的刺激来求遗忘的人，则不同了。固然，这两类之外还存在其它情况，如一个人因觉得人生无聊而着迷似地冒驾机飞行或攀登山峰之险，我们又将怎么说呢？假若他的冒险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我们可以赞美他，否则，我们只认为他比赌徒和酒鬼略胜一筹罢了。

真正的兴致，不是实际上寻求遗忘的那种，而是人类天性组成的一部分，除非它被恶劣的环境所吞没。儿童对所见所闻的大多数事都感到有趣；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充满着惊奇的东西。他们永远抱着满腔热诚去追求知识，当然不是学校里的知识，而是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熟悉的事物的知识。动物即使长大之后，只要在健康状态中，依旧保持着它们的兴致。一只猫进入一间陌生的房间，坐下之前必先在屋角四处嗅遍，弄清有无老鼠的气味。凡未曾受过重大挫折者，对于外界事物大都能保持自然的兴趣。只要他能保持兴趣，他便发现人生是愉快的，除非他个人的自由受到什么过分的限制。在文明社会里失去兴致者，大都是由于自由被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是必要的。野蛮人饥饿时去打猎，他这样做是出自直接的冲动。每天清晨在确定的时间去上班者，基本上也是出自同样的冲动，这就是保障生活的需要。但在他的情形内，冲动并不直接起作用，而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观念、信仰和意志而起作用。在一个人外出工作时，他并不觉得饿，因为他刚用过早餐。他只知道饥饿会来临，去工作是为了解决将来饥饿的问题。冲动是不规则的，至于习惯，在文明社会里却必须是有规则的。在野蛮人中，甚至集体的工作也是自发的，由冲动而来的。整个部落的人准备作战时，大鼓的声音激起战斗的激情，群体的高昂情绪唤起了每个人的必需的行动。现代的工作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安排。一列火车将要启程时，绝不能用野蛮人的音乐来煽动搬运工、司机和扬旗手。他们各司其事只是因为工作所要求的。换言之，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并无要做这些工作的冲动，只是想得到工作的最终报酬。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均有同样的不足，人们彼此交谈，并非出自为真心想谈话的愿望，而是想从交谈的合作形式上得到某些最终的利益。文明人在生活中的冲动，时时都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他碰巧感到高兴，他不可在街上唱歌或跳舞，如果他恰好悲哀，他不可坐在人行道上哭泣，以免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里受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在工作时间内受到限制，这一切都使兴致更难保存，因为持续的束缚趋于产生疲劳与厌烦。然而，没有大量的束缚制约自发的冲动，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文明社会，因为自发的冲动只能产生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无法形成现代经济组织所需要的高度复杂的形式。为了超越这些兴致的障碍物，一个人需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或者其他。如果他交上好运，那么他会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本身是有趣的。据统计所示，近百年来在各文明国家内，人们的健康水平是逐步提高了。但精力则更难测量了。而且我吃不准在健康时间内的体力是否和从前一样强。在此，大部分是社会问题，故我不准备在这里探讨。但这问题也涉及到个人的和心理的方面，我在关于疲乏的那一章中已经探讨过了。有些人尽管受着文明生活的限制，依然保存着兴致，许多人若能摆脱耗费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也可以保存其兴致。兴致所要求的精力，是足以胜任必要工作以上的精力，而这种精力，又要求以心理健康为条件。至于如何促进心理健康，将在以后的章节内详细探讨。

在女子方面，由于误解“体面”之敌，大大地减少了兴致。这种情况，现在虽比从前少些，但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般人认为，女子对于男子不可明显地表示有什么兴趣，也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中过于锋芒毕露。她们学会了对男子的冷淡，也往往学会了对一切事情的冷淡，至多只关心举止端方这一点。显然，提倡这种呆板的退缩的人生态度，足以毁灭人的兴致，使人沉溺于自我。自我沉溺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她们没有一般男子所具有的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也不关心政治。她们对男子采取着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其他女子抱着暗暗仇视的态度，因为她们相信别的女子不像自己那么规矩。她们孤芳自赏，就是说，她们以为对别人缺少兴趣是一种美德。固然，这种状况不能归咎于她们自己，因为她们只是接受了流传了数千年的关于女子的道德教育罢了。然而，她们受了这种制度的压迫之苦，而对这种制度的不公正无所察觉，实属可怜。这样的女子，以为偏狭是好的，大方反以为是不好的：在自己社交的圈子里，她们所做的，都是扼杀自己快乐的事。在政治上，她们喜欢强制性的法律。幸而这种现象日渐减少，不过比现今已解放的那些女子所想象的还是普遍得多了。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到分间出租的供人住宿用的房屋处去找房子，同时留心将遇到的女主人，你会发现她们的生活建筑在“女德”这个观念之上，其要害是摧毁一切对人生的兴致，结果是她们的心和脑的萎缩。在合乎情理的男德与女德之间并无差别，无论如何并无传统所主张的那种差别。兴致是快乐与健康的秘方，对男子如此，对女子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