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疲乏
疲乏的种类甚多,其中有几种疲乏比其它的几种更严重地妨碍着人生的快乐。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不但不会妨碍快乐,反而可以增进快乐;它使人睡眠酣畅,食欲旺盛,并且对假日可能有的娱乐活动感到兴致勃勃。但是如果疲劳过度就会变成严重的祸害了。除了最先进的社会以外,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农家妇女30岁便衰老了,因为她们被过度的劳作弄得筋疲力尽。在工业社会的初期,许多儿童往往因在早年就劳役过度,未到成人就夭折了。在工业革命还在起步的中国和日本,这种事情现在还有;在某程度上,连美国南方的几个州情况也是如此。超过了适当限度的体力劳作,实在是残酷的刑罚,无尽的劳顿和苦役,使人生日趋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在现代世界上一些最进步的国家,由于工业的进步,体力的疲劳已大为减轻。在今天,发达国家里最严重的一种疲乏,乃是神经的疲乏。十分奇怪的是,抱怨这种神经疲乏的呼声,大多来自于富有阶级、商人和脑力劳动者,雇佣工人中反倒很少。
在现代生活中想要逃避神经的疲乏,是一件很不容易事。首先,一个在都市工作的人在整个的工作时间里,尤其是在上下班的时间里老是受着噪音的烦扰,虽然他尽量使自己学会不去理会各种噪音,但仍旧免不了受它折磨,特别是当他在潜意识里努力想不去受它的影响时,反而加重了困乏。另外,还有一种不易使我们觉察到的使人疲乏的原因,就是永远会遇到生人。像别的动物一样,人类的天性会驱使他去窥测与自己同类的生客,以便决定用友善的或敌意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但是在高峰时间乘坐地铁的人们,不得不把这本性压抑着,压抑的结果,使他对不由自主要接触到的一切陌生人感到无比的恼怒。此外,就是一早赶火车过于匆忙,往往造成消化不良。因此这位身着黑西装的工作人员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时,神经已经疲惫,很容易把人看作一种厌物。抱着同样心境赶到的雇主,则对雇员的这种心理倾向无动于衷。由于惧怕被开除,雇员们只能装出恭敬的态度,但这勉强的举动只能使他们的神经更加紧张。倘若雇员可以每星期扭一次雇主的鼻子,或用其它的方法发泄一下他们心中的怨气,那么他们紧张的神经或许会松弛下来。但是,从雇主的角度看,这办法仍旧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也有他的烦恼。雇主惧怕破产,正如雇员惧怕开除一样。的确,一些地位稳固的社会上层人物不必有这种担心,但要爬到这样高的位置,先得经过多年狂热的争斗,在这些年里他必须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并了如指掌。不断地挫败许多竞争者的诡计。这一切的结果是,等到一个人功成名就时,他的神经早已非常哀弱,他是如此地习惯于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以致于无需他忧虑时仍摆脱不掉这种习惯。富人的子弟们,的确可以无需忧虑,但他们每每自己制造出许多忧虑,正如要是他们并非生而富有所要忍受的烦恼一样。由于他们赌博,招致父亲的憎厌;由于寻乐无度而熬夜,糟蹋了身体;等到他们生活安定下来时,已经和他们父亲一样丧失了享受快乐的能力了。现代的人有的甘心情愿,有的不由自主,有的咎由自取,有的迫不得已,总之大多数的人过着损害神经的生活,终年疲乏过度,除了乞求于酒精的刺激之外,已丧失了正常享乐的能力。
让我们且把这些狂癫的富人放在一边,来看看另一种较为普遍的为了挣扎而疲乏的情形罢。这种疲乏大部分是由于担忧引起的,而这种担忧有一种较为开明的人生哲学,以及适当的精神生活纪律,是可以解除的。大多数的人非常缺乏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能在对所遇到的烦恼之事感到无计可施时停止思想。男人们常把事业上的烦恼带到床上。夜里照理应该培养新生的力量去应付明天的难题,但他们却把眼前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脑子苦思冥想,盘算不休,而这种苦思又不是为明天的行为定下明确的方针,而是那种失眠时所特有的病态式的胡思乱想。这种半夜狂想的东西,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迷混了他们的判断力,破坏了他们的心绪,一不如意就大发雷霆。一个明哲之士,只是在有目的时才考虑他遇上的麻烦;在其余的时候,他想着其余的事情;倘使在夜里,他就虚心而静,什么都不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在重大的关键时刻,如当倾家荡产迫在眼前,一个丈夫找到了充分的证据知道他的妻子欺骗了他时,仍可能在无计可施时停止思想。当然,少数懂得用脑纪律的人是例外的。但是我们有可能把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烦恼,除了在需要思考它的时候以外,置之脑后。培养有秩序地思想,在适当的时间思索一件事情,而不在任何时间胡思乱想,这对于增进人生的快乐和办事的效率都有惊人的作用。当你需要解决一个困惑的或令人忧愁的问题时,只要条件具备,就应立刻运用你最好的思想去考虑并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之后,除非认识新的事实,切勿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最折磨人的,也是最无裨益的。
认识到使你焦虑的事根本无关重要,可以消除大多数的忧虑。我一生中曾作过无数的公开演讲;起初,我害怕每一个听众,这种紧张神情使我的演讲很糟;我是如此地惧怕这种神经紧张的折磨,以致我老是希望在讲演之前发生腿折之类的事,这样我可以不去,并且即使演讲之后我又因脑神经过于紧张而感到疲倦不堪。慢慢地,我教自己觉得我演讲的好坏根本无足重轻,宇宙决不因为我演讲得优劣而有所改变。于是我发觉,越是不在乎讲得好或坏,我越是讲得不错,神经紧张的情况逐渐减少,后来几乎完全没有了。许多的神经疲惫,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的行为并不像我们自己设想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败并没有多么了不起。即使是巨大的忧伤,也是可以熬过的;甚至那些似乎要结束人们终生幸福的烦恼,也会随着悠悠的岁月而淡化,直到有一天,连当时切心的烦恼也几乎淡忘了。但是,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之外,我们还应认清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人的自我并非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人若能把思想和希望集中在超越自我的目标上,必能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获得解脱,而这是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所做不到的。
可以被称做神经卫生的问题,至今几乎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的确,工业心理学在疲劳方面作过一些探讨,并用详细的统计来证明,倘若你在一件事情上做得过于长久,结果必令人疲乏——其实,这结果是可以猜想而知的,毋需用那么多的科学来张扬。心理学家的疲乏研究,虽然也涉及一些学校儿童的疲劳问题,但主要只限于肌肉的疲劳。这些研究中没有一种触及最重要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疲乏,乃是情绪方面的疲乏。纯粹的智力疲惫,如纯粹的肌肉疲惫一样,可因睡眠而得到复原。无论哪一个脑力劳动者,倘若他的工作不涉及感情,例如计算工作,那他夜晚的睡眠可以把白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归之于劳作过度的害处,实在并不是由过度的劳作造成的,产生害处的乃是某种担忧与焦虑。情绪的疲惫之所以乏人,是因为干扰休息。人愈疲乏,就愈不能停止。一个人神经分裂的先兆之一,就是相信自己的工作重要无比,一休息就要闯祸。假如我是一个医生,将会开一张处方,教一切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的病人去休假。在我个人所知的事例中,表面上似乎是由工作造成的神经分裂,实在都是由于情绪困惫所致,神经分裂的人本来是为了逃避这种困苦才去埋头工作的。他不愿丢弃他的工作,因为如果丢弃之后,再没有东西可以使他忘却他的不幸了。当然,他的烦恼可能是惧怕破产,那么,他的工作是和他的烦恼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他的忧虑似乎会诱使他过分长时间地劳作,以致他的判断力变得蒙蔽昏聩,他的破产会比他少劳动一些还要来得快。总之,使人神经分裂是情绪的困扰,而不是工作辛劳。
专门研究忧虑的心理学并不简单。我上面提到精神生活纪律,即养成在适当的时间思考事情的习惯,这是有其重要性的。因为第一,它可让人少费心思而做好日常工作,第二,它可以治疗失眠,第三,它可以提高决策时的效率和智慧。但是,这一种方法对于潜意识或无意识不能产生有效的作用,而当一个人遇到严重的烦恼的时候,除非能找到一种深入到意识之下的方法,否则是无法解脱的。关于潜意识对于无意识的作用,心理学家们已作过大量的研究,但是几乎没有人研究过无意识对于潜意识的作用。而这种研究对心理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倘使合理的信念能在潜意识领域内发生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此加以深刻的认识。这种研究对于解决忧虑问题特别重要。一个人很容易在心中思忖,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幸,也并不怎样可怕。但这种念头仅仅存在于意识领域,倘不能在夜间的思虑中起作用,也不能阻止恶梦的来临。我相信,一个意识领域里的信念是可以培植到无意识领域中去的,只是这种信念必须有相当的强度和力度罢了。无意识领域中所包含的大多是那些曾有鲜明激情的、有意识的思想,现在只是被掩埋起来而已。我们有可能有意地去做这种掩埋工作,把有意识的思想埋藏到无意识领域中去,这样我们可以使无意识做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我曾发现,倘若我要写一篇题目较难的文章,最好的方法,是对这个难题进行非常热烈地思考——竭尽所能地热烈思考——把题目思索几小时或几天之后,我就命令这个工作到下意识里去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再有意识地回到那个题目上去,这时我发觉解决那个难题的思路已经完成。在未曾发现这个技巧之前,由于工作没有进展,我往往把这中间的几个月时间耗费在忧虑上面;可是我并不能因为烦虑而把问题早些解决,这中间的几个月反而白白浪费掉;至于现在,我却可以把这个时间用以做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各种类似的方法来对付种种忧虑。当你受到某种不幸的事情威胁时,请认真想一想,究竟有什么最坏的情形会发生。当你坦然地正视这可能的灾祸之后,再寻出一些充分的理由,使你自己相信这终究也不见得是什么灭顶之灾。这种理由终归是有的,因为即使一个人遇到最坏的事情,对于宇宙万物也不会有重要的影响。当你在一段时间内把可能发生的坏事镇定自若地审视一遍之后,可以真诚而自信地对自己说:“也罢,这件事毕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你会发觉你的忧虑已消失了一大部分。这种办法可能需要重复几遍,但若你考虑最坏的可能性时不曾有所回避,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忧虑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欣然的喜悦。
这是避免恐惧的许多普遍而有效的技巧之一。忧虑是恐惧的一种,而一切的恐惧都会产生疲乏。一个人如能学会不感到恐惧,就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的疲乏大大减少。最坏的一种恐惧,是由于我们不愿正视的危险而引起的。在偶然的一瞬间,一些让人惧怕的想法会侵入我们的脑海里;所想的内容因人而异,但几乎人人都有潜在的恐惧感。有的人怕癌症,有的人怕经济破产,有的怕不名誉的秘密被人泄露,有的怕被嫉妒猜疑,有的在夜里常常害怕将童年时听到的地狱之火当真。这些人每每都用了错误的方法对付他们的恐惧;恐惧一闯入他们的脑海,他们立即试着去想旁的事情;他们用娱乐,用工作,或其它的事去回避自己的恐惧。任何恐惧,你愈是不敢正视,恐惧就会愈变得严重。试图转移思想的努力,恰恰加强了你一心想规避的念头的可怕性。对付任何恐惧的正当方法,是集中精神,理智而平静地把恐惧想个彻底,直到你对它完全熟悉为止。熟悉的结果,你所惧怕的东西的可怕性给磨钝了;整个问题会变得无聊,于是我们的思想自然会转移向别处。但是,这一次的转移并不像前面那种的出于意志与努力的转移,而是对问题不再感到有兴趣。当你发觉自己倾向于对某些事情作沉思时,无论是什么事情,最好是把它仔细思索一番,甚至比你原来自然而然会去想的还要想得多,直到这件事情的病态的吸引力终于完全消失为止。
现代道德最大的缺陷之一,便是对于恐惧问题采取的错误态度。固然,人们希望男子汉有一种“武夫之勇”,尤其在战争中,但往往并不希冀他们还有别的勇敢;至于女人,一般的人根本不希望她们有任何种类的勇敢。一个勇敢的女子假如希望男人们去爱她,就必须把自己的勇敢遮饰起来。一个男子有别的勇敢但没有“武夫之勇”,也往往被人们所贬斥。例如,他敢于漠视舆论就会被认为是向众人的挑衅,群众将竭尽所能来惩戒这个胆敢藐视舆论权威的家伙。这种一般人采取的态度实在是全然不对的。各式各样的勇敢,不问在男人或女人身上,应该像军人的英武勇猛一样受到人们的赞美。青年男子大多有勇敢的血气,这就足以证明勇敢可以随着舆论的要求而产生。只要增加勇气,就可以减少忧虑,疲乏也会随之减少;因为现在男男女女所感受的神经疲惫,大部分是由于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所造成的。
有一种常见的疲乏,往往起因于喜欢追求刺激。一个人如能用睡眠来消磨余暇,就可保持身体康健,但他的工作时间是乏味的,所以需要在自由时间寻些快活。为难的是,大凡容易得到的和表面上最吸引人的娱乐,大多是损害神经的。渴望刺激,如果超过了某一个限度,就表现为一种畸形的心理,或表示出某种本能的不满足。在以往的时代,大多数人认为一种幸福的婚姻并不需要刺激。但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往往要熬上很长时间,等到经济上有力量时才结婚,使追求刺激成了一种习惯,以致很难长时间地节制。结果舆论允许男人在21岁上结婚而不必受现在的婚姻所附带的经济重负的影响,那么,许多男人就不会追求和工作同样乏人的娱乐了。虽然如此,我的这种提议可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正如以前的林特赛法官那样,他一生清白,只因为他想把青年们从老年人的固执所造成的不幸中解救出来,最终却遭到舆论的诋毁。对于这一点,我现在不准备讨论下去,因为那是下一章《嫉妒》里将要探讨的。
一个人既然无法改变他生活中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法律与制度,要应付咄咄逼人的道学家所创造并维护的环境,确实是不容易的。然而,值得我们加以认识的是,刺激的欢愉并非一条通向人生快乐之路;虽然只要更大满足的享乐依然不能实现,一个人除了乞求于刺激之外会难以忍受生活的煎熬。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谨慎的人所能做的,就是要节制自己,勿使自己沉湎于过度的娱乐,以致损害健康,妨碍工作。对于青年人的忧烦和困惑,彻底的治疗是改变公众的道德观。目前,一个青年最好能细心思量,明白他最后终是要结婚的;假如目前的生活方式会使以后的快乐婚姻不可能,那是不理智的,因为如果神经过于受到损害,以致不能领受比较温和文雅的娱乐,那么将来就难于享受婚姻的快乐了。
神经疲乏的最坏的现象之一,是它仿佛使一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隔了一层帘幕。他感受的印象是模糊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不再注意周围的人物,除非被人用小手段或怪举止所激怒;他对于饮食与阳光毫无兴趣,只忧忧戚戚地想着一些问题,对其余的一切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使人无法得到休息,以致疲乏与日俱增,直到超过了某种限度,只能请医生来诊治。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他失去了我在上一章里提到的与天地万物的接触,结果难以逃避惩罚。但是,在现代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怎样去保持这种接触,却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这里,我们又碰到了重大问题的边缘,而这不是我打算在本书内所要论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