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保持快乐吗？

第十章　人能保持快乐吗？

以上我们已经探讨了不快乐的人；现在，我们来研究快乐的人，这是一件更为愉快的工作。从我几位朋友的谈话和著作中，我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里，快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发现：通过反省、国外旅游以及同我的园丁的交谈，上述的观点日渐淡化了。我的文友的忧愁，在前一部分已经讨论过，在本章中，我愿把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快乐人作一番考察。

诚然，快乐有许多等级，但大体上可分成两类。我所谓的两类快乐是朴实的快乐和想象的快乐，或者是肉体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或者是心情的快乐和智慧的快乐。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名称中，挑选哪一对，当然依据所要证明的论题而定。在此，我不愿证明什么论题，而只想说明实际情况罢了。要说明这两种快乐之间的不同点，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一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快乐，另一种是只有能读会写的人才能得到的快乐。我幼年时，认识一位以掘井为业的极其快乐的人。他个头儿很高，肌肉发达，但是目不识丁。当他在1885年拿到一张议会选举票时，才初次知道有这样的制度存在。他的快乐不是来源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的信念，或信仰物种进化论，或信仰财物公有论，或信仰基督教中耶稣再生论，或是知识分子认为享受人生所必需的其它任何信念。他的快乐有赖于强健的体力、充分的工作以及克服在穿石凿井方面的重重困难。我的园丁的快乐也属于这一类。他永久性地进行驱除兔子的战斗。他提起兔子时的神态，活像苏格兰警察厅中的人提起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它们阴险、奸刁、凶残，只能用和它们同样的狡诈去对付他们。这好似凡尔哈拉[1]的英雄们每天都猎得一头野猪，而被他们每天夜晚宰杀的那头野猪，第二天早上又会奇迹般地复活了，我的园丁每天也得杀死他的敌人，但却不必担心次日敌人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虽有七十多的高龄，却整天工作；上下班还要骑自行车往返60里的山路。尽管如此，他快乐的源泉取之不尽，而提供这快乐之源的就是“这些兔崽子们”。

但你会说，这些简单的乐趣，对于像我们这样高等的人是无缘享受的。一个人向如同兔子般的小动物宣战，能有什么快乐可言？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浅薄的。兔子比黄热病的细菌要大得多了，然而高等的人照样可在和细菌作战中觅得快乐。这种快乐完全类似于我园丁的快乐；以感情的内容来讲，连受最高教育的人都可能领受。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在于获得这种快乐的活动差异。克服种种困难而获得工作的成功，事前不知能否成功，而最终总是成功，便会产生快乐感。也许就为这个缘故，不高估自己的力量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把自己估低一点儿，总是意想不到地获得成功；把自己估高了，则常常意想不到地遭致失败。前一种对成功的惊奇是愉快的，后一种对失败的惊奇是不愉快的。可见，过分自负是不明智的，也不可过于自谦以致丧失进取心。

在社会上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当中，目前最快乐的莫过于科学工作者。他们之中最优秀的分子，多数是感情简单的人。他们在工作方面获得那么深刻的满足，以致能够从饮食甚至婚姻上找出乐趣来。艺术家与文人认为，不幸的婚姻是难受的。但科学工作者常常能够接受旧式的家庭之乐，原因是他们那部分较高的智慧完全沉浸在工作里面，而不闯入无事可作的领域。他们之所以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原因是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是进步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科学的重要性是科学工作者本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深信不疑的。因此，科学工作者无需错杂的感情，既然较简单的感情也不会遇到障碍。感情中的错杂好像河流中的泡沫一样。泡沫是由于顺流中遇到阻碍而产生的。但只要富有生命力的水流不受阻滞，就不会在水面上激起涟漪，而目光短浅的人也就无法察觉出他们的力量。

快乐的一切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里都实现了。他的活动使他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他取得的成就，不但于他本人显得重要，即是一般完全茫然的大众也觉得重要无比。在这方面，他比一位艺术家幸运多了。群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便会断定那是一幅坏画或坏诗；当群众不能理解相对论时，却断定（很准确地）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够。结果，爱因斯坦受人敬重，而最杰出的画家（或至少是）却在顶楼上挨饿；所以爱因斯坦快乐而画家不快乐。在只靠自己的主张来对抗群众的怀疑态度的生活中，很少人能真正快乐，除非他们把自己圈在一个小集团里忘却冷酷的外在世界。科学家不必这样，因为他除了同事以外，还受到其他人的重视。反之，艺术家所处的境地是很苦恼的，他必须在或是被人鄙视，或是成为可以鄙视之人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如果他的能力是第一流的，若是施展出来，就会遭人鄙视；若是不施展出来，就会成为可以鄙视的人物。他难免不遭遇这两种不幸中的一种。但是，也并非永远如此，到处如此。有些时代，也有卓越的艺术家，即使他们还年轻，便已受到尊重。尽管尤里乌斯二世[2]对待米恰尔·安吉拉不好，但从未认为他不能作画。现代社会中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对才力已衰的老艺术家大量资助，可从未把老艺术家的工作看做和自己的一般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使艺术家通常不及科学家快乐。

我以为，西方各国最有才能的青年人的不快乐，是由于他们的才能不能充分地施展。这是人们所共认的。但在东方各国，情形就不然了。有才能的青年，如今在苏联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快活些。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具有与创造大业相适应的坚定信仰。老顽固被处决了，饿死了，放逐了，或是用其它的方法消毒过了。这样，他们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要么强迫青年去做坏事，要么使青年无所事事。在头脑复杂的西方人眼中，原苏联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究竟有什么理由对此予以指责呢？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他们所向往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肯定能使普通的原苏联人比革命前更快乐。头脑复杂的西方知识分子在那个新世界里，或许不会感到快乐；但他们不必生活在那个新世界里。因此，从实践检验来看，原苏联青年的信仰是正确的，至于用“不成熟”这名词来贬低它，除从理论方面着想外，实在是不确切的。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某种政治形势影响着年轻知识分子的快乐，但是没有存在西方社会中的那种心理障碍。有许多活动，对青年人来说是重要的。只要活动获得成功，青年人就感到快乐。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会碰到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达到。人们发现，西方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青年常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是舒适与无权的综合症。无权使他们感到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干，舒适使他们能够承受无事干的痛苦。东方各国的大学生与西方的大学生相比，前者希望对社会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赚钱却远不及后者有把握。东方各国的大学生有权力，而生活不舒适，这使他们成为改革者或革命者，而不是玩世不恭者。改革者或革命者的快乐是建立在公众事业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即使他在被人处决的时候，他也能比过着舒适生活的玩世不恭者享受到更真实的快乐。记得有一位年轻的中国访问者来参观我的学校，准备回去在中国一个反动派统治的地区也创办一所类似的学校。他预料他这样做的结果是要被砍头的，然而他欣赏的那种从容的快乐使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虽然如此，我不希望这些高层次的快乐是唯一可能的快乐。它们实际上只限于少数人，因为要享受这些快乐，需要一种胜过普通人的才能和兴趣。通过工作而得到的快乐，不限于出众的科学家；而通过提倡某种主张而得到的乐趣也不限于政治领袖。凡是能发展某种特殊技能的，都可以得到工作的快乐；只要他无须人们的赞美，而从技能运用中获得满足即可。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少年时期就失去了双腿。但是，他在漫长的人生中，保持着一种宁静的快乐。他达到这个境界，是靠着写一本关于玫瑰枯萎病的书，共有五卷。我一向认为，他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专家。他认识许多贝壳学家，我从未有此荣幸。但从我结识的人中得知，贝壳研究的确使研究者感到快慰。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是世界上最佳作曲家，大凡致力于创新艺术形式者都追随他。他的欢悦，并不因为人家敬重的缘故，而是技能训练过程中本身的乐趣，好像出众的舞蹈家由跳舞本身所得到的乐趣一样。我还认得一批作曲家，他们擅长建立数学模式或编写剧本，或楔形文字，或其它不相干而困难的东西。我没有看出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快乐，但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建设的本能确实完全满足了。

现在一般人的说法是，在当今机械时代，手工业者对于精巧工作所能感到的乐趣不及从前了。我绝对不敢断言这话是对的。固然，现在有技术的工人所做的东西，和中古时代匠人所做的完全两样，但是他们的地位，在机械时代还是极重要且不可少的。制做科学仪器和精细机械的工人、绘图员、飞机技师、驾驶员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均掌握一种手工艺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手工艺者的技能会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依我个人所见，较原始社会里的农业劳动者和庄稼人不像现在的司机或引擎管理员一样快活。固然，庄稼人的劳作是有变化的，犁田、播种和收割，但他受着某些因素的支配，他很明白自己的隶属地位。至于现在在机械上工作的人，却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意识到人是自然力的主宰而非奴仆。当然，对于大多数照管机器的人来说，日复一日地做着某些机械的动作而极少变化，是非常乏味的事。但工作愈乏味，便愈可能用一台机器操作。机器生产的最终目标（我们离这个目标还远）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一切乏味的工作都由机器担任，人只做有变化的且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工作的乏味和压抑，将要比农业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淡化。人类在从事农业的时候，为了减少饥饿的危险，便决意忍受单调与烦闷。当人类以狩猎为生时，工作是一件乐事；现在的富人仍以打猎来消遣，便可证明此点。但自从农业时代开始之后，人类就进入长期的鄙陋、忧患、愚妄之境；直到机器问世后，才得以解救。虽然一般感伤论者提倡人与土地的接触，称赞哈代[3]小说中明哲的农人们所拥有的成熟的智慧；但乡村每一个青年的欲望，是在城里找个工作，以逃脱风雨之艰辛、冬夜之孤独；进入工厂和电影院的那种可信赖的且富有人性氛围中去。友谊与合作是一般人快乐的重要因素，而这两样，在工业社会里所获得的要比在农业社会里所获得的完满得多。

对于某种思想观念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快乐之源。我不仅指的是被压迫国家内的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民族好汉这些人的信仰，而且也指许多较为微末的信仰。凡相信“英国是由已散失的10个部落所组成”的人，几乎总是快乐的。至于相信“英国人只是哀弗拉依部落和玛拿撒部落相传下来的”[4]人，他们的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并不建议读者应当接受这种信仰，因为我不提倡建立在虚假信仰基础之上的快乐。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不能要求读者相信，人应当单靠自己的大脑去生活，虽然以我观察所及，这个信念倒总能给予人完满的快乐。然而，每个人都不难找到某种合乎情理的思想信念，只要对此真正感到兴趣，闲暇时便心有所归，不再觉得生活空虚了。

人们若想使自己能暂时摆脱一下专门从事的工作中的困境，可使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某种业余爱好。当代一位精力充沛的最卓越的数学家，便是把他的时间平均分配在数学和集邮两件事上。我猜想当他在数学方面没有进展的时候，集邮可能给他安慰。集邮所能医治的悲伤，并不限于数学方面证题的困难。可以搜集的东西也不限于邮票。试想，中国古瓷、鼻烟壶、罗马钱币箭头和古石器等所展现的广大领域，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多少色彩。诚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太“高级”了，不屑从这些简单的玩意儿中得到乐趣。虽然我们儿时曾玩过，但出自某些原因，则认为这些玩意儿对成人是毫无价值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凡是无害于他人的乐趣，都是有价值的。以我个人来说，我醉心于江河风光；我的乐趣是顺伏尔加河而下，逆扬子江而上，并以未见亚马孙河和奥利诺科河为憾。这些感情虽如此简单，我却并不引以为羞。或者再试想，那些棒球迷的狂喜：他贪婪地翻看报纸，异常激动地收听无线电广播。我记得和一位美国最著名的文学家初次相遇的情形。从他充满忧伤格调的作品中，我猜想他的为人确是如此。但恰巧当时收音机中传出棒球比赛的至关重要的结果；于是他忘记了我，忘记了文学，忘记了尘世的一切烦恼。当听到他所喜爱的棒球明星获胜时，他高兴得欢呼起来。从此以后，我读到他的作品时，不再因他所塑造的不幸的人而觉得压抑了。

然而，在多数，也许大多数的情况下，嗜好和一时的爱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是把不堪正视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人生的根本快乐，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对人对物有一种友善的兴趣。

对人友善的兴趣，是爱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想控制、占有他人，老是渴望对方回报。后一种常常是不快乐的根源。促进快乐的人生态度是喜欢观察别人，从别人独特的性格中发现乐趣；希望与自己有接触的人能有机会感受到趣味和欢悦，而不想去支配他们或要他们热烈崇拜自己。如果一个人用这种真诚的态度待人，则定能产生快乐，领受到对方的友爱。他与别人的交往，无论是随意的还是严肃的，都能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致尝到忘恩负义的辛酸味，因为一则他不大会遇到，二则遇到时他也不放在心上。某些古板的癖性，使旁人非常恼怒，但他处之泰然，只觉得好玩。这样，他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别人经过长期的奋斗之后也无法得到的无穷乐趣。他内心感到快乐，便会以友善的态度交友，而这又将增加他的快乐。不过，这一切须出自真心，而不可出自因责任感而产生的自我牺牲的观念，责任感在工作上是有益的，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有害的。人愿意接受爱，而不愿意耐着性子屈从别人。个人快乐的原因固然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恐怕就是：自然且毫不做作地喜爱众人。

我刚才曾提到对物的友善的兴趣。这名话可能显得别扭。人们恐怕说，对物友善的兴趣是不可能的。然而，地质学家对于岩石的兴趣，考古学家对于古迹的兴趣，都含有善意的因素。这种善意的兴趣是我们对待个人和社会应取的态度。对物的一种兴趣出自恶意而非善意的情况是可能的。也许，一个人搜集有关蜘蛛产生地的资料，是因为他讨厌蜘蛛而想住到一个蜘蛛较少的地方去。这种对蜘蛛的兴趣不会给你像地质学家在岩石上所得到的那种满足。对于无知觉的事物发生兴趣，从构成每日快乐的因素讲，虽不及对同胞友善的兴趣那么珍贵，但仍是很重要的。世界广大，我们的力量有限。如果我们的快乐只局限于我们个人的环境之内，我们势必对于人生所需求的易于超过人生所能提供的。如果需求太过，所能达到的就愈少。一个人能凭藉一些真正的兴趣而忘记他的烦恼，例如，某人对于特伦托会议[5]或星辰史有真切的兴趣，当他从无知觉的宇宙中旅行回来时，便觅得一种均衡和宁静，使他能用最佳方法去征服他的烦恼，而同时也体验到了真正的、即使是暂时的快乐。

快乐的秘诀是：让你的兴趣尽可能地扩张，让你对人对物的反应尽可能出自善意而不是恶意的兴趣。

上述是关于快乐的可能性的初步考察，在以下各章中，我将把这考察加以扩充，同时提出一些方案，来摆脱苦闷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