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惧怕舆论

第九章　惧怕舆论

世上的人，除非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在总体上能获得与他们在社会上有关系的人的赞许，特别是获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的赞许，否则是难以得到快乐的。现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即人们分裂成道德观和信仰根本不同的许多派别。这种情形肇始于宗教改革，或者应该说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从那以后，分裂就日趋明显。如有新教徒和旧教徒之分，他们不仅在神学上见解不同，而且在不少比较实际的问题上观点歧异。又如有贵族和中产阶级之别，前者可以允许的各种行为，后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此外还有自由神学派和自由思想者，他们不承认负有遵守宗教仪式的义务。我们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间有根本的分野，这种分野不只限于政治，而且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使用英语的国家里，派别多得不可胜数。在有些团体中艺术受到赞美，而在另一些团体中，艺术却被认为是邪恶，特别是现代艺术，更是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在某些团体中，效忠帝国是最高尚的德性，而在另一些团体中却认为是一种罪过或愚顽。恪守习俗的人把通奸看作是极大的罪恶，但大多数人认为即使不足以称赞，也是可以原谅的。离婚在天主教徒中间是绝对禁止的，但大多数非天主教徒以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并把它作为婚姻制度的必要补充。

由于存在种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有某些嗜好与信念的人，当他处在某个团体中，可能觉得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被遗弃者，而在另一个团体中则会被认为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不快乐，尤其是青年中的不快乐，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受了流行起来的一些新观念，但发觉这些观念在他或她所处的特殊环境中是被诅咒的，青年人很容易把他们所熟悉的唯一的环境看作全社会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他们由于惧怕被人认为是邪恶而不敢承认的观点，在另一个团体或另一个地方却认为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因此，有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就是这样由于对世界的无知而造成的，这种痛苦有时只限于青年时代，但为数不少的人却在终身忍受。这种孤独，不但是痛苦之源，还要浪费许多精力去对付充满敌意的环境，以维持精神上的独立，并且100次有99次产生某种胆怯，不敢贯彻他们的思想，以达到合乎逻辑的结论。勃朗特姐妹[1]在作品出版以前，从未遇到志趣相投的人。这一点对于英雄式的、气魄不凡的爱米丽·勃朗特固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夏洛蒂·勃朗特自然颇有关系了，她虽然很有才气，大部分的观点仍超脱不了一个保姆的见解。同时代的诗人布莱克像爱米丽一样，也过着精神极度孤独的生活，但也像她一样，有充分的内在强力足以消除孤独的坏影响，因为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批评他的人是错的。他对公众舆论的态度，读下面几行诗就可以知道。

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不使我作呕的，

只有斐西利：他是土耳其穆斯林，又是犹太人，

既然如此，

亲爱的基督徒，你们又奈我何呢？

但是，在内心生活里具有如此坚强毅力的人，是不多的。同情友爱的环境，几乎是每个人的快乐所必需的。当然，大多数人都处在同情的环境之中。因为在他们青年时已在心灵深处习染了流行的偏见，本能地承受了周围的信念与风俗。但是，有一批为数较少的人，其中包括一切有知识或艺术专长的人，绝对不会采取这种俯首听命的态度。例如，有一个人生长在小乡镇里，从幼年时起就发觉他在心智发展上所必备的东西，全都遭到周围人的敌视。如果他要读一些正经的书，别的孩子们会瞧不起他，教师们也会说这类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关心艺术，同伴们就会认为他没有丈夫气，长辈也会认为他伤风败俗。假如他渴望追求某种令人羡慕的事业，只要这在他所处的团体中是不多见的，人们便会说他好高骛远，并告诫他老老实实去干他父亲从事的事业才是正道。假如他对父母的宗教主张或政治见解提出批评，很可能招惹严重的指摘。由于这些缘故，许多具有特殊专长的青年男女，少年时期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时期。而一般比较平凡的伙伴，这倒是一个快活和享受的时光；这些才具优异的少年，渴望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里，在长辈和同辈人身上都找不到这种东西。

当这样的青年进入大学时，他们可能发现一些心意相投的知己，会享受几年快乐的生活。假如运气好的话，他们离开大学之后可以找到一项工作，使他们仍可能选择比较契合的伴侣；一个理智的人在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大都市里，一般总可以找到一个情投意和的团体，可不必从中感到压抑或虚伪做作。但是如果他的工作迫使他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尤其在不得不对普通人保持尊敬的时候（例如律师和医生的职业就得如此），那么他可能终生对大多数日常遇见的人，掩饰自己真正的喜好和信念。这种情形在美国特别容易发生，因为美国幅员辽阔。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无论东西南北，你会发现一些孤独的人，这些人虽然从书本上得知在有些地方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孤独，但是却没有机会在那里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知心的谈话也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形之下，凡是内在性格不像布莱和爱米丽那样坚强的人，就不能享有真正的快乐。假如要使真正的快乐成为可能，那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减轻或逃避公众舆论的专横，而且借助这些方法，可以使人群中少数有知识的人能彼此认识，并享受到互相交往的快乐。

在多数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常常使烦恼变得比原来更加严重。公众舆论对那些明显惧怕它的人，总比对置之不理的人更加专横。狗对怕它的人，会比对不理睬它的人叫得更厉害，更想去咬他。人类也有这样的特性。如果你显得害怕他们，他们会对你穷追不舍，要是你显得若无其事，他们便将怀疑自己的力量而不再来滋扰纠缠你了。当然，我并不鼓吹极端蔑视舆论，倘若你在加里福尼亚主张在俄国很流行的观点，或在俄国宣传加里福尼亚公认的见解，那你就是自作自受。我所说的并不是这样的极端行为，而是较为温和的背离习俗的行为，例如衣冠不整，或是不隶属于某教堂，或是不愿读明智的书等等。这一类的背离习俗的行为，如此不拘小节欣然自得的态度，出之于以自找其乐而不犯众人的态度，即使是最保守的社会也会容忍。久而久之，你可以取得人们公认的狂人地位，在别人身上不可原谅的事情，在你这里倒可毋容禁忌。这大半是因为你有一种无害的性格和友好的态度。保守的人之所以要愤愤然地攻击背弃旧规的行为，大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背弃无异是对他们的批评。假如一个人有足够的欢乐与善意，使最愚蠢的人也明了他的行为全无指责的意思，那么很多违反习俗的事就可以得到宽容。

无论如何，这种逃避舆论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因为兴趣或意见与周围的人们不合，以致失去周围人的同情心的人，是没有用处的。由于缺乏周围人的同情，会使他们内心惶惶不安，常常对他人采取好斗的态度，即使他们表面上力图设法避免任何尖锐的争执，也是徒劳的。因此，凡与自己所处的群体中的习俗不协调的人，常常倾向于锋芒外露，心神不安，缺少胸怀开朗的好心情。如果这些人能够走到另一个群体中去，到与他们的趣昧和观点比较契合的群体中去，他们的性格就会完全改变。他们能从严肃、羞怯、退缩，而变为欢快和富有自信；能从易怒好斗而变为和悦近人；能从以自我为中心，而变为喜欢群居，关心他人。

所以，凡是与环境不融洽的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当尽量选择一个能遇到志趣相投的伙伴的事业，即使要因此而减少收入也在所不惜。他们往往不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有限，很容易把他们本地流行的偏见，误认为普天下皆尽如此。在这一点上，老年人应该能给予青年人很多帮助，因为最重要的是对人类生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经验。

在这精神分析盛行的时代，当一个青年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人们习惯于认定，原因必在于某种心理上的骚乱。在我看来，这完全是错误的。例如，假定一个青年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而他的父母却认为进化论是异端邪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之所以失去父母同情，只在于他学得了智慧。与环境不协调，当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这并非一定是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围的人愚昧不化，或有偏见，或残忍的时候，同他们不协调正是一个人有价值的一种标记。而上述的许多缺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中都存在。伽利略[2]与开普勒[3]有过“危险思想”（如日本人所说的），如今我们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也是如此。人们不应该期望，社会意识的观念会发展得如此强大，以致于使这样的人物惧怕自己的见解惹起社会的仇视。人们应当期望的是，找出方法来尽量减轻和淡化这种仇视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青年中。倘若一个人一旦选择了适当的事业和外在适当的环境，他在多数的情况下能够避免社会的迫害；但是，当他还年轻并且他的才能还未经受考验时，很可能被无知的人摆布，他们自认为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有资格评判，若让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胆敢说比深谙人情世故的他们更懂得一件事情，他们便觉得受了侮辱。许多从无知的专横下最终逃脱出来的人，会经历如此艰苦的斗争，忍受如此长时期的压迫，以致在最后获得解脱时变得满腔悲苦，精力殆尽。有一种安慰人心的论调，认为是天才终归会破土而出，走上自己的路。许多人根据这种教条便认为对青年英才的迫害，不会产生多大弊病。但是我们毫无理由接受这种论调。这种说法很像认定凶手最终必定陷入法网的理论一样。显然，我们所知道的凶手大凡都是被拘捕的，但是，准能说出我们从未知道的凶手究竟有多少？同样，我们听到过的天才，确实全都一个个战胜了敌对的环境。但是，我们毫无理由说，不存在无以计数的天才在青年时被摧残扼杀了。何况这不仅是天才的问题，人群中的优秀分子也是如此，这种优秀分子的才能对于社会也是同样重要的。并且，这也不仅是从舆论和环境的压制下挣扎出来的问题。由于这种种的缘故，不能让一个青年的成长之路过于艰苦坎坷。

我们应当希望老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愿望，但是，我们不应当希望青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待老年人的愿望。理由很简单，就是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利益悠关的是青年人的生活，而不是老年人的生活。当然，当青年人企图去安排老年人的生活，例如反对鳏寡独处的父母再度结婚嫁娶，那么其荒谬正如老年人的企图安排青年人的生活一样。人不问老少，一到了能够自由行动的年龄，应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必要时甚至有犯错误的权利。若要青年在任何重大的事情上都屈服于老年人的压力，便是错误的告诫。例如你是一个青年人，希望今后过舞台生活，你的父母则表示反对，或者说舞台生活不道德，或者说它的社会地位低微。他们可能给你施加各式各种的压力。可能会说，如果你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就把你赶出家门，可能会告诉你几年之后你一定要后悔，还可能举出一连串可怕的例子，说明一般青年轻率莽撞地做了你现在想做的事，最后落得一个很坏的下场。他们认为舞台生活不是属于你的事业，当然也许是对的；或者你没有表演的才能，或者你的声音不美。然而倘是这种情形，你不久会在从事戏剧的人中间自己发现自己的短处，那时你还有充分的时间改行。父母的观点，不该成为放弃你企图的充分的理由。倘若你不顾他们的种种说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么他们不久就会回心转意，而且回心转意之快，远远出乎你和他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如有专家来执意规劝你时，情况便不同了，因为初学的人永远应当尊重专家的意见。

我以为，一般而言，除了专家的意见之外，大家对别人的意见总是过于重视，大事如此，小事也如此。在原则上，一个人尊重公共舆论，只应以避免饥饿与入狱为限，逾越了这个界限，便是对一种不必要的专制的自愿屈服，同时可能从各方面干扰你的快乐。例如，拿花钱的事来说，很多人的花钱方式，和他们自然的兴味完全背驰，其原因仅仅是他们觉得要得到邻居的敬意，必须使自己拥有一辆华丽的汽车，并有能力举办盛宴。但事实上，那些有能力置备一辆汽车的人，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旅行或丰富藏书，而不去附和趋时，反而更能受到别人的尊敬。这里并不含有故意与舆论作对的意思；人的行为仍旧是处于舆论的控制之下，但自己应付的方式却是自主的。但是，真正的漠视舆论是一种力量，同时又是快乐之源。并且，一个由不过是向传统习俗顶礼膜拜的男女组成的社会，一定比人人驯服在同一传统模式下的人组成的社会有意思得多。在每个人的性格都得到独特发展的地方，就会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这样当你和陌生人相遇便有价值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我们已经遇见过的人的复制品。这便是过去贵族阶级的优点之一，因为境遇随着出身门第而变迁，所以行动也不致单调划一。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正在丧失这种社会自由的源泉，所以应当更加充分认识存在所有的人单调划一的危险性。我并不是说人应当有意行动怪僻，那和拘泥守旧同样无聊。我只是说人人应当归顺自然，应当在不妨碍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遵从各自天生的趣味自由地发展。

由于交通的便利，现代社会的人不像过去那样，必须依赖在地理上最接近的邻居了。凡备有汽车的人，可把住在20里以内的任何人当作邻居。因此人们选择朋友的能力比以前大得多了。在无论那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一个人倘若不能在二十里之内寻觅到心意相契的朋友，那一定是非常的不幸了。在一个人口集聚的大中心城市，一个人必须认识近邻这个观念早已消逝，但在小城和乡村内依旧存在。这种观念现在看来已变得太陈旧了，因为我们已无须依赖最近的邻居来构成生活圈。人们选择生活的同伴日益重视的是志趣相投，而不是地理位置上最接近。趣味相投、观点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可以增进人生的快乐。人们愈来愈希望社会沿着这样的道路，并希望由此来逐渐减少那些不愿随同流俗的人的孤独，使之慢慢消失。这无疑可以增进他们的快乐，但这当然要减少那些迂腐守旧的人的快乐，而在目前，那些人的确是以折磨反抗习俗的人为乐的。然而，我并不以为这种乐趣是需要我们大力加以保持的。

惧怕舆论，正如畏惧别的一样，是压迫自己的，是妨碍发展的。当一个人的这种恐惧相当强烈时，就不可能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所赖以存在的精神自由，因为人生快乐的要素在于，我们应当根据我们自己深层的冲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应当根据我们邻居或亲戚的偶然的嗜好与欲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今日人们对近邻的惧怕，无疑比过去更少了，但又多了一种新的惧怕。现代人惧怕报刊舆论，有如中古时代的人惧怕妖魔一样。当报纸把一个也许完全无辜的人当作一只替罪羔羊时，其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幸而大多数的人都是无名之辈，因而能免此厄运；但是，报刊舆论的方法在日趋完善，这种新式的社会迫害的危险，也呈与日俱增之势。这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受此迫害的个人不能以轻视不理的态度来对待。而且，不管人们对言论自由这大原则有何想法，我认为各种自由的界限，现有的法律中毁谤罪应当加以更明确地规定，以禁止一切使无辜的人生活难堪的行为，即使是人们实际上可能有的所作所为，也不容许舆论用恶意的手段去渲染，使当事人受到众人的轻视。无论如何，这种流弊的最后的唯一的救治，还在于群众一方的多多宽容。而增进社会宽容的最好方法，是要使能享受真正快乐的个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因为唯有真正快乐的，才不会把痛苦加诸同仁当作自己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