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式的不快乐

第二章　拜伦[1]式的不快乐

正如世界史上许多别的历史时期一样，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时尚，认为我们之中的聪明人物都看透了前代人的一切热情，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为之活着的。抱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实在是抑郁不欢的，不过他们还以此自豪，并把不快乐归咎于宇宙的本质，以为唯有不快乐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他们以不快乐而骄傲的处世态度，使一般单纯的人怀疑他们不快乐的真实性，甚至认为那些以苦恼为乐的人实在并不苦恼。这种观点未免太简单了；毫无疑问，那些人在苦恼当中会产生一些比凡夫俗子高尚和看破红尘的快感，从而可以稍稍得到一点补偿，但这决不足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其它日常生活中质朴的快乐。在我个人看来，沉湎于抑郁不欢之中并没有什么思想高超之处。智慧人物可以在环境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假如他发觉对宇宙的苦思冥想使他产生超过某个程度的痛苦时，他会把思考转移到另一样东西上去。我想在本章内所阐明的就是这一点。我愿读者相信，不论你有什么理由，理性决不会阻碍快乐；不仅如此，我还深信凡是真诚地把自己的抑郁归咎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实际上，他们是由于自己尚未明白的某些缘故而不快乐，而这不快乐又诱使他们去深思细想这个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上的种种令人不快的特征。

代表这种以不快乐为本观点的，在现代，有美国的伍德·克鲁奇，他著有《现代人的心情》一书；在我们祖父的一代里有拜伦；各时代都可适用的，有《传道书》[2]的作者。克鲁奇说：“我们人的事业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在自然界里没有我们人的位置，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并不以生而是人为憾。与其像野兽一样活着，毋宁做了人而死。”拜伦说：

世间无所谓快乐，

纵使一时得到，也会永久失去。

早年的思想

随着感觉的衰微而凋敝。

《传道书》的作者说：

我赞叹那早已死去的死人，远胜于那还活着的活人；而且我以为比这两种人更强的，是那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的罪恶的人。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都是在体验了人生的愉悦之后，得出这些灰暗的结论的。克鲁奇生活在纽约最先进的知识圈子里；拜伦游历过海伦斯坡海峡，一生有过无数的风情逸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快乐更是名目繁多：他尝试过美酒，欣赏过各种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建筑过池沼，蓄有男女仆役，还有生长在家里的婢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智慧也没有和他分离。然而，他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甚至他的智慧也是虚空。

我又专心考察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捉影，令人沮丧。

因为智慧愈多就烦恼愈多，增加知识就是增加忧伤。他的智慧似乎使他更受烦恼；他竭力想法摆脱智慧，却不能成功。

我心里说，来罢，我用喜乐试试你，你好享乐，谁知道也是虚空。

但是，他的智慧依然跟随着他。

我在心里说，愚昧人所遇上的，我也必定遇上；那么怎能说我比人更有智慧？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我所以憎恨生命，因为在阳光之下所干的事我都认为烦恼；因为一切皆空，一切令人沮丧。

幸亏现在文人不再读太古旧的书了，否则他们会认为一切皆空，写作新书更是一种空虚之至的事。如果我们能够揭示《传道书》的这种推理，并非是一个聪明人物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在论辩过去各个时代对同一心境的种种说法上多花心思。在这种论辩内，我们必须把“心境”与“心境的理智表现”加以区别。一种心境是无从争辩的；心境可能因某些机遇或生理的变化而改，但不可能因论辩而变化。我自己常有万事皆空的心境；但我摆脱这心境，并非靠了什么哲理，而是靠了某种绝对必要的基本行动。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感到不快乐，但决不会感到一切皆空；你将认为不管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恢复孩子的健康总是一件当务之急。一位富翁，可能而且常常觉得一切皆空，但是遇到破产时，他便觉得下一餐的饭决不是虚空的事了。人的空虚之感只是在人的天然的需要太容易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人这个动物，正如别的动物一样，适宜作各种各样的生存斗争，一旦人依凭了大量的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他所有的欲望，快乐的要素就会随着他的努力一起向他告别。假如一个人对某些东西的渴望并不十分强烈，但却很容易地弄到了手，那么这种事实会使他觉得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快乐。假如他是一个具有哲学气质的人，他就会认为，即便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仍然得不到快乐，那么人生在本质上是苦恼的。他不懂得，缺少你所向往的某种东西，是人生快乐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以人类的心境而论便是如此。但是，在《传道书》中也有一些理智的论证。

百川奔腾入大海，大海却不因此溢满。

太阳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新鲜的。

已经过往的事情无人纪念。

我憎恨我在太阳底下所作的一切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的后来人。

如果我们把这些论证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大意是：人类永远劳作不息，物体永远变动不定，但没有一样东西永恒常在，虽然新东西层出不穷，但与过去的东西并无什么区别。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来收获他劳作的果实；江河流入大海，但江河的水并不能长久留驻在大海。在无穷无尽又漫无目标的循环中，人与一切物体生死轮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并无进益，并无永久常存的成就。江河若有智慧，必将停在它们的所在。所罗门[3]若有智慧，一定不栽果树，来给他的子孙坐享果实。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观察，这些说法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了。难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那么，摩天大厦、飞机以及政治家的广播演说，能作怎样的解释？对于这些，所罗门曾经知道些什么呢？假如他能从无线电里听到示巴女王[4]在游历他的领地回去之后对臣民的演说，难道他不能在种植果树和建筑池沼中感到欣慰吗？如果他有一个剪报机构，把各种报纸上登载的关于他殿堂的壮丽，宫廷的舒适，以及他力驳群贤的新闻剪下来给他看，他还会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吗？也许这不能完全医治他的悲观思想，但他将因此而用新的说法来表现他的悲观。的确，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抱怨我们的时代，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新鲜事情太多了。是否没有新鲜事情令人烦恼，有了新鲜事情同样令人烦闷呢？其实悲观失望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再以《传道书》所列举的事实来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来，仍归向何处。”如果以此可作为悲观思想的论据，那么社会认为，旅行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人们夏天到疗养地去避暑，临了还要回到原地。但是，这却并不能证明到疗养地去避暑是虚妄无益的。假如江河的流水是有感觉的，恐怕它对于自己那种探险式的循环往复也会觉得十分快乐，就有如雪莱诗中描写的《云》一般。至于把自己人生的遗物留给子孙的痛苦，这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子孙的角度来看，这种递嬗显然不是什么可悲的事。世间万物都得消逝这事实，本身也不足为悲观思想的根据。假如现有的事物将被较为低劣的事物来承继，那倒可能作为悲观思想的凭藉，但若将来的事物会胜于今日，难道我们不能因此而更加乐观吗？倘使真如所罗门所说，现在的事物将由同样的事物替代，那我们又该怎么想？难道这就使整个的过程成为虚空了吗？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除非这循环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本身是痛苦的。我们常常总是希望着将来，以为现今的一切对于增进将来的利益没有任何价值，这实在是一种有害的思想习惯。如果事物的各个部分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整个事物也不能有价值。人生不能效仿舞台上的某种戏剧，男女主角历尽苦难，最后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以补偿先前的种种痛苦。我活着，我有我的快乐；我死后，我的儿子继承我的生命，他有他的生活快乐；将来，他的儿子又会继承他的生命和快乐，世代相继，生生不息。在人类的这种发展中，又有什么悲剧可言呢？相反，倘我得永远活下去，人生的欢乐最终反倒要变得乏味。唯有人生有限，人生的乐趣才永远显得新鲜活泼。

我在生命的火焰前烘暖我的双手；

一旦火焰熄灭，我就准备离去。

这种人生态度和埋怨人生之短暂一样，是非常合理的。因此，如果人的各种心境可由理智来定夺，那么使我们欢悦的理由与使我们绝望的理由一样充分。

《传道书》派是悲观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人的心情》是凄怆的。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悲哀，本质上是因为中古时代的那些确切无疑的事物，以及较为新近的那些确切无疑的事物一齐崩溃了的缘故。他说：“对于现在这个不快乐的时代来说，它正被来自死亡世界的幽灵纠缠着，还未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立足地；它的困境正和青年人的困境相仿，刚成年的青年人除了把童年所闻的神话作为参考之外，尚不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自处。”这种见解，对于某一部分的知识阶层而言，确实是对的。换言之，有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对于现代世界的情况茫然无知，并且到了青年时，仍然像儿时一样惯于把信仰建筑在感情上，无法摆脱那种寻求安全与保护的幼稚欲望，而这在现代科学的世界里，恰恰是无法满足他的。正如大多数的文人一样，克鲁齐先生心中老是有一个想法，认为科学没有满足人的希望。当然，他不曾告诉我们所谓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但他似乎认定，60年前像达尔文、赫胥黎等科学家，对于科学曾有一些期望今日并未实现。我想这完全是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是那些作家和教士们造成的，因为他们不愿人家把他们的专长当作无足重轻的东西。现代社会有许多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只要社会上多数人的收入相对减少时，总会有大批悲观主义者出现。不错，克鲁奇是一个美国人，而一般美国人的收入是因上次大战而增加了，这似乎与我上面的说法冲突；然而，战后欧洲各国的知识阶层却大大地受了灾难，加之这次大战使人有一种不安定的恐惧心理。这种社会原因对于现代人的心境作用之大，远胜于以世界的本质作论据的悲观理论。虽然克鲁奇深信不疑的信仰，在13世纪除了罗马大帝和意大利少数的贵族之外的确被大多数人维护着，但是，历史上毕竟很少有像13世纪的社会状况那样令人绝望的时代了。罗杰·培根[5]说过：“我们这时代的罪恶横行，远胜于以往的任何时代；而罪恶与智慧是不能两立的。让我们来详细观察一下世界上的各种情形吧：遍地都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堕落，尤其是高高在上者为甚。……淫欲使整个的宫廷名誉扫地，贪得无厌主宰了一切。……在上的倘是如此，在下的还用说么？试看那些主教之流，他们怎样地孜孜逐利而忘记了救治灵魂啊！……再看那些教会的宗派，一个个都堕落了，没有一个例外，它们离经叛道到何等田地。即便新成立的教派，如托钵僧派，也已大大地丧失了初始的高洁与尊严。所有的教士们一心沉迷于骄傲、荒淫、贪婪。只要他们举行什么大会，不论在巴黎或牛津，他们之间的争斗，诟骂，以及其它的劣迹，使所有教外的人痛心疾首。……只要能满足自己的私欲，没有一个人顾忌自己的行为，也不管用的是什么手段。”在论及古代的那些异教哲人时，他说：“不论在行为的廉耻方面，还是在理想的高洁方面，在享乐、财富、荣誉等方面，他们的生活远远比我们合理。那是我们可在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名家的著作中读到的。他们就是这样地获得了智慧的秘诀，发现了一切的知识的渊源。”罗杰·培根的见解，也便是他同时代的全体文人的见解，没有一个人欢喜他所处的时代。我从不相信这种悲观思想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只是战争、贫穷与暴行。

克鲁奇先生的书中表现悲观思想最明显的篇章之一，是讨论爱情问题的。仿佛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爱情看得很高，但我们已用现代的世故的目光把它看穿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对神的存在持怀疑主义态度的人，爱情替代了神的某些作用。对神，他们早已不信；但面对着爱情，连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立时染上神秘的色彩。除了爱情之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唤醒他们崇敬的感觉，他们从心灵深处认为，绝对的忠诚是应该献给爱情的。他们以为爱情和上帝一样，需要一切的牺牲；但爱情也像上帝一样，会赏赐给信徒以福音，使人生的一切现象赋予一种不可磨灭的意义。我们对于一个无神的宇宙，已渐渐地觉得习惯了，但我们尚未习惯一个无爱的宇宙。但是，我们只有习惯一个无爱的宇宙，才会明白无神论的真正意义。”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我们现代青年人心目中的印象，和生活在当时的人的心目中的印象，完全是大相径庭的。我记得我年轻时有两位很熟悉的老太太，都是那个时代某些特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清教徒，另一个是伏尔泰的信徒。前者哀叹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太多了，她认为爱情是一件毫无趣味的东西。后者认为：“没有人能议论我的什么长短，不过我一向以为违背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淫逸’，不像违背第六诫‘不可杀生’那样罪孽深重，因为那至少要得到对方的允许。”这两种见解，和克鲁奇先生当作典型的维多利亚风尚而例举的全然不同。他的观念，显然是从某些与环境根本不能融合的文人身上推演出来的。最好的例子，我可以举出罗伯特·布朗宁[6]然而，我觉得他所设想的爱情观多少有些迂腐。

我们要感谢上帝，

他的造物中即使是最卑微的，也有两种面具，

一面用以对付世界的争斗，

一面对付他所爱的女人！

他的意思，无异是说争斗是我们处世唯一可能的态度。为什么？布朗宁会说，因为社会是残酷的。而我们说，社会不会按照你个人的价值而容纳你。一对夫妇，可能像布朗宁夫妇那样，会成为互相钦佩和激励的伴侣，有一个人在你身旁，随时准备来赞美你的工作，不管它配不配，那当然是挺愉快的。当布朗宁声色俱厉地指责诗人菲茨杰拉德胆敢不赞赏布朗宁夫人的大作《奥洛拉·兰格》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有丈夫气度的男子汉。这种夫妇双方都把批评精神收藏起来的办法，我总觉得并非是可以钦佩的。那是畏惧心理的表现，想躲避公正无私的严酷的批评。许多老年独身者躲在火炉旁边，其实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在维多利亚时代度过的日子太长了，按照克鲁奇的标准，我难以成为一个现代人。可是，我丝毫没有失去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绝非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赞美的那样；说明白些，是那种含有冒险意味而又带着明察的目光的爱情。它尽管使人认识善，但决不连带宽恕恶，它也不自命为神圣或纯洁。在维多利亚时代，受人赞美的爱情，之所以赋予所谓高尚的特性，实在是对性的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大多的性行为是恶的，因此不得不在他们所赞成的那种性行为上面，虚加许多夸大的赞美词。在那时，人们的性饥渴，远比现在更强烈，这就促使一般人把性的重要性大大地夸张了。正如禁欲主义者以往满足自己欲望的老办法那样。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许多人一方面推翻了旧的准则，一方面还没有建立新的准则。这情形给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烦恼，而且，因为他们的潜意识依旧相信着旧的准则，所以一旦遇到困难，就使他们产生了绝望、内疚的心情，变得玩世不恭。我不相信这种人在数量上值得我们重视，但他们确是在今日最会叫嚷的一群人。假如我们把现代的一个家庭境况颇好的青年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同样的青年人来个比较考察，可以发现今天人们从爱情方面得到的快乐，远比60年前要多。对于爱情的价值，今天也比60年前有更真切的信仰。某些人之所以玩世不恭，实在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始终受着旧观念的绝对制约，缺少那种可以使行为变得更加合理的伦理准则。救治之道并不在于呻吟怨叹，思念以往，而在于勇敢地认清当前的情势，毅然决然地把那些已被时代丢弃了的陈腐观念，从暧昧的隐秘深处连根铲去。

要简要地说明为什么人们重视爱情的价值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仍想尝试一下。首先，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爱情的本身便是快乐之源，——爱情的最大价值虽然并不在此，但和爱情的其余的价值比较起来，确是最基本的。

啊，爱情！他们极大地诬蔑了你，

狂说你的甜蜜是悲苦，

殊不知你那丰硕的果实，

要比什么都更甘美。

写这几句诗的佚名作家并非有意为无神论寻求答案，也不是想探求什么宇宙之谜，他只不过是自娱罢了。爱情不但是快乐之源，而且一旦少了它还是痛苦之源。其次，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增进其它一切最美妙的享乐，例如欣赏音乐，观看山巅的日出、海上的明月。一个从未和他所爱的女子一同鉴赏美妙景物的男人，就永远无法充分领受到神奇的景物所能给予人的那种神奇的力量。再则，爱情能打破个人自私的藩篱，因为爱情是一种生理上的合作，在这合作中间，双方需要感情的默契，才能使对方达到目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有各种提倡孤独的哲学，有的很高尚，有的则不然。禁欲的斯多噶派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可不凭其他什么东西，只要单凭自己的坚强意志，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至善的境界；另有一些哲人则把获得权力看做生命的目的，把权力看做纯粹个人的享乐。这些人都提倡孤独的哲学，以为善是凭单独的个人能力可以实现的，无须凭借或大或小的社会团体来完成。我认为，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不但从伦理上说是错误的，就以我们本能中最优秀母亲的表现来说，也是错误的。人类之生存，有赖于合作，而且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能器官，宜于相互的友谊和合作。爱情是导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形式，凡是强烈地经验过爱情的人，决不愿接受那种宣称人之善和他之所爱不相关联的哲学。在这一点上，父母对子女爱的感情或许还要强烈，但父母爱子女的最高表现，乃是父母之间相爱的结果。我并不认为爱情在其最高的形式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我敢断言，爱情在其最高的形式上的确显现出任何其它的东西无法显现的价值。并且，爱情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受怀疑主义影响的价值，尽管那些不能获得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强把自己与爱情无缘，归之为他们所奉行的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情，是永不熄灭的火焰，

永远在心中燃烧，

从不羸弱，从不死亡，从不冷却，

永不转变它的方向。

现在，我接下来要讨论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论见了。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逊色。在这一点上，我的见解与他相同。“没有一种更强的思想表现力，没有一种更大的词汇应用才华，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所用的创造他的作品的素材——他的对于人的尊严的观念，对于人的热情的重视，洞察人生的目光远大，——这是易卜生不曾也不能具备的，也是易卜生同代的人不曾也不能具备的。在莎士比亚以后的几百年中，上帝、人、自然界的地位，似乎全都日渐堕落了　并非因为近代艺术的写实信条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社会低层的人作为写作的素材，而是因为世态的变化促使我们注意到人生的卑微。艺术上写实理论的发展，便是这世态的变化促成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只有靠了这种写实理论才能得到证实。”毫无疑问，把王子和王子的悲哀作为题材的旧式悲剧，已不复适宜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手法去描写一个默默无闻的市井街民，其效果也势必完全两样。然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是我们把人生看低的缘故，恰恰相反，倒是我们不再把少数人看做世间的伟人，不再承认唯有他们才配具有悲壮的热情，其余的人只配含辛茹苦地替这少数人缔造光华。莎士比亚说：

当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

苍天只为王子的亡灵发光。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种思想情感即使不是人们的绝对信念，也至少是很普遍的，而且，莎士比亚自己是确信这种观点的。因此，诗人西拿之死是喜剧的，凯撒、布罗托、卡西斯的死便是悲剧的了。在现代，一个人的死亡与天象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仅在形式上实行民主，而且在内心里已经变为民主主义者了。所以，现代，崇高的悲剧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为题材。我可举出恩斯特·托勒的《集体人》为例。我并不认为这部作品和历史上最辉煌时代的最优秀作品一样完美，但我确信完全可以与之媲美。这部作品是高尚、深刻而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主义的行为，并像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通过怜悯和恐怖，洗炼了读者的灵魂。”不过，这样伟大的现代悲剧，现在还很少，因为老的艺术技巧和旧的传统被放弃之后不能仅仅用陈旧浅薄的东西去替代。要写悲剧，必须感觉悲剧。一个人要感觉悲剧，必须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要用头脑去认识，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认识。克鲁奇先生在全书中不时提到绝望，他勇敢地接受一个凄凉的世界，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是，这凄凉是因为他以及大多数的文人尚未学会怎样用旧情绪去体验新的外界刺激。新的刺激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在文学社团里。文学社团与社会生活没有生动的接触，而这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唯有这种接触，才能使人深切地认识人生的悲剧与真正的快乐渊源。倘若人类的感觉要求严肃与深刻：对于那些觉得在世界无所事事彷徨不定，而又有天才的青年，我要说：“快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要困于写作。进入这个世界里去吧，做一个冒险者也好，做一个婆罗洲上的王也好，做一个苏俄的劳动者也好；总之使你们自己去过这样的生活，用你们的全部精力去满足自己生理的基本需求。”我并不把这种行动方案推荐给每个人，我只介绍给那些犯着克鲁奇先生诊断的太易满足而觉得苦恼的人。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之后，一个把自己流放在外的文人，会再也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那时，他一定不会觉得写作在他心目中是一件虚空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