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信仰的起源续

我们被置身于这个世界犹如被置身于一座大剧场，在那里每个事件的真正源泉和原因对我们完全隐藏起来，我们也既没有充分的智慧来预见，也没有充分的力量来预防我们不断遭受其威胁的那些恶。我们悬挂在生和死、健康和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的永恒焦虑中；这些是由其活动经常不可预料和总是不可说明的隐秘的和未知的原因在人类中分配的。于是这些未知的原因就变成我们的希望和恐惧的恒常对象；当这些激情[1]由于对事件的急切期待而持续不断地保持在警觉状态时，想象力就同等地被运用来形成对我们如此完全依赖的那些为量的观念。如果人们能够按照具有最大概然性、至少最容易理解的哲学来解剖自然，他们将会发现，这些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自己身体和外在对象的细微部分的特殊组织和结构，正是通过一种有规律的和恒常的机制，他们如此关心的一切事件才得以产生。但是这种哲学超出只能以一般的和混乱的方式来设想未知的原因的无知的大众的领悟力，尽管他们的想象力在持续不断地被运用于这同一个主题时必定努力形成对这些未知的原因的某个特殊的和明晰的观念。他们愈考虑这些原因自身和它们的活动的不确定性，他们在他们的研究中获得的满足就愈少；而且不论他们多么不情愿，他们必定最终放弃如此艰巨的一种尝试，倘若这种尝试不是为了人的本性中的一种导向给予他们以某种满足[2]的体系的倾向。

人类中有一种普遍趋向，要把一切存在者设想为像他们自己那样，要把他们熟悉了解的和亲密意识的那些性质转移给每个对象。我们在明月里看到人的面孔，在乌云里看到军队；而且根据一种自然倾向，如果没有受到经验和反思的矫正，把恶意或[3]善意归于每个伤害或愉悦我们的事物。因此拟人法在诗中经常受到运用并具有美；在诗中树木山川被人格化，自然的无生命的部分获得情感和激情。虽然这些诗意的形象和表现对信念没有增益，它们至少可以有助于证明想象力中的一种趋向，没有这种趋向，它们就既不能是美的，也不能是自然的。河神或树神也不总是被当作单纯诗意的或虚构的角色，而有时可以进入无知的凡俗人的真实信条中，当每片树林或田野被描绘为拥有一个特殊的守护神或不可见的力量，他栖居于它和保护着它时。不但如此，哲学家们也不能使他们自己完全豁免于这个自然弱点，而经常把对虚空的恐惧、同情、反感以及人的本性的其他感情归于无生命的物质。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天上时，荒谬并不更少；太常见的是，把人的激情和弱点转移给神，将神描绘为忌妒的和复仇的、任性的和偏私的，简而言之，一个除了其高级力量和权威之外在每个方面都邪恶和愚蠢的人。于是，毫不奇怪，当人类被置身于这样一个对原因绝对无知的状态中、同时又如此急切关怀他们的未来命运时，他们就会立即承认对拥有情感和理智的不可见的力量的依赖性。他们不断思想的那些未知的原因总是出现在同一个方面时，就全部被领悟为属于同一个种类或种族。不用多久，我们就把思想、理性和激情、有时甚至把人的肢体和形象归于他们，以便使他们更接近于与我们自己的相似性。

我们总是看到，随着任何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受偶因支配的比例增加，他就更加迷信；这在赌徒和水手中尤其可以观察到，赌徒和水手在整个人类中虽然最没有严肃反思[4]的能力，却最富有轻浮的和迷信的领悟力。在狄奥尼修斯[5]笔下[6]，科里奥拉努斯[7]说，诸神对每个事务都有影响力，但最重要的是对战争的影响力；在战争中，事件是非常不确定的。整个人类生活，尤其在秩序和良好政府建立以前，隶属于碰巧的偶因；自然的是，在野蛮时代，迷信将会到处盛行，促使人们极其热心地探究那些安排他们的幸福或苦难的不可见的力量。他们不知道天文学和动植物的解剖学，好奇太少而不能观察终极原因的令人钦敬的调整；他们仍然不了解一个最初的和最高的创造者，不了解那个唯有他才以其全能的意志而把秩序赋予自然的整个构造的无限完善的精神。这样一个恢宏的观念太大而不适合于他们的狭隘的设想，他们的设想既不能观察这个作品的美，也不能领悟这个作品的创作者的庄严。他们以为他们的神不论多么有能力和不可见都不外是人类创造物的种族，或许从人类中上升而来，还保留着人的肉身肢体和器官以及一切激情和嗜欲。这样有限的存在者，尽管是人的命运的主宰，由于他们各自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每个地方，因而必须以巨大倍数得到增加，以便回答自然的整个面貌上所发生的事件的那种多样性。因此，每个地方都储存着一大群地方神；因此，多神信仰[8]就盛行起来，而且在绝大部分未受教化的人类中仍然盛行着[9]。

任何一种人类感情都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可见的理智性力量的概念，希望和恐惧、感激和磨难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心或观察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我们将发现人们更经常的是由于抑郁的激情、而非由于愉快的激情而屈膝。繁荣很容易被作为我们的应得而接受，很少追问它的原因或创作者。繁荣引起[10]欢喜、活力、爽快以及对一切社交快乐和感官快乐的生动享受；处于这样一种心灵状态中，人们很少有闲暇或倾向来考虑那些未知的不可见的领域。另一方面，每个灾难性的偶因警示我们，让我们探究它由以产生的原则；领悟力迅速跳向未来；心灵沉沦于胆怯、恐怖和抑郁，诉诸每种方法安抚那些被认为是我们的命运所完全依赖的隐秘的理智性力量。

对一切受人欢迎的牧师来说，在通过制服人们的自信和肉欲（它们使他们在繁荣时忘记神的天意）而使他们拥有一种适当的宗教感时，最有用的[11]主题莫过于展示磨难的好处。这个主题亦不仅仅局限于现代宗教。古代人也运用过它。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说[12]，“命运女神从来没有毫不忌妒地把一种未经混合的幸福慷慨赋予人类；她的一切馈赠从来都是结合着某种灾难性的条件，为的是惩戒人们来对诸神保持崇敬，他们在持续不断的繁荣过程中很容易忽略和忘记诸神。”

人生的什么年龄或时期是最上瘾于迷信的？最虚弱的和最胆怯的。什么性别？同一个答案必定被给予。斯特拉波[13]说，“每一种迷信的领导和榜样都是女人。这些女人煽动男人虔诚、祈祷和奉守宗教日。几乎碰不到一个脱离女性而生活、却上瘾于这种做法的男人。由于这个理由，最没有概然性的事情莫过于对盖蒂民族[14]中男人的秩序的说明，他们实行独身、却是最狂热的宗教信仰者。”[15]这种推理方法将会使我们对僧侣的虔诚形成一个不好的[16]观念，倘若我们没有根据斯特拉波时代一个或许并不那么普遍的经验而知道，一个人可以实行独身并自命贞洁，却与那个胆怯的和虔敬的性别保持最亲密的联系和最完全的同情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