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宗教对道德性的不良影响

这里我不禁观察一个可能值得以人的本性为探究对象的人们注意的事实。确定无疑的是，在每种宗教中，无论它对它的神给出的语词定义是多么崇高，它的许多或许绝大多数信徒寻求神的惠爱，将仍不是通过惟独能够被完善的存在者接受的德性和良好道德，而是或者通过轻浮无聊的遵奉，通过漫无节制的热忱，通过欣喜若狂的出神，或者通过对神秘而又荒谬的意见的信念。《萨德尔》[1]和《摩西五经》[2]的极少部分是由道德性的箴规组成的，而且我们也可以[3]确信那个部分总是极少受到遵守和重视的部分。当古罗马人遭到瘟疫攻击时，他们从来没有将他们遭受的痛苦归于他们的恶行，或者梦想到悔改或改正。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总强盗，他们的野心和贪婪心使地球变得渺无人烟，使富饶的民族沦为匮乏和乞讨。他们只创造一个独裁者[4]，为的是把钉子钉进门中；通过这种手段，他们认为他们就已经充分安抚他们的激怒的神。

在埃吉纳[5]，一个教派策划[6]一场阴谋，野蛮而奸诈地屠杀他们的七百名同胞公民，而且将他们的狂怒发挥到如此地步，以致当一名可怜的避难者逃进神庙时，他们砍断他紧抓神庙大门的双手，将他拖出那个神圣地方，立即把他杀死。希罗多德说[7]，“由于这种不虔敬（而非由于许多其他残忍的屠杀），他们冒犯诸神，招获一项不可抵赎的罪行。”

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想要假定（从来没有[8]发生的事情）人们发现一种通俗宗教，其中公开宣称只有道德性能够获得神的惠爱，如果牧师阶层被设立来在日常讲道中通过一切说服艺术灌输这个意见，然而人民的偏见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因为缺少某种其他迷信，他们就会把参加这些讲道本身变成宗教的基本要素，而不是把宗教的基本要素放在德性和良好道德中。就我们能够了解所及，查琉库斯[9]的法[10]的崇高序言对洛克里人的激励不是通过比其他希腊人熟悉的更健全的任何对接受神的标准的概念。

于是，这种观察是普遍有效的；但是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说明它。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把他们的神贬低为他们自己的相似物，将它们单纯当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多潜能和理智的人类创造物的物种，观察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这不能消除这个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如此愚蠢，以致当他根据他的自然理性进行判断时，他会不尊重德性和诚实这些人人能够拥有的最宝贵的品质。为什么不把同一种情感归于他的神？为什么不使整个宗教或宗教的主要部分在于这些成就？

道德性的实践是比迷信的实践更困难的，并因此受到拒绝，这个说法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不必提及婆罗门和僧侣的过度的忏罚，确定无疑的是，土耳其人的斋月[11]，在那期间可怜不幸的人们经常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和世界上最炎热的气候里从日出到日落保持不吃或不喝，我是说，这斋月必定是比任何道德义务的实践更严厉的，甚至对人类中最邪恶和最堕落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莫斯科人的四旬斋[12]和某些罗马天主教徒的苦行比温顺和仁爱看起来更令人不快。简而言之，全部德性，当人们通过很少实践而接受它时，是令人愉快的；全部迷信则永远是令人憎恶的和累赘的。

或许下述说明可以作为这个困难的真正解决而加以接受。一个人作为朋友或父亲而履行的义务似乎单纯是对他的恩人或子女应尽的责任；他也不能欠缺这些义务而不打破一切自然的纽带和道德性的纽带。强烈的倾向可以促使他履行这些义务；对秩序和道德责任[13]的情感把它的力量汇合于这些自然的纽带；整个这个人，如果是真正有德性的，就被牵引向他的义务，不需要任何费心或努力。甚至在那些更严厉和更多基于反思的德性诸如公共精神、孝敬父母、节制或正直等方面，按照我们的理解，道德责任消除一切对宗教善功的自命主张，有德性的行为被视为不外就是我们对社会和对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在整个这个方面，迷信的人看不到他为了这个神[14]之故而已经适当履行的东西，或者能够把他特别推荐给神的惠爱和保护的东西。他考虑不到侍奉神的最真正的方法是促进其创造物的幸福。他仍然寻找对这个最高存在者的某种更直接的侍奉，以便减轻他头脑中萦回不去的那些恐怖。人们推荐给他的一切实践或者不能促进人生的任何目的，或者给他的自然倾向提供最强烈的暴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他将更容易接受的实践就是那种本应使他绝对拒绝的实践。它看来是更纯粹宗教性的实践，因为[15]它的起源没有混杂任何其他的动机或考虑。为了宗教之故，如果他牺牲很多舒适和宁静，他对善功的主张就似乎随着他发现热情和虔诚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给他。当他归还借物或偿还债务时，他的神绝不是他注目的，因为这些正义的行为是如果宇宙中没有神他都应当履行的东西和许多人都将会履行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斋戒一天或痛笞自己一鞭，在他看来这就与侍奉神有一种直接关联。没有其他动机能够促使他从事这样的苦行。通过这些显著的虔诚标志，他现在就获得神的惠爱，并且可以期望在回报上有现世的保护安全和来世的永恒幸福。

因此，在许多事例中最严重的罪行被发现与迷信的虔敬和虔诚相容；因此，根据一个人的宗教活动的热诚或严格而做出任何有利于他的道德的推论都被正当地视为不可靠的，即使他自己相信他的宗教活动是真诚的。不但如此，我们还观察到，穷凶极恶的罪行更易于产生迷信的恐怖和增加宗教的激情。波米尔卡[16]在策划阴谋要一次屠杀迦太基的整个元老院和侵犯他的国家的自由时，由于不断重视预兆和预言而丧失机会。“那些从事最邪恶和最危险的计划的人通常是最迷信的人”，正如一位古代历史学家[17]对这个事件评论的那样。他们的虔诚和精神信仰与他们的恐惧一道增加。喀提林纳[18]对国家宗教[19]的既定的神和公认的仪式感到不满；他的焦虑的恐怖使他寻求这方面的新发明[20]，如果他还是一个好公民和服从他的国家的法，他就决不可能梦想到这方面的新发明。

对此我们可以补充，犯罪之后出现懊悔和隐秘的惊恐，这些不给心灵以任何休息，而使心灵诉诸宗教仪式和典礼作为其犯罪的补赎。凡是削弱或扰乱心灵内在构造的东西都促进迷信的利益；对迷信的利益最具毁灭性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男人气质的稳重的德性，这种德性或者保护我们免遭令人抑郁的灾难事故，或者教会我们忍受它们。在心灵的这样平静的阳光灿烂时期，这些假神的幽影从来不会显现。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自己遗弃给我们胆怯焦虑的心的自然的未受约束的暗示时，由于我们感到忧虑的恐怖，每一种野蛮就被归于最高存在者；由于我们为了安抚它而采取的方法，每一种任性就被归于它。野蛮，任性，这些无论在名称上如何伪装的品质，我们可以普遍观察到，构成通俗宗教中神的主导性格。甚至牧师们不是矫正人类的这些败坏的观念，而是经常被发现乐于培育和鼓励它们。神被描绘得愈巨大，人们就愈驯服和愈顺从地变成他的使节；神要求的接受标准愈不可说明，放弃我们的自然理性、屈服于他的使节的幽灵般的指导和指引就变得愈必要。因此，我们可以承认，人们的诡计加重我们在这方面的自然弱点和愚蠢，但是从来没有在起源上产生它们。它们的根更深地扎进心灵，发源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