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色当会战

第三章　色当会战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全日耳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也有阻止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再加上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耳曼以法兰西为邻，可以说是很少有几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恶劣的邻人。1675年到1813年，法国人侵入日耳曼的次数不下14次之多——平均是每十年一次。许多世纪以来，法兰西都是以“大国”（La Grande Nation）自居，在欧洲它始终是一个支配性的强权，因为它经常怀有一种隐忧，害怕它的荣誉会有黯淡之一日，所以这个民族养成了一种多感易怒的脾气。自从1789年以来，欧洲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动摇，权力由国王手中移入了国会和政党领袖的手中。舆论和人民，及政界和工业界的利益都可以左右世局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场战争的近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虽然如此，却还是值得详细叙述的，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足以说明在民主的时代中，战争是如何触发的。

1868年9月，西班牙舰队叛变，结果使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放逐，而由普里姆元帅（Marshal Prim）出任摄政。因为西班牙的人民都不欢迎共和政体，所以普里姆把这个王冕献给许多外国的王子，可是结果却都遭到了拒绝。最后在1870年2月，他与俾斯麦作了一个秘密的谈判，后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候选人，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他是普鲁士王室的远亲。普里姆与这个亲王发生了接触，后者同意接受，但以能先获得法皇和普王的同意为条件。普里姆就写信给威廉一世。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大为惊异，因为他对于这个秘密谈判事先毫无所闻。他立即通知普里姆，提出强烈的反对。可是俾斯麦与普里姆之间仍继续谈判，突然在1870年7月3日，这个秘密为西班牙报纸《回声报》（Epoca）泄漏了。路易·拿破仑所感到的惊异，甚至于比威廉还要厉害，他立即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强硬的抗议。巴黎的报纸更发表了激烈的社论，高谈查理五世帝国的复活。巴黎的歇斯底里现象已经达到了最高潮，所以在7月5日有一位法国的政客法扬（Edouard Vaillant）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照我看这就是战争，或者是已经十分地接近了。”次日，法国皇帝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动员的问题。由于法国外长格拉蒙公爵（Duke of Gramont）的建议，决定派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蒂伯爵（Count Benedetti）到埃姆斯（Ems）去谒见正在那里避暑的普王，要求他劝诱利奥波德放弃这个候补权。

7月9日，威廉接见了贝内德蒂，告诉他说并无意鼓励利奥波德承继王位，而这个问题只与马德里有关。但这个答复未能使路易·拿破仑感到满意，所以格拉蒙用电报通知贝内德蒂说：“我们要求国王禁止该亲王坚持他的候补权。”当贝内德蒂向威廉提出此项要求时，威廉大感怒恼，虽然如此，他还是允许贝内德蒂直接打电报给利奥波德。当时利奥波德本人正在瑞士，这个电报由他的父亲接着了，他立即回电话，以他儿子的名义撤回这个候补权的申请。他是这个王族的家长，他具有这个权力。当威廉听到了这个消息，大感欣慰，以为这件事件结束了。但是法国皇帝的想法却与他不同，他命令格拉蒙训令贝内德蒂再去谒见普王，要求他保证禁止利奥波德以后再提出这个承继权的要求。

7月13日上午9时，贝内德蒂在埃姆斯的公园中谒见了威廉，后者很有礼貌地与他打招呼。国王说他看到日耳曼的报纸上，已经载出了利奥波德放弃候补的消息，他很感到欣慰。于是贝内德蒂即向他提出路易·拿破仑的新要求。威廉答复他说：“我的表兄弟都是有荣誉感的人，当他撤回了一件要求之后，就绝不会再提出来的。”说完，他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当俾斯麦听到了这些经过，就通过其驻在埃姆斯的代表，要求国王停止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会晤，而改采取经过使节和外交部的正常外交程序。普王表示同意了，但是由于格拉蒙的催促，贝内德蒂又要求再谒见普王。威廉遂拒绝接见，并把经过情形写了一个报告送与俾斯麦，让他去决定应否通知大使馆和新闻界。

俾斯麦在7月13日的黄昏时接到了国王的文件，因为国王既已允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公布，他把它缩成一个节要，其内容如下：

因为法国大使在埃姆斯曾要求国王致电巴黎表示保证这个候补权今后决不再度提出，陛下已经拒绝再接见该大使，并派武官通知该大使不再与他接触。

所以说俾斯麦伪造“埃姆斯电报”之说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只不过是把国王的原件缩成电报的形式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他不曾把原件公布，这却是事实。他已经知道法国有挑战的趋势，诚如他以后所说的：“我们要让敌人先动手，这是十分必要的。假使我把这个草稿交给新闻界，再用电报通知各大使馆，在巴黎马上就会被人知道了。这对于高卢野牛所产生的效力，就会像一面红旗一样的灵验。”

这个电报在巴黎公布了之后，法皇立即召开国务会议，当正在考虑时，贝内德蒂的报告也送到了。其内容要比俾斯麦的电报远为温和。格拉蒙为了避免战争，建议召开一个欧洲会议，以禁止各王族接受外国的王位。虽然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皇后却不表同意，于是被搁置了起来，而且也更无其他的办法提出。接着，巴黎的群众开始鼓噪了，原来被禁止的《马赛曲》又高唱了起来，并且高喊着“战争万岁，打到柏林！”的口号。尽管提耶尔（Thiers）和甘必大（Gambetta）都提出了警告，可是法国国会却已经丧失了一切的理智，在群情愤激之下，法国很快地陷入了战争。7月19日，法国正式宣战。

法国一向希望奥意两国能做它的同盟国，在1869年，即曾向两国提出要求，但仅获得空泛的答复。一直等到风雨欲来之际，路易·拿破仑才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到维也纳去谈判同盟条约，7月20日，当战争已经宣布之后，所获得的回答却是“中立”！丹麦也表示中立，英国一向就是反对战争的，这一次也更无支持法国的意图，尤其是在7月25日，俾斯麦有一封“读者投书”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其中揭发了法皇在1866年所拟定的兼并比利时的秘密计划。

所以法国处于孤立的地位。更坏的，是自从1815年以后，法国人在精神上就是靠拿破仑的神话来维持的，他们迷信地认为，法国是无敌于天下的。这种幻想使大家看不清楚实际上的腐化情形。他们已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而没有灵魂。军人们对自己的英勇传统感到非常自负，可是在政府、行政、指挥、指导、准备、科学、技术各方面都已经落后，而且无人加以注意。特罗胥将军（Gen.Trochu）的说法也大致相同：“自从1815年以来，每一次的革命都只是激发了野心，挑拨了竞争，人们对于是非黑白已经丧失了判断，而自私自利的心理代替了爱国心和公益心。”

法国的皇帝和大臣，居然会生活在这个“愚人的天国”中，对于现实的形势无所了解，这实在是一件怪事，因为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多夫中校（Lt-Col.Stoffel）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对普鲁士的现状观察得颇为精细，而且还不惜用法国的情形来作为比较。他的报告是极有意义的，所以值得加以引证如次：

1868年5月26日

在做礼拜的时候，牧师们首先祝福的对象即为国王和陆军，其余的还在其次。反之，若与法国作一个比较，则陆军已经变成了乌合之众，其精神和纪律是在日益退化之中。

1869年8月12日

我认为下述的要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1）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一个偶然事件即可触发。

（2）普鲁士并无攻击法国的意图；它并不会主动求战，而且还会尽量地避战。

（3）但是普鲁士却是具有远见的，当它看到战争既然无可幸免，所以它就已经开始作一切准备，以免当不幸事件发生时会受到奇袭。

（4）由于轻浮和不慎，尤其是对于世局缺乏认识之故，法国似乎不像普鲁士那样具有远见。

反观法国的情形又是怎样？一个国会自以能代表人民为号召，可是所代表的全是轻浮不实的坏风气，他们用美丽的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无能。他们自命只有他们才关心国家的福利，为了获得表面上的人望，为了一名兵额、一个法郎都要与政府发生争论。他们只想削弱法国，他们要把法国出卖给强敌。舆论界也只是祖尚虚浮，他们的言论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只是咬文嚼字而并无真正的了解，他们所重视的是党派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法国人嘲笑一切的东西，所有一切的美德都不再为人所尊敬，例如道德、家庭、爱国心、荣誉和宗教，都完全变成了讽刺的对象。这难道不是真正衰颓的征象吗？

以上所云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这不是外国人的看法，而是出于法国人的手笔。他们的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也都反映出这种征象。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军官，盲目地相信法国军人的精神是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在1859年的索费里诺之战中，他们就已经认为将领们无足轻重，而这种精神又受到民主化舆论界的鼓励。

在普鲁士的情形是完全不同。陆军是贵族化的，而不是民主化的，自从威廉一世即位以来，他就决心使他的愿望兑现，使陆军与国家合而为一。自从在奥尔米茨签订了辱国条约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即采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当作是它的军事圣经。因为自从1866年以来，一切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战争论》一书的广泛影响，所以我们应将其中重要的教条，撮要地列举如下：

1.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是国家政策采用其他手段的延续而已。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延长。

战争只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战争不就是政治思想的另外一种写法和语言吗？

假使战争是属于政策的，那么自然应具有它的性格。

假使政策是广大而有力的，则战争也将是一样。

2.战争的本质：

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决斗行为而已。

不要让我们听到“将军可以不流血而征服”这类言论。

战争是一种发展到其最大限度的暴力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指向敌人权力的毁灭。

所有一切战斗的真正目标即为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战争愈激烈，则仇恨和敌意的发泄也就愈大。

3.关于战争中的攻击：

只有一种战争的形式——向敌人的攻击。

战斗为战争中的单一活动。

4.关于数量优势的要求：

最好的战略是总要居于强者的地位。

一场战争必须要用国家权力的全部力量来打。

在文明化的欧洲，一场人民的战争是19世纪的现象。

5.战争又要求有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优势：

勇敢为最高的美德。

主要的素质为指挥官的才能、军队的军事德行、它的民族意识。

在战争中再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东西。

6.关于战术方面有：

在现有时代的战争中，火力的毁灭原则已经达到最高的效力。

战争中的防御形式，就其本身而言是较强于攻击，但是它却只有消极目的。

攻击是积极的意图，防御则为消极的意图。

只有伟大而普遍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

7.关于组织方面有：

战争是分为准备与行动两部分。

在战争中一切的东西都是简单的，但是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最困难的。

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的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

虽然毛奇是服膺克劳塞维茨的观念，但毛奇却并不盲目地跟着他走，而只是拿他的理论来适应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条件。这些条件和拿破仑时代是大有不同的，而《战争论》却是以拿破仑战争为基础的。铁路已经使后勤方面发生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编制增大了，更需要有高度训练的参谋本部。此外，肯尼格内兹的混乱使毛奇所受到的惊惧，其程度并不亚于侧翼攻击的伟大成功使他感到惊喜。早在1861年，他就认为步兵从正面是无法攻击的，并且用一道水沟来比拟一个开阔的平原，认为这是不可能冲过的。在1866年以后，他又认清了一个在静止状态中射击的人，要比那个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的人占了上风，所以对于拿破仑的会战前集中的原则又可以用会战中集中的原则来加以补充。此外，拿破仑的透入大战术，应该由决定性的侧翼攻击来取而代之。

1869年，他颁发了一套“对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训示”，其中有下述的两段：

一个非常庞大的部队集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祸害。集中在一点上的军队难于加以补给，无法实行舍营；它不能行军，它不能作战，它不能长时间存在；它仅仅能够战斗。

在作战时，应尽可能地分开，只有在决定性会战时，才作适合时机的集中。这也就是大部队将领的任务。仅从正面的攻击上，是殊少有成功的希望，而失败的机会却可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必须向敌方阵地的侧翼上迂回。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毛奇从来不曾寻求解决的，即使普鲁士步兵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来复线式的步枪装备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追希式针发枪，虽然已经改良，但却是从1841年就使用的。在1866年的战争中，奥军所用的前镗式罗仑兹（Lorenz）来复枪，在射程上就已经比它超过很远。不过因为它可以在蹲伏的位置上作迅速的装弹，所以仍然是一种优势的兵器。假使当时奥军对他们的来复线野炮能作更好的使用，这种优势将大打折扣了。奥军在1863年即已采用这种野战炮，用霰弹射击时有效射程可达500码，换言之与针发枪的有效射程可以相等。毛奇对这一点很欣赏，因为他知道法国步兵所用的是沙瑟坡（Chassepot）式的后镗来复枪可以瞄准到1200米，为针发枪的一倍，所以他希望用普鲁士的铁质后镗野炮来抵消这种劣势，后者是比法国的青铜前镗炮要优越些。法国人为什么还保留这种旧火炮，其原因为他们袖口里正藏着一种秘密的新武器。那就是李费依（Reffeye）的机关枪（mitrailleuse），它有25支枪管，可以瞄准到1200米，每分钟能发射125发。法军正计划用它来代替霰弹，但是为了保密，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军队，据李费依自己说，在使用时是“完全像呆子一样”。

双方的主要强弱并不在他们的兵器方面，而是在他们的参谋本部方面。在法国方面，我们过去已经看出来了，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参谋本部，实为拿破仑一世最后失败的主因。可是在1815年以后的法国，还是很少有人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时，我们发现在第二帝国中的参谋本部的军官都是一些刀笔之吏。不是少不更事之徒与军队完全没有发生过接触，就是长胡子的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巴赞元帅（Marshal Bazaine）因为不信任其参谋本部人员，甚至禁止他们进入战场，而改学60年前的拿破仑，使用私人幕僚。尽管在1868年2月25日，斯多夫即已有了下述的报告，但是事实上却毫无改进。他说：

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其最重要的却莫过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我们根本无法与之比较。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为其致胜的最重要因素。

自从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的时代起，普鲁士才第一次有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和有体系的参谋业务，可是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却发展得极为迅速，到了1866年，它的权威就已经变成至高无上了。在1870年的战争中，我们发现在责任上，参谋总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即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因为最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个人性逐渐减少，所以主动权逐渐由总司令的手中移到了其部下军团司令或军长的手中。为了协调各个部队指挥官的行动，思想上的统一变得十分重要。简言之，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

威尔迪将军（Gen.von Verdy du Vernois）的叙述即可以说明这种参谋指挥体系的机械性。每一天上午要举行一次参谋会议，由参谋总长任主席，讨论当前的情况并作决定，然后呈送给国王，经批准后，即分别送达各有关的指挥官。

这种像钟表机器一样的指挥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它几乎没有考虑到意料以外的事情。这只好听任当时在场的下级指挥官去作局部性的决定，有时不免会使整个的计划受到影响。

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战争计划是1867年首次拟定的，自此之后又曾不断地加以修正。它的性质具有高度攻势性，其观念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溃在任何地方所遭遇的敌人。一共准备使用三个军团：

第一军团，司令为斯坦米兹将军（Gen.von Steinmetz），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共6万人。

第二军团，司令为腓特烈·查理亲王，下辖第三、第四和第十等三个军以及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共13.1万人。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太子，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以及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13万人。

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萨克森军，共6万人，驻在美因茨。

此外，第一、第二、第四这三个军以及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兵师，都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国边界。

毛奇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他认为面对着他的38.1万人，法国所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会超过25万人。而且受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迫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附近，换言之，他们必须为佛日山地所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上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Wittlich）附近，第三军团在兰道（Landau）和拉斯塔特（Rastatt）的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Homburg）与诺伊基辛（Neuenkircken）之间，以当作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假使法国人企图在他们动员完成之前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他认为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是为佛日山地所分隔着的，所以他对于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了。对于他的意图，毛奇曾经有下述说明：

不过最主要的，这些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要决定对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地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都可以有一个优势的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用何种特殊工具来完成，那却应俟之于临时的决定，只有向边界的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

面对着他的计划即为法国皇帝的计划，那可以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计划，尽管在纸上看来，它似乎头头是道，可是它的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无异于自杀。法国的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Marshal Leboeuf）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的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15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10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地使其增到30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他的超过了10万人，所以他决定不等到动员完成之先即发动一次奇袭。固定在他心中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一次突击，则足以强迫南日耳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国甚至意大利都会支援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15万人，在斯特拉斯堡集中10万人，在沙隆集中5万人，使前两者前进然后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以迫使南日耳曼诸邦守中立，然后与奥国联合一致，取道耶拿直逼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

像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是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上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其一切的情形可以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法国人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有人知道帐幕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部队没有火炮，有些部队没有运输工具，有些部队没有救护设备；仓库中是空虚的，要塞中缺乏补给。8月10日，巴里柯伯爵（Count Palikao）奉召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1]他接到了前线上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如下所述：

在补给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的设备。截至8月7日，还找不到一副骡马的担架来载运伤兵。每一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的手中，毫无后送的准备。假使说四天以来，我们的军人都靠老百姓的慈悲赏饭吃，所有的道路上都塞满了垂死的饿殍，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的。8月6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连工兵和炮兵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

如此的混乱不堪，使侵入日耳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于是舰队驶往易北河口，但并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曾会合。其分布如下：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MacMahon），在斯特拉斯堡；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尔（Frossard），在弗尔巴赫（Forbach）；第三军，军长巴赞，在圣艾弗德（St.Avold）；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第五军，军长戴费里（De Failly），在比特齐（Bitche）；第六军，军长康罗贝尔（Canrobert），在沙隆；第七军，军长费里克斯道埃（Félix Douay），在贝尔弗特（Belfort）和科尔马（Colmar）；近卫军，军长包巴基（Boubaki），在梅斯。因为各军的状况太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把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中的一个师，共3.5万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部署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等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12.8万人，被称为莱茵军团，部署在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3.5万人，由康罗贝尔元帅指挥，留在沙隆充任预备队。而第七军的其余部分则留在贝尔弗特以监视黑森林（Black Forest）的出口。当7月28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完成了它的战备。

法军的犹豫不决又立即使巴黎的群众开始干涉法军的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喊要求立即侵入日耳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8月1日，他决定命令巴赞元帅向萨尔河进攻。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戴费里）向前推进，当8月2日它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遭遇时，后者就立即向后退却。于是毛奇就命令斯坦米兹把他的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集中，同时又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把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入洛林。

8月3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道埃（Abel Douay）所属的一个师，去占领了维森堡（Wissemburg），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正在宿营时受到了奇袭。道埃被杀，他的师退到沃尔特（Wörth）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在一起，于是后者在那里可以集中大约3.2万名步兵和4500名骑兵。8月5日，普鲁士第三军团，共为步兵7.2万人和骑兵4500人，向他迫进了。因为对敌军实力只获有模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8月7日进攻，而普国太子因他的军团还是分散的，决心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行攻击。事实上却未能如此，因为在8月6日清晨，双方的前哨发生了冲突，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也都被牵入，这样就触发了沃尔特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次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是很凌乱的，而法军也表现出其传统的勇敢精神，可是法军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普军数量优势的压迫而被迫后退，匆匆地通过佛日山地，退往新堡（Neufchâteau），于8月14日到达那里。从那里，麦克马洪的兵团用铁路送往沙隆，于8月19日才到达。在这个并非预计之中的会战内，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1万人到1.1万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并未追击。

在沃尔特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为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应于8月6日集中在萨尔河的后方，然后在那里待命，以等待第三军团占据了佛日的通路时再行动。但是当性情急躁的斯坦米兹听到了萨尔布吕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于是腓特烈·查理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前进了。此时，萨尔布吕肯正为法国第二军所占领，当该军军长弗罗沙尔知道了道埃在维森堡挫败的消息之后，他就认为他的位置太暴露，于是在8月5日撤退到在该地西南数英里处的斯皮齐仑（Spicheren）高地上。8月6日的清晨，普方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尔前哨的火力，不久之后，卡米基将军（Gen.von Kameke）的第十四师也赶到了。因为卡米基感觉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个后卫，所以他不等待上级的命令，即派了一个旅去攻击位于在弗罗沙尔阵地中央的罗瑟堡（Rotherberg）。于是又和在沃尔特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善之前，会战即已展开。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所以卡米基能坚守罗瑟堡不放手。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尔却相信自己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是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在很远的地方。在斯皮齐仑一战中，法军死伤共约4000人，而普军约为5000人。

这两次的挫败——斯皮齐仑和沃尔特——遂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中发生了惊惧的现象，于是下令向沙隆退却。当这个消息传到巴黎之后，那个以皇后为摄政的法国政府就宣称说：假使军队一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了8月9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下令停止撤退，而对于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死守。这样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赞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仍在继续撤退之中。

同一天，奥里维耶（Ollivier）的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的大权交给巴里柯将军，自从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充任第四军的军长。第二天，即8月10日，他开始负起指导战争的责任，自此以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上的把戏。他的《忏悔录》（Apology）出版于1871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地表示出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宜于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他告诉我们每天上午8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永无休止的讨论。8月9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50万新兵，可是到了10日，他们又害怕假使这些新兵获得了武装之后，就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了。到11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8月18日和23日，法夫尔（Jules Favre）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自此以后，左派人士就一直在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政府。这是当时政治上的情形。

8月12日，法皇虽然本人仍留在军中，但却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去行使。这种改变是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8月13日，普军右翼方面的第一军团已经在梅斯之东，到达了尼德河（Nied）；第二军团在摩泽尔河上的穆松桥（Pont-à-Mousson），也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Nancy）和仑内维尔（Lunéville）。所有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都在向巴赞的兵力作向心的前进。虽然他当时对于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的粮食缺乏时，遂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之线，而退到凡尔登（Verdum）附近的默兹河上。

为了便于撤退，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不幸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在8月14日，他的部队还有大部分留在梅斯以东。在科隆贝（Colombey）和波尔尼（Borny），法军受到普方第七军的攻击，但利用黑夜的掩蔽，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采取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着西南的阵地。其意义就是说，除非能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就必须撤销，因为现在唯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即为梅斯—布里埃（Briey）—蒙梅迪（Montmédy）道路，其所指引的终点将为勒泰勒（Rethel）或色当（Sedan）。事实上，巴赞早已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在此时还并不知道，他若不挺身而斗，则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梅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个胜利的敌军面前作侧进，当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

当巴赞正在集中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中的第五骑兵师在木松桥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8月15日与法国骑兵在维昂维尔（Vionville）和李宗维尔（Rezonville）的附近发生了接触。到了夜间，第十军在穆松桥，第三军在诺费昂（Noveant）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9时，阿尔弗尔斯李本（von Alversleben）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样就展开了维昂维尔的会战，亦称马尔斯（Mars-la-Tour）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都受到了强烈的压迫。虽然结果是不分胜负，但对于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它迫使巴赞完全放弃了撤向默兹河上的计划。反之，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伐（St.Privat）与格拉费罗特（Gravelotte）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在这一战中，双方的损失各约为1.6万人。

8月17日，巴赞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挠。毛奇正在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军团的全部兵力，后者尚缺第四军，它已经奉命向都尔（Toul）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发生联系。第二天就发生了伟大的格拉费罗特会战，亦称为圣普里伐会战，参战的普军为20万人，法军为14万人。正和1792年在瓦尔米（Valmy）会战中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换言之，失败的那一方将无路可退。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了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普军攻入圣普里伐，迂回了法军的右翼，于是巴赞被迫撤入梅斯要塞中。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都完全丧失了联系，后者于16日已经与法皇会合在一起。在这场战争中，格拉费罗特会战要算是流血最多的一次，普军死伤在2万人以上，法军约为1.3万人，但另有5000人被俘。(https://www.daowen.com)

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预算到法军的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之内，所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来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迫使普军必须组成一个围攻的军团，于是第一军团的全部，加上第二军团的大部分，一共为15万人，交由腓特烈·查理亲王指挥，奉命把巴赞钉死在这个要塞之内。

现在兵力共为8.5万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太子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萨克森第十二军，共13.8万人，另组成了一个默兹军团，由萨克森王储指挥。8月20日，后者在布里埃与康麦西（Commercy）之间，采取宽广的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前者的前卫则在伏瓦（Void）渡过了默兹河，向李格尼（Ligny-en-Barrois）和巴尔（Bar-le-Duc）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的地区中接受会战。23日，默兹军团在凡尔登的附近到达了马士河的右岸，虽然作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该要塞，于是遂命令其前卫骑兵向克勒蒙（Clermont）和圣曼胡（St.Ménehould）挺进。

此时，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的军团，定名为沙隆军团，他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兵力，其中包括：第一军，军长杜克罗特（Ducrot），共3.2万人；第五军，军长戴费里，共2.2万人；第七军，军长费里克斯·道埃，共2.2万人；第十二军，军长勒布仑（Lebrun），共4.1万人，以及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队，从沃尔特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后者是正在叛变状态之中。这个军团一共有166个步兵营、100个骑兵中队和380门火炮，总共为13万人。其中有许多部队都是毫无训练的，所以勒布仑将军曾经告诉我们，他对于每一个士兵发给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如何瞄准放枪。

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关于这一点他也获得了特罗胥将军的支持，后者于8月16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的军长。8月10日，特罗胥即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赞的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取消了这个行动。8月17日，即为法皇从梅斯回到沙隆的次日，曾经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中决定既然皇帝已把统帅权交给巴赞，那么他本人就应该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特罗胥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特罗胥先返回巴黎，宣布他即将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撤退。于是特罗胥启程了。

8月18日的夜间，特罗胥达到了巴黎，皇后立刻接见他，当她知道其任务的重要性时，她就向他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不要想生还都门，不，将军，皇帝绝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沙隆，你应该保卫巴黎，并且不必需要皇帝而单独完成你的任务。”

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特罗胥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后者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观念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自此以后，特罗胥即感到前途上到处都是障碍物。

当特罗胥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8月21日退到了理姆斯，他的人员到处骚扰，老百姓叫苦连天。22日，该军团仍留在理姆斯，在这个时候，参议院的议长劳尔（M.Rouher）率领着一个由巴里柯派来的代表团来到皇帝的大本营中，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进发。当麦克马洪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用电报回答巴黎政府说：“我怎样能够向巴赞进军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

这似乎是命中注定了的厄运，当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又收到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巴赞发来的，说他想要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说：“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赞，则对于巴黎将发生极恶劣的后果。面临着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实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就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梅迪进发。”8月23日，全军移到了贝希尼维尔（Bethiniville），他的人员到处搜括粮食，24日到了勒泰勒，在那里停留到25日为止。8月26日，麦克马洪进到了杜尔特洪（Tourteron），第二天又进了齐斯尼-波普勒（Chesne-Populeux），在那里接获了情报，得知萨克森王储已经越过了佛日山地，前进到了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遂命令在28日中作下述的运动：第十二军进到拉比卡斯（La Becase），第五军进到努阿尔（Nouart）或布臧赛（Buzancy），第七军进到斯东尼（Stonne），第一军进到罗考特（Raucourt）。

当麦克马洪这样向东绕着大圈子走，以求溜过敌军的右翼而与巴赞会合时，默兹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8月26日到达维特里（Vitry）-圣曼胡之线。普鲁士骑兵在他们的前头，到处搜索，当他们于8月24日进入沙隆时，发现它已经撤空了。从缴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理姆斯手中还有15万人的兵力。这个消息使毛奇大感惊异，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大的一个错误，让巴黎完全没有掩护，而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比利时的国界紧接着他的左翼。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毛奇在26日，命令这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的总部从巴尔移到克勒蒙。8月27日，领先的一军，默兹军团中的萨克森第十二军，进到了斯提内（Stenay），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的到达。两天之后，普军俘获了一名法军的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携带着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普军当局完全明了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的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Attigny），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的脚后跟上。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格朗普雷（Grandpré），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法军渡过默兹河。默兹军团以博蒙（Beaumont）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与齐斯尼之间。

当麦克马洪知道了巴赞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经趋向他的交通线，于是他就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梅济耶尔（Mézières）。8月28日，巴黎又有另外一个急电来，促使他再向蒙梅迪继续行进。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经使他的人员完全丧失了士气。8月30日，当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时，戴费里的第五军在博蒙，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了普鲁士第四军的奇袭。这个奇袭使麦克马洪损失了5000余人和42门火炮。他感觉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在晚上八九点钟，命令勒布仑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向勒布仑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却还并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假使他们向我们攻击，那是再好没有，我相信可以把他们逐入默兹河中。”对敌军兵力的错误估计使他受到了惨败。

那一天夜间，毛奇下达了下述的命令：

明天上午应尽量提早继续前进。假使敌人在默兹河的西岸上站立不动时，则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应加以激烈的攻击，应该把他们向默兹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愈压愈紧。

萨克森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地把两个军推进到默兹河的右岸上，对于面对着穆宗（Mouzon）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上和背面上的攻击。

同样地，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加强，以扰乱敌军在右岸（从穆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

假使敌军进入比利时的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应毫不留情地加以追击。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注定了应由他为法兰西送终。

戴温普芬将军（Gen.de Wimpffen）本在奥兰（Oran）指挥法国的部队，他在8月22日下午8时35分收到巴里柯的一个电报，要他立即到巴黎去。他于8月24日坐小船启程，27日在马赛上岸，次日下午8时到达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在忙碌不堪，一直等到过了午夜，到了次日凌晨1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说：巴赞正在攻击腓特烈·查理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正打击在他的背面上！巴里柯又说特罗胥将军不负众望，要求戴温普芬接替他。戴温普芬拒绝接受，于是他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戴费里。他接到了一卷地图，位置都是不对的，在8月29日上午，当他正要上火车往前方时，有一个使者匆匆地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如下所述：

当麦克马洪元帅一旦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权衡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之变化来使用它。

中午时，戴温普芬到达了理姆斯。在勒泰勒，因为铁路线已经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7时乘马车往梅济耶尔，于8月30日上午8时达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齐耶（Bazeilles），该地却已经混乱不堪。晚上9时，他听说麦克马洪已经正在向色当撤退。31日凌晨1时，他到达了色当，发现它已经为运输车辆所封锁，他于上午9时向麦克马洪报到，后者对他的态度却极为冷淡。接着戴温普芬又与戴费里争吵了一阵，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职。戴温普芬接管了他的第五军，但却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

当普鲁士方面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的计划向前推进时，沙隆军团进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地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梅济耶尔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了色当之后，第十二军（勒布仑）奉令扼守巴齐耶和面对着拉蒙塞勒（La Moncelle）和戴格尼（Daigny）的山地，第一军杜克罗在它的左面，面对吉逢尼（Givonne），第七军（费里克斯·道埃）则占领依里（Illy），第五军则充当预备队。

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所储存的口粮不足20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80万份口粮，因为遭遇了敌炮的射击，在尚未下载之前，即奉命驶回梅济耶尔。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的。弗尔德对于色当的情形，曾经有下述的描写：

这个城镇本身好像是放在一个托盘中，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甚至可以看清楚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得怵目，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在它的四周。在该镇的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从山顶上一直向左面的平原延展的是一片森林，再过去还有远山的背景。

8月31日的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中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齐耶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默兹河，但却为勒布仑的第十二军所逐回。这些桥梁中的第二个并未被炸断，很显然，麦克马洪的意图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了下午5时，他最后才命令勒布仑去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了，没有等到色当城中的火药送到，该桥遂又被敌军重占了。在道齐（Douzy）和顿齐里（Donchéy）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对于前者虽有加以炸毁的命令，但却无人去执行它。对于后者，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当他们正在察看的时候，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梅济耶尔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道埃将军正拟对他的阵地挖掘工事时，麦克马洪却立即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把自己封锁在这里，像在梅斯的情形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道埃回答他说：“他们会给你时间吗？”麦克马洪不做声骑马走了，他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之务，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

所以无怪其然的，各位将领都已经深感失望。傍晚8时，道埃将军问道提南（Gen.Doutrelaine）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已经完了。”道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道提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之前，作最后的努力吧！”

那一天夜间，法军中的一个士兵保罗·戴鲁雷德（Paul Déroulède）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的母亲：“色当，1870年8月31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我吻你和爱您。保罗。”

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而甘心接受会战，所以他认为他或许会乘着黑夜退回到梅济耶尔，或是前进到卡里格农（Carignan），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的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他的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30日的训令中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国太子对第三军团，遂决定作下述的部署：

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齐里向弗里格尼（Vrigne-aux-Bois）前进。

符腾堡师在多门（Dom-la-Mesnil）渡过默兹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

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道齐之南，其余兵力则进到费里诺瓦（Frénois）到华德朗库尔（Wadlincurt）之间。

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勒米里（Remilly），并与默兹军团的左翼合作。

萨克森王储对于默兹军团所下达的命令如下：

近卫军中的一个师进到维勒尔—塞尔雷（Villers-Cemay），其余兵力则进到法兰齐伐尔（Francheval）。

第十二军取道拉米库尔（Lamécourt）进到拉蒙塞勒。

第四军派一个师往勒米里，以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Mairy）充当预备军。

沙隆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默兹河、弗罗因（Floing）和吉逢尼河（Givonne）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隆（Balan）、巴齐耶、拉蒙塞勒和普拉提尼里（Platinerie）。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位为第一军，则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老营（Vieux Camp）以当作预备队。对于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8月31日的晚间，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了命令，已经从默兹河上和巴齐耶撤回。这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唐将军（Gen vonder Tann）能在9月1日凌晨4时，乘着浓雾的掩蔽，越过了铁路桥梁，并深入到巴齐耶。在那里遭到了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被逐退了。此时，萨克森部队也进了拉蒙塞勒，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8时萨克森炮兵击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销声匿迹。

当战斗进行之际，大约在上午7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炮弹破片击中，负了重伤，他交出了指挥权，并指派杜克罗将军代理。大约在8时左右，杜克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于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从一开始，他就不赞成在这样一个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瞭望着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过头向他的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已经不能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上。到了那里当我们的退路可以确保之后，然后才决定作进一步的行动。”当他的参谋长向他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杜克罗却向他怒吼着说：“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于这种窘境之中。”

他立即命令他自己的第一军和勒布仑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又是向梅济耶尔撤退的准备。勒布仑首先是犹豫不决，到了上午9时，才开始撤出巴齐耶。到了上午10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地前进了。在11时以前，这个村落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

现在就发生了一件历史上所稀有的怪事。从会战开始起，三个钟点之内，沙隆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又出现第三个。戴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第五军，在老营充当预备队。上午7时15分，他已听到了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钟点才再听到杜克罗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不曾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8时30分，他去访问勒布仑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然后又听到杜克罗已经下令撤退，不禁大怒。他从口袋中拉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他自己是总司令，然后向勒布仑说：“停止执行杜克罗将军所给予你的命令，我绝不退往梅济耶尔。假使这个军团要退却的话，那就应该退回卡里格农，而不是梅济耶尔。”接着他又匆匆通知杜克罗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

杜克罗接到了这个通知之后，就立即赶往与戴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之中发现他对于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依里在哪里都不知道。戴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后者已经很感到惊恐，所以他就向皇帝说：“陛下，您不用害怕，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入默兹河中去。”

萨克森王储正在吉逢尼河上作战，上午7时30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已经进到了费里诺瓦西南的小山上，瞭望第三军团的前进。这个军团凌晨3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经在顿齐里渡过了默兹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良好，它的前卫一路未遇到抵抗，通过了圣亚伯特（St.Albert）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St.Menges）。上午10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着依里构成了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瓦（Hattoy）高地上布置了62门火炮作为支援。这一火力是如此的强大，于是法军的马久里特将军（Gen.Marguerite）命令格里费特将军（Galliffet）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固然很英勇，但是却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而被逐回了。

当戴温普芬将军得知这些进展之后，他就开始认清了他自己的危险，但是更坏的事情却还在后面。普国太子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来了60门火炮到达了哈托瓦森林，以支援第十一军已经在那里作战的84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在默兹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钟点之后，第三军团的左翼与默兹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法军遂被包围。

普王、俾斯麦、毛奇、罗恩、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诺瓦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华克上校（Col.Walker）和美国名将薛里丹也都在一起。

布西（Moritz Busch）在其所著《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描写：

大约在上午11时，要塞中有一个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边是黄色的。在要塞之后面，法军正在作猛烈的射击，峡江的森林上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知道，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咯咯声。

当第三军团正在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个已经在上午8时进入维勒尔塞尔雷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把120门火炮的火力打击在吉逢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的火力又显出了压倒性的效力，它把法军步兵赶入了加伦森林（Wood Garenne）之中，在那里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10时，萨克森军攻占了戴格尼，接着又有29个炮兵连疾驰赶上去。对于这个阶段的会战，霍恩洛厄亲王（Prince Hohenlohe）曾经有下述的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是很可怕的。屠杀的惨烈景象十分惊人，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无损失之可言。炮兵在射击时好像是演习一样。”

布西又继续地写着：“现在是下午1时，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火线扫过了在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分。照我的表，下午两三点，国王走过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当他用望远镜向郊区瞭望了一会儿之后，就转身向周围的人员们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

他的猜想一点都不错。马久里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在准备要攻击弗罗因。大约在下午2时，杜克罗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就跑去找马久里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他立即表示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却负了重伤。于是格里费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作了三次冲锋。虽然充分表现出来了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都还是失败了，只有格里费特由少量军官和骑兵伴随着，一直透入到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上。当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他们的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耳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

虽然沙隆军团现在已经注定了毁灭的命运，可是戴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正在攻击依里“十字架”（Calvaire d'Illy）时，他对于道埃将军还送达了下述的命令：

我已经决定冲破敌军的战线到达卡里格农，然后再进到蒙梅迪。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加伦森林中的一切部队。

对于道埃的第七军所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Prince Bibesco）曾有下述的记载：

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的军团所剩下来的残部就要被吞食了。从地平线的每一点上，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的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地乱窜。

正午12时到下午1时，勒布仑的第十二军站住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冲出巴齐耶之外。为了想突围以到达卡里格农，戴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战场以便把敌军逐入默兹河中。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他的命令送达道埃，同时又训示杜克罗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塞勒进到巴齐耶。下午1时30分，他向皇帝送上了下述的签呈：

陛下，我决定从面对着勒布仑和杜克罗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愿意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到你的军人之中，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而更能奋勇拼命。

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当他接到了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搁在一边。他已经决心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

当他正在考虑最后的行动时，杜克罗的军已经自动崩溃了，纷纷退入色当和它的四周。当杜克罗进入城内时，有一位军官高呼着说：“白旗已经升起了！”

正当此时，杜克罗接获了戴温普芬的命令，其内容如下：

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员。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中去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践踏而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也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醒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说：“我们已经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们把我们出卖了！”

杜克罗去谒见皇帝，后者向他惊问道：“为什么还要放枪？我已经升上了白旗。”于是他命令杜克罗草拟一个全面停火的命令。杜克罗照办了，但他拒绝签署，因为总司令还是戴温普芬，此外参谋长傅尔将军（Gen.Faure）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勒布仑要他送给戴温普芬，但是后者却拒绝拆阅它。勒布仑指着白旗叫他看，戴温普芬却高喊着说：“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

戴温普芬冲进了色当，不是为了想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员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斗志，他高喊道：“巴赞来了！巴赞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起来，但大部分人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1200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着他们向巴隆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这一队疯狂的勇士遇到了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之中。于是戴温普芬就向勒布仑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

勒布仑自然不肯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下午6时，皇帝向杜克罗将军说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是杜克罗拒绝了。以后皇帝又请道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于是戴温普芬感情冲动地大喊着说：“陛下，假使说我已经丧失了这场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其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杜克罗马上跳起来，怒斥他的错误，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舌战。最后，戴温普芬接受了这个无可避免的厄运，同意向敌人投降。在此之前，早有一位巴伐利亚的军官疾驰回费里诺瓦山地上——这是普王驻跸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6时30分的时候，有一队骑兵的仪队在远处出现，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勒（Reille）缓缓地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向前来，脱下他的军帽，把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

普王与他的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了一封回信，仍由莱勒将军带回，在暮色苍茫之下，持着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还正在燃烧着，在巴齐耶方面也正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了。

第二天上午大约在6时时，有人在顿齐里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一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去色当城。过了默兹河，距离桥头约800步的地方有一座独立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戴温普芬去安排。

日耳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了军官460人，士兵8500人；法军损失为战死3000人，负伤1.4万人，被俘2.1万人，加上投降被俘的8.3万人和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3000人，一总为12.4万人。此外法军还交出了野炮（机枪）419门，要塞炮139门，车辆1072辆，战马6000匹。

德国官方的历史上说：“色当的胜利是日耳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成功之伟大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话实在并不夸张。它又说：

当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遂三度地蒙尘了。好像闪电一样，这个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日耳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度的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不曾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性后果，而只想赶紧攻入敌人的首都。

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巴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上午10时30分，驻在梅济耶尔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夜睡在克勒蒙，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7时25分，上面说：“麦克马洪已于今晨击败普军，而巴赞也正在向色当追击。”9月2日中午12时30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

戴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到了，它的开头说：“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已经被击败了。”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9月4日，国会受到了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的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了，特罗胥代替他做了政府的首脑。现在战争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

到了9月底，巴黎被包围。可是梅斯、贝尔弗特、斯特拉斯堡、都尔、凡尔登和梅济耶尔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所有的要塞又都逐一被攻陷，只有贝尔弗特为例外。12月17日，普军开始炮击巴黎。1871年1月29日，巴黎投降。差不多200余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的政治中心。现在却为柏林取而代之，直到1918年为止。

在巴黎投降的前11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之中，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耳曼）皇帝。240年前，华伦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间，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教皇的佣兵遂被意国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即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应该进行这项工作。

当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3月28日，巴黎公社（Commune）成立了，在疯狂的斗争中，男女老幼一共死了3万人之多。最后5月10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18日为法国国会批准，其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性的意味。

（1）赔款2亿英镑。

（2）法国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

（3）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

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是日耳曼的一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人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在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则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当作是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中的隐忧。

这一场战争对于历史的影响又是怎样呢？

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它永远无法湔洗的，法国的屈辱遂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德国的强盛，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和平”挑战。这一次的战争虽不至于发展成为全面性的欧战，也还是挑战了英国人的力量。第三，英国人为了对付德国人，并重建欧洲的均势，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的德国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无可避免地与英国发生冲突。自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两个真正的军事性和商业性的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是和拿破仑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则都可以有足够的空间；但是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大家都并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不能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的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之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发了军事化，到了19世纪的末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经走上了“全国皆兵”的途径，只不过是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变成了可以互换的，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于战争艺术的影响，也似乎有加以检讨之必要。

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诚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话，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的唯我独尊，再加上其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好像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为步兵时代所取而代之一样，现在炮兵时代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愈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愈变成了军事的基础。

第二是铁路对于军事组织上的影响日益增加，因此，迅速发展了巨型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尔贝特（Guibert），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一直等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火车头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

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化的陆军是一个太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优势是极为明显。可是一旦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所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注意而已。

费里罗（Guglielmo Ferrero）在他的论文《和平问题》中，指明在1870年到1914年，过去原来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权力和和平时期所产生的权力，现在却开始分开了：前者是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后者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

当新型的制造战争的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们已经使战争的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丧失了其制造和平的艺术。既然不能制造和平，外交家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来为战争做准备工夫。两个强国在1871年签订了休战协定之后，等到1914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却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的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了。

换言之，当战争的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战争在政治上也就愈难加以限制，最终以致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的战争终于又会变成了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一个同盟中的一分子，否则它的资源就绝不足以单独地从事一场战争。

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发了一个有关将道和指挥的问题。

毛奇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使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良将，再辅之以一场正常有效力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了。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示出许多的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像斯坦米兹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有“流血狂”的；像斯皮齐仑、沃尔特和科隆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两者，弗尔德曾经说过：“这两场会战都是极为特殊，都是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一个很坦白的供词。

对毛奇似乎可以称之为一位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一位超级伟大的战争组织家，他所依赖的主要是逻辑而不是机会。要想使他的艺术能够成功，必须坚守着某些静态的教条；它的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于他而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场“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天才不如攻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于战争是彻底地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上，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去各自为战。在8月31日和9月1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曾经对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沙尔（Blumenthal）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不曾再下达其他的命令。他也从来不曾预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因是法军自己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具有的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在运用上的优良。以将才而论，毛奇是不值得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位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会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他的部下去各自为战。

最后，诚如提耶尔所说的，这场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在一场民族性的大决斗中，除非是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上的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中占优势时，它一定能够获得胜利。求取胜利的意志和战斗的工具实为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一直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