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港的围攻

第四章　旅顺港的围攻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为西洋史中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不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角力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于西方人在亚洲的权势的大挑战。当1904年2月5日日本人的战号吹响了之后，也使东方和亚洲所有的民族都从古老的幻梦中惊醒了。

从一个欧洲人的观点上来看，似乎是再没有比中国的满洲和黄海更为遥远的战场，而对于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这里也是一个极不合理想的决斗场。满洲是一个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遍地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又有了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为高粱，高12英尺到15英尺，曾把整个平原变成了一座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112度，但冬天则极冷。七八月，甚至常常是9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了泥海。索罗维夫上尉（Capt.Soloviev）为参加这场战争的人，他说：“泥泞的深度可以达到马的腹部，重载的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大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在雨季的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11月到次年3月又是封冻期。

虽然如此，对于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却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的缺乏。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必须在远离其主要基地的550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港的距离。主要的交通线为西伯利亚铁路，以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它的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为262英里。

铁路的工程极为恶劣，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负担巨大的军事运输。更坏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留有一个长达100英里以上的缺口，而这个湖本身的宽度为30英里。11月到次年4月，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中就必须使用原始化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是如何的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的兵力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为海上的交通线。海洋的控制对于日本是极为重要的。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以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通入满洲之内；另一方面一旦战败时，也可以使日军有一个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之用，所以这个地区对于日本人也是十分的重要。在朝鲜以外就要算是旅顺港，只要有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即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被迫向它进攻，因而非分散其陆军兵力不可。对于俄国人而言，这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时间，以求在满洲集中足够的兵力好来迎击敌人。

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上的价值，足以代表日本占有优势的象征，这与俄罗斯舰队的被毁是一样的重要。1894年，日本已占有旅顺，但因为力弱而最终不能据守。所以今天若能失而复得，则不仅显得这次战争是师出有名，而更重要的却是表示了日本要比俄国优越。换言之，也表示亚洲要比欧洲优越。不管战略上是否有此需要，可是旅顺的据有对于日本人而言，实为这一次战争中的精神枢纽。

决定这次战争中的战略者，其主要因素可以综合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中的缺口和俄国人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还存在，则俄军在满洲的增援就绝无法求速。因为海参崴是一个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一个不冻的港口，假使日军在次年的冬季来临之前，即先占领了旅顺，则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军舰被切断了，而且即使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东来，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一个不封冻的作战基地了。贝加尔湖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了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了其在海上的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把旅顺夺去了，就可以集中其全部的陆军兵力，以从事一场巨大的决定性会战，若是俄军战败了，即可以希望设法诱劝他们放弃这场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为妥协，而非总体性的胜利——这是超出了其能力限度之外的。

当日本人既已决定了其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即为要想达到此项目标，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

第一点，这是至为明显的，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地方面来加以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的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的兵力。第三点，假使这两支兵力都是以日本为基地，则黄海的控制必须加以确保。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

当2月10日日俄开始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如下表所列：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是驻扎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Vice Adm.Stark）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所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这个劣势却为下述的事实所抵消，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一支强大的舰队，若是它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在一起，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了决定性的优势，日本对于装甲军舰并无一艘预备船，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场够资格制造这种军舰。所以日军必须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来之前，即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换言之，其意义即为速行陆上的攻击。

虽然在俄国训练军人的总数为450万人，而在日本却只不过80万人，可是下述的事实却足以抵消此种巨大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一旦爆发时，日本立即能将其常备陆军28.3万人中的大部分，以及火炮870门，都迅速地投入战场之中；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巨大地区之中，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足8.3万人和火炮196门，另有要塞部队2.5万人和铁路守备队约3万人而已。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载运能力太低，所以对于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

双方的陆军都是征兵制的。日本的征兵制是三年期的；俄国则为五年期，过此之后，俄国军人立即退为预备役，直到43岁为止。自从日本采取了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足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的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然。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入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曾经说过：这些人都是长胡子的、胆怯、愚笨、懒惰，只想睡得好吃得饱，根本就不想打仗。

自从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不断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取了小口径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1899年到1902年南非布耳战争（Boer War）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为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了，人们感觉到到处都是敌人。现在攻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之中，而不仅是局部性的危险，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的掩护，再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为过去战斗中所未有的。所以任何正面的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尔河（Modder）之战中，南非军在7700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3000人；在马格尔斯芬坦（Magersfontein）之战中，1.1万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5000人；在柯仑索（Colenso）之战中，1.3万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4500人。尽管人力是如此的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的。于是步兵的正面攻击从此告以结束。

对于布耳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曾有扼要的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枪弹与刺刀之间的决斗，而且也是照机械化的操典所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之间的决斗。在一个陆军中，若是所有的人员能够不为死板的制式所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于常识，那么才实为国家之福。”

除了用弹夹的步枪以外，1870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经为许多改良型号所代替了——有格特林（Gatling）、加德纳（Gardener）、诺登费德（Nordenfeldt）、霍齐基斯（Hotchkiss）、柯尔特（Colt）和马克沁（Maxim）等型号。最后一种为马克沁（Hiram S.Maxim），1884年所设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了战场上的女王。它所杀伤人员的总数，要比任何其他兵器都更多，可是当它出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

自从有了来复线的火炮之后，野战炮又大有进步了。在1877年到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Gen.Oukanov）曾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部队的地位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是不会太久了。”1891年到1892年，德国的威里将军（Gen.Wille）和法国朗格鲁瓦上校（Col.Langlois）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几年之后，又发明了速射的野炮，采取了无后坐的炮车，并且又加上了一面装甲的防盾，这是装甲再度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尚未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兵器，以后速射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了。不仅炮的射程较长，射速也可以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的方式，也使它成为一个不可见的敌人。

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国并无太大的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人认为是最高的美德；在俄国却根本上没有这一套。所以日本军人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号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代表。反之，克鲁泡特金（Kuropatkin）对于俄军却有下述的批评：“在这个陆军中要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于权威毫无尊敬之意，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他们的部下。”关于精神上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批评也非常的有意义。他说：

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叫好的，但是我们对于它的精神方面，却估计得太低了。我们根本不曾注意到下述的事实：许多年来，日本人的教育就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为基础的。在小学中，孩子们所受的教育即为爱国家和做英雄。这个国家对于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似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人在中国已经到手的胜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

俄军不仅在精神上处于真空状态之中，而且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国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为洗衣人和苦工，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到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一切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之后，有个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所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到200英里以外的某处以便调换军服。

两军的战术和训练，其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一样大。日本是亦步亦趋地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戴尼格里耶将军（Gen.de Négrier）在其所著《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批评：“对于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了最大的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尽一切的手段来鼓励其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面。他们经常引用苏伐罗夫（Suvarov）所说的话：‘子弹是一个疯狂的东西，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关于火力方面，他们的观念也很奇怪。直到1904年8月底，俄国人还是和在阿普拉克辛（Apraksine）的时代（1671—1728）中一样地施放排枪。”

特列季亚柯夫将军（Gen.Tretyakov）说：“我们的人员都不习惯于各自为战，在一条长的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是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所著《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金（E.K.Nojine）还告诉了我们下述的一段故事：俄国的军官们大声地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日本人为什么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地回答说：“因为在攻击时，他们的火线是展开得很宽广的。”

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是同样的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是以德国为模范的，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的，都是缺乏独立指挥的经验，而其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们。当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Adm.Alexiev）尽管他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了3月27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一直到旅顺失陷时为止，都始终维持着双重的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于是克鲁泡特金才变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既然不懂得军事，却又偏偏要遇事干涉，所以造成了许多的祸害。[1]

1903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圣彼得堡担任陆军部长的职务，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即为撤出辽东半岛。8月6日他向沙皇提出一个备忘录，在上面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若是日本人以其全部陆军兵力都侵入南满，则我们是无法守住该地区的。所以假使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起见，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部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取攻势。”

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说：“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关系，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定我们的舰队不可能会被击败的，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

简言之，在战争尚未发生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的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前者为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遂形成一连串的折中措施。

一旦克鲁泡特金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即开始照他的计划进行，但现在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之内，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于他而言，正好像巴赞困在梅斯的军团对于麦克马洪的关系是一样的。本来他是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其兵力的集中点，这是比较更退后，现在却决定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350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支队的兵力向旅顺推进。

这样的修改却并不能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是不可能获得制海权的，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人手中的唯一不冻港——以待增援部队的到达。他本来驻在旅顺，当他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遂于5月5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后者还感到犹豫时，他又说服了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的肩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

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清了在这场决斗中，一切的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上，但是他们也认清了，即令是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它本身也无法把俄军逐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逐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的失败，则日本获得战争的胜利就会殊少希望。所以他们制订的计划如下所述：

（1）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假使它拒绝会战，那么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尚未到达之前，先从陆上攻陷旅顺。

（2）在舰队保护之下，用三个军团的兵力在朝鲜港的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团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的三个军团则向辽阳运动，以当作第四个军团的掩护兵力。等到旅顺被攻占了之后，第四军团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三者，其目的是乘俄军尚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四个军团集中起来，以求赢得一个“色当”式的胜利。

照后来的事实看来，他们这种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太低了；他们以为还是能像1894年一样，一鼓作气地将它攻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里弗那（Plevna）的失陷一样，当后者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日本人甚至不等待正式宣战，当外交关系一旦断绝，他们就立即将他们的计划付之实行。1904年2月6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的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所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往济物浦。2月8日上午6时，东乡已经到达了旅顺口外东面60英里处的圆岛（Round Island），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的船只逐入了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又出海求战，于是双方交战达40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的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判决了日本人是有资格做第一等的海军强国，同时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丧失。从此以后，俄国海军即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2月12日，日本海军又作了一次攻击，从此到5月3日为止，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连串的封锁港口和布雷性的作战，其中有一次在4月12日，结果俄国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其舰队的心脏和头脑马卡罗夫将军（Adm.Makarov）也同时殉职。[2]

2月9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团建立了一个作战基地。2月27日，日军占领了平壤，14天之后又占领了安州。5月1日，黑木与查苏里希（Zasulich）之间，在鸭绿江上发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会战，后者终于被迫撤退。这是一次重要的胜利，这使得俄国人在世界各国的眼中大大减低了其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即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好像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

这个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以下的一个步骤即为孤立旅顺港。5月5日，日本的第二军团，在奥大将指挥之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师，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一次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的东北面，相隔只有40英里。这一次的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达三星期。当他的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大将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Port Adams）挺进，留下了第五师保护他的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的支队面对着。此时为5月19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团之间，构成了一个联系。[3]

说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团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奇袭，而更坏的是指挥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Gen.Stössel），对于这个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的准备。4月14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经来到这个要塞里，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团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一天，他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由自己独立指挥，斯托塞尔就显出了他的庸懦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布的第187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

今天我在教堂的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实在太违反规定，因为照规定，退休的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官的帽子的。

他所重视的都是这些不急之务。虽然他在2月28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这个要塞中人口约有5.5万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堆积如山的箱子中，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是装着伏特加酒！

在他之外为要塞司令希米诺夫将军（Gen.Smirnov），他倒是一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于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6月18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他的指挥权交给希米诺夫。然后斯托塞尔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而不去理会它。照后来的事实看来，这正与巴里柯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斯托塞尔正在这样模模糊糊地自寻死路之际，奥大将已经准备进攻南山上的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脆弱，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险固。他的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其宽度在海水高潮时，从北岸到彼岸一共只有3500码。从日军的前哨看过去，那实在似乎是不可能通过的。假使俄军若能使用其全部守军，则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的守军大约1.6万人到1.8万人，但在下述的会战中，却只用了3500人去对抗奥大将的3.85万人。

日军攻击命令是在5月24日下达的，依照诺金的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方面写冗长的报告，另一方面则做与指示相反的工作。在会战的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的，谁都不知应该做些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清晨5时，当南山的峰顶从雾幕中透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了金州湾参加炮击。到了11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的炮兵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4时，在日军右翼方面的第四师，从水深齐胸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的左翼，直趋敌军的后方。当下午7时20分时，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着恐怖的气氛。特列季亚柯夫将军说：“这种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着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我们的军乐队奏乐，在军乐声中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

在攻取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是相当的惨重，死伤总数共为4885人。以作战人数的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怕，共为1416人，即占总额40％以上。这表示俄军中个别士兵的战斗精神并不算太坏。虽然日军对他们的胜利已经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还是完整无恙，假使没有它们，则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了。

一旦大连被占领，日军第十一师即在那里登陆，它与第一师合组成为第三军团，由乃木将军指挥，他所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都逐入旅顺港中，而奥大将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Gen.Stackelberg），后者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6月14日和15日，奥大将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逐回。在1894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18个人，即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和其他部队的到达，他们在7月7日已经开始在大连登陆。7月26日，他发动他的第一次攻击，经过了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30日占领了凤凰山。当它被攻陷之后，俄军的防线也全面崩溃了，除了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的最后防线中的俄军全都撤退。经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以结束。

旅顺已经完全被围，除非克鲁泡特金能够南下解围，或者是欧洲方面有援军到达，否则斯托塞尔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决定一个被围部队的命运者，其因素一共有三个——人员、粮食和要塞工事。

在5月14日，除海军的船员不算，在斯托塞尔指挥之下的还共有41 899人，火炮506门。他的对手，在获得了第七师增援之后，兵力已增到了63个步兵营，3个骑兵中队，17个工兵连和474门野战炮及攻城炮，总人数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俄军在数量上并不太居于劣势。

他的补给情形则比较不满意。对于人员4.2万名、马4500匹的守军而言，所储备的物资估计为面粉180天的分量，雀麦粉37天，肉类18天（咸肉13天，马肉5天），腌渍品15天，糖190天，茶320天，秣草150天。但是经常还有闯过封锁线的船只，带来了补充品。

防御工事共分为三道主要防线：

（1）一个坚强的堑壕工事环绕着旧城，但却甚少战术性价值。

（2）沿着中国城墙，距离旧城的中心约为4000码处，是一连串的永久性混凝土炮台，中间由辅助性工事和堑壕所联系着。这一条线一直延伸到龙河以西，并把新城和港口都包括在内。

（3）在这两道主防线之外，即为一连串的设防小山和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为要塞东面的大孤山和小孤山，西面的一七四米山、生子山、赤坂山、二〇三米山和法尔斯山。

这些工事中有许多尚未完成，并为高粱地所遮掩。

乃木的任务即为尽量迅速地消灭这些要塞的抵抗力，以便可以确保制海权，然后他就可以回师北上与大山元帅会合，后者已于7月6日受命为日本登陆军总司令。

日军的围攻线从路易湾（一七四米山以北）起到大河湾（即大河口）止：一旦大小孤山被攻占之后，第三军团的设防即可以很巩固，而不害怕任何方面的攻击，所以乃木决定首先攻占这两座设防小山。

前者的高度为海拔约600英尺，为了对这座小山开始实施攻击，乃木遂于8月7日（星期天）凌晨4时30分开始炮击，一直打到了下午7时30分，步兵才开始前进。但因为大雨和天黑，他们只能在低缓的山坡上站立脚跟。满战场上都是硝烟弹雨，天上的乌云好像怒狮一样的可怕。在头上的险山好像是高不可攀，直接天际——甚至连猴子也爬不上去。这是那一夜的景色。

第二天大雨一直下到下午3时30分为止，日军再度开始炮击。这次炮击很有效，许多守军都被逐出了其临时挖掘的堑壕，可是当日本步兵前进时，他们又回到阵地中去作殊死的抵抗。最后在傍晚8时，大孤山终被攻陷，而小孤山也在次日凌晨4时30分陷落。(https://www.daowen.com)

当沙皇听到了这些山地失守之后，即命令费特吉夫特将军（Adm.Vitgeft）——他是自从马卡罗夫将军死后，即继任舰队司令——率领舰队冲出旅顺港，以与海参崴支队会合在一起。8月10日上午8时30分，他开始作这个企图，在雾幕低垂之中，他率领着6艘战舰、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冲出了港口。上午11时30分，为日本驱逐舰所发现，到了下午2时10分，双方展开战斗。俄国舰队摆脱了战斗，企图逃脱；但是到了下午4时14分，又为日军所捕捉，再度发生战斗。一个半小时以后，一颗12英寸的炮弹爆炸使费特吉夫特在他的旗舰“沙尔费支”号（Tsarevich）上被炸死了。他死亡之后，命令即发生了混乱，结果在他这支舰队中，有5艘战舰、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逃回了旅顺港，其余的船只则乘着黑夜逃往中国和其他的港口，最后均被扣留，只有“诺维克”号（Novik）沉没了，为唯一的例外。这样就结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的海上战斗，也在波罗的海舰队尚未到达之前，使日本人对于海洋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因为这支舰队还尚未准备就绪，所以乃木相信他能够在它出发之前，即先攻陷旅顺，甚至使它永远不会出发，因此他决定向要塞发动突击。

这样的决定固然是不无理由，可是对于一个由弹夹式步枪、机关枪和速射火炮所据守的要塞想发动突击，却可以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企图。面对着一个如此坚强的强敌，乃木将军认为他可以轻易成功，实在是未免过分乐观。

8月16日，依照战争的惯例，乃木派了一个军使到旅顺进行劝降，在遭到了拒绝之后，乃木即命令在19日发动第一次的总攻击。所选定的攻击正面，是从七光炮台以达松树炮台，同时对于一七四米山另作一次独立的攻击。多数的战斗都是在夜间发生，而且常常都是近距离战斗，情形是如此的混乱，请看下述实际观战者和参战者的记载。

费里尔斯（Frederick Villiers），是一位随日本第三军团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于8月22日这样记载：

这已经是凌晨1时，激烈的战斗仍未停息。俄军所有的九架探照灯有三架不断地在战场上这一个地区中扫射，炸弹和火箭不断地爆炸，火光烛天，使天边的月亮都显得黯然无光。深紫色的山配着碧蓝色的天、灰色的月光、探照灯的白光、炮口的红色火光、爆炸弹的黄色火焰，凡此等等形成一幅极为特殊的景色。我曾经看过多次的战争，却从来不曾看见过如此凄惨的场面。

第二天夜间，诺金从俄军方面对于战斗有下述的记载：

晚上11时，乃木发出了进攻的讯号，于是一个由活人所构成的“山崩”向我们滚滚而来，从谷地和沟壑中都有日本人钻了出来。步枪、机关枪和火炮都纷纷发射，探照灯闪光上上下下，火箭像金蛇一样飞舞，天空中挂着几百个大火球，使天上的星月无光，也使英勇的日本步兵睁不开眼睛。他们前进，扑倒，跳起来又向前奔，然后再倒了下来。在探照灯的闪亮之下，炮弹的爆炸火光更显得血红。到处都是喊声、兵器的碰撞声和爆炸声。最后，逐渐归于沉寂，攻击还是被击退了。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到处都是死伤枕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夜。

日军于凌晨2时又作了第二次突击，又失败了；隔了一个钟点，再来了第三次。诺金的记载说：

在讯号发出之后，又有一阵新的人潮向前推进。这些人已经不像人，而像疯狂了的野兽。我们的火力都不发生效力。人潮向前不断地滚动，他们不断地从中国城墙的缺口中向前滚动。

虽然如此，还是被击退了；到了8月24日的拂晓时，日军的第一次总攻击终于告以结束。其战果为攻占了东西蟠龙山和一七四米山，至于其他的目标则还是完全保留在俄国人的手中。

这一场恶斗中，俄军死伤了3000人，而日军则在1.5万人以上。这是一个昂贵的教训，使乃木认清了对于这个要塞的北面是无法加以突击的，于是只好采取正常的围攻办法，那也许要延迟到几个月之久。换言之，这就是说大山元帅已经不能再等待乃木第三军团的增援，所以在8月25日——即乃木最后一次攻击失败的次日——大山即发动了他的三个军团进行了一次辽阳大会战。假使乃木的8万人也能够赶上参加，那么其结果可能会使日本人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可是事实上，克鲁泡特金于9月6日还是向北溜走了，俄军死伤共为16 500人，而日军却损失了23 615人。

从这次会战起，到9月19日为止，在第三军团的正面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日军向日本本土要求赶送重榴弹炮来，以便击碎永久性的要塞，同时也开始作有体系的坑道战。

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乃木又选定了其下一个目标：东区中的水港要塞和寺庙要塞，西区中的生子山和二〇三米山。假使我们记得乃木在1894年曾经有过占领旅顺的经验，那么他在以前不曾注意到上述阵地中的最后一个，实在不能说不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从这个山顶上，是可以看到港中的全貌，所以它实在是俄军全部防御体系的总枢纽。

到了9月13日，围攻的工事已经推进到了距离第一个目标只有80码以内的地方，于是在19日实行突击，并于次日将其攻克，而寺庙要塞也在同一天攻陷。同时日军也向生子山和二〇三米山发动突击，虽然前者已于9月20日被攻陷，可是对于后者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击退。因为日军每次都固执地用密集纵队前进，所以损失非常巨大。即令当这些攻击成功了，也往往是得不偿失；假使失败了，则徒然只提高了敌军的士气。假使不是由于月底第一门28厘米的榴弹炮送达之后，围攻作战的方式即已发生了改变的话，那么也许就只好等饥饿来逼迫这些要塞投降了。

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炮兵现在已经变成了主要的兵种，一共有474门加农炮和榴弹炮，再加上6英寸和8英寸的木质堑壕臼炮，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了。在这些兵器当中，威力最大的还是28厘米的榴弹炮——一共只有18门，支援它们的则有16门5.9英寸炮和28门4.7英寸炮。所有这些炮兵都与炮兵司令部之间有电话的联络，其补给基地则为大连。这种11英寸的榴弹炮有1万码的射程，炮弹重达550磅。日军向旅顺一共发射了炮弹150万颗，其中有3.6万颗为11英寸的被称为“火车弹”，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发生的响声就像一列火车一样。第一门11英寸榴弹炮是在10月1日才开始轰击的，诺金对于它有下述的描写：“在七光山的炮台上，有巨大的烟柱夹着沙石一同升起，好像是一棵大树突然升入天空，然后再垮倒了下来。于是，像钟鼓一样的有规律，沿着东北的正面在不同的方向上每隔几分钟都有这种幻想中的大树升起，接着我们就可以听到可怕的爆炸吼声。这一天在二龙山和七光山的炮台上中了8颗炮弹，使穹窖受到了巨大的损毁。”

这些可怕的兵器在围攻战中的效力，可以与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轰击相比拟。俄军的永久性要塞马上开始崩溃，而对于日本人也是同样重要，因为从生子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港口中的一部分，所以有几艘俄军的军舰也被击中。

对于二〇三米山的坑道作业现在已开始，乃木的注意力还是仍然固定在东线上，现在所进行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在10月30日作第二次的总攻击。10月16日，日军攻下了二龙山的前线堑壕；26日，又攻下了松树山的前线堑壕，同日又攻下了二龙山的斜堤防线。10月30日上午4时30分，在二龙炮台之下有一颗地雷爆炸了；上午9时，日军对于在七光炮台到松树炮台之间的一切工事，同时发动突击。日军又是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还是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之后，终于被击退。霰弹、手榴弹和侧射的机关枪使日军死伤枕藉。31日，日军又再度进攻，还是被击退了。

尽管俄军拼命抵抗，可是旅顺内部的情形却是迅速恶化。粮食缺乏，病兵日增，高级指挥人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妒忌和对立状况；当克鲁泡特金在沙河会战（10月12日至14日）后撤退的消息传来之后，更使防御者感到失望。这就是10月15日的情况，在这一天，经过了无限的延误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在罗兹斯特芬斯基（Adm.Rozhestvenski）指挥之下，终于离开了李包（Libau）向东方进发。它包括8艘战斗舰，4艘装甲巡洋舰，8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一些辅助性船只。虽然其中有许多船只都是已经逾龄的，但因为日本的战斗舰已经由7艘减为5艘——2艘为水雷所击沉——所以假使这支舰队能与旅顺舰队会合在一起，那么东乡即可能会被击败。因此日军有不惜一切成本来击毁港内船只之必要。这也就是等于必须攻占二〇三米山一样，于是日军决定在11月26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击。在这一天，波罗的海舰队才刚刚离开达卡（Dakar）向印度洋进发。

自从第二次总攻击失败之后，到11月26日第三次总攻击开始发动为止，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内，主要都以地下战斗为主。巴尔特里特（Ashmead Bartlett）在《旅顺》一书中说：

整整一个月当中，在狭窄混凝土地下室的混浊空气中，到处都有地雷爆炸的威胁，还有手榴弹、刺刀和枪弹，日本工兵在世界人士所看不见的地方顽固地奋斗，想把同样顽强的对手逐出其地下工事。

第三次总攻击所选择的目标，还是和第二次完全一样，11月26日，在东方正面上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苦斗，结果也是同样的惨重损失。现在乃木将军决定不惜一切成本来攻占二〇三米山。为了准备发动总攻击，在11月26日和27日两日中，日军曾作连续的炮击。

二〇三米山的阵地在天然和人工两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强度。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巨型的堡垒和两个核堡，完全被有刺铁丝网所包围着。在它与法尔斯山之间的空隙中，有几道障碍物的掩护。在赤坂山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并由构筑优良的堑壕线包围着，在它的右翼上还有另外两个较弱的堡垒。所有这三个山头均为特列季亚柯夫上校所指挥，他一共有兵力约2200人。

炮击一直延续到11月27日下午5时为止，到了此时这个阵地就好像是一座火山在爆裂一样。于是火力停止了，日军开始向二〇三米山和赤坂山发动突击。在黑暗掩蔽之下，他们冲到了铁丝网边，在那里纠缠着不放手，经过了第二天一整天。诺金说：“他们疯狂似的打下去，直到筋疲力尽，丧失了知觉时为止，整个的营从地面上被扫除了。”在黑夜中又继续炮击，到了11月29日上午8时30分，日军又作了另一次突击，但又为特列季亚柯夫上校所领导的逆袭所击退。在赤坂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决斗。

11月30日，战斗又继续发生，一直延续到12月4日为止，当时天气清明而冻冰。诺金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类与钢铁、燃烧着的石油、炸药和尸臭等的战争。”最后到了12月5日，乃木已经完成了他的准备，遂又向这些顽抗的山头再作另一次突击，一个团攻击赤坂山，一个旅攻击二〇三米山。

突击在上午10时到11时开始，到了下午1时30分，才有日军一连攻入了二〇三米山顶上的堡垒，发现只有一个防御者还是活着的。快到下午5时的时候，战斗中止了，在山顶的碎瓦颓垣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旗在尘雾满天的空中飘扬着。

巴尔特里特说：“这个山头对于和平会议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地点。自从法军攻击波罗地诺大要塞之后，可能不曾再看见过这样多的死尸堆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日本人的死尸是十分的难看，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显出了一种极不自然的样子。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碎片、破碎枪刀的堆积中，到处夹着零碎的肢体和头颅。”

这种血肉的成本有多大呢？俄军战死了400人，而日军的死伤则为1万人到1.1万人。

虽然成本是如此昂贵，可是这个死亡投资的收获即为从二〇三米山的绝顶上可以看见俄国舰队停在港内的位置。12月6日，日军开始炮击这些船只，到了第二天就全击毁了。于是东乡的舰队可以返回本国去修整，以便再出海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后者才刚刚快要到达马达加斯加岛。

这次围攻战此时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专凭饥饿也足以了事。一切的捕鱼工作都已停止，40镑还买不到一头猪，一个鸡蛋会值6先令6便士，36磅大蒜要值64镑。12月8日，在旅顺的每天口粮配给标准规定如下：半磅饼干（在面包配粮之外者）、四分之一磅马肉和八分之一品脱伏特加酒。

粮食的缺乏和局势的恶化，遂使斯托塞尔将军在12月12日召开了一个战争会议，结果大家决议认为尽管舰队已经毁灭了，可是现在考虑投降还是太早。于是这次围攻战还是继续进行，现在这个阶段几乎完全是从事坑道和埋雷的工作。12月15日，有一颗11英寸的炮弹打进了要塞之内，把孔塔坦柯将军（Gen.Kontratenko）击毙了，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精力过人的军人，守军对于他具有充分的信心。他之战死使守军的希望也随之消失了。

攻击军的主力现在是指向七光、二龙和松树等炮台。12月18日下午2时30分，在七光炮台之下有两颗地雷爆炸了，炮台上涌起了大量的尘雾，把它完全掩蔽了起来。于是在它的西北角上，出现一个V形的大缺口。从这个缺口中，有好几百黑衣的人形，向那里冲击。日本步兵不肯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不等到烟尘消灭，他们就已经冲到了缺口之中。虽然如此，战斗还是一直延续到12月19日清晨，直到这时守兵才投降。28日，二龙炮台也被炸毁；31日，松树炮台也遭遇到了相似的命运，因为在一间屋子内储存1000多颗手榴弹，它的爆炸使全部的守兵都殉难了。最后，到了1月1日，在七光炮台附近的中国城墙上的守兵也撤退了，他们退到万台，但不久即被逐出。

万台被攻占之后，旅顺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当斯托塞尔听到这个消息，在没有与希米诺夫将军商量之前，即致书乃木要求投降。当他获得日军同意谈判的答复，1月2日上午，他就悬起了白旗。代表们在午时见面，用英语谈话，到了晚上9时45分，俄军签订了投降条约。当这个消息发表了之后，大部分的俄军都丢下了武器，开始抢劫了。

1月4日，所有尚未攻陷的要塞都全部交给日军，此时还有火炮456门，炮弹8.2万颗，枪弹225万发和相当数量的粮食。于是878名俄国军官和23 481名士兵都走出了要塞，变成了日本人的战俘。

这一次围攻战中的损失总数如下：俄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31 306人，日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57 178人，还要再加上病兵33 769人。后者中间有21 023人都是脚气病的患者。

这个投降的结果使乃木的第三军团可以腾出手来增援大山元帅，于是他可以集中大约30万人的兵力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31万人。2月23日，在奉天（沈阳）展开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一次会战。其正面的宽度为40英里，双方都掘有堑壕。一直打到3月10日，奉天城才为日军占领，于是克鲁泡特金向哈尔滨撤退。俄军死伤了6万人，被俘者为2.5万人，而日军的损失则为7.1万人。

此时，这个该死的波罗的海舰队才缓缓地东来，带着一大堆补给船只。5月9日进入了中国海，5月27日在对马海峡受到东乡的攻击，结果全被歼灭。克鲁泡特金说：“罗兹斯特芬斯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的陆军，反而为它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他的舰队在对马被击败了，所以才会当我们陆军已经集中了百万大兵，正要准备前进的时候，俄国反而来谈判和平了。”事实上是双方均已力竭，日本是在物质方面，而俄国则是在精神方面——在圣彼得堡早已发生暴动和罢工了。6月10日，美国总统出面调停，于是双方开始谈判，终于在8月29日签订了《朴兹茅斯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洲，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和库页岛的南部让给日本，此外还同意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支配地位。

若是与这场战争的时间长度、激烈程度、死伤的数字和财富的消费量作一个对比，则这种得失的分量真是太小了。因为欧洲国家对于这场战争结果，只作如此的衡量，所以实在是不幸之至，他们完全忽视了这场战争的革命性格。它不仅造成了一个战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世界事务的发展改变了它的方向。

当战争开始时，俄国人的战术还是和19世纪初期完全一样；虽然日本人的战术是以欧洲最近的模范为基础，但从根本上说来，其陈旧的程度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下面所引述的一段文章即可以当作例证。

在辽阳会战之后，有一位日本军官曾经向法国武官发表过下述的谈话：“当你注意到这里的一切情形与我们平时在国内的训练情形之间所具有的差异，那么毫无疑问就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自己所感到的惊异程度也差不多。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操典是与欧洲陆军的完全相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行动都是依照操典行动的，但是这个牺牲却极为巨大！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感谢我们已经获得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不应太迅速地向前，而且还应尽量利用掩蔽。”

其原因是枪弹和炮弹的威力日益增大，换言之，战场上变成了弹丸的世界。无人地带日益加深，双方战斗员隔离日远，因此会战的决定性结果也就更难于获得了。进一步说，会战的时间日益延长，迫使攻击者和防御者都必须加深其对圆锹十字镐的依赖性，结果又使双方在精神和体力上极易于匮竭。若与1870年和1878年的战争做一个比较，这个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交战的人员可以有数十万之多，可是战场上却好像是空无一人，而战场上空气中却似乎充满了子弹，每一发都足以打击战士的精神力量。所以，智慧性的纪律变得比自动性的纪律更为重要。自从1905年以后，军人不仅要服从，而且还要思考，知道如何生存和如何战斗，不是以钟点来计算，而是一连多少天。为了求得生存，所以圆锹十字镐与步枪成为两件相辅相成的兵器，正好像是利剑与防盾一样，同时铁丝网、机关枪和手榴弹的重要性更是日益提高。

虽然如此，在此次战争之后，机关枪不再为人所注意，正好像1899年至1902年的布耳战争后的情形。俄国人喊它是“魔鬼的喷水壶”。《肉弹三勇士》一书的作者佐久里曾经这样说：“弹带把枪弹送入枪镗，好像电影机换片子一样。请听它的声音！从近处听来，只是迅速和连续的特特声，在深夜沉寂的远处听来，它的声音好像一架织布机一样。这是一种恐怖的声音！俄军把这种机关枪当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当一支军队攻击敌方阵地时，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机关枪使我们最感苦痛和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克鲁泡特金所说也与此大致相同：“机关枪的价值现在变得如此的巨大，使我们感到不可一时无此君。照我的意见，每一个步兵班应有机关枪一挺，分派六个人去背负它和它的弹药。”

由于枪弹、堑壕和铁丝网使阵地正面逐渐变得无法加以攻击，所以炮兵的重要性遂日益增强。间接射击的方法完全取代了直接射击的方法。特列季亚柯夫将军对此曾有下述的评论：

这里的事实明白地使每个人认清了炮兵的真正价值。假使能使敌方的炮声归于沉寂，则可以不经过特殊困难的战斗就能占领敌方的阵地；因为一旦把敌方火力控制住了，就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攻击点，把自己的全部炮兵火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然后只要用相当少数的人员即可以把它攻占。

这里应该记着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野战防御工事都只包括着一条单独的堑壕线，这是可以用大量的炮兵火力来加以压倒的；假使是纵深地区的防御形式，由于当时的野炮射程还不能够掩盖着它们，所以也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了。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则英国的目击者何姆少校（Maj.J.M.Home）所说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

我所获得的最大印象，就是炮兵现在变成了决定性兵种而所有其他的兵种都变成了它的辅助兵种了。炮兵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强调了，因为假使其他的各种情形都相等，则具有最好炮兵的那一方面，就几乎总是可以获得胜利。

因为我深信炮兵是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所以应否裁减其他的兵种以大量增强炮兵，也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必要时，步兵大约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训练，而炮兵却是无法临时拼凑的。

炮兵发展的突飞猛进，开始使人感觉到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已经不再能够超过600码，超过这个距离，敌方的炮兵火力就可以阻止步兵使用他们的步枪。

可是在战后却很少有人再注意到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野战中炮兵的需要和机关枪与铁丝网合用所具有的迟滞能力，都又为人所忽视了。日本人在其对于七光炮台所作的最后攻击中，曾经使用砒质的毒烟，可是以后却并无一个人注意它，或是梦想到它的含意。

比这些战术变化还更重要的，就是日本的胜利对于世界事务的影响。它使俄国国内的革命滋长得更为迅速，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它使德国的东面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它可以集中全力到西面去，使欧洲的权力平衡终告破坏。它也使英国放弃了其孤立政策，这也正是“不列颠和平”的基础。为了重建平衡，它与德国日益疏远，而与法国日益亲善。此外，它也向白种人对于有色人种所具有的优势挑战，唤醒了亚洲和非洲的各民族，这对于所有的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虽然在当时对这些后果很少为人所认识，可是帕夫洛维奇（Pavlovich）在他的《民族政策与殖民政策的问题以及第三国际》一书中，却曾经有过下述的评论：

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亚洲人民的生活，是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和法国革命之于欧洲人民是一样的。它促成了土耳其的革命，使哈米德（Abdul Hamid）因之而倒台。它也使波斯人获得了强烈的刺激，使它同时对内求改革对外求独立，对于中国也是一样。但是在每个地区，都由于欧洲人的干涉而使民族自由的梦想未能兑现。

在非洲这个影响也是同样的广泛。狄赛（Dicey）是一位曾在非洲住过40年的英国人，他在其《埃及的前途》一书中曾经有过下述的评论：

在过去，土人们都深信即令他们再勇敢，也还是注定了必然会被欧洲人所击败，可是现在却突然地觉醒了。因为俄国一向被人认为在欧洲具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现在却居然被日本击败了。它的陆军败逃，海军毁灭，要塞被攻占。日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管其他的情形怎样，日本人却既不是高加索人又不是基督徒。诚然，这些非洲土人对于日本的情形一无所知，可是所有的非洲人，却都直接或间接地知道了，在远东的俄罗斯侵入军，已经为一个素不知名的非欧洲民族所击败了。

这个世界性的革命，却在印度——不列颠帝国权力的枢纽——真正发展成形了。安德鲁斯（C.F.Andrews）在他的《印度的复兴》一书中，曾经说过：

甚至在极遥远的村落中，农民们都在纷纷谈论日本的胜利。有一个在西亚具有长期经验的土耳其领事告诉我说：在内地到处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亚洲已经在动了，几个世纪的迷梦最后终于被打破了。这是世界史中另一新章的开始。亚洲的旧日光荣和伟大似乎又将恢复了。

普拉德汉（R.G.Pradhan）在《印度的独立奋斗》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日本的胜利对于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要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所发现的答案为日本的爱国心、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1907、1908和1909年，印度学生都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回国之后，遂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中坚分子。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这一战的后果。这一战是在亚洲的极东面打的，450余年以前，在欧洲的极东面也曾有一个同等伟大的冲突。1905年的旅顺陷落，与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都同样是历史上少数的真正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