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眠会战

第七章　亚眠会战

亚眠会战，照法国人的说法，应该称为蒙地狄耶会战，要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它不仅使在西线上的德军从此崩溃，而且也打开了这个僵持的局面，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就造成了一个战术性的革命。虽然如此，假使在1914年的德国陆军在组织上若能以速射的野战炮和机关枪为其真正核心——这是20世纪初期的支配性兵器，而不是以弹夹式步枪为其核心——那是19世纪末期的支配性兵器，那么也许就不会形成这样的僵持局面。于是法国也就会像后来的1940年一样迅速被打垮，在1940年，德国人所使用的又是另外两种具有支配性的兵器——战车和飞机。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缺乏这种高度的组织力，结果使枪弹能为圆镐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构筑足以防御枪弹的堑壕，并中和了火炮的威力。仅仅到了这个时候，各国的陆军才开始增加了他们的火炮和机关枪，以便达到守住或突破堑壕正面的目的，但因为堑壕和障碍物阻止了攻击而帮助了防御，所以诚如布罗赫所预言的，后者变成了较强的战争形式。

为了克服这种攻守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解决方案即为企图使用猛烈的炮兵射击以毁灭堑壕和障碍物（铁丝网）等。虽然一般说来，这种办法是可以保证最初阶段的成功，但它却使战场变成了弹坑遍地的地区，使有轮的车辆难以通过前进，没有车辆则攻击军就无法获得补给，所以虽然炮弹削平堑壕和铁丝网，结果还是枉然。[1]此外，即令这种炮战是非常的成功，但毫无疑问却使攻击者留在一个突出的地区中——在战术上这是一种不利的形势。所以虽然火炮的威力是大有增加，可是它的毁灭性却使它变成了静止性，不能够在一个运动战中担负决定性的任务。[2]进一步说，凹凸不平的弹坑也使防御者的机关枪更能发挥其威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炮兵的火力不特不能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却反而使这种局面变得更为僵持。

既然火炮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到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在依普里斯地区开始第一次施放氯气，这就是毒气战的开始。虽然最初也颇有成效，但因为毒气是很容易用防毒面具等加以对付的，所以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3]

到了战争的末期，双方都希望用打击对方精神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性胜利，双方都使用飞机来攻击平民。但是这却只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虽然它足以预兆一个可怕的将来，可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空权却始终不曾有足够的发展，足以获得具有决定性的战果。[4]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只是瞎撞而已，因为对于问题并无明确的了解。问题不在取消堑壕和铁丝网，而是要消解枪弹的威力，换言之，就是如何使大量的敌方步枪手和机枪手不发生作用，并且不是逐渐的而是立即的。很明显的，这个答案即为能防御枪弹的“装甲”，而不是增加“弹体”的数量——不管是枪弹、炮弹、炸弹和毒气都是一样的。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就有人早已想到这一点，在英国有斯温顿上校（Col.E.D.Swinton）等人，在法国则有艾斯提安尼将军（Gen.Estienne）。他们认清了虽然个别的士兵是无法装甲的，但是他却可以像水手一样，用装甲车辆来加以载运，因为这种车辆必须作越野的行动，所以应该使用履带而不是车轮。这就是战车观念的起源。1916年9月15日，在炮火连天的索姆河战场上，它第一次出现了。

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是古已有之，即以最近的历史而言，布拉肯布里上校（Col.C.B.Brackenbury）在1878年7月份的《19世纪评论》杂志中，即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叫作《装甲的野战炮兵》。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值得加以详细引述的，因为它很明显地预言了“战车的观念”。

简略地说来，布拉肯布里上校的理论大致如下所述：普里弗那会战的主要教训，就是说无论哪一种部队，只要躲在掩蔽物的后面，或者只要敌人是处在它的前方，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立于不败之地。炮兵火力的效力是当射程缩短时就会相对地增高，所以若在接近的地方，则炮兵的毁灭威力即可以实际地歼灭敌人。但因为步兵的威力也已经大量地增强，所以又不可能使炮兵进到这歼灭性射程之内，因此最后的问题即为如何保护火炮不受到枪弹的威胁。布拉肯布里上校的建议是使用轻薄的甲板，以保护炮手对抗步兵的火力，炮兵可以安全坐着等待攻击，不等到敌人到达炮位，即先将其击毁。炮兵不必再害怕为敌军所俘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战术体系，假定炮兵无论看见其前面有什么东西出现都不必逃走。假使双方的炮兵对战，那么哪一方面能够不怕敌人的霰弹和步兵火力，则即可以压倒对方。假使我们能够避免死伤损失中的十分之九，即一切被俘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顾及任何的意外了。军舰会装甲以对抗重炮，同样的，野战炮兵也会装甲以对抗步兵的火力和榴霰弹。最近，步兵的火力变得日益强大可怕，所以野战炮兵迟早都会要采取这种防御手段。假使我们给炮兵加上了这种防御性的装甲，而这却是骑兵和步兵所无法享受的，这样就可以使炮兵具有巨大的威力，而使战场上的战术受到严重的影响。这种发展好像日夜循环一样的自然。我们希望英国应该为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榜样。[5]

布拉肯布里的建议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认清了“在会战中的目标实为精神上的效果，因为死伤并不能使敌人退却”。——这也是“战车观念”的灵魂。他也和腓特烈大帝一样看清楚了“前进就是征服”，因为继续不断地前进可以具有可怕的精神效力，“刺刀学派”的思想与此并无二致，在原则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在1914年的条件之下，却根本没有可能。可是1914年到1917年的“炮弹学派”，却始终不曾认清这个观念，他们始终不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把敌人的阵地变成废墟，而是要使“火炮”能够在敌方步枪和机枪火力之下前进。要想使它能够继续不断地前进，则不是要使它具有压倒性的毁灭能力，而是要使它能彻底打击敌人的士气。这也正是战车——自动推进的装甲炮兵——所获得的成就。自从有了火器以来，陆军即面对着两个难题：（1）如何调和运动与火力之间的关系；（2）如何调和运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现在战车就都能使其获得解决。它用机器的动力来代替筋肉，于是增强了陆军的机动性；它用甲板消解了枪弹，于是增加了军人的安全；它使军人不必自己携带他的兵器，也不必用马匹来驮运，所以也就增强了攻击的力量。因为战车使军人在动态中获得了保护，使他能够在静态中战斗，换言之，是把海军战术运用到了陆战之中。

战车的第一次正确使用，是在1917年11月20日的康布莱攻击之中。在这次会战中，不曾使用炮兵准备射击。战车在步兵的前面前进，好像一条由机动化装甲炮台所构成的锁链一样。除了少数的修改以外，这种战术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使死伤的比例大为减低。虽然这次会战证明了战车的使用对于僵局已经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之路，可是由于缺乏预备队的缘故，在战术上终于还是失败了。直到亚眠会战时，才又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方法，而终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与“装甲战争”同时发展成形的，又有“空中战争”——这是最机动形式的战争，也是由于僵持局势而促进了它的发展。首先，飞机的使用几乎是专门限于炮兵火力的指导上；其次则为空中照相，以便测绘特种性的炮兵堑壕地图。这些任务也引起了在空中的战斗，但是一直等到1915年的夏天，德国方面才有在螺旋桨叶之间装置机枪的弗克尔式（Fokker）单翼战斗机出现，于是才开始有了有系统的空中战斗，于是在罗斯会战中才开始有轰炸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目标的尝试。接触性的巡逻是在索姆河会战中第一次使用。在梅西尼斯和康布莱会战中，又开始有了对堑壕和炮兵阵地的低飞攻击，1918年4月1日，英国正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空军（Royal Air Force），以取代原有的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空军的进展可以说十分惊人：1914年，英国飞行兵团只有军官165人，士兵1264人，一共携带了63架飞机飞往法国。到了1918年夏天，英国空军共有官兵291 175人，飞机2.2万架，其中有3300架在第一线上。它要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军。

当我们研究从8月8日到11日发生于亚眠东方的这次最伟大的决定性会战时，对于上述的这些战术发展是必须先记在心头的。

到了6月底，英军在亚眠的处境已经大有改进，指挥第五军团的劳林森将军——当它战败之后，即改称为第四军团——决定第四澳洲师应该占领哈米尔（Hamel）村落和柯尔比以东的一个森林。7月4日，在与第五战车旅合作之下，这些目标依照计划完全被攻占，而且损失极为轻微。[6]所以次日，劳林森遂又向海格建议进行一个规模更大的类似作战。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腹案，所以海格遂又于7月12日向福煦（两天前他刚刚升任法国元帅）建议，发动一个攻势推进在亚眠以东和东南两方面的战线，以使亚眠和重要的亚眠—巴黎铁路不再受到德军炮火的威胁。福煦表示同意，于是在次日，劳林森奉命拟订他的计划。他于7月17日提出了这个计划，到了23日，才获得了福煦和海格的批准。

这个计划也就是哈米尔攻击的扩大。它的目的是进行一个有限度的前进，以达4月所丧失的旧有亚眠外围防线，它在第四军团方面是从亚眠—罗瓦公路上的勒奎斯尼（le Quesnel）起，通过凯镇（Caix）村落，直到索姆河梅里库尔（Méricourt）以东不远的地方为止。

当他正在等候海格批准时，劳林森也曾在7月21日，在他设于弗里斯库尔（Flexicourt）的司令部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者有他的三位军长：加拿大军军长，居里中将（Lt-Gen.Sir Arthur Currie）；第三军军长，布特勒中将（Lt-Gen.Richard Butler），还有骑兵指挥官卡伐那中将（Lt-Gen.Charles Kavanagh）；澳洲军军长，莫那希中将（Lt-Gen.John Monash），以及空军和战车军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中又把原有的观念更扩大了一点，所使用的战车营数由8个增到了12个。其次在7月26日，福煦下达了其正式作战命令，其开头一段是这样说的：

（1）本次作战的目标是为使亚眠和亚眠—巴黎铁路摆脱战斗，并击败和逐退部署在索姆河与艾弗尔河（Avre）之间的敌军。

（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因这个攻势在北面有索姆河的掩护，应尽量地向罗瓦的方向推进。

虽然目标还是一样的，但却已不仅是以推到亚眠外围防线为限，因为罗瓦的位置在勒奎斯尼东南面，相隔有8英里远。同时也决定以8月8日为“零日”，7月28日福煦又再度扩大这个计划，他把狄贝尼将军（Gen.Debeney）所指挥的法国第一军团拨交给海格节制，并指定用它在劳林森的右面采取攻势。最后，在8月5日，海格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使这个作战的目标又有了彻底的改变。不仅是在法国第一军右方的第三军团也包括在这个攻击之内，而且劳林森所奉到的命令也改为向亚眠外围防线以东前进，为了便于使法国第三军团在蒙地狄耶与努瓦永之间前进，他又奉命占领罗瓦—绍讷（Chaulnes）之线，把敌军逐回到哈姆（Ham）——在绍讷东南面15英里处。为了协助他，骑兵军也交由他指挥。

在攻击即将发动的前三天，进军的深度突然增加了一倍，这当然使各位军长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改变原已拟定的详细行政命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攻势计划中都不可缺少的。所以现在必须要适应一种过去从未料想到的情况。此外，似乎福煦和海格两个人也从来不曾考虑到，当计划扩大时战场的性质也会随之而改变。

在索姆河以北，地面都为山岭沟壑所分割，这对于战车足以构成严重的障碍，但是所要进攻的距离却很短，因为亚眠外围防线在起线之东相距还不到5000码。在索姆河以南，直到亚眠外围防线为止，中间都是战车的理想战场，而德军只有微弱的设防。但是再往前进，就是1916年索姆河战场中的法军部分，那里是堑壕遍布，到处都是弹坑。不仅战车和步兵很难于通过，而且对于敌人的机关枪手而言却正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区。所以当攻击的深度伸展到了罗瓦、绍讷、索姆河之线时，攻击者就开始要面临着两个不同的作战：（1）是有计划的，如何进到这个亚眠防线；（2）是没有计划的，如何从那里再前进，越过索姆河旧战场，以达罗瓦—绍讷之线。因为后者是不能冲过的，所以需要强大的步兵和战车预备队来赢得它。但是因为这种兵力是不在预算之中，所以像康布莱之战一样，亚眠会战实际上也是“一天”的作战。

在8月8日这一天，劳林森将军所指挥的兵力如下所述：左面为第三军，一线展开的有第十二、第十八、第五十八等三个师，第四十七师在极左端巩固该军的左翼，而美军第三十三师则充当预备队；中央为澳洲军，前线上并列着第二、第三、第四等三个师，至于第一和第五两个师则充当预备队；右面为加拿大军，前线上为第二和第三两个师，而由第一和第四两个师充当预备队。此外他还有骑兵军，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骑兵师，第五空军旅，下辖六个战斗中队，八个侦察中队和三个轰炸中队，以及战车军中的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旅和第十营。作为总预备队，还有第十七、第三十二和第六十三等三个师也由他指挥。

攻击正面从南面的莫流尔起到北面的安克尔河（Ancre）为止。从莫流尔到亚眠—罗瓦公路，由法军第三十一军负责；从这条铁路到索姆河为止，由澳洲军负责；从索姆河到安克尔河为止，则由第三军负责。

对于第一天的会议而言，大致说来是准备用加拿大和澳洲两个军作为攻击的主力，而法英两个军则在他们的左右两方，构成防御性的侧翼。这个战场上又分成了三道目标线：（1）绿色线为所有各军的第一目标；（2）红色线，为所有各军的第二目标；（3）蓝色线和蓝色点线分别为澳加两军的第三目标。在第一线准备暂停两小时，以便第二波的攻击军可以赶上，并越过第一波再进攻。

战车部队的分配如下：第四战车旅（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十四各营）配属给加拿大军，第五战车旅（第二、第八、第十三和第十五各营）配属给澳洲军，第十营配属给第三军，第三战车旅（第三和第六两营）配属给骑兵军。

这些战车营所装备的战车，其性能见下页的附表。第三和第六两战车营各有48辆中型A战车（Whippet），除了第一和第十五两个营各有36辆第五号星型（Mark V Star）战车以外，其余各营都是一律具有36辆第五号（Mark V）战车，另有6辆预备车以作损毁时的补充。一共有324辆重战车和96辆中型战车，此外还有42辆预备车；此外还有96辆补给战车（改装后的第四号战车）和22辆火炮载运车（gun-carriers），也改装为补给车，所以一共是580辆履带车辆。此外还有第十七战斗车营，其装备为12辆装甲汽车。它由第五战车旅指挥，参加澳洲军的作战。

这样的兵力分配是足够保证进到亚眠外围防线而有余，但是若想在8月9日，越过它们再进到罗瓦—绍讷之线，则又显不足。因为所有各师和战车在8日这一天中都要参加战斗，所以都必须加以重组，然后在9日才能作一个有体系的前进。8日这一天的攻击兵力是太强大和太密集。各师的正面且在开始时平均为2250码，在结束时则为3000码。若是时间许可的话，这些正面是可以放宽的。若果如此，则也许又可以抽出两个师和两个战车营以当作总预备队（加在原有三个师之上）。进一步说，若是骑兵军和它的战车营也能保留到8月9日再投入战斗，那么在这一天当中，就可以有生力军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和四个战车营继续参加战斗了。这个继续的向前推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要想保持着攻击的力量，则不仅应击败敌方第一线部队，而且还要在他们的预备队尚未赶到之前使他们继续往后溃败。把已经溃败的敌军，投掷在尚未溃败的敌军头上，这是使后者组织崩溃和士气瓦解的最有效的方法。

德军方面与这次会战有关的为两个军团——第二军团和第十八军团，前者的司令为马尔维兹，后者的司令为胡提尔将军（Hutier）。前者的正面从英国第三军左翼上的谬尔提（Meaulte）附近起到莫流尔以南半英里远的圣胡贝尔（St.Hubert）森林为止。后者的正面从圣胡贝尔森林起到努瓦永为止，与法军第三军团的右翼相密合。第二军团在前线上有十个师，另有四个师充当预备队；第十八军团在前线上有十一个师，预备队四个师。

在英军第四军团的正面上，所采取的战术还是和康布莱之战一样。战车集结在步兵起线后方1000码处，在零时以前，在飞机噪声掩蔽之下，它们前进到起线上，到了零时，在一个爬行弹幕[7]之下（由军团炮兵的三分之一担任发射，其余三分之二的炮兵则轰击敌军的炮兵阵地）掩护着步兵前进。因为法国第一军团只有极少数的战车，所以当法军第三十一军开始前进时，炮兵从零时起仍对敌方的堑壕和炮兵阵地作连续45分钟的轰击。英国第四军团一共可以使用800架飞机，而法国第一军团则更有1104架之多。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德国方面两个军团一共只有飞机365架，所以联军方面是拥有制空权的。除了在会战中企图继续保持着制空权以外，英国空军还要担任下述的其他任务：与攻击部队合作，轰炸和扫射敌方的地面目标，对于前进部队补给弹药和对绍讷、罗瓦、尼斯勒（Nesle）和皮隆尼等地的铁路中心以及索姆河上的渡口进行轰炸。

骑兵军和第三战车旅所指定的任务是，一有机会即从加澳两军领先步兵之间通过并迅速前进以夺占亚眠外围防线，然后坚守着它以待接替兵力的到达。于是他们就再向东南，进到罗瓦—绍讷之线，以便切断敌军的交通线，并使法军的前进可以比较容易。

这是一个疯狂的任务，受到了战车军军长和参谋长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战车和战马之间是无法合作的，因为战车不怕枪弹，而马匹则不然。他们建议了一个帮助法军的较好方法：首先保留两个中型战车营，等到步兵和第五号战车已经达到了突破目的之后才使他们前进，从维勒尔布勒通讷到罗西耶尔（Rosières），转向右面再向南扫过一个宽广的正面，通过德方两个军团的后方而最后到达蒙地狄耶的东南面。劳林森将军却认为这个迂回运动太冒险，而决定仍然维持其原有的任务。

最后，保密和奇袭实为攻击的灵魂。所以直到零时前24小时到36小时，部队才知道攻击的目标和接受命令。一切运动都是夜间行之；前进的搜索和炮兵试射都绝对禁止，部队均各自进行正常的工作；道路上均铺以沙土和稻草，物资的堆集都加以伪装，并用强大的空军以阻止敌方侦察后方地区。尽管有了这许多的预防措施，可是在7月29日的清晨，占领着索姆河以北地区的第五澳洲师却发动了一个愚笨如驴的突袭，俘获敌军138人。8月6日，必然的报复接踵而来。德方第二十七师面对着英方第三军中的第十八和第五十八两个师的内侧翼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正面宽达4000码，透入了800码的纵深，俘获了英军236人。这一次的攻击使第三军的一切攻击准备都受到了破坏，使8月8日的会战也受到了严重的后果。

从7月29日起到8月8日清晨为止，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3个战车旅和2000多门火炮，毫无阻碍地都集中在亚眠以东的地区上，正面约为10英里，距离一个尚未觉察的敌人只在一跃之间。这对于组织和参谋工作实在要算是一种胜利。

8月7日到8日的夜里，是一个无月的晴天，但是在凌晨3时地面开始起雾了，4时一过之后，战车就慢慢地前进，从集结地区进到了步兵的起线。这时雾已经变得非常浓厚，能见度几乎是零了。4时20分整，2000门火炮像一声雷鸣一样，同时开火了。炮弹像台风一样扫过了亚眠外围防线和敌人的炮兵阵地。爬行的弹幕落在领先战车和步兵前面200码远的地点上，最初是以每三分钟100码的速度加速推进。

虽然这场大雾迫使攻击部队分裂成小群，并阻止了对于索姆河以南地区的空中行动直到上午9时为止，但是这个奇袭还要算是很成功。因为有雾的缘故，最前面是第一拨的散兵，接着就是战车，后面跟着步兵以单行的小型纵队前进，再后面就是连级的战斗群以作支援。大约宽达500码的无人地带是迅速地被越过，他们扫开了敌军的第一线，使敌军匆匆地溃退。

在右翼方面的法军发动攻击较迟，但他们的前进也使德军遭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想不到战场正面会有这样宽。上午9时30分，法军攻占了莫流尔。于是接着又是一个新的炮兵轰击，长达200分钟。在法军第三十一军的右面，法军第九军也开始前进，不久以后即在艾弗尔河上被阻。以后，第三十一军占领了梅济耶尔，又暂停下来等候炮兵的轰击，到了下午5时30分才继续前进。大约在下午9时，这个军占领了弗里斯诺瓦（Fresnoy），但却未能攻下勒奎斯尼。我们当记着法军并没有什么战车，所以他们的成就不能算是太坏，他们的成本是死伤3500人，但却俘获了5000人以上的敌军和火炮161门。

此时在左翼方面，英国第三军的前进却立即遇到了敌方毒气弹弹幕的袭击，迫使攻击者必须戴着防毒面具继续前进，这是一种极为吃力的作战。虽然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在上午7时40分，还是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第一目标线，但是再进一步的前进企图却受到了挫折。其结果是使在索姆河南岸的澳洲军左翼，在敌军设在齐皮里（Chipilly）附近的炮兵阵地纵射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第三军为什么不能完成任务的原因，大部分（姑且不说是全部的）都是由于受到了澳洲军在7月29日所进行突袭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在加拿大军的正面上，第三、第一和第二等三个加拿大师的领先各旅，在上午7时45分即占领了第一目标线，在上午11时又占领了第二目标线，此时第四加拿大师就通过它们向前跃进。德方只有少数的火炮发射，敌方的步兵已经完全溃散，有许多在场的军官们认为装甲车辆现在已经可以到处通行无阻了。这也的确是事实，从下文的记载上看来，装甲车若是能够幸运地摆脱了骑兵的束缚，那么他们就证明确能如此。从第二线目标开始，第五号星型战车，载运着机枪组即将随着第四加拿大师去占领第三号目标。同时第三骑兵师和第三战车旅也就要奉命向前推进，以占领罗西耶尔为目标。加拿大部队的最后前进是从中午12时40分开始，到了下午3时30分，沿着全线都已经达到了第三目标线，只有勒奎斯尼为例外。假使不是法军在弗里斯诺瓦被阻，则这个村落也毫无疑问可以攻占。

此时在澳洲军正面上，第二师在右，第三师在左，也都向前挺进，到了上午6时20分即已攻占了第一目标线的全部。于是略事停顿，以待第四和第五两个师赶上，并向第二和第三目标线推进。当这些师在上午8时20分由第十五战车营伴随前进时，第一骑兵旅和16辆中型战车也奉命前进，此外还有第十七战斗车营的装甲汽车也用战车把它们拖过了破碎的路面。到了上午9时15分，第五师达到了第二目标线，可是左面的第四师由于为齐皮里岭上的德军炮兵火力所阻，直到上午10时30分为止，都还不曾占领其第二目标线。以后该师的领先旅还是继续挣扎前进，终于在10时30分到11时，才达到了第三目标线。可是此时由于遭到德军炮兵的侧射，第四师的行动又被阻止了，他们受到了重大的死伤，损失了许多战车，才终于达到了其最后目标——只有极左端为例外。

在加澳两军的前进中，战车在克服敌人机枪的抵抗时表现出极大的价值。虽然如此，但还是和在康布莱会战中的情形一样，其主要的效力还是在精神方面。面对着一个他们无法阻止的兵器，德国步兵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于是本能地开始溃逃了。这并不是因为害怕战车上的火炮和机枪，而是因为大量的战车不断地向前滚进，显示出了一种无法抵抗的威力。可是当战车面对着敌方的炮兵时，问题又不同了，因为在这一天当中，就有109辆战车是为炮火所击毁的。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该日作战总兵力中的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战车战斗中，这个损失比例就好像是一个常数一样。不过专就战车的未来任务而言，8月8日这一战中最具有启发性的教训，还是企图使战车与骑兵合作的失败。

诚如当时战车军司令部所预料的，这种合作是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但不能互相帮助，而且还互相克制。因为骑兵的运动速度可以比中型战车快，所以在与敌人接触的运动时战车被丢在后面。可是骑兵却又挡不住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所以在攻击中战车又进到了前面。结果是在不断地作穿梭式的运动：首先是战车前进，骑兵后退，接着又是战车回过头来，迎接骑兵前进。因为对于战车并未指定目标，所以他们所作的只是装甲游击战而已，逐一摧毁敌军的机枪阵地。虽然在8月8日那一天，曾经接到了夸大的报告，说骑兵在罗西耶尔附近曾作大规模的冲锋，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骑兵却还不曾越过蓝线，尽管他们对于敌人留在后方的人员曾经围捕到不少。还没有到天黑时，他们就因为马匹要饮水而被迫退却，于是中型战车也就随着他们一同回去了。

假使当时在第三和第六战车营的后面，若用卡车载着步兵一同前进，那么他们的车辆也和装甲汽车一样，可以用战车拖到蓝线的附近，于是步兵就可以徒步行军掩护着战车前进。这样一来，也许在8日下午即可以占领李洪（Lihons）和绍讷附近的高地。假使这个高地被占领了，因为德军第二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全部补给都是仰赖一条通过该处的铁路来维持的，所以面对着法国第一军团的全部德军都可能会要被迫后撤了。

在这次会战中有两个意外的小事件，即足以说明这种可能性。其一，是卡特尔中校（Lt-Col.E.J.Carter）所指挥的第十七战斗车营（实际上是装甲汽车）所进行的一次行动；其二，为一辆惠皮特（Whippet）中型战车，在摆脱了骑兵的束缚下进行的一次单独的突袭。

第一个意外事件是发生于装甲车被拖到绿线以西不远的华尔夫西（Warfusée-Abancout）时，在没有其他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他们单独向弗柯库尔（Foucaucourt前进，在蓝线东面约4英里处为其最后（第三）目标。在那里他们奇袭了一个德军的司令部，使他们发生了极大的恐惧。在混乱之中，装甲车转向亚眠—布里（Amies-Brie）公路的南北两面前进。那个向南前进的部分部队，遇到敌方的大量运输纵队和一些骑兵，这大致是属于在弗拉麦尔维尔（Framerville）德军司令部中的。他们在接近射程发射机枪，一次就打死了四个德国军官。不久他们就达到了德军的司令部，升上了澳洲军的军旗，在前几分钟德方军长还驻在那里。同时，有一辆装甲车发现了在亚眠—绍讷铁路线上还有一列德方的火车，于是立即加以破坏，以后这列车为骑兵所俘获了。

向北前进的装甲汽车进入了普卢瓦尔（Proyart）和久格诺勒（Chuignolles），另外有两辆进到了索姆河上。在普卢瓦尔，德方部队正在进餐，装甲车向他们发射，使他们四散奔逃。其次，他们再向西行动，看见远距离处有被澳洲军从堑壕中逐出来的许多敌人。为了要发挥奇袭的效力，他们躲在普卢瓦尔的郊区中，等到敌人接近后，就迅速跃出，杀伤了很多的敌军。敌人四散溃逃，越野的部队逃向久格诺勒，在那里又遭遇到了其他的装甲车，又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失。

虽然到了8日的下午，装甲车中的大部分都已损毁不能作战了，但是人员的损失却很轻微，没有一个重伤的。

第二个事件也是同样的戏剧化。“音乐箱”（Musical Box）是一辆中型战车的绰号，它是由阿诺德少尉（Lt.C.B.Arnold）指挥，属于第六战车营的B连。8日的上午，它通过了澳洲军第二师的战线，沿着与亚眠—布里铁路平行的方向行动，遂与骑兵失去了联系。它首先在华尔夫西与巴永维耶（Bayonvillers）之间，从后面攻击一个德军的炮兵阵地，使它丧失了作用。接着就向基劳库尔（Guillaucourt）前进，沿着铁路向东进，协助两个骑兵巡逻队，一次杀伤了60名敌军。接着又在200码到600码以外，向敌人射击，在击毁了几个敌军运输纵队之后，才终于自己着火焚毁了。

这12辆装甲汽车和1辆中型战车所造成的混乱，可以说是十分地惊人，假使在8月8日那一天之内，所有的中型战车若不为骑兵所牵制而全部集中在绍讷的附近，则从亚伯特到蒙地狄耶和从蒙地狄耶到努瓦永之间共约50英里长的正面上，德军的全部指挥和行政体系都可能会一扫而光了。

现在姑且不谈这些假想之词，8月8日这一战对于联军而言，要算是马恩河会战之后联军的最伟大胜利。联军一共所付出的成本为1.2万人，但却杀伤了敌军1.3万人，俘虏了1.5万人和火炮400门，并且突破了敌军的正面。现在联军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于他们的初步成功加以进一步的扩张而已。

可是他们对于战果的扩张，却是毫无准备的。同时，这个古老的索姆河战场也注定了要使机动战又变成了堑壕战。虽然战车在设计之始，是当作堑壕战争兵器使用的，可是其真正的任务却是在机动战方面。英军现在还有可用的战车300辆，但是人员却已经疲惫不堪，而所有曾经参加过战斗的战车也都需要修理和补充弹药及燃料。结果在9日那一天，只有145辆战车可以参加战斗。当此之际，因为鲁登道夫反对撤回到兴登堡防线——那也许是一个最聪明的措施——所以他已经迅速调来了六个师的预备队，用以增援第二和第十八两个军团，另有七个师也在调动之中。

对于9日这一天的行动，劳林森将军的命令是第四军团应进到罗瓦—绍讷—布雷（Bray sur Somme）—狄尔南库尔（Dernancourt）之线，而法军则应进到罗瓦。但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少将（Maj-Gen.Montgomery）却这样写着：“不过由于通信的困难和其他的原因，全面的运动直到上午11时才开始，有某些旅甚至迟至下午1时。结果在全天之中，战斗都是不连续的，各师和各旅的攻击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发动。有些攻击尚有炮兵的掩护和战车的支援，有些则完全由步兵担负，而毫无其他兵种的支援。”此外，在右翼方面，法军的攻击也是毫无生气的。虽然如此，到了夜幕低垂时，战斗正面也还能够大致推进到了布须瓦（Bouchoir）—卢弗罗瓦（Rouvroy）—梅亚里库尔（Mèharicourt）—弗拉麦尔维尔—梅里库尔—狄尔南库尔之线。

在8月9日到10日的夜里，澳洲军奉命把它的左翼伸展到索姆河的北面，而其第三十二师则应前进以支援第三加拿大师。在10日这一天，英方三个军的目标还是和前一天一样，没有改变。

8月10日，正面又展宽了，因为法国第三军团也在其第一军团的右方参加了这个攻势。还是和8月9日的情形一样，在第四军团的正面上，简直完全缺乏合作，各个旅都是零碎地投入战斗。德军的抵抗力已经相当地增强了，有更多师的预备兵力投入了战斗。在法军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的正面上，因为德方的第十八军团已经正在后退之中，所以前进颇为迅速。但是在第四军团方面，加拿大军还前进不到2英里远，澳洲军还更少，而英国第三军则达到了其第一日的全部目标线。

海格和劳林森到了此时，已经知道沿着第四军团全线的攻势都已经成为尾声了。于是为了结束它和再往更北面的地方重新展开攻势，海格于10日的清晨，派了一个参谋去通知英国第一军团司令霍恩爵士（Gen.Sir Henry Horne）赶紧执行早已决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第一军团应攻占拉巴西（La Bassée）和奥贝尔斯（Aubers）岭，第二军团则进攻克麦尔（Kemmel），第三军团则进攻巴波姆。

在这个训令发出不久之后，福煦元帅也来到了设在威里（Wiry）的海格前进指挥所，主张应向东对着哈姆的方向攻击。因为这个行动的意义无异于面对着实力日渐增强的敌军继续作全线的消耗战，所以海格建议暂缓在亚眠以东的攻击，而正当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在准备之时把攻击的重点移到拜恩的第三军团方面，它正处在第四军团的左面而以面对着第四军团和法国第一军团的德军右翼为目标。但是福煦却坚信德军的士气已经崩溃，所以不会有太坚强的抵抗。他之所以获得此种结论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德军对于法方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的前进没什么抵抗。很明显的，他并不知道这一部分的德军是正在自动撤退之中。似乎海格对于第一点也不十分明了，所以在福煦说服之下，也不免将信将疑，遂命令照福煦的指示行动——这使劳林森大感不满。

在8月10日黄昏时候，第四军团所奉到的命令是在11日这一天第三军应取守势，而加澳两军应在哈姆和皮隆尼之间挺进到索姆河上，并且在其右岸上建立桥头阵地。同时，法国第一军团的左翼也受命进占哈姆。

到了11日，就很明显地可以证明出来，海格和劳林森的想法是对的，而福煦对于情况的判断却是错误的。蒙哥马利少将说：“由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增强，而我方又缺乏战车和充分的炮兵支援，所以在11日清晨，居里爵士命令其加拿大军停止攻击。”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澳洲军攻占了李洪。大约正午时，德军首先作猛烈的炮击，接着就对着齐里（Chilly）和沿着1917年2月英军的旧有战线，在达米里（Damery）和弗克斯库尔（Fouguescourt）之间发动了一连串的坚决反攻。虽然德军的反攻是被击退了，但这却是会战即将结束的确切信号。

下午3时，劳林森在维勒尔布勒通讷召集所属各军长开会，决定暂停进攻到8月15日为止。8月12日，骑兵军也撤回当作预备队。

于是亚眠会战正式告以结束。虽然如此，可是当8月14日，海格到沙尔库（Sarcus）去谒见福煦时，后者却又强迫他向绍讷—罗瓦正面上的敌军进攻。海格在他的日记上面有下述的一段记录：“我表示反对，因为这个行动只会使人员和战车受到惨重的损失。我坦白地告诉福煦，让他知道我对于英军的指挥是只向我国政府和人民负责的。于是福煦的态度才立即改变，说他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把一切的意图提早告诉他而已。尽管他口中所说的是很客气，但在过去五天之内，福煦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一直还是坚决地主张我应该沿着索姆河南岸挺进，并且攻占皮隆尼的桥梁，不管德军的抵抗是如何的激烈和英军的损失是如何的惨重。”

这一次大会战的死伤数字是：法军24 232人，英军22 202人，而德军则估计为7.5万人。法军俘获了11 373人和火炮259门，英军俘获了18 500人和火炮240门。若是以死伤而论，则双方的损失可以说是大致相当。

虽然福煦和海格对于这次会战的决定性都并无充分的认识，可是8月8日的事件却不仅使德国的将军们，而且也使其一般的军人们都认清了这是一个大悲剧。当联军正在忙于准备发动一个巨大的春季攻势，包括使用几千辆战车时，而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却已经宣称：8月8日是德国陆军在这次战争中的“黑日”（black day）。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想，德国官方战史的作者对于这次会战，也曾有下述的叙述：“当太阳于8月8日在战场上落下的时候，德国陆军已经遭受到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失败。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种说法并不是平时的事后之论，而是当时从内心中激发出来的感想。当时派驻奥军总部的德国军事总代表克拉蒙将军（Gen.von Cramon），曾经有下述的记录：

西线上的变化对于奥国发生了剧烈的影响。奥国人民一向深信德国人是能制造奇迹的，这种思想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生了根，所以这一次的失败好像是一声焦雷一样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奥国皇帝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把我请到他的身边，告诉我说：即令是奥军在皮亚费河（Piave）上的惨败，也没有这一次西线情况的激变更能使其人民获得深刻的印象。

关于德军这次失败的主因，几乎大家一致公认，都说是由于联军大量使用战车之所致。不过战车对于德军的失败固然是一最重要的原因，但却还有更深入的原因在焉，否则战车对于这次会战的影响，应该不会比在康布莱会战之后大多少。

促成德国崩溃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首要的却莫过于被封锁。到1918年的夏季，若非尚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否则中欧国家早就会因为饥饿的原因而被迫自动投降了。即令如此，他们的人民却还是已经快要接近饥饿的边缘，当他们肚皮吃不饱时，心情也就随之而低沉了。进一步说，虽然德国的军人比其国内的同胞是比较能够吃得饱，可是因为自从3月21日起，一连串的攻势都失败了，使他们的士气大受打击。他们感觉到这种局势将会是遥遥无期的，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结束。德国军人一方面看到他的家人在挨饿，另一方面感到前途毫无希望，所以无怪其然的是，鲁登道夫将军的回忆录上会这样写道：“在这次会战时，从前线上退回来的部队，向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喊着说：‘滚回去，你们是想要延长这场战争！’”

当战车登场时，这就是德方所显示出来的阴沉背景。诚如艾德蒙爵士所正确指出来的，战车的物质效力是很有限的，可是精神威力却极大，所以他说：“德国人很愿意把他们失败的原因，都归在战车的身上。这种借口却是值得检讨。”不过早在40年之前，布拉肯布里上校即曾指出来：“会战中应以精神的打击为目标。”使德军溃败的不是战车的杀伤力，而是它的精神威力。德国官方所出版的《1918年8月8日的悲剧》一书中，曾经说过：

若无战车，则在8月8日的上午德军就不会受到那样严重的奇袭而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恐怖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战车，遂感觉到他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于是不是投降就是逃走。

德国的新闻界对此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于是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作用。诚如一位德军的俘虏所说的：“在多数的情形之中，官兵们都认为战车的迫近即可以算是中止战斗的良好借口，他们的责任感可以使他们面对着敌人的步兵挺身而出，但是一旦战车出现之后，他们就会感觉到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投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同样的心理反应又不期而然地再度出现了。

鲁登道夫对于战车所造成的情况具有正确的认识。他说：“我一向所害怕的事情，这也是我经常对其提出警告的事情，终于在这里变成了现实。我们的战争机器不再有效。我们的战斗力已经受到了损伤，尽管许多师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做英勇的奋斗。”

他又说：“8月8日这一战，使我们的战斗力开始崩溃，尤其是在预备队方面为然。我们已经没有希望找到足够的战略预备队来扭转局势使其对我方有利。反之，我更认清了对于一切的战争计划，也都更无安全可靠的基础了。今后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狂赌了，这是我一向认为必败无疑的。对于我而言，德国民族的命运实在是一个太高的赌注。这场战争是应该要结束了。”8月11日，德皇在阿费斯尼的兴登堡总部中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开会。德皇作了下述具有历史意义的训词：“我看我们应该造成一个和局了。我们已经快要达到我们抵抗力量的极限。这场战争是应该结束了。”两天之后，又在斯巴（Spa）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鲁登道夫在报告了最近的军事情况之后，即开始作下述的解释：“现在要想用攻势来迫使敌人求和是已经没有可能性，而专靠守势也绝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要想结束战争就必须使用外交手段了。”于是德皇命令国务大臣辛兹（von Hintze）设法打开和谈途径，若是可能的话，就请荷兰女王出任调停人。

此时，8月8日到11日的会战，又已经触发了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会战”——这是鲁登道夫的说法。这包括着一连串的会战，以那个巨大的西线突出地的两侧为目标，于是又回到了霞飞元帅时代的战略了。

8月20日，英法两军同时发动攻势。法军第十和第三两个军团在苏瓦松和罗瓦之间进攻，而英军第三军团则在亚伯特之北进攻。接着，英国第四军团又把正面延展到索姆河的南岸上。这样，一次会战迅速地又接上了另一次会战，到了9月12日，美国第一军团也加入了进来以肃清圣米赫尔突出地。于是西线的战争进入了结束的阶段。

9月26日，在默兹河与理姆斯之间，英国第一军团和法国第四军团又开始进攻；27日，在艾培伊（Epéhy）和仑斯（Lens）之间，英国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也开始进攻。28日，从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éres）到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英国第二军团、法国第六军团和比军也开始攻击。最后29日，在拉费尔到艾培伊之间，法国第一军团和英国第四军团也发动了攻击。当此之时，在马其顿的巴尔干战线也为戴斯贝里将军所指挥的联军击碎了，保加利亚开始要求休战。9月19日，英国的艾仑比将军（Gen.Sir Edmund Allenby）也发动了麦吉多（Megiddo）之战。10月1日，联军进入了大马士革（Damascus）。10月30日，土耳其退出了战争。

为失败所震惊，9月28日的下午6时，鲁登道夫走进了兴登堡元帅的房中，建议说休战已经不可再缓了。他说：“我们并不想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的领土，因为我们想协约国一定也能充分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我们和他们都同样是一种威胁。”这一点他却料错了。10月5日，德国遂接受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当作休战谈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