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美国人的第二次“十字军”，其结果是要比第一次更为悲惨，这一次的挑战者不是德国的凯撒，而是美国的总统。由于他痛恶纳粹主义和贪享权力，才终于使他的人民卷入欧洲战争的旋涡，而再度使战争扩大成为全球性的。从所获得的德国档案中，并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足以支持罗斯福所宣称的说法——希特勒企图对西半球发动一个攻势。实际上，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直到美国参战之日时，希特勒一直都还是在设法不与美国发生冲突。

首先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卷入欧战旋涡的先知者当中，有一个就是罗斯福的前任胡佛先生（Mr.Herbert Hoover）。他在1954年8月10日的一个广播中，曾经这样说过：

我曾经反对和抗议一切足以逐步把我们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尤其是在1941年6月，由于希特勒分散其力量来攻击斯大林，所以英国实际上已经安全，而不必害怕德军的侵入了。我在当时认为我们给苏联政府以援助，是古今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我主张应该让那两个独裁者去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我早已说过我们援助苏联的结果，将会使共产主义的祸害蔓延全世界。我主张若是我们能置身事外，则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使世界获得持久的和平。战争的后果都已经证明我是正确的。

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不久，有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曾经写了一本书。[1]在这本书中，他指明：“假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有实际性的，则其设计的基础不应该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际关系。”他主张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1）控制新世界，（2）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因为在大西洋、太平洋的对岸上，这种平衡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美国的战争目标就是恢复它。所以他说绝不可要求把德日两国完全毁掉，否则欧洲和远东就会受到苏联的控制。他又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苏联，并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哪里去。”对于远东也适用这个同样的推理，他说：“让亚洲有再度受到日本人征服的危险，固然是应该设法解除，但这却并非是说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完全取消，而把西太平洋交给中国或苏联去加以控制。”

这种在战后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对于大不列颠也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它的地位与美国颇为相似。它的目的是维护其帝国的安全，并在欧亚两洲维持权力平衡，基于史派克曼所举出的同样理由，这两个目标都不应要求歼灭其敌人的。当这两个西方巨强比肩作战之时，苏联就变成了他们战争问题中的焦点。诚然地，他们是应该支援苏联来对共同的敌人作战，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支援却不可以使苏联坐大，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因为若果如此，则他们的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

基于我们在本书中的分析，即可以知道罗斯福的政策是与史派克曼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无条件投降”与“权力平衡”不仅是毫无关系，更是恰好相反。丘吉尔的政策也是一样的荒谬，当他在1940年执政后第三天，就高呼：“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丘吉尔这个人的军事知识，当然远在罗斯福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会固定在这个目标上似乎是更不可解，尤其是把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感与此来做一个比较，则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他在其所著的《世界危机》一书中，曾经说过：

政府与个人和着这个悲剧的拍子，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暴力的深渊，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使人类社会的结构受到了损伤。这个伤痕也许一个世纪都难以平复，对于现有的文明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如此高价所换来的胜利，是几乎与失败毫无区别。它甚至也不能使胜利者获得安全的保障。这个用武力所获得的最完全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也不能取消战争所产生的危险。

再把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表的观感作一个对比，则他当时选择了不惜一切成本以求胜的途径，似乎就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他说：

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其最高潮，事实上，当亿万人作了一切的努力和牺牲，而且也获得了最合乎正义的胜利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找不到和平和安全，而我们今天处境的恶劣是更胜于过去。

这是一个失败者所作的沉痛忏悔。

假使我们还记得在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还要算是最卓越的人才，那么上述的这些记录更会使我们感到困惑了。什么东西引诱他们采取这种致命的政策呢？我们可以冒险地回答说——盲目的仇恨！他们的心灵与头脑已俱去，他们的情感冲昏了理智。对于他们而言，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冲突，而成为善与恶之间的决斗。为了驱使人民跟着他们走，他们不能不发动一个邪恶激烈的宣传战。因为这正是希特勒所惯用的手段，所以无怪其然的，1945年8月11日的伦敦《经济学人》报（The Economist）上曾有下述的评论：

当为了击败希特勒主义而进行的伟大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正在制造一个希特勒式的和平。这就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所作的真正衡量。

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希特勒的星辰已经下沉，而斯大林的则正在上升。若是我们再回想到当时同盟国政治家所持的见解，例如霍尔爵士所发表的则令人惊异，而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中居然会以霍普金斯的文件来当做对苏政策的讨论基础。

要想解释这种对于俄罗斯的盲目信任态度，只可能有两种说法：（1）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俄罗斯的历史一无所知，（2）他们为自己的亲苏宣传所毒害，进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两百年来，俄罗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罗斯人的阴谋。重述他们所说的话，不仅是为了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也不仅因为战争的结果显示出他们的看法是如何的正确，而是因为未来的根本就是现在。(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人所认清的，是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自波塔瓦之战以来，俄罗斯人对于欧洲人而言，就一直是“北方的土耳其”——亚洲威胁欧洲的矛头。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认清了这一点，他渴望去考察俄罗斯，因为他相信它是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库斯丁（Custine）于1839年访问过俄罗斯，他的结论是：“他们希望用征服的方式统治世界，即用武力来夺占与他们接壤的国家，然后用恐怖的手段来压迫其余的世界。”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想象到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一个“俄罗斯菲利普”所征服时的景象。普拉特（Abbe de Pradt），曾经一度做过拿破仑一世的驻华沙大使，他说：“在维斯瓦河的那一面，挂下了一个帐幕，使我们无法看清楚在它后面的俄罗斯帝国中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俄罗斯人的本性是属于东方的，俄罗斯的政权是集中在其沙皇的手中。只有他一个人说话，很少写什么，也从来不作公开的发布。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一切的情报都只是限于猜度，这个限制对于俄罗斯的陆军也同样的适用。自彼得大帝之日起，俄罗斯的政策就一直是征服性的，我们说在这整个世纪中，俄罗斯的政府都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也只具有一个观念——即有计划的侵略。”1850年，柯蒂斯（Donoso Cortés）所说的话是富有预言的意味：

在西方除了两个阵营以外，再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余留下来。一个是掠夺者的阵营，另一个是被掠夺者的阵营——于是俄罗斯的时钟敲响了。俄罗斯人可以和平地把枪托在肩上，开入我们的土地。同时，世界上也将要看到历史最大的“责罚”，这个最大的责罚将落在英格兰的头上。它的船只对于这个巨型帝国将感到毫无用处，这个帝国一手抓着欧洲，一手抓着印度。俄罗斯将为击败他国而战，也会为保护战败的国家而战。当那些失败的国家认为它是俄罗斯的同盟国时，殊不知却正好变成了俄罗斯的食物。俄罗斯的胜利引向“保护”——这个“保护”又引向死亡。

较晚出的历史学家也不乏能作预言者。1878年，法兰兹（Constantin Frantz）说，“他深信俄罗斯人会侵入西欧，而在英俄两国之间的未来战争中，美国将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未来是属于美俄两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奥国的史学家克拉里克（von Kralik），在说到亚洲人侵入欧洲的问题时，曾经这样写道：“欧洲今天所最害怕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亚，它们代表蒙古人的一半或全部性质。在世界史上这代表东西间最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也许亚洲人会像8世纪那样攻入了法兰西和西班牙，像13世纪的蒙古人一样攻入了日耳曼，像16、17两世纪的土耳其人一样出现在维也纳。或者更可以想象到，将来要靠美国人来把东亚人赶出欧洲之外。”

诚然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吞没欧洲之前，西方的政治家应该记起这些预言来，虽然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然没有时间来重温这些陈旧的史籍。可是至少他们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是应该有这样的学识基础，因为无论是对假想的还是实际的敌人，“了解你的敌人”都是最重要的。这些抽象的认识正和对于其国土、资源、军事力量的认识是同样的重要。至少他们应记着列宁曾经预测布尔乔亚国家与俄罗斯最后终于难免冲突，可是他们却相反的对于乔叔叔发生神话式的幻想！

亚洲人的铁骑终于又回到了日耳曼，而这一次他们更攻入了维也纳的城墙。历史的巨轮转了一个完全的循环，而今天欧洲所面临的威胁，与泽尔西斯和大流士的时代所面临者实不相上下。此外，在远东足以对抗苏联的日本也被毁灭了，这样才使共产主义统治中国。这就是战争的政治性后果。

军事性后果也是同样的巨大。使物理学发生革命的核子理论，在广岛作了一次事实上的表演，使愚夫愚妇也都知道了人类具有如此伟大的能力。它激起了一种普遍的恐怖心理，不仅是因为七八万人被杀害了，而且因为只要一个单独的人投下一颗炸弹就可以屠杀这许多的生命。

1945年8月6日的爆炸，使公认的战争理论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假使一个原子弹即足以毁灭一个大城市，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几百颗原子弹所产生的效力又将如何？它使有组织的国际性战争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使这一类的战争变得荒唐不合理了。它使用武装冲突来当作政策工具的理论彻底地破产，而把它们的威胁变成了一种战争的威慑物。

这是否就是说战争已经接近它的终点呢？绝对不是的，因为在一个思想战争的时代中，战争的基本原因是心理性的，物质力量的增减并不能取消它们。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形式取而代之。因为缺乏一个较好的名词，在这个大众时代中的新型战争，就只好暂时称之为“冷战”。它是下述四种战争的总结合：（1）心理战争，其所用的兵器就是人类的感情；（2）经济战争，其目标为毁灭财政上的稳定；（3）游击战争，这是最原始化的战争形式；（4）内战，这也是采取它的最野蛮形式。阿宏先生（M.Aron）在他的《总体战世纪》一书中，曾经指明冷战是一种有限战争，不是说“赌注”是有限的，而是说所使用的手段是有限的。这可以与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所采取的那种有限战争手段相比拟。但是却另有一个重大的差异：那就是由于有进行核战争的准备，足以威慑对方不能诉诸物质力量，所以遂使冷战的手段更为毒辣可怕。

苏联人对于这种冲突的方式，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对于冷战是有条理地进行，所以在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发射一枪，即已控制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此后，他们就对于全世界上的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破坏和颠覆的战争。一切不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被当作是苏联的敌人。阿宏先生又指明：西方的军事专家都是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认清冷战就是真正的战争，这种战争一直都在进行，永无休止，所以对于宣传和颠覆的战斗是一定要再接再厉的。他又说：“一个职工同盟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个胜利正与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是同样的重大。”

另外一个加在物质性战争上的限制因素，就是原子弹和超音速兵器的巨大成本。甚至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再获得战争的全套装备，即使他们在财力是担负得起的，可是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原料，而且也没有那样大的领土来供试验之用。

这种限制遂使世界在战略上分成了两个超级国家：美国和苏联各具有一个不能放弃的思想。正和林肯的时代一样，“一个分裂为两半的房屋是站不住的”，“人类不能忍受一半自由和一半奴役的生活，非此即彼”。不相容的东西共存在一起，即为战争的起源。

1823年，面对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普拉特在一篇比较英俄两国权力的论文中，曾经有下列的警语：“在欧洲的两个极端上，现在升起了两面旗子，一面飘扬在陆上，另一面飘扬在海上。”接着他又说：“英俄两国为欧洲的对立权力。英国的政治目的是反对任何人支配欧陆，它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俄罗斯正是这种支配权力，所以它是欧洲政治的天生对头。”

“不列颠和平”时代的标志——“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现在已经黯然无色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美国的星条旗，他正对着红色的“镰刀和锤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两面旗子到底是谁被扯下去了？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和平”（Pax Americana），还是一个“鞑靼的和平”（Pax Tartarica）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冒险地提出一个答案：

决定胜负成败的不是美苏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要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孰为优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充分机械化的世界中，人类的地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那么就要看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适宜于解决这个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