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

第八章 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

当狄亚兹将军被任命为意大利参谋总长之后,他最先的意图是想要发动一个攻势,但是到了1918年5月中旬的时候,他知道奥军也正在准备进攻,于是他决定不先发制人而等候敌人先动手。

奥国方面的计划是一个折中性的,像一切折中性的事物一样,结果总是不好的。前奥国陆军参谋总长康拉德元帅,现在正在特伦提诺战线上,指挥着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军团,他强烈地主张攻击的重点应放在阿西亚哥(Asiago)高原上面,而指挥第六军团和依松左军团的波罗费克(Boroevic)则应向皮亚费河下游进行佯攻。可是波罗费克却不愿意担任康拉德的助手,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要求。现任的奥国参谋总长是阿尔兹将军,与其说他是一位参谋总长,不如说他是皇帝的副官。于是这个并无决断的人就决心做和事佬,结果是两个计划都被采用,而不分所谓主攻和佯攻。因此,这次攻势是一次单独的攻击,而在两个正面上执行之。康拉德的攻击是要越过布仑塔河(Brenta)迅速地通过山地而包围在皮亚费河后面的意军。波罗费克的攻击是指向特拉费索—梅斯特雷(Treviso-Mestre),而以巴齐格里昂河(Bacchiglione)为第一目标。

当决定了这个攻势之后,于是奥军方面就有逃亡者不断地逃到意军战线里去,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情报。此外英军的电话窃听部门更获得了许多的详细情报。虽然如此,阿尔兹对于成功却还是表示具有极大的信心,他写信给兴登堡元帅说:“我深信这一次的攻势,必能使我们达到阿第及河(Adige),这样即可以使意大利在军事上完全崩溃。”

6月15日上午3时,这个号称皮亚费河会战的战斗开始了,首先就是一阵短促而激烈的轰击。其经过情形可以简述如次:康拉德在阿西亚哥高原上的攻击几乎是立即被阻止住了,而波罗费克对蒙特罗(Montello)地区的突击则还获有少许的进展。第二天下了大雨,使奥军想渡过皮亚费河的企图受到了重大的阻碍,虽然在17日这一天中他们曾做激烈的攻击,可是到了18日即完全顿挫。于是到了次日,意军即开始发动他们的反攻,一直继续到7月6日为止,此时在皮亚费河的西岸上已经不再留有一个奥国兵了。总的来说,奥军此次攻击是完全失败了,损失了15万人——包括死伤及被俘者在内。

特里维廉(Trevelyan)认为奥军这一次失败,可以算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从某一方面来看,他的说法要算是正确的,因为这不仅是1918年中联军方面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劳合·乔治也认为这次会战的胜利,是恰好在这全年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头上。这种说法也是不错的,因为当时德国人在西线上正希望能获得奥军的增援,这一战遂使他们的希望断绝了。虽然兴登堡只要求奥国调6个师到西线去增援,阿尔兹首先是拒绝,接着又表示同意,最后却还是向奥国皇帝请示。后者却告诉鲁登道夫说,他要先和他的妻子商量。

克拉蒙是德国驻奥军总部的总代表,他的意见如下所述:“6月的会战对奥国的国内情况以及一般的局势都具有最严重的后果,不仅是这个失败的本身,而且还有奥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在匈牙利的国会中,已经发生了一片谴责呼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的军队,不让他们受毫无良心的奥国将领的指挥。奥国人民也公开指摘皇帝和皇后通敌卖国。”一言以蔽之曰,这就是奥匈帝国崩溃的开始。

在这一年的夏季中所剩下来的几个月内,在意大利战线上都是比较平静无事的。直到深秋之后,在皮亚费河上意军才开始发动反攻,接着联军在法国、马其顿和巴勒斯坦也都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在这多次会战中有一次会战,对于欧洲的前途是特别地具有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维多利亚威尼托之战。

在皮亚费河会战之后不久,英国的卡凡勋爵(Lord Cavan)和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尼(Graziani)将军都力主接着发动一个猛烈的攻势,他们认为奥军的士气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阶段,所以只要大举进攻,即可以使这个二元帝国自动崩溃,但是狄亚兹将军却不敢冒险。他是一个十分谨慎的军人。自从7月1日起,福煦元帅已经获得了授权,可以协调各个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于是又力劝狄亚兹进攻,他还是坚决地拒绝。直到9月26日,联军在法国发动了最后一个伟大的攻势之后,他和意大利的首相奥兰多(Signor Orlando)才开始勉强接受了福煦的意见。但若不是在10月5日,德国(包括奥国在内)已经向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休战的要求,则他们可能还只是会阳奉阴违而已。他们为什么突然不再迟疑而决定进攻呢?其原因是害怕战争马上就会结束,若是意大利没有一次值得称道的胜利记录,则它在和会中的地位即将大受影响。

依照费拉里的记载,这次攻势的基本观念是由意大利第三军团的作战处长尼柯罗西上校(Col.Nicolosi)所提出的,根据他的原初观念,巴多格里奥将军才发展成为一个详细的攻击计划。其大致的意图是首先在皮亚费河下游实行突破,然后切断这个地区的敌军与特伦提诺方面敌军之间的联系,接着再向西旋转,以席卷山地方面的正面。选定的突破点即为维多利亚威尼托,若是能够占领该地,即足以切断奥军通到皮亚费河上的铁道交通线,这样一来当意军向西旋转以来席卷奥军的右翼时,其左翼方面的大部分兵力即将处于瘫痪的状况之中。

为了执行这一次的作战,10月6日又成立了两个新的军团,即第十和第十二两个军团。从右到左,意大利军的战斗序列如下所述:

第三军团:司令为亚奥斯塔公爵,下辖四个师。

第十军团:司令为卡凡勋爵,下辖英国第十四军(第七和第二十三两个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七两个师)。

第八军团:司令为卡费格里亚将军(Gen.Caviglia),下辖十四个师。

第十二军团:司令为格拉齐亚尼将军,下辖四个师,其中有一个师为法军。

第四军团:司令为吉亚尔地诺将军(Gen.Giardino),下辖九个师。

第六军团:司令为蒙托里将军(Gen.Montuori),下辖六个师,其中有英法军各一个师。

第一军团:司令为皮柯里吉拉尔地将军(Gen.Pecori-Giraldi),下辖五个师。

第七军团:司令为塔索尼将军(Gen.Tassoni),下辖四个师。

在总预备队中,还有第九军团,司令为莫罗尼将军(Gen.Morrone),下辖六个师的意军、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师和一个美国步兵团,以及骑兵军,军长为杜林伯爵,下辖四个骑兵师。

面对着他们的奥军分为两个集团军,分别称为皮亚费集团军和特伦提诺集团军,由波罗费克元帅和约瑟夫大公爵(Archduke Joseph)分任指挥官,其间的界线为西斯蒙河(Cismon)。第一个集团军包括依松左军团共14个半师,第六军团共7个半师,比鲁诺兵团(Belluno Group)共12个师。他们面对着意大利的第三、第十、第八、第十二和第四等五个军团。第二个集团军包括第十一军团共9个师,第十军团共9个师。他们面对着意大利方面的第六、第一和第七等三个军团。总计,联军为57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火炮770门。奥军为52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火炮6030门。

面对着皮亚费集团军的意军,其任务的分配如下所述:第十和第八两个军团应透入巴帕多波利—蒙特罗地区(Grave-di-Papadopodi-the Montello);前者又保护后者的右翼,以便后者进到沙西里—维多利亚(Sacile-Vittorio)之线,并切断奥国第六军团的交通线。第十二军团在左面支援第八军团,而第四军团又在更左面支援第十二军团,而后者则应进至格拉巴山(Monte Grappa)地区。第三军团,在第十军团的右面,应该等到后者进到了皮亚费河上然后才向东前进。第六、第一和第七等三个军团的任务为牵制着在特伦提诺正面上的奥军,直到维多利亚威尼托被占领时为止。在会战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应向北挺进,以攻击奥方的第十一和第十两个军团,而第八军团在第四军团支援之下,开始向西旋转,以攻击比鲁诺兵团的左翼。

在这两个密切相连的作战之前,又有一个预备性的作战,即由第十军团和第八军团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攻占巴帕多波利,并且在皮亚费河左岸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必须等到这两个目的达到了之后,才开始发动全面攻击。本来作战的日期定为10月16日,但由于大雨使河川泛滥之故,遂顺延到了24日,预备性的作战则定在前一夜中进行。这个事实是特别有趣,这不仅是一次渡过宽广而正在泛滥中的河流的作战,而且以后我们更看出来,由于第八军团未能完成其主要的任务,结果才使第十军团的攻击发展成为这次会战中的决定性行动。

在卵石的河岸与一群菱形的小岛之间,中间隔着狭窄的水道,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即为巴帕多波利。这一群小岛一共有4.5英里的长度,而其中央部分大约有2英里的宽度。在右岸与巴帕多波利之间即为主要的水道,其宽度大小不等,由280码到780码,而这个岛露出水面只有几英尺高,长度约为4英里,平均宽度为1英里。当正在泛滥之际,潮流的速度是足以使人站不住脚,并且使主要的水道无法加以徒涉。

图示

图十九 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1918年10月23日

图示

图二十 皮亚费河上的突破,1918年10月23日到29日

在奥军的防区中一共有两个堑壕地带。其第一道,叫作皇帝地带(Kaiserzone),约有2000码的纵深,前面为一个堤岸,绕着菱形部分东边的全部水道。堤岸约有10英尺高,已经掘有堑壕和装上了铁丝网,其前哨线则一直推进到了巴帕多波利和其他的小岛上。第二道防线称为国王地带(Königzone),在皮亚费河以东约6英里远的地方,并且沿着蒙提卡诺河(Monticano)的左岸走,这个河岸从维多利亚威尼托的南面起,并在奥地尔左(Oderzo)以东与李芬查河相汇合。

卡凡的第十军团把其预备性的作战分为两个阶段:(1)占领巴帕多波利;(2)在皮亚费河左岸上获得一个立足点,以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也就是说应向堤岸进攻。这两个行动都是准备在10月23日到24日的夜里举行,在黑暗掩蔽之下,使用小艇和徒步渡河来到达巴帕多波利。

第一批渡河的部队指定为英军第七师的第二十二旅,因为只有12艘意大利平底船(scow),每艘船上除了两个船夫以外,只能乘坐七个人,所以每次只能渡过84个人。10月23日下午8时15分,第一批小艇出发,因为河中有旋涡,所以船夫对于船只的驾驶要具有极惊人的本领。英国兵最先不敢相信船夫有这样大的本领,以后对于他们的技术和勇气不禁大感敬佩。

当他们一旦在巴帕多波利上陆之后,第二十二旅的领先排即冲向几个小型的匈牙利部队据点,然后向右旋转再向南沿着岛身前进。此时奥军也已经发出了告急的火箭。当正在摆渡之际,又同时用平底船造成了两座浮桥,但是到了天亮之后,它们就暴露在敌方机枪火力之下,所以在渡过了两个营之后,浮桥即自动拆散了。到了24日上午5时,英军第七师的目标都已经完全占领了,可是意军第三十七师方面则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该师是被指定在更下游的地方渡过皮亚费河。该师已经有六个营渡河达到了卡塞罗塔岛(Caserta),但在那里却为机枪火力所阻止住了。

当右翼方面获得了成功不久之后,在中央方面又做了另一次的企图。在浓雾之中,开始对皮亚费河与布仑塔河之间的地区做炮兵的轰击,到了上午7时15分,又开始收雾下雨了,第十二军团的部队在左面支援着第四军团的部队,开始向格拉巴山的斜坡上冲锋。艾索仑山(Monte Asolene)却得而复失,到处都是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而后的每次前进都被击退了。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克拉蒙对于奥军颇加赞许,而卡凡勋爵对于意军也是一样的恭维备至。当第四军团攻下了格拉巴山这个坚强阵地之后,后者誉之为一种最英勇的成就,足以在军事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10月25日,他们又继续攻击,虽然并无进展,但在26日和27日两天内却吸引着奥军的预备队,所以对于整个作战还是颇有贡献。

此时,由于大雨和河水泛滥之故,狄亚兹将军遂命令第十四军暂停前进,到了第二天雨止之后才又继续渡河。为了对抗奥军的探照灯,意大利第三探照灯连也在河岸上游500码的地点用灯光来对抗,在互相照耀之下,使渡河部队获得了良好的掩蔽。

扫清这个岛屿的工作,是预定在下午9时30分钟开始,此时月光可以供给相当的照明。到了26日上午9时,全岛即已完全落入英意军的手中。意大利第三十七师是从马奏列岛(Maggiore)上渡过来的。

10月26日,在沙里托尔(Salettuol)上游300码处,建好了一座浮桥。下午6时,狄亚兹开始命令第十、第八和第十二等三个军团开始渡河。27日,第十二军团在面对着皮地罗巴(Pederobba)的左岸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而第八军团也在塞尔那格里亚(Sernaglia)之南获得了一个立足点。第十军团趋前进攻,第十四军中的第二十三和第七两个师在左,第三十七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三师在右,上午6时25分,开始炮击,前两师的攻击部队从芦苇中爬过,因为水深齐腰,而流速更在10英里以上,所以他们大家用手臂互相挽着,进入了该河东面的水道。掩护的炮击停止了,他们开始向堤岸冲锋。到了上午7时,全部的右段堤岸均已经为英军所占领,但是他们右面的意大利三十七师还是没有赶上。他们没有渡过,但不久却还是过来了。狄亚兹于是把意大利的第十八军(下辖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两个师)——本为第八军团的预备队——交给卡凡指挥,以便他可以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其左翼。

在占领了堤岸之后,英国部队的两个师又继续前进,到了上午8时10分,第二个目标又达到了。此时又再度看不见意大利第三十七师的踪影,但是卡凡却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到了正午时分,整个皇帝地带都已经落入了他的手中。

27日到28日的夜里,仍留在皮亚费河西岸的部队又继续推进,但因为架桥的困难,所以在第十八军的部队中一共只渡过了两个旅,他们就部署在第十四军的左面。虽然他们的数量很有限,但却还是奉命进攻,28日上午9时,在英军第二十三师的炮兵掩护之下,有一个旅挺进到圣塔露西亚(Santa Lucia),以与英军第二十三师的左翼相连接,另一个旅则挺进到尼尔费沙(Nervesa)以北的马尔卡提里(Marcatelli),以攻击奥军步兵和炮兵的侧翼,这一部分奥军一直使第八军团中的第八军无法在普流拉桥(Ponte Priula)建立其桥头阵地。虽然他们并未能攻占圣塔露西亚,可是对于马尔卡提里的威胁却迫使奥军撤退,于是第八军团在次日夜间遂能架桥渡河了。

当这些攻击正在进行时,10月28日中午12时30分,第十四军又前进了,第二十三师挺进到伐左拉(Vazzola)—圣塔露西亚之线,第七师挺进到伐左拉—莱(Rai)之线。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在黑夜掩护之下,两个师的部队又奉命前进,以夺占蒙提卡诺河上的桥梁为目的。但当他们接近时,那些桥梁却为敌军所炸毁。所以到了29日的清晨,这两个师都已经超过了前一天所指定的目标线。28日,意大利第十一军的左翼前进到滕皮阿(Tempio),于是在皮亚费桥(Ponte-Paive)以西构成了一个侧翼防御阵地。在第十军团的右面,第三军团在28日那一天并未移动。而在它的左面,第八军团正在彻夜地忙于架桥。

尽管他的侧翼还是暴露着,28日的下午,卡凡勋爵却仍然对于第十军团下达了次日继续前进的命令。其目标线分别规定如下:第十八军为马尔卡提里—柯内利亚诺—柯斯尼加(Cosniga)之线,第十四军为柯斯尼加—卡多格尼(Cadogne)—风塔尼雷特(Fontanellette)之线,第十一军为风塔尼雷特—滕皮阿之线。前两个目标未能达到,因为波罗费克看到他的部队中叛变者日益增多,已于28日夜间决定退回到奥国的边界,为了掩护撤退,他又把生力军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后卫兵力。所以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在蒙提卡诺这一线上都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虽然奥军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在整天之内,还是能够维持其原有阵地不动,一直到夜幕降临时,除了右翼以外,其他攻击部队都还是未能渡过蒙提卡诺河。此时,英国皇家飞行兵团的观察员报告说,在河川线后方的道路上已经塞满了撤退中的部队。

当第十军团正在与波罗费克的后卫苦战时,第八军团也已在普流拉桥渡过了皮亚费河,其领先的两个师一路畅行无阻,在苏西格那(Susegna)赶上了第十八军的左翼,苏西格那位于苏西格那一柯内利亚诺公路之上。从那里,当夜幕降临时,意军派了一个由骑兵和脚踏车所组成的纵队去夺取维多利亚威尼托。10月30日清晨这个任务完成了,于是遂阻塞了奥国第六军团的退路,使他们发生了混乱。此时,第十二军团却发现难于维持在皮地罗巴越过皮亚费河的交通线,由于第四军团在29日对于格拉巴山正面上的攻击失败了,所以它的左翼也受到了威胁。

依照奥国官方战史编者的看法,10月29日实为这次战役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天。他们说:

10月29日,由于看到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陆海军的加速解体,于是奥国的军方当局获得了一个一致的结论,认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打下去了。所以在该日黄昏时,从巴登向波罗费克元帅发出了训令,要他撤出威尼西亚,并仅对于追兵作必要的抵抗。当这个命令送达乌丁(Udine)时,第六军团和依松左军团的北翼早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这些部队在敌军压迫之下,其精神抵抗力早已发生了动摇,为了撤退,他们作了三天的苦战,最后于10月29日到30日的夜间,撤到了维多利亚以北山地的边缘上,沙西里和李芬查河的后面,在南面一直撤过了布鲁格尼拉(Brugnera)。

因为在29日这一天所收到的一切空中侦察报告都指出来,奥军已在皮亚费河正面上作全面的撤退,于是狄亚兹又命令一直以静止的姿态保留在第十军团右面的第三军团也在30日前进。此外他又调动了他的四个骑兵师,其中有一个在第八和第十两个军团之间前进,其目标为沙西里以北的李芬查河岸。

30日上午9时,第十军团的追击开始了,尽管在尚未接近李芬查河以前奥军是殊少抵抗的,可是意军的进展还是极慢。到了夜幕将垂之际,他们达到米齐奥河(Meschio)和李芬查河,但是所有的桥梁都已经被炸毁,而且这两条河都是无法徒涉的,所以必须暂停前进以待架桥材料的到达。在这一天中,第三军团中只有一个师渡过了皮亚费河,第八军团的前进几乎完全未遇到抵抗,第十二军团向山地中前进了一个短距离,第四军团继续受到了敌人的阻拦。在30日一整天之中,攻势又移到了空中方面。在道路上向后方退却的奥军纵队变成了英国空军的良好目标,他们受到了无情的轰炸和扫射,其战况十分可怕。以下为当时目击者的报告。

加索恩哈尔地将军(Gen.Gathorne-Hardy)说:

在这一次大战中,英国空军在任何战场上似乎都不曾遇到这样有利的目标。他们对于这种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在10月29日到30日这两天之内,柯内利亚诺—波代诺内道路上为向东撤退的奥军纵队所塞满了。英国空军不过几个中队,从低空向他们发射了3万发枪弹和3.5英吨的炸弹。以后对于道路上的观察,迫使观察者获得一个结论:认为这种形式的战争,在将来是应该加以禁止的。

英军第七师的牧师克罗斯(E.C.Crosse)也这样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当11月2日的上午,本师沿着沙西里—波代诺内—乌丁公路上行走时,最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就是前几天飞机所造成的屠杀惨状。很明显的,当奥军沿着公路全面撤退时,我们的飞机进行低飞攻击,甚至在法国战场上,我们也不曾看见过这样悲惨的景象。路面上和路边深沟中,到处都是死人、死马和放弃了的炮车。有些挨饿的平民在割取马肉充饥,使景象更显凄凉。

狄亚兹将军对于10月31日的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如下:第三和第十两个军团逼近李芬查河,并在其上架桥;第八军团为了切断在格拉巴山正面上的奥军,应进到费尔特雷(Feltre)和比鲁诺;第十二和第四两个军团仍继续推进,至于第六军团则在阿西亚哥地区中进攻。因为奥军比鲁诺兵团早已撤退,所以第八、第十二和第四等三个军团都颇有进展,但却并未如所希望的那样俘获大批敌军。在南面,第十军团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李芬查河上架桥,而第三军团则进达了其右方。

对于11月1日而言,意军的任务可以简述如下:骑兵军推进到伊松左河上,第三和第十两个军团到塔格里亚门托河上,第八军团越过比鲁诺,第十二军团从第八和第四两个军团之间抽出留在费尔特雷充当预备队,第四军团则应进到波尔查诺(Bolzano),第六、第一和第七等三个军团向特伦多—波尔查诺方向追击敌人,第六军团向北直进,第一军团进到阿第及谷地,第七军团以诺斯河(Noce)谷地为目标向东北追击。所有的前进都不曾遭到抵抗,到处都可以看到敌人正无秩序地退却,这个追击一直到11月4日才停止,奥军专以被俘一项而论,即损失了38.7万人。这是意大利方面的估计,也许不免过于夸大,因为奥军方面所宣布的数字说在整个意大利战线上的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过是26万人。费拉里认为意军共损失了3.8万人,其中有2.4万人都牺牲在格拉巴山正面之上。第十四军的损失共为1622人。

奥国曾经一再企图退出战争,在这一连串的尝试中,费拉久斯提(Villa Giusti)的休战可以算是一个最大的努力。自从奥皇查理在1916年11月21日嗣位之后,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束这场战争,不仅是因为他的陆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由于封锁的压迫,这个二元帝国内部也无法维持下去。食物的缺乏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远在1917年的春季,对于谷物的最低需要量就只能达到五分之四,而其中又差不多有一半是从罗马尼亚运来,在此后的12个月当中,这个来源也会断绝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的记载说:自从1914年8月起,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牛已经由1732.4万头减到了3 518 197头,猪则由767.8万头减到了21.4万头。

10月9日,奥国政府收到了威尔逊总统对于德、奥、土、保四国联合要求休战通牒的答复,上面说除非所有被占领的土地都已全部撤出,否则就不能算是有诚意,于是谈判也就不在考虑之列。当查理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马上命令波罗费克元帅和约瑟夫大公爵准备撤出意大利的北部。为了逢迎美国的总统,查理在10月16日,又根据威尔逊十四点中的第十点,即民族自决的原则,向他自己的臣民发布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所述:

奥地利依照其人民的意志,将变成一个联邦国家,其中每个民族都各有自治的政府。这种改组的目的是一方面确保每个民族的独立,另一方面也保护共同的利益。

这是一颗政治性的炸弹,它不特不能使奥匈帝国的人民团结一致,而且反把这个二元帝国炸得粉碎了。10月29日,根据皇帝的命令,奥国代表团进入了意军的战线开始谈判。10月31日,威尔逊又对于他的破坏政策再加上一包炸药,坚决地主张必须使奥地利人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都完全满意才肯休战——他早即已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为联军方面交战政府中之一员。于是匈牙利军队开始逃亡了,奥国的舰队自动地移交到克罗埃西亚人的手中。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Laibach)、萨拉热窝、克拉考和仑堡都分别成立了自立的政府,在维也纳也成立了一个中立的政府,以便清算中央的政权。11月2日,奥国接受了意大利所提出的休战条件,3日停战,12日奥国皇帝查理宣布退位。此后维也纳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从此奥匈帝国即变成了历史上的遗迹了。

此时,德国的情况也在同样地发展。

当10月9日收到了威尔逊的答复之时,德国政府是很愿意准备同意将部队撤出各个被占领的国家。于是一个星期之后,除了这个要求之外,威尔逊又要求停止潜艇战争,德国人对此也表示同意。10月23日,威尔逊在第三个通牒中说:假使他被迫必须与德国的军事组织和专制政府谈判,则他所要求者将不是和谈而是全面的投降。因为这个要求意义即等于要现有德国政府退位,而让革命性的社会党登场,所以鲁登道夫遂主张停止谈判。但是政治领袖拒绝如此做法,鲁登道夫就在27日辞职了。

11月3日,在基尔(Kiel)的德国水兵叛变,柏林也已经充满了革命的气氛。第二天,依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形成所组成的军人工人委员会开始出场了,要求德皇逊位的呼声日益高涨。11月9日,德国的首相马克斯亲王(Prince Max of Baden)并未获得德皇同意,即宣布德皇自愿退位和其太子放弃继承权,于是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就这样成立了。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入了荷兰,第二天在贡比涅森林中的李松德斯(Rethondes)车站上,联军方面与德国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于这次悲剧,鲁登道夫曾经这样批评说:

所有我们为什么生活的原因和我们四年来浴血苦战的原因都完全消灭了。我们不再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祖国。国家和社会的秩序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一切的构成都不再存在。德国已经是充满了混乱和恐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一切非日耳曼的东西都进来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是自从1806年以来任何普鲁士人所想象不到的。

在这个巨大的悲剧中,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它尚未发生之前,在亚眠会战之中即早已为德国敲响了丧钟。同样的,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也并不曾加速奥国的崩溃,因为奥国与德国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德国倒了,它也就会随之而垮的。然则,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第一点,是它对于意大利人民在精神上的影响作用。自从卡波雷托战败之后,意大利民族精神逐渐觉醒,到了这一战遂发展到了最高峰。同样的,这个民族精神也为墨索里尼所利用,成为其政治巫术中的重要工具。

若无维多利亚威尼托之战,则墨索里尼可能会以一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终其生。因为这一战成功了,他才变成了一位代表新信仰的先知者。所以不管他的法西斯主义是善还是恶,可是它却表示一个思想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使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困扰和影响。

意大利战死了50万人,残废者则达百万之数。战争使他们破产了,许多人都达到了饥饿的边缘。所以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费拉里说:“俄国的例子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党中的极端分子都是与莫斯科有密切的接触,他们把俄国说成了人间的天堂,他们说服了许多的工人,相信若能在意大利也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则每个人都可以很快乐而不需要再工作了。”于是罢工的风潮大起,社会秩序荡然无存。1919年6月,尼蒂(Francesco Nitti)做了意大利的首相,他想赢得他们的拥护,于是也准许社会党和共产党可以自由活动。

因为他不喜欢陆军,所以他又对于一切曾在军中服务的人实施了一个野蛮的政策。军人在大街上会受到公开的侮辱,胸前的勋章会被人摘去,更有许多为政治流氓所杀害。一切逃兵和军人中的罪犯都被赦免,纪律完全消灭了。凡是地主和农民,拒绝服从者都受到严重的迫害,轻则挨饿,重则送命。没有一间房屋敢挂上意大利的三色国旗,否则即将被捣毁。

第一个提倡恢复“民族精神”的人就是墨索里尼,1919年3月23日,在他的那间小编辑室中,他开始组成他的第一批“战斗法西斯”(Fascio di Combattimento)人员,他们都是愿意为意大利“复兴”而工作的青年人。不久人数就日渐增多,大部分都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他们还记得在战争中所做的自我牺牲,并且也知道若无纪律和团结,则一切事情都不会成功。这个法西斯组织在精神上的焦点即为维多利亚威尼托的精神。

11月8日,墨索里尼又把他的跟从者组成法西斯党,他又亲自说明其所代表者,即为维多利亚威尼托的精神。1922年,在这次会战的纪念日中,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四个纵队进军罗马。内尔逊(Francis Neilson)说:“这个事件对于欧洲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比布仑斯维克公爵从瓦尔米的退却尤有过之。”意王接受了沙兰德拉(Salandra)的劝告,任命墨索里尼为他的首相。

一旦执政之后,他就开始改革工作。当此之时,在欧洲到处都是贫穷、不满和疾病。失业人数日益增加,在英国都要靠救济才能使人民不至于造反。把意大利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作一个对比之后,无怪其然,墨索里尼被人恭维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了。1927年,丘吉尔曾经访问罗马,据说他曾经向墨索里尼说:“假使我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将从头到尾热诚地拥护你,以完成这场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

这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胜负双方,以及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1000年来的旧欧洲被击碎了,各国之间的平衡完全丧失了。三个帝国已经成为灰烬。德国在经济上已经崩溃,它的领土也被宰割了一部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西利西亚和波森的一部分给予了波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而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代替了沙皇的专制。奥匈帝国分裂成为许多碎片。土耳其也只剩下了一点原有的领土。同时,战胜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法国已经流血过多,精神衰败,变成了一个二等国家。大不列颠在战前是全世界的银行,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负债的国家,而且国际联盟也代替了“不列颠和平”——这是用一个幻想来代替现实。美国盲目地投入了战争,现在就由它来偿付战争的开销,也似乎是咎由自取。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这次战争使它在远东和西太平洋中获得支配性的地位。这都是人谋不臧的悲惨后果。

在这些许多的悲剧中,俄国的革命和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和平”,从历史上看来又是最重要的。前者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后者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在它们两者之间是并无一个仲裁人的存在,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为两部分了。于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反转过来了,和平倒变成了战争的延续。换言之,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遂进入了“战国”(wardom)的状态。

虽然“不列颠和平”并不能阻止欧陆战争的爆发,但是它却可以阻止战争扩大成为世界性的,所以它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人。虽然“不列颠和平”已经为战争所毁灭了,但却还是因为英美两国政治家的愚蠢无能,才会使战祸蔓延到了全世界。这种愚蠢无能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列颠和平”的消逝,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正是与“罗马和平”的消逝是同样的重大而具有悲剧性。

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的剧本中,曾经把英格兰比喻为一个天然的要塞,使它不受到战争的浸染。他又说这个银色的海水就是万里长城。他这一段话也说明了“不列颠和平”的基础。拿破仑曾经说过:“英格兰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大陆性的国家,若是有这样的企图则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他不过把莎士比亚的意见再说一次而已。简言之,海洋支配着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在英国所有的政治家当中,查塔姆(Chatham)对于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他认清了作为一个殖民帝国而不是一个欧陆国家,英国即可以永远保持其强盛的地位。

以后坎宁(Canning)也认清了这一点。他说:“我并非说大不列颠对于权力平衡的维持和扶助弱国对抗强国是没有责任的。相反的,我认为这正是英国的责任,不过我却也要肯定地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还更为重要。”

迪斯累里(Disraeli)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英国对于欧陆不作任何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表示其权力的衰颓,而正是表示其权力的扩张。英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一个伟大海洋帝国的中心,其疆界延伸到最远的洋面上。当然英国人并非从此就不过问欧洲的事情,只要情形有此必要时,它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愿意加以干涉。”

最后,当丘吉尔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时候,他内心里也保持着这同样的观念。当1901年5月13日,下议院辩论国防问题时,他曾经说过:“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地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负担,于是可以集中去发展海军了。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会失败的游戏呢?”

英国人自己破坏了其“不列颠和平”,这固然是其愚不可及,但若美国人不加入战争,那么在1917年,这场战争也许就可以用和平谈判来结束了,于是欧洲所受到的灾难毫无疑问是可以减轻的。所以,毫无问题,1917年4月6日在近代欧洲史上,应该算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虽然诚如我们在大事记(七)之中所记载的,威尔逊总统早已预料到在美国参战之后,大祸即将接踵而至,可是为宣传所沉醉的美国人民却不能了解因为美国的权力是如此的巨大,所以它若能不加入战争,则可以保持着世界仲裁人的地位,那么对于世界是大有贡献的。他们也并不了解,尽管美国参战对于战争是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从此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一个仲裁人的存在了。

假使不是宣传误导的话,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忘记华盛顿在1794年的遗训,这个思想曾经使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国势,而且日益强盛。

华盛顿说:“自从欧洲的纷乱开始之日起,我就坚持着和平的观念。我的政治理念是对于世界各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绝对保持着独立的地位,而不卷入任何国际纠纷之中,除非为了自尊心的缘故,我们绝不加入任何战争。”

威尔逊不能遵守这个遗训,实为这次战争中的最大悲剧,比俄国的革命还要严重。他所未能认清的,是一旦美国卷入战争之后,再要想阻止共产党在欧洲的发展,那么其唯一的合理途径就是尽量使欧洲的劫后残局能够维持平衡和安定,换言之就是支持已经动摇的政府,维持1913年的旧疆界,反对一切领土的兼并,以增强现存的欧洲政府为手段来对抗革命,而绝不可以再削弱他们。

查理曼首创“东马克”(East Mark)——即为奥地利的前身——来当作一个堤防,用以阻止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方的野蛮民族侵犯基督世界。自从那个时候起,日耳曼民族逐渐就构成了两个大堡垒:北面一个以勃兰登堡为核心,即为普鲁士;南面一个即为奥地利,它们是欧洲对抗亚洲的第一道防线。威尔逊拒绝与威廉二世的政府谈判和平,遂使北面的堡垒被减弱了,至于南面的堡垒则完全被他拆除了。

1805年10月17日,在奥斯特利兹会战之前的几个星期,塔里兰曾经写信给拿破仑说:“奥国是许多杂牌民族所拼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会强大,但对于野蛮人(俄国人)却是一个必要而适宜的堤防。在将来,哈布斯堡帝国将会背靠着欧洲而面对着东方,以保护西方文明,使其免于受到俄国的侵略。”1848年,捷克史学家巴朗基(Frantisek Palanky)也曾这样说过:“假使奥国不存在,那么还要创立这样一个国家。若是奥国瓦解了,变成许多小型的共和国,那么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获得了良好的机会。”

威尔逊不曾认清维持这个古老的奥匈帝国的存在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它把许多不同的土地和种族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约瑟夫统治之下,这九个民族已经学会了应该如何共同生活,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热爱,但却至少已经互相尊敬,在战争时也能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威尔逊却完全忽视了现实,而听信那些流亡分子的意见,其中尤以捷克未来的总统马萨里克(T.G.Masaryk)为然。他被说服了,相信哈布斯堡皇室是一个中世纪的封建余孽,是被奴役的人民的死对头。

塞顿华特生(R.W.Seton-Watson)是马萨里克的密友,他说在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之际,威尔逊所交换的文件击溃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外交防御,把奥皇的奥地利联邦计划在初生时即加以扼杀,一定要迫使他和他的政府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独立。在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打击之下,这个二元帝国完全崩溃了。威尔逊总统的力量比雷霆还强大。

除了政治家的愚蠢和错误以外,军事上也有一个主要原因,足以造成这场战争中的许多悲剧。这就是布罗赫所曾经预料到的“战术性僵持”局势。也诚如他所预料的,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是饥馑、破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崩溃。

假使不是发生了这种僵持现象,则封锁就不会发生效力。最后击破敌人的意志者,就是联军的封锁,这是海权而不是陆权。它打击在每个男人、女人、小孩的身上,其效力遍及敌国工厂、农村的任何部分。除非是开战之始,中欧国家即能透入敌人的正面,换言之即缩小了封锁的距离和扩张了其取得粮食地区的范围,那么封锁就会丧失效力。另一方面,联军的护航制度也击破了德军潜艇的反封锁。根据计算,在最后两年的封锁中,德国一共有80万非战斗人员直接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送命,比由于潜艇攻击而在英国船只上溺毙的人数多了50倍以上。

这次战争的性质和它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具有革命性,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宣传的使用日益增多之故。道德和礼貌都已随风去了,就这一方面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后述的两场战争中,双方都是在严防革命的乘机酝酿。[1]双方都捏造事实,故意宣传对方是如何的残酷野蛮,这简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于是当战争延长之后,人类就变得愈加野蛮残酷,终于一切理性都丧失了,而回到了原始化的兽性主义。大家都具有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不惜使用一切的卑劣和残暴的手段来打击敌人。

斯奎尔斯(J.D.Squires)关于在1914年到1915年英国的宣传对美国人民的心理影响,曾经有下述的一段述评:

英国人的宣传说德国大兵割断比利时儿童的手指,还有其他这一类荒唐而不合理的说法,于是使美国人心大愤。当美国人投入战争时,他们是充满了一种感情冲动的歇斯底里心理,若不能了解宣传力量在战时条件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则对于这种现象将无法解释。在这种狂潮之中能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者,通常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也根本无能为力了。这种共同的仇恨心理可以用下述的例证来说明:在新英格兰的某一次由基督教会所召开的群众大会中,有一位发言人说当把德皇威廉二世俘虏到手之后应该把他下油锅。所有的听众都站在椅子上鼓掌欢呼,这充分表现出来歇斯底里心理。我们就是在这种疯狂心理之中而自动投入战争的。

战斗的手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这也是战争历史上的第一次,工厂之间的战斗变得与军队之间的战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兵器的生产要比人员的征召在会战之中更具有决定性。上帝是站在最大工业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最大兵力的那方,战车和火炮胜过了步枪和刺刀。诚如夏特威尔(J.T.Shotwell)所说的话:“1914年到1918年,毫无疑问,战争进入了经济史中的工业阶段。战争的工业为两种技术的结合:(1)为和平的技术,供给战争以资源;(2)为毁灭的技术。在战争中大获利益的不是抢劫发财的将军和部队,而是财阀和工业界。”

这场战争虽然带来了许多的变化,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却是完全出乎一般人想象之外的,这场战争并不曾使民主国家在世界上可以获得较多的安全。从1918年起,也许比宗教战争还更厉害,群众心理的感情因素从此支配着人类的关系。国家的治术和战略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和平和战争之中都是充满了疯狂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