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

第五章　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

以奥塞两国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场战争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性冲突的形式，其原因是所有的各大强国都被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于8月23日和10月29日，加入协约及同盟两方面。1915年5月4日，本来是三国同盟中的一分子，意大利也由中立的状态终于加入了协约方面。最后，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其他南美洲和世界其余部分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而向德国宣战了。于是战争变成了真正全球性的，没有一个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足以充当仲裁者的职务。[1]

对于这样一场巨大规模的冲突，本书因为限于篇幅，所以对于一切周边性的战役，都无法细述，虽然其中有许多都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性后果的。此外，作者也故意保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在尚未叙述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家在战前时代中的军事理论，尤其是注意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性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则对于下述的事实即无法解释其理由：尽管在战争开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德国人即已遭到了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1918年11月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遂引起了许多的并发症，而终于使历史的途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这场战争以前的40年当中，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当中，工业文明有了极大的进步，对于现有的科学时代，它们虽不能说是摇篮，但至少可以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的许多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一个要算是布罗赫（I.S.Bloch），因为他钻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之内。他是一位波兰籍的银行家兼经济学家。1897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近代战争的巨著，其书名为《技术、经济、政治关系中的未来战争》（The War of the Future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1899年在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提德（W.T.Stead）所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现在不可能吗？》（Is War now Impossible？）

布罗赫的理论认为形成战争的就是文明，因为在19世纪的末叶，人类文明已经快要通过它的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的性质当然也会随之而改变。他说：

当你所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考虑，那么老是再谈论过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把100年以前的情形，拿来与现有的情形做一个对比，即可以完全明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尚未发明之前，每一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调和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由于生活上的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与日俱增。所以战争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对方受到经济上的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了，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却上升了。

所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一种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是荒谬不经的。自今日视之，它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室。

他又说：“战争终极的表面象征，即为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的演化，军人们已经成为完美的屠杀机器，最后终会使他们自己归于绝灭。”

他对于近代战斗的描写可以说是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17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于这场战争本身的预测，也是同样的正确：

最初是屠杀的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以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的结束。他们最先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的条件下作战，尽量地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最后才算是学会了一个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个企图。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肉搏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双方人员是互相考验其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双方都是不分上下，彼此对峙着，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进行一个最后而具有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饿；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全部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场战争中，所有的人都会进入堑壕之中。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堑壕战争。对于一名军人而言，圆镐将和他们的步枪一样，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兵器。所有的战争必然地会具有围城战的性质，军人们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之权却是操在“饥饿”的手中。

他所想象中的战争为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1000万人；战场是如此的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作用，刺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

虽然他的预言对于下一场的战争，是作了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罗赫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获得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假使他的分析是对的，那么进一步说，唯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战争是绝不会永远地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则必须能使他那个时代中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了20世纪之后，就连串地爆出了许多的新发明，它们注定了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全，要比公元前3000年人类学会了利用骡马的事实还更为重要。

在这个时代内的许多发明中，有两个对于战争的命运具有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2]

从商业性的应用上来说，1876年，奥托博士（Dr.N.A.Otto）才首先发明了气体性的引擎。9年之后，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对它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面，这要算是第一辆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也就应用到四轮车辆上面，到了1895年就开始举行了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来，这个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走完了774英里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大捷。1903年12月7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Kitty Hawk）的杀鬼山（Kill Devil Hill）上，莱特（Orville Wright）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12秒之久。6年之后，布莱里奥（Blériot）乘着一架单翼机，在31分钟之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了3000年的时间，代达罗斯（Daedalus）的神话终于变成了事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力”，注定了它将改变战争的面貌。

第二个重要的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1887年由赫兹（Rudolf Hertz）所创始的。他证明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的火花可以发生一种效应，使它变成电波从空间中传播过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性的工具，可以检示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1897年，他曾发明了一个无线电报，可传达9英里的距离，到了1901年，这个距离即增加到了3000英里以上。

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巨大的变化是火药和蒸汽力的成就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前者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一次革命，结果也使陆上战争方面同样地发生了一次革命，而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的问题，使战争升入了第三度空间之中。至于后者则更使战争升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上来说，这种无线电式的能力传导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更消灭了时间。所以就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为天空，一为以太。

这两大变化，再加上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学、化学、电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的大进步，遂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是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来与之做一个对比，那才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想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不是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更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来说，这个世界都正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是注定了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

因为军队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了节，所以军人们并不能看清楚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楚由于文明日趋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一条路：因此下一场的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们之间的冲突，毋宁说它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是不可能站着不动。即令是具有远见的布罗赫先生，也都不曾看清楚这一点。

很少有几个海陆军军人，是像他那样具有远见，而即令能够像他一样看得很清楚，却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就已经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兵器，如果能加以适当的组合，则它们即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性战争的发生。大多数军人都喜旧厌新，虽然如此，他们却对运动战的观念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是与布罗赫的想法相反。譬如说，1912年，法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迪尔少校（Maj.de Pardieu），曾经这样写着：“假使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则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的会战。像普里弗那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所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有的。”1923年，黑尔将军（Gen.Herr）在其所著《炮兵》（L'Artillerie）一书中所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于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期的，而且充满了快速的运动，运动为其主要的部分，它是一个运动战。会战的主体为双方步兵之间的决斗。陆军应该是一个人力的陆军，而不是物资的陆军。炮兵仅为一种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太重要，使一个军队拥有太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

这一派异教徒的领袖为福煦将军（Gen.Foch）、格兰德梅松将军（Gen.Grandmaison）和朗格鲁瓦将军（Gen.Langlois），他们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教徒可以与他们相比拟。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于枪弹的唯一答案即为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3]福煦曾经引证戴梅斯特里（Joseph de Maistre）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会战失败了，然后才是真失败了，因为从物质上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加以补充地说：“所以只有精神上的失败。反而言之，一场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求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格言再引申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被击败了，那么这场会战才会胜利。”[4]

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的，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的结果都只会增强攻势方面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只有唯一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攻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教：要想使攻击有利，则一定需要炮兵。

可是德国的参谋总长施里芬伯爵（Count von Schlieffen，1891—1905年任职），对此却有一部分的认识，为了要使攻击能胜过防御起见，他增加了德国陆军中的重炮数量。但是却并未能认清专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然后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自从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各国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性问题，而且也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以上所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性背景，这是属于看不见的一面，至于可以显见的背景则有如下述：

自从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地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1905年以后，其内容中所表示出来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攻势主义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攻击目标。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的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受了民族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从心智方面来说，德国人是稳重而有条理，法国人是迅速而谨慎。法国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攻击中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当已经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的路线，以便在会战中达到所选定之点作决定性的打击。德国人则不然，他们主张当发现了敌人的位置之后，即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作正面的攻击，而同时另一面再包围他的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而缺乏总预备队。法国人的体系却是罗马式的，一个较重的后方支援着一个较轻的正面。德国人固然认清了正面是攻不进的，但却还一定要攻，以求把它固定住。法国人相信对于一个侧翼的攻击，总是可以先下手为强，而对于正面的攻击则并不能如此。简言之，由于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持它。至于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地配合形势。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是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他的计划上面。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巨大的死伤，并且会磨钝了攻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面。

至于说到步兵战方面，德国人主张用一个密集的火线开始攻击，把它向前推进，直到敌人火力发生效力的地点上，然后用枪弹来窒息敌人的阵地；接着向前爬行到距离敌方约800码到400码之间的地方，以来获得火力的优势；最后再继续前进，直到100码远的时候，才上刺刀冲锋。假使这个最后的前进证明是不可能的，则最后的前进运动应在黑夜中进行，然后再在拂晓时发动突击。法国人的理论基础即为杜皮克的思想；在控制着的火力之下，前进到距离敌方400码远的地方为止，据他们的意见，认为到了此时瞄准射击已不可能，所以损失可以减低，于是就开始上刺刀冲锋，以来攻占敌军的阵地。

双方的参谋本部都曾经研究日俄战争中的炮兵战术。法国人认为一切说明日本炮兵优势的报告，都不免具有夸大的意味。德国人则学会了，炮兵的决斗和步兵的攻击，在会战中实在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对于一切不是直接支援步兵攻击的火炮，双方都承认间接瞄准的利益；但是就其全体而论，德国人却不喜欢作有庇护的射击，他们认为他们的炮兵比起法国是占了数量上的优势，若是能从无掩蔽的阵地上所有的火炮同时向敌军发射，则较容易迅速地击碎敌人。主要的差异还是他们对于榴弹炮的意见。自从普里弗那之战以后，德国人已经采用了轻榴弹炮，而在奉天会战之后，又采用了重榴弹炮。法国人却不喜欢榴弹炮，认为他们的七五野炮已经完全够用了。他们说榴弹炮太笨重了，对于运动战是一种不适用的兵器。虽然德国人宣称这种重型的炮弹，对于部队的士气具有重大的影响，可是法国人却回答他们说：德国部队需要噪音来刺激他们，而法国部队则不然——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以上所说的即为1905年到1914年的思想全貌。对比地说来，在德法两国的陆军中，当然还是德军对于日俄战争的教训学习得较多。但是双方却都错过了其主要的教训——在防御中是枪和炮弹占了上风，所以其自然的后果即为野战筑城工事。双方也都没有认清，除非在下一场战争中，一击之下即可以获得胜利，否则由于火力的缘故，一场百万大军之间的战争（不是千百人之间的战争）是必然会变成一场堑壕性的战争，而在一场堑壕性的战争中，其必然的结果又正是炮兵和弹药的大量增加。

当战争开始爆发时，各交战国家的兵力如下表所列（单位：万人）：

虽然兵器的设计是各有不同，但一般说来，它们的标准是大致相同的。几乎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还是用马拖的，卡车还只是刚刚开始使用，当宣战之时，英国的陆军部一共只有80辆卡车。不过，较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却已经自由地使用摩托化车辆。飞机的使用只限于极小的范围之内：德国陆军只有飞机384架和飞艇（即可以驾驶的气球）30艘；法国人有飞机123架，飞艇10艘；英国人有飞机63架。这些飞行工具主要的都是用在侦察方面。若与过去的陆军做个比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是1914年的陆军，具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师属有线通讯连，而且也备有无线电收发报机。

法德两国的战役计划除了都是以攻势思想为基础以外，其余则毫无相同之处。至于说到法军方面，尤其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足以说明在拟定一个计划时，应该避免哪些事情。

1911年6月29日，梅希米将军（Gen.Messimy）在卡约（Caillaux）政府之中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在4个月之内，他是第四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3天之后，他第一次晤见米歇尔将军（Gen.Michel）和格兰德梅松上校。前者为最高战争会议的副议长，也是在战时的预定总司令。后者为参谋本部的作战局局长（3e Bureau）。这两个人极不相投，在米歇尔的背后也正酝酿着一个政治财政性的阴谋，而这种阴谋也正是法国民主政治的祸根。

米歇尔将军的观点是，认为一旦德法两国间发生战争，德国人就很可能会做到下述的两件事：（1）在动员其现役部队时，同时也动员其预备部队；（2）其主力的前进线将采取通过比利时的方向。所以他主张法国也必须同样地动员其预备部队，而战争计划的重点则应以阻挠这种前进为原则。他所建议的兵力分布如下：在里尔（Lille）与阿费斯尼（Avesnes）之间49万人，在希尔森（Hirson）与勒泰勒之间28万人，在蒙迪梅与贝尔弗特之间30万人，在巴黎附近则控制预备队22万人。等到德军的计划一经判明之后，这个兵力即可以用来增援上述的任何一方面。

因为好几种原因，这个计划是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其中比较最重要的一个即为当预备部队与现役部队混合在一起时，将会延迟攻势作战的进度；但是所不能忽视的，是自从1813年以来，预备制度的创始者德国人，就一向是采取这种混合的办法。梅希米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在最高战争会议中有三位议员——加耶尼将军（Gen.Galliéni）、杜贝尔将军（Gen.Dubail）和杜兰德将军（Gen.Durand）——是反对米歇尔的。为了想要排除米歇尔，7月19日，梅希米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投票否决了这个动员预备役的提议，所以他就向米歇尔说因为他的同僚都已经丧失了信仰，他应该要求米歇尔辞职。在这个最高战争会议中，只有米歇尔一个人认清了将来的情况和知道如何应付，可是却被开除了。现在梅希米就要寻找一个继任的人选。他首先想到加耶尼将军，但因为他曾经投票反对米歇尔，所以他就被摆在一边；接着又征求鲍将军（Gen.Pau）的同意，却被拒绝了。于是他才转而要求霞飞将军（Gen.Joffre）出任该职，后者遂接受了这个任命。霞飞从来不曾指挥过一个军团——甚至连在纸面上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对于参谋本部的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要求任命福煦将军为他的参谋长，但因为福煦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未获允许。梅希米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选择霞飞，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坚强、有力和高傲的人格，一种明白而略嫌迟缓的智慧，一种决定力量，虽然并不太快，和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尽管这些话说得颇为漂亮，可是梅希米本人却只是参谋本部人员的一个工具而已，而参谋本部才是陆军的真正控制者。事实上的真相是这样的，这不负责任的团体故意把霞飞推向前面，因为诚如沛尔森将军（Gen.Percin）所云，他对于他所应做的事情，简直是毫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使他完全成为参谋本部的傀儡而只能对于他们的要求完全同意。换言之，从参谋本部的观点来看，霞飞是一个理想的傀儡。

霞飞是李费沙特（Rivesaltes）地方一个皮匠的儿子，出生于1852年。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农民——细弱而不具有幻想力，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他知道他自己的缺点，而且设法隐藏它们。他很少写一个备忘录，或是宣读它。他是一个心灵简单的人，他喜欢简单地解决事情，所以他的幕僚人员对于他所要应付的问题，都是给他拟出简单的大纲来。作为一个统帅而言，他是一个战略性的真空，他的参谋本部就盘踞在这个真空之中。虽然如此，以一个战斗的农民的身份，他却拯救了法国，因为他从不推卸责任，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巨大勇气和巨大蛮性的人。虽然在战争之前，他自己选择他自己的部下，可是一旦宣战之后，这些人都使他失望，于是他不客气地整批加以撤换。在一个月之内，从8月2日到9月6日，有2个军团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师长都被撤职，换言之，即相当于他所指挥的高级将领中的半数。

当时法国参谋本部所主张的理论，就是“质量加上速度”，这对于霞飞的“牛性”也恰好非常的适合。攻击变成了他的唯一目标，受了他的影响，他的政治性主人法里埃尔总统（President Fallières）在1912年，也曾经这样地宣称说：“我决定毫不踟躇地直向敌人进攻，只有攻势才适合于我们的军人的思想。”所以霞飞就变成一个军事神秘主义学派的工具，这是一个柏格森（Bergson）主义的组织，这是皮耶夫（Pierrefeu）对于法国参谋本部的刻薄称呼。他说：“它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和不信任智慧，而赞成直观式的神秘主义。”这些军事神秘主义者也就是霞飞的头脑，一切的战争计划都是从此而出。它是内容极为单纯的代表攻势至上的神秘思想。这也代表波那尔将军（Gen.Bonnal）的观念，以前两个战争计划——第15号和第16号——都是由他负责拟定的。

波那尔是一个博学之士，但却也是拿破仑的盲目崇拜者；因为他是一个书呆子，所以获得了当代战略大师的美名。因为他的头脑中已经装满了拿破仑的学问，所以无法使他的知识与正在变化中的条件相配合。他的思想中还是充满了“菱形队形”和“营方阵”等观念，而对于铁路、机关枪和速射炮等因素却毫无认识。他的基本观念就是力求简单。因为照他所假想的，德国人将集中大约10个军的兵力，在都尔与艾皮纳（Epinal）之间，其正面的宽度约为60英里到80英里。所以为了对付他们，唯一必要的途径就是构成一个80万人所组成的营方阵——各军团分为三线：第一线一个军团，第二线三个军团，第三线一个军团。第一线军团应与敌人作正面的冲突，在它的掩护之下，第二和第三两线的军团即开始作迂回的运动。这是“大象型”的耶拿式的运动，而波那尔却深信他已经发现了致胜的秘密。

霞飞的这一批少壮派采纳了第16号计划为基础，以便开始拟订他们的第17号计划。它的基础是两个假定：第一为德国人起初不会把预备部队和现役部队同时用在第一线上，所以他们的兵力在数量上是不够同时向比利时和洛林进攻；第二是假定法军在攻击时是无法抵抗的，所以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法军集中在梅济耶尔和艾皮纳之间，然后直接开向前去。在这种思想的后面又有“炼铁业公会”的支援，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洛林铁矿是必须加以保护的。

霞飞盲目地采取了这些观念，虽然他告诉我们说，他深信德国人不会使用他们的预备部队，或是通过比利时前进，可是话虽如此，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又说：“我们对于他们在1913年10月9日所拟定的动员计划，是早已知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面，已经决定对于预备部队应和现役部队同样地使用。”此外他又说在他的手里有一张德国参谋本部在1905年演习中所使用的地图，上面表示德军方面曾经研究用其右翼通过比利时的运动。此外1906年的一个大型军事演习计划中也曾表现出一个同样的意图。为了证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正确的，在1913年，布亚特中校（Lt-Col.Buat）曾经伪造一个文件，假装他是在火车上捡到的。上面表示出来德国人在第一线不会使用预备部队，而德军前进的路线是在默兹河右岸上以梅济耶尔为目标。

尽管事实上，霞飞公开的意图是希望以拿破仑自居，可是专就他本人而论，则简直可以说是毫无计划之可言。他说：“我从不曾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一切兵力以便发动攻势以外，就更无其他的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只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任何作战计划。”

虽然如此，照我们看，他所采取的集中计划是完全与他的理想相反。它的内容如下：

（1）第一军团，司令为杜贝尔：集中在查尔姆—阿尔齐—达尔内（Charmes-Arches-Darney）地区，司令部设在艾皮纳。五个现役军、四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25.6万人。

（2）第二军团，司令为戴卡斯提尔劳（de Castelnau）：集中在圣文生桥—米里库尔（Pont St.Vincent-Mirecourt）地区，司令部设在新堡。五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20万人。

（3）第三军团，司令为鲁弗里（Ruffrey）：集中在圣米赫尔—丹维耶尔（St.Mihiel-Damvillers）地区，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三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16.8万人。

（4）第四军团，司令为戴朗格勒（de Langle de Cary）：集中在华凡库尔—巴尔勒杜克—伏瓦（Vavincourt-Bar le Duc-Void）地区，司令部设在圣迪济耶（St.DiZier）。三个现役军和一个骑兵师：总数13万人。

（5）第五军团，司令为朗里查克（Lanrézac），集中在格普雷德—苏皮斯—肖蒙—波尔西昂（Grandpre-Suippes-Chaumont-Porcien）地区，司令部设在勒泰勒。五个现役军、五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25.4万人。

（6）骑兵军：军长为索尔德（Sordet），集中在梅济耶尔，共三个师。

（7）右翼侧卫：集中在费索尔（Vesoul），共三个师。

（8）左翼侧卫：集中西松尼（Sissonne），共三个师。

以上所述为法国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兵力分配，并由霞飞批准采用，他的观念是一旦宣战之后，第一军团即应进到巴卡拉—萨尔堡（Baccarat-Sarreburg）之线，第二军团应进到沙林堡—萨尔堡（Chateau Salins-Sarreburg）之线，以来压倒他的敌人。

他的对手方面的计划，虽然也同样是攻势性质的，但内容却完全不同。1891年，施里芬伯爵接替了老毛奇，出任德国的参谋总长，到了1905年他就修改其原有的计划。毛奇的观念是对俄国采取攻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但是当俄国人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了之后，这种局势遂发生了变化，于是施里芬遂决定只留下十个师和地方性的部队，以监视俄国，而集中其他一切的力量来对付法国。他所决定采用的大战术，并不像许多作家所想象的，不是属于“卡纳”型，而是属于“鲁腾”型。他对于法军兵力集中情形所作的估计，简直和实际情况一样的准确。所以他决定把七个军团的兵力，集中在克里费尔德—莫尔豪森（Krefeld-Mulhausen）之线上，而以蒂永维尔—梅斯（Thionville-Metz）之间为其中心。在梅斯以北为五个军团，在它以南为两个军团。前者共有三十五个半军，支援他们的有七个骑兵师、十六个国民兵旅和六个补充师；后者共有五个军，支援他们的为三个骑兵师。

接着他就计划以斜行序列前进，而以梅斯为其枢纽。左翼方面是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发生接触，并把他钉住；若是不可能的话，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上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背面上，驱逐他们向德国和瑞士的边界上溃散。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他又决定当此种巨大的轮转运动正在进行之际，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增援它。

这个计划以后即为他的后任所采用，当我们分析这个计划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注意，它们也正是施里芬大战术中的主要着眼点：

（1）右翼在作战时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便利于攻击的，其兵力强度以足够包围安特卫普、那慕尔及巴黎等地为原则，后者又为法国的铁路中心和法国陆军的补给基地。

（2）左翼的作战地区都是便利于防御的，它的兵力强度以能引诱法军走入歧途，并认为是值得攻击的目标为限度；它的任务是纯守势的。

1906年，施里芬把这个计划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Count von Moltke），后者是德皇威廉二世亲自选择的，因为他以为专凭“毛奇”的威名，即足以吓坏这些邻国。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两国间高级指挥当局的最大弱点，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朽烂。在1870年以后，也和在1763年以后的情形是一样的，德国的陆军已经获得了无敌常胜的美名，自从威廉二世承继大统之后，他就开始创立一支专为检阅摆样子的陆军，这些是他所最爱玩的玩具。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把这些人都摆在一边，专门任命皇亲贵族们去担负高级的军职——这些银样镴枪头的将军们对于战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小毛奇便是这些活宝中的一个，他没能从参谋大学毕业，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时，他已经68岁了，他的一切都是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早已过时了。照他的意见，军队是由参谋组织来指挥的，而站在实际上相当于总司令地位的他本人（只差个名义而已），欲自以为是像一个赛跑中的发令员一样，他所要做的工作就只是把旗子一挥，以后的事情就听任那些将军们去自己做主了。他不主张应有执行上的控制，甚至连接触都不需要，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和其部下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糟到了极点。

毛奇虽然接受了施里芬计划，但他欲把它的性质完全改变，尽管如此，1906年到1914年，德国又欲新增几个军。在俄国方面，他大致还是依照施里芬的老计划，一共保留着四个（现役的和预编的）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些国民兵部队，共计大约是20万人。但是在西线方面，他就不仅把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做了彻底的调整，而且在增强了左翼之后，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卡纳”型的，而不是“鲁腾”型的了。[5]德国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Col.Tappen），曾经说过：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例如铁路等，毛奇才被迫做此项改变。这种解释是颇有疑问，因为真正的原因似乎是那些王子们为了想要增加他们军团的实力，遂对毛奇施加压迫。

在1910年，他取消了从左翼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的计划，并将这六个补充师集中在梅斯的附近。最后，当新编成了九个师之后，他把其中的一个师，加上从东线上抽回来的一个师，增加在右翼方面，而把其余的八个师都增加在左翼方面。于是德方七个军团的最初兵力部署如下所述：

（1）第一军团，司令为克鲁克将军（Gen.von Kluck），司令部设在格里芬波赫（Grevenboich），一共为七个军、三个骑兵师和三个国民兵旅，应进到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然后再到布鲁塞尔。总计32万人。

（2）第二军团，司令为比罗将军（Gen.von Bülow），司令部设在蒙特爵依（Montjoie），一共为六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国民兵旅，应攻占列日，然后其右翼进到华弗尔，其左翼进到那慕尔，总计26万人。

（3）第三军团，司令为豪森将军（Gen.von Hausen），司令部设在普吕姆河（Prüm），一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其右翼达到那慕尔，左翼达吉维特（Givet），总计18万人。

（4）第四军团，司令为符腾堡公爵，司令部设在特雷弗，一共为五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右翼达到弗拉梅（Framay），左翼达到阿尔隆（Arlon）以北的艾提尔特（Attert），总计18万人。

（5）第五军团，司令为德国皇太子（The Crown Prince），司令部设在萨尔布吕肯，一共为五个军、一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五个国民兵旅，其左翼留在蒂永维尔，而其右翼则进到弗仑维尔（Forenville），总计20万人。

（6）第六军团，司令为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司令部设在圣艾弗德，一共为五个军、三个骑兵师和四个补充师，应进到摩泽尔河上，并攻击法军将他们钉住，总计22万人。

（7）第七军团，司令为希林根将军（Gen.von Heeringen），司令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一共为三个军、一个师、两个补充师和四个国民兵旅，应进到莫尔特河上（Meurthe），或向洛林实行反攻，总计12.5万人。

虽然施里芬计划的外表还是保留着没有动，可是其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其左右两翼的比重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原有的计划中右翼方面为59个师，左翼方面为9个师。现在的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为55个师，左翼方面为23个师。用百分比来表示，其左右两翼的比重在施里芬计划中的比例为100∶15，而在毛奇计划中的比例为100∶42。而且施里芬的原意是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中被纠缠住了之后，即将两个军调往右翼方面，于是这个比例就更由100∶15降到100∶9了，因此左翼方面必须被迫向后移动。

现在我们在新计划中，所看到的是两翼攻势，这南面的左翼，本应引敌军向东前进，以使北面的右翼更便于旋转，以便打击敌人的背面；现在却反过来向西前进，这是与原意完全相反的。这既不是“卡纳”，又不是“鲁腾”。任凭称它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腓特烈大帝在地下顿足。

当这个巨大的德军方阵正在组成之际，它的外表颇为坚强，可是内在的结构却是脆弱的。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地区，普里特维兹将军（Gen.von Prittwitz）正在集中其比较微弱的兵力，以准备阻止俄国乌合之众的冲突，反之在巴黎方面却是充满了混乱和不调和。5月，梅希米将军又再度出任陆军部长，据说他只是经常地打电话询问消息和给予一些无意义的命令，而完全不曾感觉到他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责任。7月31日，除了财政问题以外，其余的均无讨论。8月2日，法国开始动员；8月3日，霞飞召集军团司令会报。他还是保持其含蓄的态度，只是向他们空泛说明所准备采取的进攻路线。大致为两个攻击的联合，一个在洛林的境内，另一个在凡尔登—都尔之线之北。8月4日，他在维特里设立了他的总部；此时毛奇尚留在柏林，后来才由此进到科布洛涅茨。

当霞飞召集其军团司令会报时，马尔维兹将军（Gen.von der Marwitz）所指挥的德国骑兵军已在吉门尼赫（Gemmenich）越过了比利时的国界，8月5日，德军要求列日的比国守军投降，但遭到李曼将军（Gen.Leman）的拒绝。第二天，德军的突击失败了。于是第二军团的军需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即相当于副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Gen.Ludendorff）开始负责指挥这次攻击；8月7日，他的人员从要塞之间透入，并攻进了该城；8月12日，德军把一部分42厘米榴弹炮送上了前方，要塞遂被击破；到了16日，列日遂完全落入德军的手中。

此时，杜贝尔所指挥的法国第一军团中的一个支队已经进入莫尔豪森，到了8月7日，在比利时边界线上发现了德方五个军的番号时，朗里查克遂向霞飞报告说，德军的意图很可能是要想沿着默兹河的左岸作战。他所获得的答复是：“如果这样，那就更好了。”霞飞仍然深信德军的主力，是留在特雷弗—梅斯地区之中，所以在8月8日，他命令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准备攻击。这就是说他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是准备透入洛林。这个攻击是在8月14日发动的，当时依照原定计划，德方鲁普里赫特亲王的第六军团向后撤退。

当此之时，朗里查克仍继续不断地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军的主力是在比利时方面，但是毫无效果，直到8月15日霞飞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次，这个假想开始变成事实了。”到了18日，他已经感到相当的困惑，于是新成立了一个洛林军团，由毛劳里将军（Gen.Maunoury）任司令，以保护第二军团的左翼。至于第一军团的右翼则早已受到了阿尔萨斯军团的保护，后者是在8月9日成立的，其司令为鲍将军。

虽然霞飞还并不太明了，可是其第一和第二两军团的处境却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假使鲁普里赫特若能再继续往后退，则这种危险就会更加剧。可是在其具有雄心的参谋长狄尔门辛根上校（Col.Von Dellmensingen）——这是第六军团的真正指挥官——的劝说之下，鲁普里赫特获得了上级的允许，抽出了六个补充师，加上第七军团（早已由他指挥），于8月20日向法军发动反攻，法方第一个和第二两个军团本来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陷阱，现在却被他推送了出来，使他们向南锡的莫尔特河上退却。这是对施里芬—毛奇计划，钉下了第一根棺材钉，因为这时形势已经如此的不平衡，所以毛奇只好放弃了其用左翼当作右翼预备队的观念，而代之一个两面包围的观念。结果是从8月25日起到9月7日为止，德方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团，在法方的设防地区中自己撞成了碎片，施里芬在世时，早就向他们提出了警告，叫他们不要从这地区中进攻。

当鲁普里赫特和狄尔门辛根正在破坏德国的战争计划时，霞飞却在“暗杀”他的将军们。因为攻击已经失败了，所以必须寻找一批罪人来为梅希米将军赎罪。他在8月24日，写信给霞飞说：“我认为正和1793年的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两种惩罚的方法：撤职和死刑。你要想胜利，就得拿出最迅速、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对于法国而言，可以说是万幸，8月27日，梅希米被免职了。

在鲁普里赫特发动攻击的前两天，德方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军团开始通过比利时向前推进，于是比军的大部分向安特卫普退却。于是这个施里芬—毛奇计划又钉下了第二根棺材钉，因为克鲁克将军奉命把第三预备军留下来监视安特卫普，换言之，使其兵力减少了3.5万余人。当他们进到了那慕尔之后，第三根钉又钉下去了，因为为了围攻该城，第二军团留下了近卫预备军，第三军团留下了第十一军和第七预备军的一个师。8月21日，德国第二军团与法国第五军团发生了接触，而克鲁克将军所部现在由比罗节制，奉命向西南前进而不再向西前进。这是第四根钉子，因为假使他不改变原定的方向，于是就不会在蒙斯（Mons）与英国的远征军一头碰上，而会迂回着它，这样就可能将后者加以歼灭。8月22日，德军进到了松布耳河（Sambre）。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两天，霞飞似乎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说：“德军的运动已经是历历在目。”可是从他的行动上看来，他对于德国的这个从比利时境内碾过的巨大车轮的可怕性质，还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并不曾企图击碎前进中的德军右翼，但却命令其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进入阿登（Ardennes）山地，以切断德军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系，并命令在他们左面的第五军团与英国远征军合作（其最后的部队正要登陆），以挡着正在向前冲击的潮头。

对于法方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原先指定的目标为阿尔隆和新堡，他们的前进遂又与德方的第四和第五两个军团一头碰上了。接着即阿登之战，照德国人的叫法，又叫作隆维（Longwy）和新堡之战。在这一战中，法方的第四军团受到了严重的挫败，8月24日，第三军团退到了默兹河的后面。正和在洛林的攻势一样，这个攻击是完全失败了。

此时，法国的第五军团，在朗里查克指挥之下，也进到了松布耳河上。8月22日，该军团在正面上与比罗的德国第二军团遭遇，而在右翼方面又受到豪森的第三军团的攻击。结果即为查利瓦（Charleroi）之战，德方则称之为那慕尔之战，在这一战中朗里查克被迫后退，而约翰·法兰契爵士（Sir John French）的英军则撤向蒙斯。在那里，英军遂被隔断，在受到了克鲁克第一军团的攻击之后，于24日被迫继续后撤。在这一天的全部情况，为整个法军左翼都在撤退之中，而整个德军的左翼，则在摩泽尔河的下游地区，从都尔到南锡，然后再到圣戴（St.Die）之间，自动地撞成了碎片。

为了想要明了此后西线方面的发展，则首先必须说明在东线方面的情形。

俄国原定计划中的目的，是想用其第一军团来挡住德军，而集中其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等四个军团来向奥国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第二军团则留在华沙作为预备队，第九军团则留在彼得格勒，以阻止可能侵入的德军。在刚刚动员之后，为了协助法国人，这个计划又匆匆地加以改变：第二军团奉命向东普鲁士运动，以求与第一军团合作，而第九军团则接替了预备队的任务。于是俄军分组成为两个集团军：（1）西北集团军，其总司令为吉林斯基将军（Gen.Jilinski），包括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其司令分别为伦嫩坎普夫将军（Gen.Rennenkampf）和萨姆索诺夫将军（Samsonov）；（2）西南集团军，其总司令为伊凡诺夫将军（Gen.Ivanov），其下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等四个军团。而所有的俄国陆军又由大公爵尼古莱维区（Nicholas Nikolaievich）所统率。

第一军团位于维尔（Vilna）地区中，第二军团位于纳雷夫河（Narew）下游。第一军团中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二十等三个军，另有五个骑兵师作为支援。第二军团中包括第二、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和第二十三等五个军，另加三个骑兵师。

俄方第一军团约为20万人，第二军团约为25万人，所以在数量上，实远比现在据守东普鲁士的德国第八军团占了优势，但是在素质上和指挥上，他们却完全不是德国的敌手。此外，德国的铁路体系无论在哪一方面，也都远比俄国的优越。

虽然自从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军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可是俄国人的本性却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对于一切都缺乏思考，而且一切的事情也都能使他们感到奇异。俄国的将领们都是能力很差，而更坏的，却是他们又都迫切地希望与敌人发生战斗。参谋人员的效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譬如以第二军团而论，他们的参谋人员就是“只有罗盘而无地图”，即可以想见其一般。诺克斯将军（Gen.Knox）是英国的军事武官，他曾经与这个军团一同行动，他有一次说：“有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与我一同旅行，他是华沙一家巧克力糖工厂中的小职员，他之所以能荣任第二军团的参谋，就是因为他会画讽刺画。”

原有的施里芬计划，是在1905年拟成的，当时俄国的力量正是最弱的时候。其基础就是维斯瓦河的天然形势，这大致是像一个巨大的“S”。其中心为华沙，其北端的顶点为但泽，其南端的顶点为克拉考（Cracow），而在这个“S”的大弯中，北部为索恩（Thorn），南部为桑多米尔（Sandomir）两个要塞。

以这个形势为基础，施里芬开始拟订他的计划。因为他假定俄军的主力会集中在华沙与桑多米尔之间，所以他决定面对着它构成一个较弱的正面，而两端则依托在两个强大的集团上面：南端为奥匈军，应向卢布林（Lublin）前进；北端为德军，应向普尔屠斯克（Pultusk）进攻。因为他估计俄军在部署兵力时，要花六七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能够坚守到他击败法军为止，此后即将迅速地从西线把兵力调过来，然后再来打一个真正的“卡纳”型大会战。

到了1913年，上述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俄国对于日俄战争中所损失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一大部分。此外他们也已经增强了他们在西部的铁路体系，所以毛奇认为俄国的动员时间是一定会缩短的，这是没错的，因此他决定在东线上也需要一个具有适当组织的军团——此即为第八军团。他对于这个军团的兵力分配如下所述：第一军，军长为法兰索瓦将军（Gen.von Franois）；第十七军，军长为麦根森将军（Gen.von Mackensen）；第二十军，军长为夏尔兹将军（Gen.von Scholtz）；第一预备军，军长为毕罗将军（Below）；第三预备军，军长为摩根将军（Gen.von Morgen）；第一骑兵师，师长为布里赫特将军（Gen.Brecht）；三个国民兵旅，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的一切要塞部队。全部兵力均由普里特维兹将军指挥，当巨大优势的俄军到达时，他所奉到的指示是退到维斯瓦河的左岸上。

刚刚一宣战之后，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康拉德将军（Gen.Conrad）即向卢布林发动了一个攻势，但被逐回到仑堡（Lemberg），此时，普里特维兹把他16万人的兵力（不包括国民兵在内）作了下述的部署：

（1）从安格堡（Angerburg）到波罗的海，在安格拉普河（Angerapp）上和普里格尔河（Pregel）以南，他用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第一军来防守正面；对于普里格尔河以北，沿着戴门河（Deime）的地区，他却指定由哥尼斯堡（Königsberg）的要塞部队负责。

（2）从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到索恩，并以德意志艾劳（Deutsch-Eylau）为基地，他使用着第二十军，其目的为保护补给其军队的铁路，并用索恩和格劳登兹（Graudenz）的要塞部队来当作支援。

当普里特维兹将军正在据守这一条防线时，伦嫩坎普夫采取了真正俄国人的姿态，不等到其后勤部队完成动员，就在8月17日越过了国界，他在斯塔鲁普仑（Stallupönen）逐退了德国的前卫部队，并在弓宾仑（Gumbinnen）击败了德国第八军团的左翼。到了此时，他的补给体系失灵了，而铁路的轨道也由宽变窄了。四天之后，萨姆索诺夫也进入了东普鲁士。8月22日他占领了威仑堡（Willemberg），23日又占领了奥尔特斯堡（Ortelsburg）和奈登堡（Neidenburg）。他的前进情形更混乱，德国人对此有下述的描写：

全军从拜罗斯托克（Byelostok）前进时，即缺乏粮食的补给。甚至于尚未到达纳雷夫之前，行军的纪律就已经坏到极点，从那一条河起到普鲁士边界为止，俄军的纵队必须越过沙洲徒涉而过。部队的神经都极为紧张，见着飞机就开枪，甚至于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指挥官对于敌人的行动，简直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其邻近的目标，譬如说，对于伦嫩坎普夫军团的任务，他们就一点都不知道。

第一和第二两军团各部队之间，根本毫无合作可言。第二军所奉的命令是要在两个军团之间前进，但却与两方面都丧失了接触。又有人认为形成这种缺乏团结现象的原因，是萨姆索诺夫与伦嫩坎普夫两人之间具有私人的恶感。但比较更合理的解释，却是俄国骑兵本来就是缺乏效率的，尤其是哥萨克人，实际上与土匪相差无几。

德国第八军团在弓宾仑的挫败，虽然这不过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事件，但却引起了最惊人的战略性后果。

第一，伦嫩坎普夫本是快要被击败了，现在转败为胜之后，就高兴得很，坐下来欣赏他的胜利，由此即可想见俄国人的心理是如何的古怪，我们可以引证目击者诺克斯将军的叙述：

B君问伦嫩坎普夫他是否可以上床睡觉，他回答说可以的，但最好不要脱衣服。他睡了一个小时之后，伦嫩坎普夫却把他喊醒，他站在他的床边，微笑地向他说：“现在你可以脱下你的衣服了，德国人已经在退却中。”

诚如诺克斯所批评的，这才不是脱衣睡觉的时候，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与正在退却中的敌军保持着接触。

第二，因为萨姆索诺夫相信第八军团已经被击溃了，于是对于敌人就完全不作警戒，遂与伦嫩坎普夫丧失了接触，直向德意志艾劳挺进，以求切断普里特维兹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系。

第三，当普里特维兹知道了这个敌军前进的消息之后，立即大感惊恐，命令全军向维斯瓦河撤退。由于格流尼特将军（Gen.Grünert）和霍夫曼将军（Gen.Hoffmann）的忠告，他才取消了这个命令，这对于德国人而言可谓万幸，因为俄国第二军团距离该河还要比德军更近。于是他决定向萨姆索诺夫的左翼进攻，在8月20日的黄昏时，下达了下述命令：第二十军应集中在霍亨斯坦（Hohenstein）。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应利用铁路，运往第二十军的右翼方面；哥尼斯堡要塞守备部队据守普里格尔—戴门之线，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则向正西撤退。

说也很奇怪，这个弓宾仑的挫败，加上普里特维兹的神经过敏，遂使这个事件注定了足以改变这次战役的整个进程，不仅是在东线上，而且连西线也受到了影响。

当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部听到弓宾仑挫败的消息之后，接着又收到普里特维兹准备向维斯瓦河上退却的命令副本，固然这是合于原定计划者，但诚如鲁登道夫所说的，是“足以招致覆亡”。于是德国当局遂决定作两点改变。第一是要为第八军团寻找一位新的指挥官，第二就是要增强它的兵力——这点留待下文中讨论。他们首先打了个电报给兴登堡将军（Gen.Paul von Hindenburg），要求他接替普里特维兹的职务。兴登堡是一个老军人，生于1847年，曾经参加过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争，现在已退休住在汉诺福。他的回电是说：“我已经准备就绪。”同一天（8月22日），也送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兴登堡的参谋长。在华弗尔与那慕尔之间他被找到了，他接获了通知就立即上了汽车，用最快速度赶回科布伦茨。他向毛奇报到之后，后者就把东战场的情况，详细地解释给他听。此后，即应鲁登道夫之要求，他对于普里特维兹发出了下述的训令：

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哥尼斯堡守备部队的预备队主力都应停止不动。第一军不应在哥斯勒尔斯豪森（Gosslershausen）下车，而应在夏尔兹将军附近的位置下车，即在德意志艾劳以东的某处。从索恩、库尔门（Kulm）、格劳登兹和马林堡（Marienburg）等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应尽量抽出兵力，送到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和劳腾堡（Lautenberg）等地。于是在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成立一个强力的兵团，足以采取攻势，而其北面的兵团或者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却，或直接向南转进，以协助对俄国第二军团的作战。

鲁登道夫并不知道，由于格流尼特和霍夫曼两人的建议，第八军团已经正在采取与上述命令类似的措施。

当这些命令已经发出之后，鲁登道夫即赶往汉诺福，与兴登堡会晤，并与他一同前往马林堡，于8月23日下午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改变，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决定已经被放弃。他们也知道了伦嫩坎普夫的军队仍然没有积极的行动，第二十军左翼方面的第三十七师曾经受到猛烈的攻击正在撤退中，萨姆索诺夫的追击命令是用明码拍发的，也已经被截获，而更主要的是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找到吉林斯基的作战计划。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它告诉我们，伦嫩坎普夫的军团是准备从北面越过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进到茵斯特堡—安格堡（Insterburg-Angerburg）之线。它的攻击目标为假定躲在安格拉普河后面的德军，而第二军团则应越过罗曾—普提尔斯堡（Lötzen-Prtelsburrg）之线，以攻击德军的侧翼。”

此时，萨姆索诺夫缓缓地向西运动，其正面约宽60英里。从左到右，他的兵力依次分布如下：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三、第十五和第六等五个军。第二军这时已为第一军所代替，前者则已改编入第一军团。这个行动遂增宽了两个军团之间的空隙，而萨姆索诺夫为了使他的补给较为便利起见，又命令他的左翼进到新乔治维斯克—马拉华—索尔道（Nowo Georgiewsk-Mlawa-Soldau）的铁路线上，因此就把他的右翼拉得距离伦嫩坎普夫更远了。

鲁登道夫的慧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空隙，并决心利用这一个弱点。他决定留下一道单薄的屏障兵力来牵制着伦嫩坎普夫，然后集中其余的一切力量来打击萨姆索诺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8月24日到26日，这个会战的计划逐渐地成形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真正地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他们面对着伦嫩坎普夫的位置上抽出来，使他们和第八军团的其他部队集中在一起来打击纳雷夫河军团。这完全是要靠伦嫩坎普夫自己来决定，假使他知道如何充分地利用其在弓宾仑的胜利而迅速前进，则我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们逐渐发现伦嫩坎普夫只是在缓慢地前进中。所以这两个军可以逐渐地抽出，使其向正南面运动，以比绍夫斯堡—奈登堡（Bischofsburg-Neidenburg）为目标。

接着，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预备军的保护之下，第十七军向南经过希彭拜尔（Schippenbeil），移到了比绍夫斯坦（Bischofstein）。当它通过了第一预备军的后方之后，8月26日，遂又从比绍夫斯坦进到了比绍夫斯堡。第一军在希彭拜尔之南，也向希堡（Seeburg）的方向移动。现在只留下了第一骑兵师在希彭拜尔的附近和南方面对着伦嫩坎普夫。在26日这一天，这一个师中的第一骑兵旅也奉到了命令，抽了出来从罗塞尔（Rössel）进到森斯堡（Sensburg）。所以自从8月27日以后，在茂尔湖（Lake Maur）到普里格尔河之间的地区，一共只有两个骑兵旅面对着俄军。而伦嫩坎普夫的部队却一共有24个兵力强大的步兵师，另外加上好几个骑兵师。

在这一线上，这两军正在俄方纳雷夫军团的后面行军，从奈登堡到艾仑斯坦（Allenstein）。在这种行军中，他们的后方对于伦嫩坎普夫的军团，是毫无适当的保护，其间所隔的距离只有两三天的行程。当会战在27日真正展开之后，伦嫩坎普夫的巨大兵力，就始终好像是一朵具有威胁性的雷雨云，挂在东北面的天角上。

这个计划是具有高度的果敢和良好的判断，其结果不仅使这个战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卓越的一个，而且也具有极大的战术决定性。

鲁登道夫说：“一位将军是要能够‘负重’的，而且需要坚强的意志。文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以为战争好像算数学问题一样，由已知来求未知。实际上完全不如此。在这种斗争中，物质的力量和心理的力量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数量居于劣势的方面是尤为困难。在这种工作中包括着许多的人员，其个性和观点都是各有不同的，其中唯一已知的常数即为将领的意志。”

这些话都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它告诉我们，当将道发展到了其最高度形式的时候，所代表的即为意志和观念的结合，而不仅是一个计算的问题。

8月26日所进行的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作战。当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加上高尔兹将军（Gen.von der Goltz）所率领的国民兵，在中央挡住萨姆索诺夫的主力时，第一军和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在乌斯道（Usdau）攻击俄军的左面，并将俄方第一军逐退。在北面第一预备军和在左面的第十七军，则攻击俄方的第六军，在比绍夫斯堡击退了其中的一个师。现在两翼方面都已经肃清，于是就可以对于萨姆索诺夫的中央兵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三军——实行两面的包围。

当这个向心的运动正在进行之际，萨姆索诺夫正与第十五军在一起，监督他们前进。虽然他对于他所控制的其他部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是据诺克斯将军告诉我们的，他所感到烦恼的却是没有接到他太太的来信。当他听到其第一军已经受到了攻击的消息之后，他马上按剑而起，要赶去看看实际的情形是怎样。

第二天，当伦嫩坎普夫还在缓缓地向哥尼斯堡前进时，攻击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在萨姆索诺夫的左面，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在奈登堡的部队已经发生了恐惧现象，而在他的中央部分，当第十三军的许多人员到达了艾仑斯坦之后，就获得了一个印象好像是已经进入了柏林一样。

那一天黄昏时候，在德军的左面，第一预备军占领了华顿堡（Wartenburg），在艾仑斯坦的东北面，相距约为8英里。其左面的第十七军接近比绍夫斯堡，而在它的右边，第一军却仍在乌斯道的附近，准备向奈登堡前进。萨姆索诺夫的中央兵力在艾仑斯坦与吉尔根堡（Gilgenburg）之间，缓缓地向前推进。

对于8月28日的作战，鲁登道夫的命令如下所述：第一军应占领奈登堡，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应放弃其对于俄方第六军的追击，向西南进至巴森汉（Passenheim），以攻击俄方第十三军的右翼。同时第二十军也应采取攻势，而高尔兹的国民兵则攻击霍亨斯坦。他的观念是，当德军中央部分开始进攻时，其两翼则分别向威仑堡集中以便包围俄军的中央兵力。

虽然在8月28日的上午，会战刚开始时对于德军是不利的，但是到了下午，霍亨斯坦被攻占了，以后不久，第一预备军团也到达了艾仑斯坦以南的位置，而第一军则在奈登堡以北控制了俄军中央部分的左翼。第二天，俄方第一军又再度在战场上出现，当他们向德方第一军的后方进攻时，曾经使德军右翼方面一度感到情况紧张。不过当这个两面包围正在向萨姆索诺夫的中央逼拢时，它也被逐退了。

终点已经快到了。8月30日，俄军中央部已经被包围，到了31日——这就是兴登堡所说的“收获之日”——兴登堡向德皇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我诚惶诚恐地报告陛下，在昨天对于俄军的大部分是已经完成了合围之势。敌方第十三、第十五及第十八（即第二十三军）三个军已经被击毁。我们已经收容了6万人以上的俘虏，其中包括第十三军和第十五军的军长在内。火炮还都遗弃在森林之中，现在正在收缴。战利品极多，但现在却无法作详细的估计。在我们包围圈之外的俄方第一和第六两军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现在正在通过马拉华和米斯查尼克（Myszaniec）作迅速的溃逃。

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浮起了一片“鲁腾会战”赞美诗的歌声时，萨姆索诺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着，在黑夜中徒步地向俄国边界飞奔逃走。最后，他因为体力不济而开始落后了，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已经不可考，不过大家却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这样就结束了这场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Tannenberg）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落，位置在乌斯道的北面。1410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族的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它对于战争并不具决定性的影响，但假使德军战败了，则战争的发展即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于西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还是非常的巨大。

在西线战场方面，对于整个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莫过于8月25日这一天。在这一天，法国的总司令做了一个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了其部下的强迫也做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中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

塔本相信在西线战场上，已经赢得了一个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已经使他感到很困烦，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力去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合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增援。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来。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是可以抽调兵力的时候了，毛奇遂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太子征求同意，但是他们都激烈地表示反对，于是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军团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经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军团。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是塔本却回答他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那慕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抽调的，而第五军在西线战场上还需要它。鲁顿道夫又告诉他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会战，这些部队是已经赶不上了，所以不必再调动他们。[6]

似乎这些谈话的内容根本都不曾向毛奇报告，所以他还是命令第二军团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军团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为什么选定这两个军团，毫无疑问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贵人。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是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毛布基（Maubeuge），另外在吉维特和布鲁塞尔又留下了一些守兵。一总算起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经由34个师减到了25个师，换言之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

当施里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地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17号计划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累战累败，所以已经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的恐慌现象。虽然如此，在8月25日那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首相维维亚尼（Viviani）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正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希米跳起脚来高喊着说：“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于是才决定成立一个军团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希米所不喜欢的米歇尔将军，而改以加耶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希米又去职，而由米勒兰（Millerand）出任陆军部长。

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兵力以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是很难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加耶尼说，他在8月25日下午3时以前，曾经提出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在那一天上午7时下达的。似乎很可能这个命令是在内阁会议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说：

假使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时，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军团，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中，以来确保它的安全。

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11时30分。

依照霞飞回忆录上的记载，此时他也正想到了与这相似的一条路线。在8月25日黄昏时，他决定成立一个新军团，位于英国的外侧，以便迂回德军的右翼。它的兵力包括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设防地区所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军团中所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9时才接到陆军部长在上午7时所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思想是成立一个军团，以便在亚眠（Amiens）地区中实行迂回，而陆军部长的决定，是要调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这两者之间是并无实际上的联系。”

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时，他颁发了一个第2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其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不可能执行原定计划中的攻势运动，未来的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聚积兵力以采取攻势为目标。这个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军团，以及从东线所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的军团则应尽量牵制着敌军，时间愈长愈好。

一个新成立的军团，包括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的现役军），应于8月27日到9月2日，在亚眠的正面上组成，位置在多马通—潘沙（Domarten-Ponthieu）至柯尔比（Corbie）之间，或者是在索姆河（Somme）的后面，在皮奇格尼（Picquigny）与维勒尔布勒通讷（Villers-Bretonneux）之间。这个军团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着圣波尔—阿拉斯（St.Pol-Arras）或阿拉斯—巴波姆（Bapaume）的方向进攻。

这个军团即被称为是第六军团，司令为毛劳里将军，于次日成立。当第六军团成立的那一天，克鲁克攻击在勒卡陶（Le Carteau）的英军，把它逐出了阵地，但却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清了，假使法兰契的两个军若被歼灭了，则第六军团所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即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命令朗里查克的第五军团——8月27日，它部署在瓦兹河（Oise）的正南——发动一个反击，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还盲目地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200英里以外，对于8月28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

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使俄军便于采取攻势。所以德军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地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的军团，尽量地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

第一军团应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

第二军团应直向巴黎进发。

第三军团应进到沙托特里（Château-Thierry）。

第四军团应进到艾柏内（Epemay）。

第五军团应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和第七两军团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前进。

假使敌军在埃讷河（Aisne）上或者后来在马恩河（Marne）上作强烈的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的前进而改向南旋转的必要。

所以施里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

同时，当克鲁克发现了法军的左翼正在向南和西南的方向退却时，自己遂马上获得了一个结论，认为寻找“这个兵力的侧翼”并把它逐出巴黎之外，是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他建议比罗，第二和第一两个军团应“向内旋转”，当他刚刚这样做时，毛奇的27日训令也已经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将此项运动包括在内。但是他却并未改变原有的方向，6月29日，当第一军团与达马德（Gen.D'Amade）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上发生了接触时，同时也就听到了敌军在亚眠和莫流尔（Moreuil）下火车的消息。比罗与朗里查克之间，发生了基斯—圣康坦（Guise-St.Quentin）之战。这又是不具有决定性的，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法兰契会晤，但却无意义，因为直到此时为止，霞飞的参谋长贝尔瑟洛将军（Gen.Berthelot）还不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

同样地，克鲁克也不曾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于胜利是如此的有把握，所以他甚至于并不向上级报告有此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8月30日上午9时30分，他正准备作这样的运动，到了下午5时55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罗已经击败了法军，法军正在退却之中，8月31日，第二军团将要休息了。

下午6时30分，比罗发来电报，要求与第一军团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胜利的充分利益，第一军团若能以乔尼（Chauny）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尔—拉翁（La Fère-Laon）之线，实极为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观念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司令部报告如下：“第一军团已经向瓦兹河上旋转，31日将进到贡比涅（Compiègne）和努瓦永（Noyon），以便扩张第二军团的成功。”

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第三军团已经向南进到埃讷河上，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两军团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合。”诚如比罗所指出的：“这个命令是具有极高度的重要性。似乎它完全不曾注意到自从29日以来，敌军即已开始在亚眠、莫流尔、蒙地狄耶（Montdidier）和罗瓦（Roye）下车，而且这支重要的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维勒尔布勒通讷地方攻击了第一军团的右翼。”

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攻击根本即不曾提出报告。第二个应负责任的人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在150英里以外，这和在柏林是一样的。

当这些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时，施里芬—毛奇计划就可以说是实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以结束。8月6日，基钦纳爵士（Lord Kitchener）出任英国的陆军部长，他听到法兰契的意图为退到巴黎的西南面，他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是放弃这次战役。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制止住了。8月31日，德国第一军团向内旋转的运动为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了，而其位置也为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的消息立即报告给霞飞知道。

第二天，9月1日，即迅速地展开了一连串的战斗，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马恩河会战。诚然的，若法方的第六军团未成立，则这场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的说法也是同等的正确，假使克鲁克不向东旋转，则第六军团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师——是可能很容易就被扫开在一边。

在这一天，霞飞要求陆军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于是他命令毛劳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并下达了第4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如下所述：

当第五军团已经逃脱了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等三个军团即应重整攻势。假使环境许可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之内予以召回，以便参加这个攻势。最后巴黎要塞地区中的一切机动性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的行动。

这个命令虽然措词颇为含混，但它明确地暗示出来，准备从巴黎发动一个反攻，为什么会措辞含混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霞飞对于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因为法兰契还正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人正在匆匆地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罗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便支援第三军团。这样就使他与第一军团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第二天，9月2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经放弃了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沙托特里，以便援助比罗。当他采取了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了毛奇的命令，其内容是说：“我军的意图是要想从西南方向上，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军团应依次地跟在第二军团的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的侧翼。”克鲁克在他的《向巴黎进军》一书中，曾做下述的批评：“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于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的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止，改行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进到第二军团的前面，相隔有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而继续向沙托特里推进，换言之对于巴黎是越走越远了。

此时，当毛劳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他的军团司令们下达了一个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停在约尼桥—梅里—阿尔希—布里安尼—贾维尔（Pont-sur-Yonne-Méry-sur-Seine-Arcissur-Aube-Brienne-le-Chateau-Joinville）之线上，然后再采取下述的行动：

从南锡和艾皮纳的军团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的军团。

在这个时候，全线上应采取攻势。

在蒙特娄（Montereau）与梅仑（Melun）之间，把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用来掩护我方的左翼。

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

（1）据守从梅仑到爵维赛（Juvisy）之间的塞纳河防线。

（2）当第五军团采取攻势时，也从该段正面上跃出。

同时巴黎的守备部队应向摩城（Meaux）方向采取行动。

这个命令中的唯一特点即为要退到贾维尔，换言之即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法军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使这个要塞被放弃了，则霞飞的正面即将被切为两段，于是任何从巴黎的出击也都不能挽回这种情况。对于霞飞而言，可以说是很幸运，因为在8月30日接替了鲁弗里的出任第三军团司令的沙莱尔将军（Gen.Sarrail）把这个命令摆在一边，他不但没有撤回他的右翼，而且更坚守着凡尔登，只把其左翼向后撤回了15英里，直到它面对正西为止。于是这样遂使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太子的第五军团即从此深入，并作侧面的攻击。

从这个9月2日的密令上看来，表示霞飞的心灵上还是掩盖着一层雾幕。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按兵不动时，霞飞却不断地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沙莱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于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既然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他的中央部分也未被逐回，那么把他的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吗？

当他刚刚注意到这一个侧翼上的时候，又有两件事发生了：（1）他命令戴斯贝里（Franchet D'Espérey）代替了朗里查克，出任第五军团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位将军中最能干的一个；（2）他开始注意到加耶尼。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一直到此时为止，霞飞还始终不曾把他的意图告诉加耶尼，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加耶尼在这一天，还只接到霞飞的第4号“一般训令”。加耶尼于是立即考虑到把第六军团推进到摩城的问题。快到正午时，他才知道克鲁克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毛劳里军团的指示，并建议应该把该军团推到马恩河以北，并向奥尔奎河（Ourcq）前进。霞飞回答他说，他这一部分的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以便威胁德军的右翼，并鼓励英军的士气。可是此后，霞飞的心灵上，又突然地为厚密的疑云所掩盖着，他写信给米勒兰说：

作为联军中的一分子，我们的职分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牵制住最强大的德军兵力。所以我的决定是再等几天才发动会战。休息我方的兵力，以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的攻势。

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作一个消耗性的战斗，最后才继之以一个攻击，其时间则尚未确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在9月4日所下达的命令说：“第一军团在明天，仍继续其越过马恩河的行军，以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使英军作抵抗，也应将他们逐退。”同时，比罗相信法方第五军团也已经在溃败之中。

尽管有这些乐观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神经质的现象了。德军总部决定把第七军团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方面调到右翼方面。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方面，他的第四军已经与毛劳里的巡逻队发生了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的后面是不会有太多的兵力。

在联军方面，并不像霞飞所假想的那样会战尚有几天的时间，而是已经迫在眉睫了。霞飞仍然还在想采取守势，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军团，由福煦出任司令，位于第四和第五两个军团之间，于是他才转回到攻势的观念上，于中午12时45分用电报向法兰契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是否能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一个同样的电报给戴斯贝里。

当霞飞告诉加耶尼和毛劳里应与法兰契保持接触时，他们就于下午3时到梅仑的英军司令部中访问他，恰好法兰契不在，于是只好暂时与法兰契的参谋长穆瑞爵士（Sir Archibald Murray）约定如下：当9月5日第六军团进攻摩城时，英军应向后退以空出必要的空间，在9月6日或7日英军应在它的右翼上旋回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军团连接起来。于是当法方第五军团守着正面时，英军与第六军团应攻击德方第一军团的右翼。

当法兰契回来之后，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Gen.Sir Henry Wilson），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

戴斯贝里也希望与法兰契会晤，于是启程往布雷（Bray-sur.Seine）。下午3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法兰契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说，德方第一军团现在是挂在半空中，它的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军团丧失了接触。于是他建议采取下述的行动：

（1）9月5日，第五军团应采取塞查恩（Sézanne）到普罗凡（Provins）之线，并准备向塞查恩到库尔塔松（Courtaçon）的正面进攻。

（2）第六军团应进到了奥尔奎河上，并向德方第一军团的侧翼和后方进攻。

（3）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塞第五和第六两个军团之间的空洞，其轴线指向蒙特米瑞（Montmirail），而其右翼则由康纽（Conneau）的骑兵来加以掩护。

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携带着它们去见法兰契，现在法兰契却感到犹豫不决，不敢有所行动了。当这个电报到达时，加里安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的条件。半个小时之后，即在下午10时，霞飞发出了其第6号的“一般训令”，其要点为9月6日应向克鲁克军团的暴露出来的侧翼攻击。其主要项目如下：

（1）第六军团应越过奥尔奎河，并向沙托特里的方向前进。

（2）不列颠军团，在强吉—库隆米耶（Changis-Coulommiers）的正面上，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特米瑞方向上进攻。

（3）第五军团，在库尔塔松—艾斯特尔尼（Esterney）—塞查恩的正面上，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

（4）第九军团掩护第五军团的右翼，并据守圣共（St.Gond）沼地的边缘。

（5）第四军团坚守在原地不动，并与第三军团保持接触。

（6）第三军团，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攻击正在阿戈讷河（Argonne）以西行军中的敌人。

这真是很够奇怪，在观念上这又是一个“卡纳”式的计划。当法军的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等三个军团——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等三个军团时，法军的两翼则向理姆斯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军团和不列颠军团，右翼为第三军团，前者向东攻击德方的第一军团，后者向西攻击德方的第五军团。

那一天夜间，加耶尼命令毛劳里在法兰契一旦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攻击。

在法军的总部内一切都在活跃之中，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一再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遂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仍能适用。最后他对于其右翼的安全感到很焦急，遂于9月4日下午7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的命令：

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仍应面对巴黎的东面。第一军团，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沙托特里以西的马恩河各渡口；第二军团，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应占领在诺根（Nogent）与梅里之间的塞纳河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在内。

9月5日上午7时15分时，第一军团接到了这个命令。上午11时，指挥担负第一军团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劳将军（Gen.von Gronan），怀疑敌军是集中在他的西面，遂向蒙提昂（Monthyon）山地攻击，使法方第六军团的前卫受到了奇袭，后者是该日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逐回。这样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人方面的看法，似乎觉得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

于是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劳发现他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遂退回了6英里，但法军却并未追击。当克鲁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他的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Gen.Von Linsingen），命令他赶往增援。

在这个决定下达不久之后，毛奇的一位参谋，韩迟中校（Lt-Col.Hentsch）也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军团，都是在乘胜前进之中，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方面正在利用铁路把兵力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等三个军团都已经暂停前进，甚且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遂不免感到大吃一惊。

此时，霞飞对于法兰契的意图深感焦急，遂于下午2时到梅仑去亲自访问他，在向法兰契解释了英军有合作之必要以后，霞飞在结束他的话时，并强调地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的支援。”法兰契想用法语来回答，但是他却辞不达意，于是他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情，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的合作，于是霞飞遂向他的部队发出下述的文告：

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场会战，这是我们国家命运所系的一战。所以应该告诫所有的人员，撤退的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我们应该竭尽一切的努力，来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逐回。凡是不能再前进的部队，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已经占据的地面，宁可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之下，任何示弱的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

9月5日，以格罗劳对于毛劳里军团领先部队的奇袭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是注定了要延长达7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Senlis），在整个西线上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它包括着许多次战斗，此处所详细分析的仅以限于德军右翼方面者为主。它们可以分为奥尔奎之战、两个莫朗河（Morin）之战和“缺口”之战。

先说到奥尔奎之战，9月5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是在上午5时到达提里波尔（Trilport）。尽管他这个军已经进行了长距离的行军，但休息了6个小时之后，他们再度投入了战斗，不久即沿着法国第六军团的整个正面上展开了激战。[7]

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并未认清情况的严重性，虽然如此，因为接到了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就又派阿尔宁（von Arnim）将军的第四军前进，它于9月7日清晨到达。但是到了这一天情况已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遂命令他的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也转过头来。[8]从以后的事实上看来，这个决定是具有决定命运的作用。因为当这两个军奉令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军团的右翼——他们正在与法方第五军团战斗——所以当他们撤退时，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而且同时也增大了这两个军团（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诚如比罗所指出的，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军团的士气。

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两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罗和毛奇磋商，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罗节制，而且毛奇也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控制权。9月5日到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不曾给予任何一个命令。

这一天，毛劳里的处境也已经十分危险，于是加耶尼搜集了巴黎的出租汽车1200余辆来赶运援兵给他。9月8日，毛劳里企图迂回敌人的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到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遂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的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一个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300英里的战斗正面上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

当奥尔奎之战刚刚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罗周将军（Gen.von Lochow），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Gen.von Quast），这两个军还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军团的右翼。突然间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潮是已经逆转了。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的第五军团已经被击败了，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罗周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着全线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着戴斯贝里的左翼三个军——第十八、第二、第一等三个军，而法方的第十军则在右翼方面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1英里的距离，但到了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特米瑞的方向进攻。

虽然比罗自己的兵力已经站住脚跟了，但是情况却相当的严重，有退到小莫朗河后面之必要。9月7日到8日的夜里，德军开始退却，换言之，就是放弃了毛奇9月4日的命令。一直等9月8日，法军才又与德军发生了接触。到了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了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奥尔奎河上转进了。在这一天当中，法军作了几次正面性的攻击，但均被击退，到了9月8日到9日的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毛德羽伊将军（Gen.de Maud'huy），在蒙特米瑞以西，率军攻占了马尔榭（Marchais-en-Brie）。诚如台格先生（Mr.Tyng）在其《马恩河战役》一书中所指明的，这个成功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占领遂使蒙特米瑞陷于无法防御的情势中。由于这个城镇现在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罗遂命令他的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Margny-le-Thoult）之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到南的。这也就是向东退了6英里多，遂使德方第二军团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向南，从此比罗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遂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

对于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军团的正面，它是沿着圣共沼地，从费仑纽夫（Villeneuve）以达松米苏（Sommesous）；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以迂回第五军团的右翼，而迫使它撤退。9月6日，豪森将军已经发动他的第三军团来攻击福煦，9月8日上午3时，他奇袭了福煦的右翼把它逐回，并占领了费尔康皮诺瓦（Fère Campenoise），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福煦曾经如此的报告霞飞说：“我的右翼受到了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退让，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攻击中。”事实上，真相并非如此。诚然的，他曾经一连串地发出攻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是毫无作用，因为他的人员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毛劳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军团都吸引到奥尔奎河上时，戴斯贝里也强迫比罗向东北面退却，于是法兰契率领着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地爬进了克鲁克与比罗之间的缺口，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创出了一个所谓“马恩河的奇迹”。又诚如皮耶夫（Pierrefeu）所示：“法兰契挽救了这个局势，但自己却还莫名其妙。”

9月6日，法兰契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中前进，因为在前一天的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他的第二军，到了6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而撤走了。在英军前面所留下来的兵力就只有马尔维兹将军骑兵军中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法兰契还是慢慢地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Pulteney），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Smith-Dorrien），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Haig），在右。第二天，比罗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朗河（Grand Morin），而其第一军则滞留在罗祖瓦（Rozoy）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一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法兰契虽然是一个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不曾催促他的部下赶紧前进。9月8日，经过了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朗河，并继续向马恩河上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25英里，因为它已经站在德方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缺口上，所以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即可以切断德军头部与身躯之间的联系。

霞飞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那天下午8时7分，命令他的第六军团把德军控制在奥尔奎河上，而英军则应在诺根与拉费尔特（La Ferté-sous-Jouarre）之间渡过马恩河，并攻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军团应掩护英军的右翼。

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又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所接获的情报都是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的，他就命令韩迟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军团，以求获知其正确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他和他的任何幕僚人员都不曾想到有全面退却之必要。虽然情况是如此的紧急，对于韩迟实有给予书面训令之必要，可是他却只受到口头的命令。他说：“参谋总长曾经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军团退到弗斯勒河（Vesle）的后面，布防在阿戈讷以北的高地上。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来发布命令。”

韩迟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于9月8日上午11时，离开了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等三个军团，于下午7时45分才到达了设在蒙特莫尔（Montmort）的第二军团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罗会谈，后者相信第一军团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而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二军团。

9月9日上午7时，韩迟出发往齐兹（Chézy），那是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25英里的距离，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所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了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个正在撤退中的军队后方所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像是暗示着说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了。当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中，他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Gen.von Kuhl）谈论当前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第二军团方面有一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韩迟知道第一和第二个军团之间的缺口，已经放宽到了30英里以上，而且英军也已经进入了这个缺口。于是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遂命令第一军团撤退。这个行动并未事先获得克鲁克的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韩迟曾经获得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这个命令。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由此即可以想见在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侵越了指挥官的权力。似乎克鲁克始终不曾与韩迟见面，而当他知道了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地接受了，尽管他本人具有较好的判断，也许他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已经在想撤退，但是他却应该已经注意到在缺口中的英军进展，实在是太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使他不理会韩迟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已经逐退了毛劳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罗与他一同前进。诚如高尔里兹（Görlitz）在其《德国参谋本部》一书中所说的，这就正是席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所采取的行动，可是这一类的事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中似乎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施里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所拟定，也是它所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的手中，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将道已经腐化了。9月11日，毛奇到前线上去视察他的各军团司令部，这还是这次战役中的第一次。当他回去的时候，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根汉将军（Gen.von Falkenhayn）接替了他的位置。

坦能堡之战和马恩河之战都要算是决定性的会战——前者为战术性的，而后者则为战略性的。前者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和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战略性结果。但反过来说，在这一战中，若是俄国人战胜了，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会十分的惊人了。对比地来说，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一个部分性的成功，但其战略性的结果却是十分的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Sir Edmonds）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要算是世界史上的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语。这就是说德国人已经丧失了其先击败法国再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

其原因之一，就是布罗赫所预言的，机动性战争迅速地退化成为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之下，主动权遂由参谋本部的手中转移到了双方的工业势能上面。在这种势能较弱的方面，像俄国的情形，机动性战争的机会虽然已经减少，但却还有可能性。在这种势能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会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上的决定性战果逐渐地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了，此外还有海权，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上的资源补给。诚如布罗赫已经预言的，最后的仲裁者将会是“饥饿”。

更深入一层，在施里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假使德国早知道了，则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是它能获得英国的支援，或是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中产生出来的。假使这个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里芬计划，则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之间寻求一个妥协的和平。可是在1914年8月，德国人在西线战场上的敌人已经不只是一个法国，而且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之中，英军是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于是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里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告以结束似乎还有待考虑。历史性的答案是“否”！正好像拿破仑的时代一样，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了另一个同盟，获得了胜利时才停止；要不然就是英德双方都已经面临着经济性的崩溃，于是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这场战争。

还是像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个欧陆性的战争时，历史上的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着海洋，则其疆界就会是不可攻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欧陆性国家，不管它的陆军兵力是如何的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的手中把主动权夺过去。1918年德国失败一次，1945年它又失败一次，这都是不曾认清这一条真理的缘故，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