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拜尔与苏弗拉湾会战

第六章　沙里拜尔与苏弗拉湾会战

英德两军之间的迂回运动互相竞赛，在新港到达了终点之后，双方所想寻求的机动性战争遂突然地为圆镐所筑的堑壕终止了。基钦纳勋爵说：“我不知道还应该怎么做——这根本不是战争。”可是不幸得很，这却正是战争，每个二等兵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大臣们却不是二等兵，这种僵持的局势使他们大感震惊，于是他们就纷纷责备那些将领们。丘吉尔是当时的海军大臣，他说：“面对着这个死结，一切的军事艺术都哑口无言了。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人员，除了正面的攻击以外，就再无任何其他的计划，他的一切经验和训练都使他们拒绝接受其他的计划。他们除了消耗的政策以外，也就无其他政策可言。”12月31日，劳合·乔治也说：“我看不出任何迹象来显示我们的军事领袖们是在考虑着什么计划，以使我们脱离现有的不满意状况。”

当军人变得愈沉默时，政客们就愈是放言高论了。但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之内或其背后，都没有一个战略指导的机构，所以没有一位阁员知道他的同僚们的想法如何。诚如威明斯海军上将（Adm.Wemyss）所云：“这些政府中的领袖人物，对于一切技术问题都是毫无所知的。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口中说一句做这个，那么这个就可以做好，真是错到了极点。”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罗伯森将军（Gen.Robertson）提供了如下的答案：“陆军大臣的目的，是想要在西线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战果。海军大臣则主张对于达达尼尔海峡作远征性的行动。印度事务大臣则只注意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战役。殖民大臣则特别重视非洲的几场小型战争。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则希望能够从法国抽出大部分的英军来用于中东战场之上。”这个时候，在佛兰德斯平原上的英国陆军已经丧失其人员的一半，而且在国内也没有受过训练的补充兵可以增援它。

在这些许多政治性的解决方案中，说也奇怪，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却比马恩河会战发生的时间还要更早。8月20日，希腊的首相韦尼泽洛斯先生（Mr.Venizelos）获得了希腊国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完全批准，愿意把该国的一切陆海军资源给予协约国使用；但是英国的外相格雷爵士却害怕此举会触怒土耳其，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如此，8月31日丘吉尔先生却与基钦纳勋爵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丘吉尔又要陆军参谋总长指派两位军官与海军部所指派的两位军官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拟定一个计划，使用适当的希腊陆军兵力来夺占盖利博卢半岛，好让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莫拉海（Sea of Marmora）。这就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冒险行动的诞生。费歇尔勋爵却反对这个设想，并主张应在波罗的海登陆。但因为他这个作战方案需要陆军的部队，而基钦纳却抽不出兵力来，所以达达尼尔的计划又走红运了。不过此时希腊却又表示除非保加利亚同意对土耳其宣战，否则它将拒绝参加。于是这个计划遂暂被搁置，但当11月中有两师澳洲部队到达埃及之后，丘吉尔又开始动脑筋，他命令这些装载他们的运输船暂留在埃及不要动，以便载运他们去参加远征的行动。此时，他又发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11月3日，即英国大使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后两天，英国海军奉海军部的命令，炮击达达尼尔的炮台。这个要塞的指挥官吉伐德（Jevad Pasha）说：“这次的炮击使我受到了一个警告，使我认清了应将空闲的时间用来增强防御。”

此后，丘吉尔立即沉醉在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观念中，因为这是土耳其唯一兵工厂的所在地。从纯粹战略的观点上来看，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但是若无一支强大的希腊陆军去支援它，则将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英国绝无能力作两面的战争，而英国的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也都不够资格在盖利博卢这样的战场上作战。丘吉尔说这是达到胜利和平的最短路线，因为他只想中特奖，关于工具上的不适当，他却从来不曾考虑到。所以我们不能不同意诺斯（John North）的看法，他说：“发动达达尼尔战役的全部责任，都应由丘吉尔负责。”凯斯将军（Adm.Keyes）也说：“假使他不向政府提出这个观念，则他们也许就永远不会注意之。”罗伯森已在12月出任英国的参谋总长，他也说丘吉尔强迫政府接受他的达达尼尔这张牌，可是政府却不知道如何打法。结果大不列颠帝国不是流入了这次战役，而是被推入了这次战役，这次战役中的惨败程度几乎可以与萨拉托加（Saratoga）战役相比拟。

1915年1月1日，有两个报告被提到新成立的战争会议（War Council）中来加以讨论：第一个是由会议秘书汉基中校（Lt-Col.Maurice Hankey）所提出的，第二个是劳合·乔治先生所提出的。前者建议通过土耳其，这其实为打击德国的最容易路线，而假使黑海重新通航了，则小麦的价格就会大跌，并且可以空出35万英吨的船只来。后者主张东面的作战应以奥国为对象，并以萨罗尼加为基地。但是这个建议被搁置，因为它要求相当数量的部队。

第二天，驻俄大使转来了尼古拉大公爵的要求，同时他也报告英国内阁说，在高加索的俄军处于危急的境况，事实上这个危机却已经快要过去了。并未经过更进一步的考虑，基钦纳即用电报回答说：“请向大公爵保证，英国即将对于土耳其采取示威的行动。”同时，费歇尔也对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他强烈地支持对土耳其的攻击，但认为应立即采取行动。他主张从德国抽出7.5万人，使其在贝西卡湾（Besika）登陆；另外在亚历山勒塔（Alexandretta）派一支兵力登陆，并对于海法（Haifa）作示威性的佯攻。费歇尔又说：希腊人应在盖利博卢半岛上登陆，保加利亚人应诱使其向亚得里亚堡进军，而罗马尼亚人也应与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一同攻入奥国。最后，斯特迪将军（Adm.Sturdee）应同时率领军舰强迫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丘吉尔把这种大而无当的战略观念摆在一边，而只想用旧式的战舰去冲过达达尼尔海峡。他用电报向正在达达尼尔的海军中将卡尔登（Carden）征询意见说：“你以为专用军舰强入达达尼尔海峡是一种实际可行的行动吗？”1月5日，卡尔登回答他说：“我不认为达达尼尔是可以冲过的。但若使用大量的船只，作大规模的行动，则也许是可以强迫通过的。”

这些话对于丘吉尔而言已经够好了，尽管费歇尔、亨利·杰克逊（Adm.Henry Jackson）和劳合·乔治都激烈地反对这个建议，但因为它不需要使用部队，丘吉尔看出来它是一定可以争取基钦纳的支持。果然，在基钦纳的同意之下，这遂成为定案了。

1月13日，丘吉尔在战争会议中提出他的计划，并且指明若是攻击没有进展，则炮击可以停止，而舰队也可以驶去。这样就赢得了政府的通过。两天之后，他用电报通知卡尔登说：“我们能够愈快开始行动愈好，继续完成你的计划。”1月19日，他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尼古拉大公爵，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最后1月28日，战争会议又开会了，虽费歇尔仍然反对这个计划，并极力主张说波罗的海计划具有更大的价值。可是基钦纳却认为海军攻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巴福尔也认为他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格雷甚至以为它可以解决整个巴尔干问题。所以决定一名陆军的士兵都不用，专门由海军去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攻占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建议进入了行动的阶段，已经开始公开了，因为当时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贝尔提勋爵（Lord Bertie）曾经这样写道：“达达尼尔远征行动本来还只有圈内人士知道，现在已经不再是机密了。”

当海军的攻击正在安排之中时，萨罗尼加的计划也又复活了，虽然仍被否决，但却引起了一个新问题：对于海军是否仍应使用陆军的兵力来加以支援呢？于是当2月16日，战争会议再开会讨论该项问题时，遂又决定增派第二十九师的兵力。这样就奠定了陆军攻击的基础。三天之后，基钦纳又说他无法抽出第二十九师，建议改用在埃及的澳新部队来代替。但是丘吉尔现在却认为至少需要5万人的兵力，而且也第一次坚持说：“舰队并不可能使达达尼尔海峡畅通，以供商船来往之用。”2月24日，劳合·乔治问他，是否海军攻击失败了，陆军还应作一次陆上的攻击，他却回答说：“否。”

假使考虑到这个行动是如何的冒险和它的成功是如何完全的依赖奇袭，那么下一个步骤就真可以说是自杀。舰队奉命轰击达达尼尔要塞，它在2月19日和25日执行了两次炮击。土耳其方面受到了足够重大的损毁，所以在2月26日，英海军的水手和陆战队分成了人数50到100的小队，很轻松地登岸，把西地艾巴尔（Seddel-Bahr）要塞中的一切火炮都摧毁了，此外对于亚洲海岸上的两个炮台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其所付出的代价为1死6伤。此时，在2月23日，兰诺斯岛（Lemnos）也已为英国陆战队所占领，当希腊对此提出抗议时，英国政府则答复说这是军事上的需要。当德国人侵入比利时，他们也曾提出同样的借口。当炮击开始时，在盖利博卢半岛上只有土耳其第九师，而在亚洲方面也只有第三师。但是土耳其人却马上认清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危险，到了4月4日，两岸分别都获得了增援，盖利博卢方面为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亚洲方面为第十九和第十一两个师。

英国政府本来决定不用陆军，可是后来又决定使用；等到决定使用之后，又突然再决定不用陆军而只用海军来执行攻击。在轰击的次日，基钦纳通知在埃及的陆军指挥官马克士威将军（Gen.Maxwell），命令伯德吴德中将（Lt-Gen.Birdwood）所率领的3万澳新部队，准备在3月9日左右乘坐英国所派出的运输船只，以协助海军占领任何夺获的要塞。于是突然地，在2月24日，战争会议认清了，因为丘吉尔的急躁，已经使这次作战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诚如英国官方历史上所记载的：“假使说达达尼尔的成功可以为协约国赢得巴尔干，那么若是失败了，也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个炮击的开始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为了大不列颠的威望，这个行动实应有贯彻之必要，不管它的成本是如何的巨大。丘吉尔先生认为英国是有绝对的必要，应该贯彻执行这次达达尼尔攻击战。”

3月4日，英军企图作进一步的登陆，但却面临着强烈的抵抗，一切扫雷的工作都遭遇到了探照灯所指导的强烈火力。3月5日，“伊丽莎白女王”号等军舰对于在狭窄部分的炮台，作间接性的炮击，一直打到3月12日为止，每一发炮弹都使土耳其感到危险即将降临了。

当炮击仍在进行之际，第二个大错又造成了，这一次应由俄国人负责。3月1日，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通知英国政府说，他准备把三个师的兵力在盖利博卢半岛上登陆，在这个环境之中，这个协助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但当英国政府把这个消息告诉沙皇时，他却在3月3日回电说：“俄国政府不能同意让希腊人参加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因为这必然会引起复杂的后果。”问题的中心是要看谁获得君士坦丁堡，因为英国人已经允许俄国人可以在战后分得赃物，所以俄国人不愿意再让希腊人分得利益。3月7日，韦尼泽洛斯内阁垮台，当3月12日英军停止炮击时，这个政治把戏的内幕也公开了。

当俄国正在作此项自杀性的拒绝时，英国战争会议又开会了。基钦纳再度拒绝派遣第二十九师之后，3月5日，他接到伯德吴德中将的一个电报，其内容为：“我非常怀疑海军若无协助，是否能强行通过这个海峡。”基钦纳才改变他的决心，对于陆军性的攻击负起全责，并接管在萨伊德港（Port Said）的海军陆战师（Royal Naval Division）。3月16日，第二十九师启程。

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三个星期，现在又继之以另一个错误。当基钦纳决心派遣第二十九师之后，他接着就开始要寻找一位总司令。他选定了汉密尔顿将军（Gen.Sir Ian Hamilton），他是一位具有相当战争经验的军人，忠诚，有骑士风度，具有想象力和文人气概，但却缺乏推动的能力。当基钦纳与他讨论情况时，只是这样向他说：“假使舰队通过了，君士坦丁堡就会自动地陷落，那么你不仅是赢得了一次会战，而是一场战争了。”虽然如此，他却未给予以任何具体的指示，只把一份过时的地图给他，并命令汉密尔顿在3月13日赶紧启程。

当汉密尔顿于3月17日到达诺兰斯的莫德罗斯港（Mudros）时，他发现罗贝克（Adm.J.M.de Robeck）也于是日代替了卡尔登，出任海军司令，并且又知道当第二十九师在英国装船时，并未加以适当的注意，以至于在下船时不能依照战斗序列立即开始行动。所以这些运输船上的部队必须下船，再重新调整装载的次序，因为在莫德罗斯无法进行这种工作，所以必须改往亚历山大港，换言之就是又要迟误三个星期的时间。

当基钦纳勋爵选定汉密尔顿指挥这次远征行动时，丘吉尔却不等到这次联合作战准备完成，而即用电报通知卡尔登说：“我们建议你应考虑到是否有用最大量的炮火在决定性射程之内来压倒狭窄部分炮台之必要。”所以他们在2月19日到25日所犯的错误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攻击是3月18日开始的，结果三艘战舰走入了尚未扫清的雷区中而被炸沉了。罗贝克遂报告海军部，说他决定把下一次攻击的时间延到4月中旬，到了那时候陆军也可以准备就绪了。事实的真相是诚如凯斯将军所说的：“自从3月18日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之后，他再也不敢另作一次海军的攻击，以使他的船只冒险，所以欢迎与陆军合作，希望联合作战能使舰队不再蒙受危险而获得成功。”

当土耳其人正在拼命地构筑工事时，第二十九师在亚历山大港下船。于是才发现它的装备是只适宜于在一个道路良好的国家中进行机动性的战争，它缺乏火炮、枪弹及炮弹、医院设备和堑壕工具。对于保密则更不讲求：汉密尔顿将军的一位幕僚人员收到伦敦发来的一封公文，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受文者写着“君士坦丁堡野战军”。

3月22日，英方高级人员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一次会议。汉密尔顿将军说：“当我们坐下来之后，罗贝克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十分明了若无陆军协助，则绝不可能通过该海峡。”企图在布来尔（Bulair）登陆的计划被打消了，因为那里已经构筑有堑壕工事。结果决定在半岛的“脚趾”部分登陆，换言之英军在前进时要通过一个隘路——它的两侧不是山地而是海水。

在这次最困难的作战中，协约国所使用的兵力如下所述：

此时——3月18日到4月25日——在英军第一次登陆之前，土耳其人已经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在敌军可能侵入的滩头上做种种的设防准备。可是直到3月26日，桑德尔斯元帅才被指派为半岛地区土军总司令，在那一天他就到盖利博卢半岛上来接管指挥权。当他发现他的部队是成单线的分布着，于是就把他们改编成为三个集团。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位置在上沙罗斯湾（Saros Gulf），第九和新组成的第十九师位置在半岛的南部，第十一师和不久即将到达的第三师则留在亚洲方面的海岸上。虽然这些人员的装备条件非常恶劣，但是他却欣赏他们的战斗价值，而英国人则不然，他们忘记了普里弗那之战和它的教训。康仑吉塞尔将军（Gen.Kannengiesser）曾经这样说：“土耳其兵，号称为‘阿斯卡尔’（Askar），是安纳托利亚人（Anatolian）和色雷斯人，教育程度很差，但勇敢而可靠，在物质方面极易于满足，对于其长官是绝对服从，他们毫无怀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土耳其人是极愿意为有魄力的领袖效死，当他们为强硬的手腕所领导趋向一个具体的目标时，在良心上会感到非常安慰。”

虽然这次战役的最终目的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眼前的任务却是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中的最狭窄部分——在欧洲方面为基立德巴尔（Kilid Bahr），在亚洲方面为查那克（Chanak）。其间的海峡宽度缩到了1600码，在这个腰部的北面，即为那加拉（Nagara），也就是古代的阿拜多斯（Abydus），在那里的海流并不太强，所以为历代名将渡海之地。公元前480年，泽尔西斯在那里建造他的桥梁；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也在那里渡海；1190年的巴巴罗萨（Barbarossa）和1356年的奥尔汉（Orkhan）也是一样。希罗（Hero）就是从此游过希里斯朋特，许多年之后又有诗人拜伦（Lord Byron）这样做过。

在这个窄海的西面即为盖利博卢半岛。在北面的布来尔，其宽度不过4600码，但苏弗拉角（Suvla Point）到阿克巴希（Ak Bashi）的北面，却变宽到12英里左右，在格巴土丘（Gaba Tepe）与梅多斯（Maidos）之间，又再减到4.5英里，然后再放宽，最后再削尖到希里斯角（Cape Helles）为止。这一块舌形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多山而破碎的，到处都为高岩深谷所分割，其最高之点为阿齐巴巴（Achi Baba），比海平面高出了700英尺。

当刚刚开始宣战时，唯一设有要塞的地方是在布来尔，达达尼尔的出口处和狭窄部分。后两者的防御在100门炮以上，其中只有14门是近代化的，但都缺乏弹药。基立德巴尔和查那克的炮台，还是1462年由穆罕默德二世所修筑的，它们的工事是很坚固的，所以在3月18日的炮击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的15英寸重炮炮弹也不能使它们受到太大的损失。一共只有一条道路，从盖利博卢达到梅多斯，所以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主要交通线都是由海上通过，全程约为12小时。以上所述即为这个战场的简述。

汉密尔顿爵士的计划是以对于布来尔和库门卡尔（Kum Kale）的佯攻为掩护：（1）对于希里斯角方面分五点实行登陆，从东到西，在莫尔托湾（Morto Bay）的S滩头，在希里斯角两侧的V及W滩头，而在西岸上的X及Y滩头；（2）同时另以一支兵力，在格巴提比的正北面登陆，其目的是进到梅多斯，以攻击抵抗希里斯登陆的土军后方。

这个计划是不错的，但是也正和常例一样，其成功是要靠执行，这却要求有最高度的领导和大无畏的精神。若果能够如此，则此次很可能成功，因为之后才知道土耳其的海岸防守部队的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当英军在4月25日登陆时，在阿齐巴巴以南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工兵连，在Y滩头上没有一个人，在W及V两个滩头上只有两个连，在S滩头上只有一个排，在X滩头上只有12个人。此外只有在V及W两个滩头上，有铁丝网和机关枪的保护。

很不幸的，虽然勇气是很显著的，但是领导方面却并不如此。在V及W两个滩头发生了极严重的迟误，而在X滩头上则登陆兵力太弱。在V滩头上因为载运兵力的“克莱德河”号（River Clyde）搁了浅，而又受到土军的强烈抵抗，所以相持到4月26日为止。在Y滩头上，2000人没有放一枪就上了岸，在11个小时之内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塞，可是他们自己却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虽然并未遭到反抗，可是他们却并未向克里提亚（Krithia）前进，而又上船撤退了。

此时，澳洲及新西兰部队也在格巴土丘以北登陆，这个地点以后就被称为是澳新湾（Anzac Cove）。他们的登陆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奇袭，一直进入了3.5英里的距离，从那里可以望见窄海部分的海水发出闪光，在这次战役中这里是他们所达到的最近一点。在那里他们遭到了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攻击，丧失了秩序向后溃退，于是伯德吴德将军建议全面撤退。这个要求却立即遭到了汉密尔顿的拒绝，他回答说：“你已经通过了难关。现在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挖掘，挖掘，再挖掘，一直到你获得了安全为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挖掘的意义就是奇袭告以结束，所以这次全盘的作战已经失败了。在这个盖利博卢半岛上的石质土壤中，奠定了大不列颠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基础，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出发东征时所选定的起点。

登陆是已经成功了，但是其目标却未能达到，于是侵入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一连串的浪费性正面攻击，其无希望的程度与成本的高昂正和在西线上是一样的。在澳新湾附近，所据守的全部面积只有400英亩，直到8月6日止都未能实施攻势的企图。但在希里斯方面却连续作了三次成本极高的战斗，主要是由于第二十九师的师长杭特-威斯顿将军（Gen.Hunter-Weston）过分乐观轻敌的缘故。这就被称作是克里提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斗。[1]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4月27日到30日，英军设计得极坏，结果是一场混乱，损失了官兵3000余人。接着土军在5月1日也发动了一场坚决的反攻，但也被英军击退，接着在5月6日到7日，遂发生了第二次战斗。到5月8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结束，损失数字达6500人之多——约占作战人数的30％。5月19日，土军又再度攻击，这一次是在澳新湾方面，结果土军损失了1万余人，而澳新军却损失了600人。以后又接着第三次克里提亚战斗。除78门火炮的火力以外，再加上舰队火炮的补充，第八军再度进攻还是受到了惨重的牺牲，1.6万人当中损失了官兵4500人，法军也损失了2000人。在海军陆战队第二旅中，一共只有70个军官，却有60个已经死伤，兵员共1900人，死伤也在1000人以上。所有这些攻击都是以阿齐巴巴为目标，因为英军方面是假定它可以控制窄海，事实上则并非如此，这是战后才为凯斯上校所发现的。英军在力竭之余，军事行动暂时停止。

当英军登陆后的第二天，意大利背弃了三国同盟，依照伦敦条约而投入协约国方面。5月23日，它也向奥国宣战。

6月2日，汉密尔顿用电报向基钦纳报告说：“似乎土耳其即将动员25万人来对付我们。”这个夸大的数字使英国政府颇感震惊，6月7日，新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Dardanelles Commission）开会，讨论下述的三个方案：（1）听任现有的情况存在，不了了之；（2）放弃这个远征，并撤出这个半岛；（3）派遣大量的增援兵力。在基钦纳和丘吉尔两人的联合压力之下，终于采取了第三条路线。最后决定增派五个师的兵力，而基钦纳则建议应占领布来尔地岬。这个建议却被拒绝，因为罗贝克将军认为在沙罗斯湾中德国潜艇的威胁太大，所以不能作此种冒险。

伯德吴德也反对在东北面的海湾登陆，而主张从澳新湾区中发动一场巨大的攻击，因为这个地区的条件足以引诱任何人努力奋战。英国官方历史中曾经引述一个目击者的描写如下：

正午时的太阳发出了强烈的热度，几乎找不到一点树阴。在堑壕中的饮水供给很少，几乎不够解渴。无人地带中的死尸臭味，散布在整个地区之中。尘土结成了浓雾，尽管有了医师的预防措施，到处都还是巨型的苍蝇（部队称之为“尸蝇”），几乎每吃一口饭都一定要吞入不少的细菌。只要一打开罐头，马上就会围满了苍蝇。在吃饭时和睡觉时，若能有小块纱帐掩护着，那在堑壕中简直就可以价值连城了。

当大家同意把这五个师中的三个组成一个新军时，汉密尔顿就要求任命拜恩将军（Gen.Byng）或劳林森将军（Gen.Rawlinson）为这个第九军的军长——他们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正在法国服役。但是却有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都比马洪将军（Gen.Mahon）资浅，而后者却正在第九军中任第十师的师长，所以结果遂选定了斯塔福中将（Lt-Gen.Stopford）。这个选择可以说是坏到了极点。他已经61岁，慈悲软弱，毫无能力，在南非战争中曾任布勒爵士（Sir Buller）的军事秘书。他从来不曾指挥过部队，而且还是一个病夫。

当这个安排正在进行之际，汉密尔顿将军竟然不知道保持其军队的精力，而于6月21日、6月28日和7月12至13日，在希里斯地区中又连续发动了三次浪费血肉的攻击。结果他使英军损失了官兵7700人，法军损失了官兵4600人——即大约相当于一整个师的有效兵力。

一旦上述的增援已经决定了之后，汉密尔顿开始考虑另一个计划。第一点，他明显地看出来，澳新湾的宽度和纵深都太有限了，不足以容纳五个师的展开。为了获得较大的空间，他决心另派一支兵力在苏弗拉湾登陆，以扩大其作战基地。苏弗拉湾在澳新湾区的北面，相隔5英里，他准备同时作两个密切配合的攻击，以占领从基里特齐土丘（Kiretch Tepe）到柯加齐门土丘（Koja Chemen Tepe）再到格巴土丘之间的高地为目的。

纸面上看来，这个计划又是很不错的，因为不仅已知苏弗拉湾地区只有轻微的防御，而且假使土耳其人受到了奇袭之后，英军就只要越过4英里远的开阔平原，即足以占领周围的山地。东北面为提基土丘（Tekke Tepe），海拔900英尺；东面为安那法尔塔山岭（Anafarta Spur），海拔350英尺；北面为基里特齐土丘，海拔650英尺。若是在24小时之内，能够占领这些高地，则面对着澳新军的土耳其兵力，其右翼就可以受到迂回了。于是伯德吴德的澳新军，一定可以占领柯加齐门土丘（九七一高地）——它也正是狭海的锁钥。

为了实施这个两面的攻击，汉密尔顿手中所能运用的兵力为两个军——澳新军和第九军。前者下辖第一和第二两个澳洲师和一个澳新联合师。后者共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等五个师，后述两师是配属该军的。此外，在希里斯地区中，他还有第八军，它是由第二十九、第四十二、第五十二和海军陆战师所组成，法军另有两个师——一共总兵力为十三个师。他选定了莫德罗斯、因布罗斯（Imbros）和米提仑（Mitylene）为前进基地，并把他自己的总部设在因布罗斯岛上。

他决定在8月6日进攻，因为那一天夜间没有月亮，并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第八军用攻击的手段，牵制着其所面对的土军，伯德吴德首先向“孤松”（Lone Pine）实行佯攻，以吸引敌军离开沙里拜尔（Sari Bair）高地，然后接着即向这些高地发动突击，预定在8月7日拂晓以前，应占领九七一高地、Q高地和朱努克拜尔（Chunuk Bair）。为了执行这次攻击，第十三师暂时配属给澳新军。

其次，为了在8月6日到7日的夜里使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师在尼布鲁尼希角（Nibrunesi Point）以南登陆，第十一师应在8月7日拂晓以前占领拉拉巴巴（Lala Baba）、苏弗拉角和基里特齐土丘，以及巧克力（Chocolate）高地、W高地和提基土丘。至于第十师中的两个旅则在7日拂晓时前进，直趋安那法尔塔缺口，以威胁九七一高地和其附近的土军右后方。

这个计划是彻底的错误了。澳新军的兵力已经损失得太严重，而他们所要经过的地区又是特别的困难。其次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师都还只有一半的人员受到训练，而他们所要经过的地区却是丛林遍地，只有高度训练的轻步兵，在优秀军官领导之下才能够在这种地区中进行成功的夜间前进。可是汉密尔顿却根本缺乏这样优秀的人员和军官，所以他的计划从纸面上看来是很精彩的，但实际上却无异于一场赌博。

直到7月22日，斯塔福将军才知道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向他解释说：对于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必须在拂晓之前用突袭手段来加以占领，因而必须要有果敢活跃的领导。最初他接受了这个计划，以后他又开始怀疑了，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马洪将军认为它太复杂了。他指出他的炮兵是不够用的，当他发现他全部兵力都是预定在ABC三个滩头上登陆，它们的位置都在尼布鲁尼希角之南，于是他又不顾海军方面的劝告，劝说汉密尔顿把A滩头移到湾内缺口（cut）正北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

其次的错误就应归罪于汉密尔顿本人——那是保密过度了。没有一个部队知道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什么，直到8月6日黄昏时，才开始分发地图。除了海陆军将领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哪里是目的地。从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来说，这个作战都有盲人瞎马之感。

登陆的安排是事先有非常慎重的准备，包括400吨的饮水运输在内。可是因为太注意了，所以斯塔福和他的幕僚人员的全部心灵，都只注意到登陆的本身而没有余力去考虑上滩后的前进了。而对于占领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的重要性，几乎完全被置之脑后。连汉密尔顿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在7月29日所给予第九军的最后训令中曾这样写道：

你的主要目标即为确保苏弗拉湾，假使当你发现只要用一部分兵力即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时，于是次一个步骤，你才应该尽全力去协助澳新军，向比雅克安那法尔塔（Biyuk Anafarta）前进，以帮助他们攻击三〇五高地（即九七一高地）。因为在巧克力高地和绿高地上都有敌军的炮位，足以威胁澳新军的侧翼和后方。所以在不影响你的主要目标达成的原则之下，应提早占领这些高地，这是对于三〇五高地的攻占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持认为登陆即为主要目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也是英国最后惨败的根本原因，因为登陆只是一个手段，而并非目的。

最后的一个错误就是斯塔福对于将道的意义完全没有认识到。他根本没有随部队一同登陆和把他的司令部建立在岸上。他决定留在船上，在7日这一天之内决不离开。

假使说汉密尔顿的任务是够困难的，那么桑德尔斯的任务便可以说是更困难了。虽然他一直都在害怕敌人会在布来尔登陆，但他却以为英军的目标是占领柯加齐门土丘，所以在苏弗拉湾的登陆也有可能性。同样可能是在格巴土丘以南登陆，于是他就命令康仑吉塞尔上校率领第九师往那里驻防。8月，他的兵力分布如下：三个师在库门卡尔，三个师在布来尔，三个师在澳新军的正面上，由艾沙德（Essad Pasha）指挥的两个师在格巴土丘，五个师在希里斯地区。对于苏弗拉他只派了一支小型部队，称之为安那法尔塔支队。它由一位巴伐利亚军官威尔米尔少校（Maj.Willmer）指挥，一共为三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连，一个骑兵中队，19门炮和一个劳工营。威尔米尔少校是一位极优秀的军官，马上认清了他的支队兵力太弱了，不足以抵抗英军的登陆，所以他可能做到的是使侵入军占领安那法尔塔的时间延迟36个小时到48个小时。此后就必须等待增援了。他展开了一个前哨的屏障线，并据守下列的地点：

基里特齐土丘由盖利博卢宪兵两连据守；

第十号高地由布劳沙（Broussa）宪兵三连据守；

巧克力高地和绿色高地由第二十一团第一营中的三个连据守；

拉拉巴巴由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中的一个连据守，并在尼布鲁尼希角设置一个哨点。

他把他的预备队部署在巴卡巴巴（Baka Baba）—W高地上，横跨着从苏弗拉湾通到安拉法尔塔沙吉尔（Sagir）的小路。(https://www.daowen.com)

他一共带着1500余人，而面对着他的敌人却有2.5万人之多。

8月6日下午2时30分，在希里斯正面上开始了这个联合性的会战，对于这场战役要算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但是第八军的军长却并未遵照命令，只作一种牵制性的攻击，他居然一愚至此，竟企图攻占克里提亚和阿齐巴巴。结果失败了，在4000人当中差不多损失了2000人。

两个小时之后，澳新军也开始攻击在孤松的土耳其军阵地。虽然成功了，但却引起了一个不幸的结果。它使艾沙德感到恐惧，他遂要求康仑吉塞尔的第九师派两个团来增援。他们到达之后，即用以增援朱努克拜尔，第二天上午它就受到了英军的攻击。

当土耳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孤松上时，英军方面有两个纵队，分别由约翰斯顿将军（Gen.Johnston）和寇克斯将军（Gen.Cox）率领着，于下午7时30分出发，企图攻占九七一高地与战舰山（Battleship Hill）之间的沙里拜尔岭。这个行动是够复杂的，姑且不说它是不可能的。巴尔特里特说：

这个攻击的对象是近代化战争条件中所未有的。人员们要在黑夜中，在这种未开发的地区爬过遍地荆棘的山地，即令是在平时的演习中，要使部队于指定时间之内到达沙里拜尔山岭的绝顶，也都是一个极端艰巨的任务。

约翰斯顿所率领的右面纵队，为船上探照灯所造成的阴影遮蔽着，向泰布尔山顶（Table Top）前进，在拂晓时到达了朱努克拜尔。纵队中的一部分迷失了方向，其余也都混乱不堪。此时，左面的寇克斯纵队沿着海岸向上走，再向右转，以便达到九七一高地和Q高地。它走错了路，中途受到了狙击和延迟，人员都变得疲乏不堪。于是这整个的行动都成为泡影，在参加的人员1250人当中，死伤了650人。

当这些行动正在进行时，8月7日上午5时30分，凯末尔知道了英军部队已在罗多登德仑山岭（Rhododendron Spur）上站住了脚跟——在朱努克拜尔的正西面——于是即命令他的预备师，第十九师去占领主岭。同时，艾沙德也派了康仑吉塞尔的两个团去据守这同一个山岭上从朱努克拜尔到九七一高地的那一段。康仑吉塞尔匆匆地命令一个巡逻队向前，并于上午7时左右达到了朱努克拜尔。此时，桑德尔斯也认清了紧急的时刻已经到了，可是仍然害怕主力的打击会指向布来尔，遂用电报通知据守该地区的费齐贝（Feizi Bey）应提高警觉。以后才又决定对于沙里拜尔必须增援，于是在凌晨1时30分，才又命令费齐贝用最快的速度送三个营的兵力到南面来。

此时，约翰斯顿的右面纵队也略为恢复了一点秩序，遂于7日上午10时30分派了五个连的兵力，在陆海军的炮击掩护之下前进向朱努克拜尔攻击。但是当康仑吉塞尔的人员向他们开火之后，这个攻击就马上崩溃了。这一次的失败，加上寇克斯左面纵队的兵力太疲惫，完全不能行动，于是指挥这个作战的高德里将军（Gen.Godley）命令暂停攻击，到8月8日为止。到了8日再行进攻时，约翰斯顿即应占领朱努克拜尔，而柯克斯则应占领Q高地和九七一高地。

寇克斯的兵力共为十三个营，他又把它们分为四个纵队：他们的目标如下：

第一纵队向朱努克拜尔的北面斜坡进攻；

第二纵队向Q高地的南面峰顶进攻；

第三纵队向Q高地的北面峰顶进攻；

第四纵队向阿布杜尔拉曼（Abdul Rahman）山岭和九七一高地进攻。

当第四纵队在上午3时前进时，差不多立即被阻止了。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因为兵力太分散，所以根本就无法前进。第二纵队前进想与尼泊尔部队第六团第一营相连接，后者已经在正面前很远的地方占领了一个阵地，而前者的人员却太疲惫从而无法达到那里。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艾伦生少校（Maj.C.J.L.Allanson）在空等着他们不来之后，即决定单独进攻Q高地。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他在山顶以下约100英尺的地方，占领了一个立足点，然后掘壕固守。可是高德里将军对于这个卓越的前进却毫无所知，并于下午2时命令暂停行动直到次日为止。

次日上午3时30分，约翰斯顿命令前进，虽然发动较迟，使他感到惊异的却是未遭到抵抗，并到达了山岭的峰顶。马仑中校（Lt-Col.Malone）率领着威灵顿营的两个连开始在那里挖掘工事。据英国官方历史的记载：“这些人员的精神颇佳。在他们的右边，从逐渐发亮的天光中，可以看见在澳新湾区敌线后方的道路和小径——现在终于达成了迂回的目的。在他们的前面即为狭窄海面，海水在那里发出闪光。这正是此次远征的目标，胜利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

为什么土耳其人会放弃朱努克拜尔，其原因固已不可考，但因为他们仍然据有战舰山和Q高地，所以当天拂晓之后，土耳其对于马仑这一点小型兵力的侧翼投以猛烈的火力。这两连英军沉着地苦斗，并坚守着其在山顶上的暴露阵地，直到几乎全部阵亡为止，包括他们英勇的领袖在内。

虽然如此，高德里将军仍决定在9日再行进攻。他放弃了一切占领九七一高地的观念，而把他的目标限制于朱努克拜尔到Q高地之间主岭上，约翰斯顿攻击前者，寇克斯攻击后者，而在这两个要点之间，则由鲍德温将军（Gen Baldwin）指挥着第十三师的第三十八旅负责攻击。所有三支兵力都应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当夜幕低垂之后，鲍德温沿着一个未经侦察过的小径前进。一路上因为长时间的停顿和迟误，终于发生了混乱。当发现这条小路的终点是直抵一块悬岩之下时，部队又必须倒退回来。当此之时，约翰斯顿的前进部队已经与敌人发生激战，因为鲍德温的兵力久不出现，于是他和寇克斯只好放弃攻击。因为艾伦生的增援兵力走错了路，所以他又是单独进攻，在炮击一停止之后，他就达到了山顶。可是当第二次炮击开始时，恰好打在他这支小型兵力的头上，迫使他们又退回原有的位置。他对于这次不幸事件曾有下述的描写：

炮兵准备射击所发出吼声异常巨大；这个高地似乎是笔直挺立的，好像是从下面的一个高地中蹿出来的。我认清了假使当炮击终止时，即飞上这山顶，那么就会可能达到它。我把三个连放在堑壕中与我的人员在一起，并且告诉他们说：当他们看到我举起一面红旗向前跑时，大家就应该随着前进。我看了一看表，恰好5时15分。我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炮兵准备：堑壕被裂成了碎片，命中率是极为惊人，而我们就处在弹着点的正下方。到了5时18分还未停止，我怀疑我的表是否不准。5时20分炮声停息了；因为危险是如此之巨大，所以我又等了三分钟以求确实。于是我们开始手挽着手向前冲，这是一个最完善的前进，这种情形很是惊人。在山顶上我们遭遇土耳其人，勒马尔尚（Le Marchand）倒了下来，一把刺刀穿过了他的心脏。我腿上也挨了一刀，在以后十分钟之内，我们都在作激烈的肉搏，我们口咬拳打，并且用步枪和手枪当作棍棒。最后土耳其人转身逃走了，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整个半岛的锁钥都已经握在我们的手中，对于这样巨大的战果，我们的损失相比而言似乎不算太重。

在下面我看见了海峡，在通到阿齐巴巴的道路上，有迫击炮和运输车辆。当我四周一看之后，发现我们并未获得任何的支援，但是我却决定仍对在我们前面败逃的敌人实施追击。我们向梅多斯的方向上冲下去，但仅往下走了大约100英尺的距离时，突然遭到了我们海军的炮击，于是发生了可怕的混乱。[2]这是一个可悲的惨祸，很明显，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了土耳其人，所以我们必须立即撤回。那种情形很恐怖，第一炮击中了一个尼泊尔士兵的脸。遍地都是鲜血、肢体和尖叫声，我们都跑回了山顶上，然后又退回到原来在下面的旧位置。

这样就结束了沙里拜尔岭的战斗，在这一战中的英勇牺牲都是白费了，其混乱的程度仅次于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诚如桑德尔斯所说的，苏弗拉湾作战为这次战役中的政治军事性的顶点。但与沙里拜尔不同，因为它并未面临不可克服的障碍物，所以是一个可以成功的行动。可是因为将领的能力太差和部队的水准太低，结果还是失败了。

8月6日晚上9时30分，第十一师的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旅，在师长汉米尔斯里将军（Gen.F.Hammersley）率领之下，在漆黑之中接近了B滩头，发现它是没有设防的。到了晚上10时，已经有四个营登陆了，并无一人遇害，但是他们却都已经疲倦不堪，因为战士们已经站立了17个小时之久。拉拉巴巴已经被攻占，于是打通了达到第十号高地的道路，但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正确位置，所以结果还是一事未成。此时，第三十四旅在席特威尔将军（Gen.W.H.Sitwell）率领之下进入了苏弗拉湾，但是当驳船向A滩头前进时，在距离岸边50英尺远的地方碰着了暗礁，于是使登陆的行动大受阻碍，直到拂晓之后，大批人员才完全登陆。使事态更坏的是，第十师（师长为马洪将军）本应在A滩头登陆，并以占领基里特齐土丘为目标，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却在C滩头上和A滩头以北所发现的一个新滩头上登陆。于是它的组织破坏了，因为发生了混乱。

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矛盾的命令，而土耳其军中的狙击手，也正和1777年的美洲来复枪手一样的百发百中，使英军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样的情况，一拖就是好几个钟点。直到天快要黑了，英军才开始进攻巧克力高地，到了天黑之后，这个高地和绿高地的西半部都被攻占了。此时在左翼方面则殊少成就，除了在基里特齐土丘山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以外。所有周围的山地都还留在土耳其人的手中，可是第九军的兵力中还有过半数的尚未参加战斗——一共为22个营——虽然如此，那些参加战斗的兵力中却已经损失了军官100人和兵员1600人，比土耳其方面所用以对抗英军的总兵力还要大。

不仅陆军方面的计划全面崩溃了，而且海军方面的一切计划，包括火炮、弹药、饮水、补给、车辆和骡马等项的卸载，都发生了全面延误和混乱的现象。饮水实际上储量颇丰，但却无处寻找；那些把水壶中的水已经喝干了的人们，简直渴得发疯了。许多士兵留在滩头上，用刺刀在帆布水管上挖了小洞，从那里加以吸饮。

康仑吉塞尔对于登陆的叙述，可以代表土耳其方面的看法：

苏弗拉湾中塞满了船只。我们发现共有10艘运输船、6艘军舰和7艘医院船。在陆上我们看见有一大堆混乱的部队，好像被扰乱后的蚁群一样。任何地方都尚无战斗的进展。

英国官方历史上的记载说：“在8月7日一整天当中，总司令部对于苏弗拉湾的作战，完全不曾加以控制。他们这种‘无为’的态度，从事态看来，可以算是世界战争中的危机之一。其唯一可能的解释即为过分自信的结果。”当汉密尔顿爵士听到第十号高地尚未攻克的消息之后，为什么不立即赶往苏弗拉湾呢？史学家说：“假使他能够如此，并且坚决地命令部队立即前进，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缩短许多。”

总司令坐在他的岛上等候消息；斯塔福军长则坐在他的船上，对于他的部队已经上岸的事实，感到十分的高兴。这两位将军都是以看马赛的姿态来看这整个作战的胜负。这种将道固然很不可解，但有一部分却是受了毛奇思想的影响！即当会战开始之后，最需要指挥之时，而指挥官却反而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当汉密尔顿和斯塔福这两位爵士将军，还正在等候他们的电话铃响时，在土耳其方面的主将却是在不断的活跃之中。上午6时，威尔米尔少校即用电话报告桑德尔斯元帅说，敌人在许多军舰掩护之下，已经在尼布鲁尼希角登陆了。当土军总司令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马上就判断布来尔已经安全了，敌人的目标为九七一高地和朱努克拜尔，并且立即指示费齐贝率领他的三个师中的两个——第七和第十二——南向增援。同时他也命令在亚洲对岸上一切可以抽调的人员，都赶紧进到查那克，并渡过欧洲方面来。他也命令第八师从克里提亚向北移动。他感到十分焦急，因为这些援兵中没有一个能在36小时到48小时之内赶到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威尔米尔这一点微弱的兵力能够挡得住敌人的侵入吗？——这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很明显的这个答案似乎是一个“否”字！这时又来了一个报告使他略感安慰；下午7时，威尔米尔少校向他报告说：“敌方的部队在整天之内都在继续登陆。估计他们现有的兵力至少有一个半师。但却并未作任何积极的进攻。反而言之，敌军的前进却极为迟缓。”这个报告的意义即等于说可能获得了24小时的时间。

8月8日上午1时，威尔米尔的所部兵力大致分布如下：盖利博卢宪兵三连部署在基里特齐土丘山脊上，1100人和5门山炮部署在巴卡巴巴和W高地之间，另有两个炮兵连在提基土丘山岭的东边。他最近的增援为从布来尔调来的三个营，正宿营在土尔雄久（Turshun Keui）以东2英里的地方，也已经因强行军之故感到疲惫不堪。

8月8日是一个星期天，也是整个战役中最紧要的一天，可是对于第九军而言，却正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因为英军总司令与他们已经完全脱节，所以在上午10时50分，他还是向斯塔福发出了下述的电报：“你和你的部队已经有了卓越的成就。请转告汉米尔斯里，我们对于他迅速有力的前进是寄予了多大的希望。”

“卓越”和“迅速”！天下事实未有荒唐如此者。除了已经登陆以外，可以说是一事未成。而更坏的是，斯塔福也是无能为力。因为诚如英国官方史书上所说的：“8月8日英国军队之所以一事无成，主要的就是缺乏坚决的领导，不仅在岸上是如此，而且在军部中甚至于在总司令部中也是一样的。”接着史书上又记载着说：

经过了平安的一夜，8月8日的上午是绝对的沉寂。天空上万里无云，日光强烈无比。敌方的炮声完全不响。除了在基里特齐土丘上偶有一两响枪声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战争噪音。在缺口附近的沙丘中，挤满了休息中的部队。在海水中还有许多裸体洗澡的人员。斯塔福将军和他的参谋长，都还留在“水仙”号（Jonquil）军舰上，仍然不曾上岸。

因为总司令部始终未曾接获消息，遂决定派阿斯皮那尔上校（Col.Aspinall）——即后来英国官方战史的编撰人——到岸上来考察实际的情况。上午9时30分，他开始出发，并发现全部海湾中都是一片太平景象。当他上了“水仙”号，就遇见了斯塔福，后者的精神却极为高兴。他说：“好啊！阿斯皮那尔，人员们已经有了极卓越的成就！”阿斯皮那尔回答他说：“但是却并未能达到山地。”斯塔福却又回答说：“不，但是他们却已经上了岸！”于是他又补充说，准备在明天命令部队作新的前进。阿斯皮那尔在这一番对话之后，即用无线电将下述的报告拍发给总司令部：“刚刚到了海岸上，我发现一切都平静无事。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显然也没有土耳其人。第九军正在休息之中。我确信黄金机会已经丧失了，并认为情况已经颇为严重。”

当阿斯皮那尔正在岸上的时候，英军总部接到了土耳其部队正在提基土丘以东前进的消息，于是才催促斯塔福前进。他把这个命令转达给他的各位师长，但是却又补充说：“因为缺乏适当的炮兵支援，我不希望你们攻击一个有强大兵力据守的堑壕阵地。”所以当然又是一事无成。

最后，汉密尔顿爵士才决定亲自上岸去督战，但因为他的驱逐舰一时走不开，所以直到下午4时30分才能成行。他首先到“水仙”号军舰上去，发现斯塔福的态度是非常的“愉快”，因为照这位将军的意见，一切都是十分顺利的。此外，斯塔福又告诉他说：他决定暂缓占领基里特齐山岭，直到明天上午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引起一个正规的会战。汉密尔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在这里所希望的就正是一个正规的会战。但是却忍着没有说出来。”其次，他决定去视察汉米尔斯里的司令部，但是斯塔福却故意托辞不想陪他一同去，斯塔福说：“汉米尔斯里不太舒服，他也刚刚从海岸上视察回来（实际上只走了400码远），所以希望能让他的腿休息一下。”

在汉米尔斯里的司令部中，汉密尔顿所看到的情形是混乱的和平景象。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一个得胜的师正在这里休息，据说在接获通信12小时之后，还不能够行动。”他命令他们立即向提基土丘进攻。可是乱糟糟的，一时又找不到各部队，正当他们在调动之时，从布来尔方面赶来的第一批土耳其增援兵力，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占领了山顶。于是奇袭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两个相等的兵力在战场上开始互相面对着。

诚如康仑吉塞尔所说的：“在8月8日这一整天当中，胜利女神一直是把大门敞开着，可是斯塔福却偏不进去。没有一个人前进。简直是一片和平景象，好像是童子军露营一样。

“在同一天中，土耳其方面的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却分别从各方面用强行军赶往增援。他们能够如时到达吗？正在安那法尔塔等候着的元帅，心中急得似火烧一样。”

英军的总司令外表固然也很威猛，可是对于他心里所想说的话，却哑口无言；反之，桑德尔斯元帅却像一团烈火一样的活跃。在拂晓以前，就骑上了他的马，到处去搜寻援兵，他找到了第七师的一个幕僚人员，后者告诉他该师和第十二师都还落后很远。他遥望着前面的战场，感到十分的焦急，在敌人与他所站立的地点之间，W高地上有400名守兵，基里特齐土丘上有300名守兵，两者之间则一个人也没有。那天黄昏时，他从威尔米尔方面得知费齐贝仍未到达。他马上就把费齐贝找来，当后者告诉他说，他的部队太疲倦，在8月9日上午以前是无法攻击的，这时桑德尔斯又怎样处置呢？他立即将其撤职，并命令凯末尔指挥在安那法尔塔地区中的全部兵力，因为他认为凯末尔是一位“勇于负责的领袖”。

8月7日和8日是危机之日，而8月9日和10日却是决定之日。经过了许多前后矛盾的命令之后，汉米尔斯里终于奉命在9日上午5时攻占安那法尔塔山岭，而马洪则应占领提基土丘。第十一师的攻击以混乱开始，也以混乱收场。当第三十二旅的领先营正趋前进攻时，土耳其的援兵却从山岭那一边拥出，于是一经冲突，该营即在混乱中被逐退。尽管已经延迟了48小时，可是不到半小时之内，对于提基土丘的迂回即已经败定了。

在第三十三旅的攻击中，其混乱的程度也只是稍为好一点。当他们前进时，遇到一大堆丧失了士气的逃兵，于是在阿斯马克狄尔河（Asmak Dere）停顿了下来，开始挖掘工事。此时在基里特齐土丘方面，第十师的攻击部队在前进了一个短距离之后，也停下来构筑工事。现在，斯塔福将军也终于在岸上建立了他的司令部。汉密尔顿说：“当我们走到基里特齐土丘的下坡上时，我们找到了斯塔福，他正在忙于指挥一连工兵，为他自己和军部建筑一些可以防御流弹的营舍，他对于这个工作十分的认真，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停留很久的时间，所以工作还是认真点较好。”

第二天，现在已经登陆的第五十三师也奉命投入战斗，以收复9日所丧失的弯刀山（Scimitar Hill），并攻击安那法尔塔山岭。一共作了两次攻击，但都失败了。

巴尔特里特对于这两天的战斗，曾有下述的评论：“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各旅和各师的司令部在哪里。部队到处寻找饮水，参谋人员到处寻找他们的部队，而土军的狙击手到处寻找他们的攻击对象。昨天看见有一名土军士兵的地方，今天却增到了十名。他们只留下相当少数的兵力在堑壕之中；大部分却都躲在丛林内，那是炮火所不能及的，以等候我们的攻击。他们的狙击手从树林丘陵之中偷偷地前进，当他们发了有利的目标之后，即加以袭取，而他们自己几乎是完全没有损失的。”

这一天，凯末尔也向英军进攻。8月9日，他已阻止了第九军，并于10日进攻朱努克拜尔。现在他侦察了地形之后，即决定夺回罗多登德仑山岭。凌晨4时50分，大批的土军从天而降，扫过了敌方的前进堑壕，占领了顶点和农庄，以后这个攻击也就丧失了其力量。到了8月10日，遂结束了沙里拜尔和苏弗拉湾之战。英军的损失又有多大呢？在5万名士兵的不列颠部队中，死伤及失踪的总数共为1.8万人。8月12日，巴尔特里特不禁感慨地说：“我们已经再度登陆，并且另外又挖掘了一个坟场。”

这次战役的其余部分，可以简述如次：斯塔福撤职，代替他的为拜恩将军，这本是原先汉密尔顿所要求的人。基钦纳勋爵现在才说：“这是一场青年人的战争！”可惜却已经迟了6个月。可是汉密尔顿却还留任原职，虽然，他对于这次惨败，实应像斯塔福同样负有责任。他于8月21日到22日，在苏弗拉湾又作了一次浪费性的正面攻击，在作战人员14 300人当中，一共又损失了5300人。

英国人失败之后，保加利亚的陆军不得不在9月25日就立即动员了。接着10月14日，保加利亚遂向塞尔维亚宣战，于是基钦纳勋爵决定从达达尼尔地区抽出两个师，以转用在萨罗尼加方面。可是突然雷雨大至，麦根森率领着九师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乌斯库布（Uskub）于10月22日陷落，尼希（Nish）于11月2日陷落，蒙那斯提尔（Monastir）于12日也落于德军手中。塞尔维亚变成了废墟，德军的火炮和弹药纷纷向君士坦丁堡流入。

10月14日，汉密尔顿被召回英国，代替他的人为孟罗爵士（Sir Charles Munro），他于10月28日在达达尼尔登陆。两天之后，他即主张把英军全部撤回。这个建议使首相阿斯奎思（Asquith）大感震惊，于是到了11月2日，他决定把战争指挥权交给一个战争小组委员会去负责，其人数为三个以上五个以下。在一年多以前，他早就应作如此的改革。11月4日，基钦纳被派往达达尼尔去作实地的视察，他所获得的结论也是非撤退不可。此时虽然巴福尔已经代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可是丘吉尔却力主再向窄海作一次海军性的攻击，虽然此举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存在。这种行动虽然明知徒劳无益，但他却仍然坚持不肯放弃。他好像觉得只要强行通过了窄海，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认清，现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已经打通了，当舰队已经炮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感到再也无事可做了。同时他也不知道在德国、土耳其方面，已经正在准备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并且想使用毒气。不过这一点他却应该可以猜想得到的。

11月27日，一阵大风雪扫过了这个半岛，时间长达72小时之久，在暴露中的人员被冻死者数以百计。专以苏弗拉地区而言，在三天之内冻伤了5000多人，被溺毙和冻死的人在200名以上。这次风暴更加速危机的来临，尽管孟罗将军估计在撤退时留在这个半岛上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但是经过了许多争论之后，战争委员会还是首先决定撤出澳新湾区和苏弗拉湾，后来又决定连希里斯也包括在内。前两者之撤退是在12月20日执行的，后者则在1916年1月9日，结果没有死一个人。这也是这次战役中唯一一次成功的行动。英军登陆总人数为41万人，法军为7万人，其中损失了25.2万人，包括死亡、负伤、失踪、被俘、病死和因病遣回的人都在内。土耳其方面的损失总数也达21.8万人，其中有6.6万人是死亡的。留在半岛上的物资数量极为巨大，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区清理干净。

这样就结束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它可以与公元前415年的叙拉古之围相比拟，因为它们的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即为民主制度是无法指导一场战争。诚如丘吉尔所指明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力，可以发出明白而蛮横的命令，足以获得无疑问的尊敬。权力是分散在许多重要人物的手中，他们在这个阶段中即构成了统治阶级。”所以劳合·乔治也说：“没有协调的努力，没有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重视时间的观念。”可是更坏的却是没有判断力，对于问题的本身没有明确的战略分析，对于其战术要求没有适当的计算，在未来的目的与眼前的手段之前，没有真正的平衡与配合。假使不是如此，则很明显的，应该能够认清唯一实际可能的解决就是不作正面的突击，而只仰赖奇袭。这个行动也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一个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之下，在布来尔或其附近使一支小型而有高度训练的兵力登陆，这样就打进了后门。紧接着就使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前门——并炮击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样的行动好像一场赌博，但是对于一个奇袭的行动而言，每每都是如此的，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冒险也是值得一试的。假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失败了，那么就可以立即停止，这样对于威望上的损失最多不过是相当于实际失败时的几分之一而已。

再说到这次原有的作战，假使有果敢善战的将才，则是否可以转败为胜，化危为安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足以显示出当时流行的指挥体系具有根本上的弱点。

和1777年的伯戈恩一样，汉密尔顿被要求担负着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和前者一样，他的领导者是一个经常在辩论中的团体，而且所有成员对于战争都完全是外行。而且也和前者一样，他是位运气不佳的将军，不过我们却应认清所谓幸运与否者，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性格的副产品。

在最初登陆时，缺乏奇袭的条件并不是汉密尔顿的过错，缺乏对海军的支援，他也不应负责。假使海军将领们对他们的战舰也敢和一般的海军少校们对他们的潜艇采取同样的冒险，则在4月25日到8月7日之间，只要肯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个海峡的狭窄部分是随时都可以突破的。费歇尔勋爵曾经大声疾呼地说：“在海军输掉它之前，陆军还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但是当决定作海军攻击之后，作为一个良好的参谋人员，他是应该支持他的长官（丘吉尔），不管他个人如何持有反对的意见。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的回忆录，即可以知道费歇尔这个人是民主人士的气味重于海军将领的品性。他所缺乏的正是丘吉尔式的权威，说着“做”和“再做一次”。但是在没有海军部的支持之下，只有一个具有拿破仑式的决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军人，汉密尔顿是一个南非战争以前时代中的标准产物。在那个时代中，英国人是把战争当作一种绅士的行为，团体精神取代了主动精神，军人精神已经与运动员精神合而为一了。在南非战争以后，英国陆军也成立了一个参谋本部，大部分是以德国为模范的。他们也接受了毛奇的观念，认为一旦开始行动之后，主动之权就应完全交给下级指挥官。但土耳其的总司令，桑德尔斯元帅几乎总是在身临前线、勇于负责的时候，汉密尔顿却安坐在他的司令部中，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似的批评这场战争，他在他的日记上这样写着：“在今天的总司令，是被包在棉被中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进入步枪火力射程之内。”他写着这一段话的时候，战争已经进行快四个月了！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他自己不解开这个被包呢？为什么他不学习桑德尔斯，亲自指挥并强迫敌人接受他的意志呢？他曾经这样写着：“与斯塔福争论了一个钟点之上。”“我的手是否为资深的马洪所牵制了呢？”桑德尔斯的手并不曾为费齐贝所束缚，他把他撤职，并派凯末尔来代替他。在Y滩头上，汉密尔顿看到情形不佳，但他却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不能强迫他们行动，那是不在考虑之列。”为什么不考虑？胜败的关头真是千钧一发。在苏弗拉湾之战中，他变成了他那岛屿上的囚徒，而桑德尔斯和凯末尔却到处活动。关于凯末尔，英国的官方战史说：“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长，曾经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三次不同的机会中，他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不仅决定了这次会战的胜负，而且甚至决定了这次战役的成败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反而言之，对于汉密尔顿的作茧自缚，上述的批评也同样的正确。

假使能以奇袭为基础，则这次战役可能会成功，那么它的后果就会是非常的惊人：俄国可以得救了，巴尔干诸国会保守中立或采取积极的合作，塞尔维亚不至于被占领，土耳其会被击败；当西面僵持不决时，从东面却已经把德国包围住了。不仅俄国可以支持下去，而且诚如康仑吉塞尔所说的：“若无盖利博卢的失败，则俄国革命也许不会发生。”此外，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以后的巴勒斯坦，也都不至于再发生延长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曾经吸收了大量的联军兵力，若是再加上巴尔干各国的陆军，那么联军在必要时也许就可以集中200万的兵力来对付奥匈帝国了。因为这个帝国早已陷于两面作战之中，那么可能在1916年秋季之前就会崩溃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假想，但却并非不可能，因为君士坦丁堡之于德国，正好像美国内战内查塔努加之于南方同盟一样。1915年8月8日，也就是斯塔福在苏弗拉湾登陆的后一日，德国的海军上将铁毕子曾经这样说：“自从昨天起，在达达尼尔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种情况是颇为紧急。假使达达尼尔沦陷了，则世界战争的结局即可能对我们不利。”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卡尔森（Sir Edward Carson）在英国下院中对于盖利博卢撤退事件的批评，他说：“这是此场战争过程中已经发生过的最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