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艰难的时刻，拨开迷雾看到光明的前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0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方面着手建立工人武装，一方面举办工人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到附近农村去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酸陵县去开展农运。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我们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9月底，我们第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骑马来到通渭城内大队部。当晚，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的住处周围。
刚过半夜，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从屋内走出来，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着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过了一会，他回头发现了我，便说：“那不是耿飚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说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
毛主席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我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遛达，边说话。毛主席问我：“你怎么没有休息呀？”
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我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
由于长征途中耗员太多，我们已由原来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毛主席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这种情绪，就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那夹着香烟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他那充满豪情的声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
我久久地回味着这两句话：
“以后再扩大嘛！”
“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我似乎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
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我奉调到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在红大，我和同学们最爱听毛主席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讲课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针对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为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到达胜利之途指明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还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另方面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想凭借其军事优势来消灭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战争阴谋，另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丢掉对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奋起抗击敌人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转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