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1937年。

1937年我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时，向组织上提出，希望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北方局批准了我的请求。大约6月初我动身去延安，到达陕西三原县云阳红军总部，我兴奋地戴上了有红五星的红军帽，然后赶往延安，途中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延安后不几天，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延安援助平津将士的市民大会，要我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在会上作报告。这个会是7月18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召开的，有几千人参加。这一天，阳光明媚，天气很好，宝塔山下，人群拥挤，毛主席到了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这位我敬仰已久的人物，略现清瘦，精神极好。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先要我介绍平津情形，我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战情绪，以及日寇对我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残暴罪行，我说，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讲完后，毛泽东同志同我亲切握手。接着，大会就由他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大声疾呼地指出，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他的讲话慷慨激昂，全场群众情绪愤慨，磨拳擦掌。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落，气氛热烈，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是我到革命根据地参加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也是我多年来在白区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热烈壮观的革命景象。这次延安各界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大会和第一次见到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不久，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我谈话，对我说：现在工作需要人，中央决定你不住党校了，你是陕北工作的老领导，希望你回陕甘宁边区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边区党委办了一个刊物，叫《党的工作》，当时由我主管，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是那时候写的，我拿到这篇文章的底稿后，感到太好太重要了，就发表在《党的工作》上。这是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篇幅虽然不长，然而内容丰富而深刻，针对性很强，对于当时党内的自由主义不良之风，起了极好的针贬作用。即便在现在，也仍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时期毛泽东同志给我的印象，不但对国内党内的大事、大政方针掌握正确，指挥若定，是一个舵手，而且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深入，即使是对小事也十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里举一个例子：

1936年12月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定。但是在双方会谈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所属部队的编制和陕甘宁特区这两个问题，一直不松口。直到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战争已经威胁到他的政治、经济统治中心江浙，他才同意将北方的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既然有了编制，很自然就要有防区。1937年10月中旬，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林伯渠同志，要他提出把佳县、吴堡、米脂、绥德、清涧五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为八路军直接后方，防务由八路军留陕部队担负，以利抗战。国民党方面同意了。10月下旬，我方设立了陕北五县警备区，党内设警备区特委，我是警备区秘书长兼特委统战部长。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警备区写了一个关于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布告，四六体行文，内容是团结抗日。我们带了布告出发，在离开延安头一天宿营的晚上，毛泽东同志派了骑兵通讯员快马赶来，说是布告上要改两个字。我们到警备区后，布告改两个字贴出。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改的两个是什么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毛泽东同志这种认真负责、一点也不马虎的作风，不但当时使我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就是今天忆念及此，仍然感到值得我们以及后人学习的。